講壇簡介
《揚州講壇》作爲“江蘇省優秀講壇”，由鑒真圖書館主辦，自2008年開壇以來每月開講二次，均在隔周的周六下午二點三十分，免費開放上千民衆訂票聽講。講壇的開設是揚州市領導與星雲大師親自商定的，旨在弘揚中華優良文化，服務建設人文幸福揚州。作爲揚州知名、國內頂尖的文化宣講場所,它是一個面向全社會公開的大講堂,所講內容遍及文學丶曆史、社會、經濟、文化等許多不同面向,主講者許多爲星雲大師直接邀請,遍及海內外當代的知名學者、文化大家。
主講者：陳肇隆
題 目：透過醫療專業，落實社會關懷與責任
日 期：2013年5月18日
講 主 簡 介
陳肇隆，現任台灣長庚紀念醫院名譽院長、台灣長庚大學外科教授， 二〇〇七年當選爲中國工程院院士。他是台灣及亞洲肝髒移植的開拓者，被稱爲“亞洲肝移植之父”。
聽 講 重 點 摘 要
今天，我將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談肝髒移植，也就是如何通過醫療專業，來落實、來實踐社會影響、社會關懷與社會責任。
海外患者千裏迢迢尋醫
在台灣，開展肝髒移植，早年例數很少，但近十多年來，例數持續增長。肝膽移植，在高雄長庚醫院已經是一個例行的常規手術。我們每個星期都有三例活體肝膽移植手術。到目前爲止，我們總共完成了一千一百多例這樣的手術。其中，有相當大的比例是小病童。
高雄長庚醫院不僅肝髒移植的例數最多，存活率也最高。我們把台灣整體的肝髒移植三年存活率拉高到百分之八十四，這個比例在全世界的排名是最高的。在所有的器官移植指標裏面，台灣贏過美國的是肝髒移植。剛才說了，我們的三年存活率是百分之八十四，美國死肝移植三年存活率是百分之七十九，活肝移植三年存活率是百分之七十八。台灣健保局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公布肝髒移植存活率，最近一次公布是在兩個月前，長庚醫院不僅例數最多，五年存活率也是最高的。
我們沒有做什麽形象廣告，但即便如此，在資訊發達的今天，還是有越來越多的人來到高雄就醫尋求治療。
有一位患者來自美國加州，她是美國知名的女畫家。其實，當地就有很好的肝髒移植中心，但爲什麽千裏迢迢趕到台灣？原來，是她的孩子在網上查閱到了相關信息。我們最終克服技術上的難題，成功對其進行了手術。後來，這位康複的女畫家回到加州含饴弄孫去了。
越南的一位肝髒學教授不幸患上了肝病，送來長庚醫院的時候非常危急，已經近乎肝昏迷。他起先到新加坡去，新加坡的醫師一致推薦他趕快到高雄，因爲這是比較困難的病例。新加坡換肝的醫師大概一半以上都是我的學生，他們就推薦他趕快到高雄。另外，他的一個好朋友是美國紐約醫學中心的講座教授，也是美國肝病學會的會長，也 E-mail 給我，希望我們能幫忙給予及時的救治。他說這是越南最好的肝髒病學的教授，如果能夠幫助他，他將來可以幫助很多越南的肝髒病人。最後，手術成功，他帶著開心的笑容回到了越南。
我用一組數據說明我們長庚醫院的專家在活體肝髒移植學術領域的成就吧。目前，在全球排名前五十的肝髒移植專家裏我們占了五位，前三十名裏我們占三位，前十名裏我們有一位。
從“備錄取”到成爲名家
今天講座現場來了不少年輕人，我希望我的經曆能給你們一些啓示和鼓勵。一九六九年，我高中畢業，帶著青年的理想和憧憬進入了高雄醫學院。大一剛開學的時候，被推選出來當班代表，恰好逢上校慶，每個班需要做一面班旗。我當年設計了這樣一面班旗，用黑色的簡化的顯微鏡代表愛心，用紅色代表赤誠。當時只有十九歲，設計的東西帶有少年維特的理想和憧憬。年少時，我深受羅素的影響。羅素說他一生追求的三個目標是：對愛的渴望，對知識的求索以及對人間苦難無法遏制的恻隱之心。
在學校期間，我們舉辦了很多的活動，其中最多的就是登山。畢業旅行時，我們登上了海拔四千米的玉山，大家自己做菜，在頂峰爲兩位同學辦了一場訂婚宴。
最後一個暑假，我到村落裏做起了山地醫療工作。那時，還沒有馬路，我扛著醫療藥品走遍村村落落。山地醫療的經曆，決定了我以後的人生走向。因爲就是在那裏，我聽學長說，高雄要建造一座大型的醫院。這對于一個尋找工作的人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消息。後來，長庚醫院在報紙上登招聘啓事，招外科住院醫師。總共招六名，卻有兩百多人報考。我覺得考得不錯，不久以後我收到了“備錄取”（替補人員）的通知。後來，因爲有一位沒去報到，我才替補上去了。我常勉勵我們的年輕醫生，我說一個備錄取的住院醫師，在二十七年以後有機會當上這個醫院的院長，表示這個機構是用人唯才，只要大家努力，都跟我一樣有好的機會。
從幫名醫畫手術圖起步
中國台灣第一個走上國際舞台的外科醫師是台大的林天祐教授。他因爲首創的手指切肝法，在三十多年前就已有機會應邀撰寫英文教科書的章節。不過當時台灣還沒有所謂的“Medical Artist”，就是手術的插畫家來幫他畫手術插圖。通過他的學生，也是我的老師的推薦，我幫他畫了手術插圖。
當時我是第三年的住院醫師，也沒有看過肝髒手術，爲了把圖畫好，我把相關資料都找來讀，包括肝髒解剖學、肝髒手術，還有林教授的論文。我想，任何領域都一樣，只要下了苦功，就會産生興趣。當時，我依稀覺得肝髒外科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最大的突破會是肝髒移植。因爲這樣的機緣，肝髒移植就成爲我這一生的事業。
冒著被起訴風險進行探索
後來，我有機會出國進修，師從美國的一個著名教授，做他的第一助手。當時，做肝髒移植是非常艱難的，一個手術常常要做二三十個小時，最後累得人仰馬翻。而且這是一個患者非常容易出血的手術，如果不站在矮凳上，醫生的雙腳就會浸在血水裏。不過，任何領域都一樣，最困難的時候，往往是切入這個領域最好的時機。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回到台灣發展。當時條件很有限，爲了做手術，我必須撰寫詳細的計劃，然後自己去瑞士，到藥廠，爭取並引進了亞洲第一批抗排異藥。同時，我們肝膽移植小組在動物身上做了很多次試驗。
萬事開頭難，二十九年前，我們第一例換肝病人在大量吐血、陷入肝昏迷之後，從內科加護病房，推到了手術室。一個星期以後，他醒過來，後來，我們才知道，他是亞洲第一個成功的肝膽移植手術患者。
第一例肝髒移植手術的成功對台灣醫學是一個突破，更重要的影響是對于腦死亡觀念的突破。當時我冒著被起訴，甚至坐牢的風險來做突破。在我之前，日本的一位教授在北海道做了相同的突破，最後被檢察官指控涉嫌雙重謀殺。
令我欣慰的是，最終我們獲得了社會各界的認同，從而促成了亞洲首例腦死亡器官移植的立法。我們的地區立法比日本早十年，比韓國早十二年。
移植背後的感人故事
活體肝髒移植手術的背後都有感人的故事。
一九九七年，我們第一次把捐出的肝髒裁剪成兩半，問遍台灣各個醫院，沒有醫院可以利用這半個肝髒。恰好香港大學有這樣一個病人，我們就把右邊的肝髒送達香港大學肝髒移植中心，跨海同時進行兩個手術。十一年以後，香港的病人情況很好，台灣的病人也從一個小 baby 成長爲中學生。十一年以後，香港大學把我們裝肝髒的冰盒送回來，裏邊裝了一個肝髒。因爲香港有一個器官捐贈者，而那裏沒有合適的受體，所以，他們就用我們十一年前的冰盒送回來給我們。這是一個溫馨感人的故事。
還有一個媽媽一定要捐肝救治自己的女兒，可是她當時有五個月的身孕，這個手術的潛在風險是百分之三百。我們把這一病例報告給了倫理委員會，大家公開討論，最終決定可以做這樣的手術，因爲對這個家庭來說別無選擇。我們進行了周密的安排，確保胎兒最少地被輻射。如今他們是幸福的四口之家。
馬英九先生曾經來我們醫院參觀，他周六來，周日回到台北，立刻就寫了一篇文章，並上網發表。在文章中，他說他在一九九三年就已經簽署了器官捐贈同意書。到今天，每天都把捐贈卡帶在身上，而且經常運動，爲的是讓各個器官都保持在巅峰狀態。他說，如果有一天能讓更多的人獲得延續生命的機會，我們的人生會更有意義。我想這一段話可以作爲推動器官捐贈最好的代言。
把先進技術傳布四方
這些年，我們不遺余力地協助附近的大學醫院來發展活體換肝移植手術，除了早年的日本、東南亞，最近十年，我們到大陸來得比較多。
我們第一家合作的就是北京大學的醫院，我們十四個人的團隊，在那裏做了一次活體肝髒移植的示範。兩岸三地的媒體都對此進行了濃墨重彩的報道。接著，我們收到了北京協和醫院的邀請，爲一對母女手術，是母親捐肝給自己的女兒。這個女兒在三年之後結婚，目前有個五歲左右健康的小孩。後來，他們一家三口到台灣高雄來，就是爲了說聲“謝謝”。
我們還和上海交通大學仁濟醫院進行過合作。那個醫院的團隊很年輕，也很認真，他們非常用心地學習，甚至把我們手術示範的每一個角度都錄影下來。我們回去以後，他們反複推敲。那裏目前已經成爲大陸移植數量最多、成績最好的醫院。
我認爲醫療是一個救人的事業，不應該有得失的觀念。台灣的醫療有今天，是因爲我們過去有機會到美國、到歐洲、到日本去學習，那麽今天我們就應該毫無保留地回饋國際社會。
親自培育樹苗添綠
《天下雜志》最近報道了高雄長庚醫院在環境美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擔任院長十年來，我要求所有的建設、規劃都要朝簡潔、明亮、溫馨、人文化、藝術化的方向努力，我希望我們的醫院有自己的公共文化。
長庚醫院開辟了多塊苗圃，我希望提供給每一位員工種樹的園地，借著種樹來增加員工對這個機構的參與感、向心力跟認同度。只要沒有公務，我每個星期天都在苗圃種樹。在長庚醫院，我親手培植的樹苗有三千多棵。
經曆多年的努力，整個醫院已經累積了足夠的綠色，有著不亞于公園的美麗。我們有一塊苗圃叫永青公園，建在醫院外圍。我們的同仁從宿舍到醫院上班，雖然到公園要繞很遠的路，但是越來越多的同仁甯願繞路到公園去走一圈，然後再來上班，或是下班。
三十七年前，我大學畢業來到長庚醫院，是第一屆的住院醫師，轉眼間已經接近退休的年齡了。退休之前，我天天都在思考，我還能夠爲我們的機構、爲我們的社會做些什麽。我也跟我們長庚的同仁共勉，要求大家有“舍我其誰”的自我舍取精神，以及“時不我與”的時間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