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提亞·李（Panthea Lee）；譯/龔思量
編者按：自2020年以來，全美針對亞裔的暴力襲擊明顯增多，其中針對亞裔女性的暴力攻擊與謀殺讓人感到震驚、憤怒和恐懼。盡管美國政府表示，尚不明確受害者的種族是否導致了她們遭受襲擊，並且強調多名犯罪者有著精神方面的疾病；但是，美國長期以來對于亞裔女性的“性化”與“亞人化”已經成爲了令人厭惡的刻板印象。身處在危險四伏的社會與文化中的亞裔女性決心呼籲政府承擔其應盡的責任。本文原載于《The Nation》，作者潘提亞·李（Panthea Lee）。
3月11日，在紐約州揚克斯市，一名擁有橄榄球運動員身材的男子襲擊了一名67歲的亞裔婦女，當她走過他身邊時，他叫道：“亞洲婊子！”她沒有理會。他跟著那名婦女走進她的大樓，從後面給了她一拳，把她打倒在地。然後，在1分12秒的時間裏，塔梅爾·埃斯科（Tammel Esco）機械地、一刻不停地用拳頭擊打她。埃斯科擊打了她125次以上，踩了她七次，還朝她吐口水，之後埃斯科離開了。這名受害者的姓名尚未公布，她面部骨折，腦部出血，頭部有割傷和擦傷，目前正在醫院接受治療。埃斯科已被指控謀殺未遂。
當地時間2022年2月14日，美國紐約曼哈頓，警方確認，嫌犯名爲阿薩馬德·納什（assamad nash），25歲，是一名流浪漢，此前曾有多次重罪前科。目前，納什面臨謀殺和入室盜竊兩項指控。
在這一事件發生的四周前，2月13日淩晨，35歲的韓裔美國婦女克裏斯蒂娜·李（Christina Yuna Lee）參加完聚會回家，在她位于紐約市唐人街的公寓內遭到謀殺。有人跟蹤李進入大樓，強行進入她的公寓。1小時20分鍾後，她被警察發現死在浴缸裏，上身赤裸，身上有40處刺傷。襲擊者是25歲的阿薩馬德·納什（Assamad Nash），一名無家可歸的男子。據悉，納什曾試圖性侵李，而李在反抗中身亡。
125次擊打、40處刺傷。我無法將這些數字從我的腦海中抹去，我試圖去理解它們的含義。一個人怎麽能把拳頭打到老人身上，打到她的皮肉，甚至骨頭上，一遍又一遍地打125次呢？一個人怎麽能用刀刺入另一個人身體多達40次，直到她因流血而死呢？這些人是否理解他們攻擊的對象是人類？還是說他們認爲這些亞裔女性是次等人類？這並非是什麽修辭上的遊戲，而是認真的發問。
李的謀殺案對我造成了沖擊。幾個小時前，我還在唐人街，我記得那是今年第一個溫暖的晴天。那天是“超級星期六”，這是農曆新年的傳統，舞獅者在街上遊走，以驅趕邪靈，帶來好運。過去的兩年內，紐約的亞裔美國人社區遭受了“懲罰”。2021年，反亞裔襲擊增加了361%，新冠歧視對亞裔的企業帶來了驚人的經濟打擊。可以說，這一慶祝活動是人們急需的安慰。空氣中回蕩著鞭炮和軍樂隊的聲音、漂浮著五彩紙屑、充斥著笑聲。春天來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來後看到的頭條是：“一名女子在唐人街的公寓被人跟蹤並被刺死。”我查了一下李的地址，意識到我前一天曾路過她的公寓。新聞報道顯示，她比我小三歲，熱愛藝術和音樂。她聽起來和我很像。
《紐約郵報》拿到了李去世當晚的監控錄像。該報將她所在大樓的四個攝像頭的顆粒狀片段拼接在一起。1號攝像機顯示，一名女性走到大樓前，然後停了下來，可能是在找鑰匙。一個朦胧的身影從她身後走過，此後一直在她身後幾英尺處徘徊。2號攝像機顯示李進入了大樓的門。在門完全關上之前，那個身影從1號攝像機中消失，出現在2號攝像機中，從她身後溜了進來。然後，李出現在3號攝像機上，向她的公寓走去。那個身穿灰色衣服的人跟著她。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她走出了攝像機範圍。那個身影緊隨其後。4號攝像機定格在空蕩蕩的街道上，見證了這一切，但現場卻沒有任何其他證人。這段錄像的畫面籠罩在紫色的光影下，給人一種超自然恐怖電影的感覺。我一遍又一遍地觀看，希望能看到一個不同的結局。我希望看到一個路人出現在1號攝像機中；在2號攝像機中李能上關上身後的門；在3號攝像機上她聽到了腳步聲，然後逃走了。每次她重新出現在一個新的屏幕上，我就感到揪心。但帶有挑釁意味的鏡頭拒絕改變。在多次循環視頻後，我已經無法感知自己內心的感受了。
當媒體持續關注這些可怕的細節時，我渴望看到更多關于李的信息，而不僅僅是她最後一次回家的畫面。她的死成了新聞頭條，但她的日常生活又是怎樣的呢？我在網上搜尋線索。她制作了一部關于新奧爾良街頭說唱歌手的紀錄片。我在Facebook上查找了導演，我們有六個共同的朋友。在Instagram上，我浏覽了導演的照片，發現李身邊有著不少好友。我點擊被標記的朋友，也滾動浏覽他們的照片，尋找著她。我發現克裏斯蒂娜2020年在墨西哥爲一個朋友慶祝生日，2019年在弗萊布什迎接新年，2018年在威廉斯堡度過了朋友節。她喜歡Paulie Gee’s的披薩。我想知道，她是否像我一樣，會在她的披薩上淋上那家店招牌的熱蜂蜜。我讀了這些朋友的悼念。
“她很少走路，她跳舞……她會隨機給我打電話，表現得超級興奮，就像她剛中了樂透大獎一樣，告訴我她從附近的農貿市場買到了最甜的草莓。”
“她在會議上爲人們留出座位，會和截然不同且隨機的團隊成員共進午餐，在Zoom會議時告訴別人‘你今天口紅塗得太完美了’。”
“我的姐妹喜歡在沙子裏尋找漂亮的鵝卵石，把它們灑在自己的頭上，以便能更接近大自然。”
這一次，我要感謝社交媒體的“兔子洞”。我的“偷窺癖”使我能夠把她看作是一個自主的、有故事、有快樂的怪癖、有令人難忘的舞姿的女人。而不僅僅是“另一個死去的亞洲女人”。因爲在過去的兩年裏，我們已經遭遇了太多人的離去。
當地時間2022年2月14日，美國紐約曼哈頓唐人街，遇難亞裔女子克裏斯蒂娜·李的家門前被擺上鮮花以表哀思。
從2020年3月至2021年12月，“停止亞裔仇恨”組織報告了6506起針對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婦女的仇恨事件；實際數字可能要遠大于此。這幾乎是針對男性的仇恨事件的兩倍。然而，關于克裏斯蒂娜·李之死的媒體報道將種族主義問題用以下方式，輕描淡寫地寫爲一句話：不知名的當局知道或不知道什麽。
CNN：“目前還不清楚李的種族或族裔對她遭受襲擊有何影響。”
紐約時報：“當局尚未確定李女士是否因其種族而成爲被襲擊的目標。”
作爲一名記者，我理解爲什麽媒體不願意提出比警方的說法“更進一步”的解釋。而對警察來說，仇恨犯罪需要更高的舉證責任。盡管一些人已經利用仇恨犯罪的增加來提出更高的警察預算。作爲一名活動人士，我也知道仇恨犯罪會被判更重的刑罰，會使許多本身就是破碎社會受害者的人們面臨不人道的監禁制度，這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犯罪。
然而，作爲美國的一名亞裔女性，這種“誰知道種族是否（在襲擊中）扮演了某種角色”的報道讓人感覺像是文化上的情緒操控（gaslighting），否認了我們的經曆和美國的曆史。
長句
菲律賓裔美國電影制片人和文化學者席琳·帕雷尼亞斯·清水（Celine Parreñas Shimizu）在《關于種族的性亢奮》（The Hypersexuality of Race）一書中寫道：“在安赫萊斯、奧隆加波和其他散布在東南亞的美軍基地等休息和娛樂場所，街頭小販展示著印有長句或簡單縮寫LBFM的帽子和T恤衫，作爲狂野的時代、狂野的女人和狂野的地方的紀念品。”
這個長句是“以大米爲食的小型棕色性機器”（“little brown fucking machines powered by rice”），這種說法至少可以追溯到菲律賓與美國戰爭時期。1898年，盡管美方告訴菲律賓人，美國人渴望幫助他們打敗西班牙殖民者，但美國還是與西班牙達成協議，以2000萬美元購買了菲律賓。當菲律賓人拿起武器爭取獨立時，美國部署了12.5萬軍隊來勸說他們。這場戰爭持續了三年多，對國家造成了破壞。從未考慮過以性工作爲生的菲律賓人爲了生存而被迫從事性工作。而以前不認識任何亞洲女性的美國男人發現自己正身處在一個“他們遇到的大多數女性都在從事性産業”的國家。
法律學者桑尼·沃恩（Sunny Woan）寫道，在菲律賓，一名士兵可以“用一個漢堡的價錢得到一個女孩”。菲律賓人被認爲是如此順從，以至于美國士兵用他們從未想過的方式對這些女性進行了性侮辱，而美國士兵絕不可能如此對待自己的妻子或其他家鄉的女性：“菲律賓性工作者經常報告被美國士兵當作性玩具或豬一樣對待。美軍士兵有一個肮髒的說法——三個洞。”
美國軍方對性工作者進行了登記，定期對她們進行性病檢測，並給她們打上標簽，就像給寵物打上標簽一樣，強化了她們“次等人類”的地位。軍方認爲這種制度是出于帝國的需要。研究美帝國的曆史學家保羅·克萊默（Paul Kramer）表示：“當時的想法是，士兵的性欲很強烈，他們需要在軍事領域找到一個性發泄的渠道。如果我們不建立一個系統來檢查女性，她們就會生病，那麽我們就無法作戰了。它假定了所有這些關于男性性行爲的事情，然後表示：這是一個關于人力的務實問題。我們需要男人保持健康的體魄。”
半個世紀後，美國對菲律賓的殖民統治結束時，這種意識形態已經傳遍亞洲，爲該地區臭名昭著的色情娛樂業和人口販賣業奠定了基礎。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爲了防止盟軍強奸平民，日本建立了一個妓院網絡，招募5.5萬名婦女，每人每天爲多達60名士兵“服務”。在網絡建立之初，有許多女性自殺；妓院關閉後，日本人每天會看到多達330起強奸案。
1950年，在進入朝鮮戰爭的幾個月後，美國軍方推出了一項名爲R&R（休息和休整）的計劃，通過將美國大兵送到日本，讓他們從服役中休息片刻。士兵們對R&R的俚語“搖滾和毀滅”（rock and ruin）和“強奸和逃跑”（rape and run），表明了他們對該計劃的看法。到1965年美軍進入越南時，這個慰安所網絡已經蔓延到菲律賓、韓國、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85%遭到調查的美國大兵報告說曾與妓女發生過性關系。一年後，美國參議員威廉·富布賴特（J. William Fulbright）宣布，“西貢已經成爲美國的妓院”。1975年，當美國從越南撤軍時，該國共有50萬名妓女。
1969 年越南戰爭期間的美國大兵和越南妓女。
其他西方國家，如英國和澳大利亞，也開發了自己的軍事R&R項目。克萊默稱這種性剝削系統爲“軍性情結”。 在一個懷舊網站上，一位澳大利亞海軍軍官回憶起上世紀60年代他在泰國的休養生息的時光：“沒有什麽是非賣品。我猜這與爲剛從越南戰場回來的、參與R&R計劃的士兵提供服務有關，他們的每一個願望都被滿足了。那裏有很多物美價廉的酒店，當然也不乏按摩院。24小時的陪同和導遊費用約爲400-500泰铢（20-25美元），你還可以延長時間。”
R&R並不是過去的遺物。2018年，在美國陸軍Reddit論壇一個題爲“R&R信息？”的帖子中，一位大兵問到了這個項目的現況。得到最多投票的回應是：“我的表弟去了泰國，花了14天的時間去和妓女發生性關系、喝酒、吃東西。我用我的R&R回家看我兒子、度過了他的2歲生日。（我建議你）去泰國找妓女吧。”
聯合國和許多國際非政府組織都會爲在艱苦崗位或人道主義環境中服務的工作人員提供休息和休整。雖然許多人會利用休息來看望家人或安靜地減壓，但這種項目已經變得臭名昭著，因爲它導致了對其他救援人員和當地居民的性侵犯。西方男性有一種明顯的傲慢，幾乎是一種嘲笑。在全球的極度不平等中，他們扮演著贏家，在那些輸家面前炫耀著自己的特權。當我在南半球工作時，我看到男人隨心所欲地抓住女人，很多人默許了這些行爲：這些男人一小時花的錢可以養活她們的家庭一整個月。作爲回應，我剪掉了頭發，開始穿不合身的、松松垮垮的衣服。我想要隱藏我的性別。我想保護我的身體。我不想讓自己看起來像西方男人的亞洲玩物。
她很有趣，一點也不複雜
我清楚地認識到，我是在與一個長期的傳統作鬥爭。1887年，法國作家皮埃爾·洛蒂（Pierre Loti）出版了半自傳體小說《菊子夫人》（Madame Chrysanthème），講述了一名海軍軍官前往日本尋找臨時妻子的故事。“（菊子）是一個有著黑頭發和貓眼的奶油色小女人。她一定很漂亮，比洋娃娃大不了多少，”在娶了菊子後，軍官表示，“她絕對沒有任何想法。即使她有，和我又有什麽關系呢？”
《蝴蝶夫人》1995年
她只不過是他收藏的另一件東方藝術品，美麗卻無生命。這本書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僅在洛蒂的一生中就重印了200多次，並激發了歌劇（1904年，以日本爲背景）的創作，而這又激發了好萊塢最早的技術彩色片之一《海逝》（1922年）、熱門音樂劇《西貢小姐》（1989年，以越南爲背景）以及電影《蝴蝶夫人》（1993年）。雖然故事地點隨著西方地緣政治利益的變化而變化，但故事基本保持不變：亞洲婦女愛上了白人男子，生下了他的孩子，然後意識到她的愛是不求回報的，于是她自殺了。盡管幾十年來全球都在抗議《西貢小姐》，但2013年，該劇在倫敦的25周年複演打破了票房紀錄，僅首日就售出440萬英鎊的門票。
1990年，英國《智族》（GQ）刊登了一篇題爲《東方女孩》（Oriental Girls）的文章，探討了“偉大的西方男性幻想的持久吸引力”：當你在這個星球上又辛苦了一天回到家，她就出現了，給你脫衣服，給你洗澡，讓你放松。然後是性愛。她很有趣，而且一點也不複雜。她不會去參加自信培訓課程，不會堅持要被當作一個人對待，不會爲職業發展而煩惱，更不會把她的高潮作爲一個不可談判的要求。
當亞洲女性不再是幻想，她們就成爲了笑料。斯坦利·庫布裏克（Stanley Kubrick）1987年的電影《全金屬外殼》（Full Metal Jacket）講述了美國海軍陸戰隊在越南戰爭中的故事。其中一個越南妓女有一句著名的台詞：“我好饑渴。我愛你很久了（Me so horny. Me love you long time）。” 2 Live Crew在他們1989年的主打歌“Me So Horny”中用了這句台詞，這首歌曲在美國公告牌說唱歌曲排行榜上排名第一；Sir Mix-A-Lot在“Baby Got Back”中也采用了這句話，結果這首歌曲成爲1992年美國第二最暢銷的歌曲。這些歌曲幫助鞏固了“我好色”作爲文化口號和迷因（meme）的地位；同時也成爲了亞洲婦女的噩夢，她們被種族主義的噓聲持續困擾著。
黃熱病的致命療法
每個女人都有關于猥瑣男人的故事。亞洲女性也不例外，而且她們的故事往往是特殊的。肉身之光編年史（The Fleshlight Chronicles）是一個Instagram賬戶，記錄了亞洲女性在約會網站上收到的種族主義的挑逗。其中包括諸如“我想嘗嘗亞洲女人；因爲我喜歡亞洲食物，我想也許我也會喜歡這個”。
由于無法避免這樣的搭讪，一些女性只好認命地翻白眼。然而，我們很少研究“黃熱病” （俚語，指對亞洲女性的迷戀）的根源或含義。這個詞本身就暗示著亞洲女性的身體是疾病的發源地。這種觀念有著深刻的根源：現代婦科之父：J·馬裏昂·西姆斯（J. Marion Sims）堅稱，亞洲女性有一種特殊的梅毒毒株。1876年，在美國醫學協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百年慶典上，西姆斯在演講中爲這種致命的“病毒”敲響了警鍾。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裏，在遍布亞洲的妓院裏，美國軍隊會對女性進行性病篩查，以防止這種臆想出來的黃熱病傳播至士兵身體。
直至今天，“黃熱病雖然有問題，但可以治療”的觀念仍然存在。“以前從來沒有和亞洲人在一起過，能和你做愛將會是美夢成真，”肉身之光編年史中的一個人寫道。“我需要治好我的黃熱病”的想法帶來了致命的影響。
2021年3月16日，一名21歲的男子在亞特蘭大的三家按摩院瘋狂掃射。他殺了八個人，其中六個是亞洲女性：樸順正，金玄貞，金順車，嶽永愛, 譚小潔，馮道有。槍手羅伯特·亞倫·龍恩（Robert Aaron Long）稱他的性瘾是其行動的原因，他認爲這些婦女是需要被清除的誘惑。大多數男人試圖通過與亞洲女性約會來“治療”他們所謂的黃熱病；龍恩則選擇了殺死她們。
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切羅基縣警長辦公室的傑伊·貝克上尉總結了龍恩的動機。“對他來說，這是非常糟糕的一天，這就是他的所作所爲。”媒體抓住了這一輕率的言論，社交媒體上充斥著熱議。一年後，用谷歌搜索“亞特蘭大槍擊案+糟糕的一天” 會出現大約250萬條結果；單獨搜索“亞特蘭大水療中心槍擊案”和每個亞裔受害者的名字，會出現1400到2.2萬個結果。即使把所有這些受害者的搜索結果加起來，也只能得到91600條結果。因爲大多數文章都共同包含了她們的名字，所以真正被發表的文章遠小于這個數量。難道這六條生命的價值還不及關于“龍恩那糟糕的一天”的3.7%嗎？
當媒體把焦點放在受害者身上時，許多報道往往帶有一種猥亵的性暗示意味，因爲記者們和Rubmaps等網站都在努力確定這些婦女是否真的是性工作者。席琳·帕雷尼亞斯·清水的話在我耳邊回響：“在流行文化中，性是關于亞洲女性的易讀性（legibility）爭論的主要焦點。”在英語媒體中，當記者想要審問和羞辱她們性行爲的潛在用途時，這些女性就會成爲中心；否則，她們不過是另一個大規模槍擊事件中的道具罷了。
我再一次閱讀了《智族》（GQ）的《東方女孩》：當你在這個星球上又辛苦了一天回到家，她就出現了……當你需要從那些憤怒的女權主義海洋中上岸休息時，她就在那裏。她是愛的犧牲品，或者是第三世界國家被強奸的象征，是真正受到壓迫的人。
亞特蘭大的亞裔受害者之所以在美國，是因爲他們的祖國遭到了傷害。圍繞“龍恩的糟糕的一天”的文化對話遺漏了一點：這些年齡在44歲至74歲之間的女性都出生在美國領導的亞洲戰爭期間或剛剛結束的時期。對她們來說，移民是爲數不多的逃離戰爭和經濟破壞的途徑之一。這些婦女曾是“真正任勞任怨的人”（指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受壓迫者）。一旦到了美國，她們謀生的途徑有限，從而進入了一個剝削她們的體系，同時也面臨著隱形的風險。
精神疾病與被轉移的關注
當被問及對李的謀殺案的看法時，紐約市長埃裏克·亞當斯（Eric Adams）回答說，該市必須做更多的工作來解決精神疾病問題。在最近爲被殺害的亞洲婦女舉行的守夜活動中，官員們盡職盡責地排隊哀歎道“又一個悲劇”，感歎“這一切必須停止！”，將矛頭指向精神疾病，然後四處留影。
但是，精神疾病不過是轉移注意力的“道具”。把肇事者當作離經叛道的怪人來對待，忽略了問題的關鍵。精神病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運作。精神病患者仍在利用現有的文化模板，他們可能會歪曲或以更極端的方式行事。而當涉及到亞洲女性時，文化模板長期以來一直是性诋毀：三個洞、強奸和逃跑、“我太饑渴了”。犯罪者納什和龍恩，以及其他許多人，只是通過這些信息得出了致命的結論。
1月15日，40歲的美國華裔婦女米歇爾·阿麗莎·戈（Michelle Alyssa Go）在時代廣場被推下鐵軌，當場身亡。襲擊者馬蒂亞爾·西蒙是一個無家可歸者，有精神分裂症。當局說，沒有迹象表明，遇害的戈女士是因爲她的種族而成爲目標。
一再否認種族的作用，而將矛頭指向精神疾病，這免除了國家的罪責。這些評論背後的信息是：這些襲擊是奇怪的巧合，是瘋人的行爲。；所以讓我們把他們關起來，然後一切照舊。
然而，在承認和管理這些風險方面，政府做得遠遠不夠。在把戈女士推向死亡之前的幾年裏，西蒙一直在醫院裏進進出出。2017年，一名在州立精神病院工作的精神病學家指出，西蒙曾說過，他把一名女性推到鐵軌上只是“時間問題”。但他還是出院了。
爲了弄清楚我們的社會爲什麽辜負了西蒙這樣的人，以及他們的受害者，我聯系了賈森·吳（Jason Wu），他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公設辯護律師，從屬于法律援助協會（Legal Aid society）。吳批評了對反亞裔暴力的主流分析，這些分析借鑒了傳統的犯罪框架，即“有一些壞人在做壞事”。“但這是斷章取義，他們的偏見是在我們當前的政治環境中被煽動起來的，這與一種病毒被種族化有關，與在亞裔美國人身上發揮作用的地緣政治的緊張關系有關，”吳說，“這種政治行動並不新鮮。但是，在這個時刻，我們應該向上追究責任，政府也應該負起責任。”
2021年3月17日在加利福尼亞州加登格羅夫舉行燭光守夜活動，反對最近針對亞洲人的暴力事件，並對昨天在佐治亞州亞特蘭大造成8人死亡的槍擊事件表示悲痛和憤怒，其中包括至少六名亞洲女性。
在美國國家認可的、針對亞裔婦女的暴力的長期陰影下（暴力通過文化得到加強，並被由這個國家煽動、但拒絕去治療的精神疾病所扭曲），亞裔美國婦女不斷被告知“我們必須爲我們的安全找到自己的解決方案”。我的群組短信裏滿是關于去哪裏買狼牙棒和關于個人安全警報的優惠券的聊天。在集會上，善意的非營利組織的工作人員遞給我傳單，上面寫著自衛策略。我茫然地看著他們。我想象著如何教我的父母做空手道掌擊；光是想想就難以承受。
同時，當局繼續調查最近的受害者，我的姐妹們，是否因爲她們的種族而成爲目標。
選擇第三條鐵軌
我現在很少在等待地鐵列車到達時聽音樂或看書。相反，我站在月台的中間，與兩邊的距離相等，希望這樣能使我的空間更大一些。
我的伴侶和我一起設想了“如果我被推到鐵軌上，該怎麽做？”，我們設計了從最好到最壞的幾個選項。A計劃是蹲在平台的邊緣下，遠離軌道。一些車站在軌道上設有能容納人體大小的前廳，供服務人員使用。在戈女士去世之前，我從來沒有注意到它們；現在我一進入車站就會尋找它們。B計劃是在軌道上跑過火車的（停車點），直到我到達車站的遠端，在火車停站的前方，這樣我就能引起火車操作員的注意。
C計劃，只有在我被推到迎面而來的火車前面，沒有時間實施A或B計劃時才會使用，就是躺在軌道的兩根欄杆之間，當火車從我身上經過時，把頭轉向一邊。我做過C計劃的噩夢：躺在濕漉漉的垃圾和老鼠中間，一串85200磅的金屬車廂從我身上呼嘯而過，離我的臉只有幾英寸。
我的伴侶強調，在所有這些情況下，我都不能碰第三條鐵軌，即火車從中取電的金屬欄杆。他警告說，敢碰它，你就完了。
“那要花多長時間?”我問。
“這可能是瞬間的。有這麽多的電壓通過它，你可能甚至什麽都感覺不到。”
我想象著我可能會選擇第三條軌道的情況。快速死亡總比被火車撞死要好。但是還有更糟的死法。
當我在考慮我的死亡選擇，並試圖理解克裏斯蒂娜·李的死亡時，我覺得自己有必要去紀念她。在唐人街，我向她的紀念碑獻上鮮花和紙條；在Instagram上，我把我找到的紀念收集到一個帖子中。我感到迷茫，但我知道自己必須去了解和紀念她。
第二天，我在我的帖子上發現了一條評論，來自一個自稱是我鄰居的人。我點了一下他的資料：他確實住在我的隔壁，我向他揮手打招呼，但從未了解過他。他通過#ChristinaYunaLee的標簽發現了我的帖子，並寫道：“2020年夏天，克裏斯蒂娜和我經常在我的門廊上喝酒。我記得她微笑著爲你和你的男朋友歡呼，而你也在做同樣的事情。你的直覺是對的，你實際上在不知不覺中和她分享了很多。”
他的信息讓我停下了腳步。一個夜晚湧入我的腦海，就像一個被遺忘的圖像文件夾從文件櫃中出現。那是一個悶熱的布魯克林夜晚。一個朋友剛剛得到一份新工作，我們正在慶祝。我和我的伴侶坐在我們的門廊上向她敬酒，向隔壁門廊的夫婦揮手。當我們准備去吃晚飯時，我的伴侶突然想用羅比·威廉姆斯的老歌爲我們送行。隨著揚聲器裏響起的 “天使”，他開始了對這首1997年的熱門歌曲的過度演繹，並隨之起舞。
我能清楚地記得那一幕。我拿起手機，打開我的照片應用程序，按地點對照片進行分類，然後放大到地圖上，直到找到我們的公寓。我滾動到2020年，然後持續尋找著：6月、7月、8月、9月。什麽都沒有發現。再來一次，向上滾動：9月，9月，7月。終于，我找到了。
這是一段38秒的視頻，拍攝于2020年7月24日晚上8點39分，我的伴侶在我們的大樓前唱歌和跳舞。我聽到屏幕外傳來的笑聲，來自不遠的地方。
“無論我漂泊何處/我知道生活不會擊垮我/當我高聲呼喚…… ”他大聲唱到。
我聽到一個女人的笑聲。明亮。無憂無慮。
“我的男朋友喜歡羅比·威廉姆斯！”我喊道，想把笑聲噎回去。
“很棒！”克裏斯蒂娜回喊道。我已經記不清播放了多少次這段視頻，只爲聽到她的笑聲和這兩個詞：很棒！
他轉身爲他們唱起了最後幾句：“她不會抛棄我……我反而愛上了天使。”他們歡呼起來。
“我是潘提亞，這是特羅爾斯！”我大喊，並向他們揮手，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至此，視頻結束。
責任編輯：韓少華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