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奇江
在外職場歧視,在家“照料懲罰”,性別不公從根本上鑲嵌和運作于“家庭-勞動市場”公私兩個領域。疫情之下女性多維度的貧困成爲一種惡性循環。
“我別無選擇。”根據路透社2020年4月的報道,一位英國的單身媽媽在疫情期間失去了自己的工作,當房屋的物業經理一邊威脅她,表示要讓她失去房子時,卻也提起了“以性換租”的無理要求。該女性在英國公平住房聯盟(National Fair Housing Alliance)網站上的播客中訴說了自己的不幸經曆。“如果我不和他發生關系,他就會把我趕出去。”
同是2020年的4月,日本宣布了居家隔離的防疫政策。根據日本《周刊文春》的報道,由于疫情,一名叫做牧野和男的59歲男性公司社員收入銳減。4月5日,夫妻倆在家喝了5個小時的酒,妻子不斷抱怨丈夫“掙得太少”。最終,失控的丈夫將妻子毆打致死,結束了兩個人近三十年的婚姻。
在埃塞俄比亞北部的一個小鎮Metema,許多做服務員或家政工作的女孩因爲疫情被解雇。她們無奈轉而從事性工作,否則,她們就只能回到村莊被迫嫁給年長的男性。疫情使許多家庭陷入貧困,女童面臨著更大的童工和早婚風險。一個女孩甚至從11歲就開始賣淫。該鎮管理勞動和社會事務的小組組長向路透社表示,超過一千名婦女在該地區從事賣淫工作,其中約15%是未成年人。
1月9日,在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人們在露天市場上行走。
從英國、日本到埃塞俄比亞,她們只是成千上萬個被疫情改變命運的女性的縮影。新型冠狀病毒已經與我們並存一年之久。出于隔離的防疫需求,許多城市經曆了封城或宵禁,許多家庭被迫隔離。疫情不但造成了難以預計的生命和財産損失,對公共健康和衛生系統構成威脅,而且引發失業危機和經濟滯緩,揭露了政治和經濟制度中系統的脆弱性,強化了已經存在的社會不平等。
在過去的一年裏,疫情影響了每一個人,但對每個人的影響卻不盡相同。老人比年輕人更加脆弱,窮人比富人更容易暴露于病毒之中。根據報告,從紐約最富裕的社區到最貧窮的社區,核酸檢測的陽性率從35%上升到62%,美國40個州的數據表示,黑人感染新冠肺炎的死亡率比白人高2.4倍。而涉及到性別,雖然男性更容易感染,感染後死亡率稍高于女性,但女性受到新冠次生災害的脆弱性更明顯。不同人群不成比例地受到疫情帶來的社會和經濟問題的傷害。
疫情更像一枚棱鏡折射出性別與貧困的複雜關系。封鎖狀態下,女性更容易遭受基于性別的暴力,她們在家庭和護理中所占的比例本來就偏高,現在又增加了。女性大多從事不穩定的、容易暴露于病毒的行業和領域工作。根據聯合國的數據,2020年,疫情使4700多萬婦女和女孩的生活狀況降至貧困線以下。按照目前通用的世界銀行關于絕對貧困的標准,收入低于1.9美元/天即爲絕對貧困,相對貧困則是指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一半。在2021年,全球可能將有4.35億婦女和女孩陷入極端貧困。2021年,在25至34歲的極端貧困人口中,男女比例爲100:118;預計到2030年,這一差距預計將擴大到100:121。
本文總結過去一年中疫情引起或加劇女性貧困的一些突出情況,重新審視疫情所暴露出的社會不公和性別不平等。我們必須采取行動阻止疫情帶來的性別平等的倒退和女性經濟水平的降低。有必要指出,本文所討論的貧困也不僅僅指向“收入/消費”的單一維度。貧困同樣是就業機會、福利保障、身心健康和安全的缺失。疫情不但帶來了健康貧困,它次生的失業、家暴、性和生命安全的威脅,都是貧困的不同內涵和維度。
性剝削:貧困滑坡的性別陷阱
在疫情期間,女性貧困一種特有的性別現象是性剝削的加重。除了文章開頭提及的英國的“以性換租”的單身媽媽,在美國,類似的情況也屢見不鮮。夏威夷州婦女委員會(The Hawaii State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的議員Jabola-Carolus對NBC 新聞表示,疫情期間她收到的房東性騷擾房客的舉報比她在此工作的前兩年都多。這些投訴中,許多房東都是在房客面臨失業和經濟壓力的情況下,提出了性要求,以減免房客的房租。在以旅遊業爲主要經濟支柱的夏威夷,疫情不僅僅使人們的收入銳減、失去工作,新冠病毒又不得不讓人居家隔離——這些情況爲房東創造了性侵的絕佳條件。印第安納州也有類似的案例。2020年4月,美國大約有500萬人首次申請失業救濟,失業總人數接近2200萬。雖然一些州頒布了暫緩房租的救濟政策,但還不足以讓中低收入的租房者有棲身之所。根據美國多戶住房委員會(the National Multifamily Housing Council)的數據,在2020年4月5日前,只有69%的公寓交了租金,而前一個月爲81%。
房東濫用經濟優勢和疫情,利用女性脆弱的生活狀況,威脅將後者趕出家門,要求“以性換租”,直接構成了基于經濟和性別不對等的性剝削。另一些女性,則是在絕望的情況下無計可施,不得不轉向性服務行業。根據英國《獨立報》的報道,新冠疫情導致許多女性陷入“極度貧困”的境地,從事性工作的女性首次大幅增加。英國支持賣淫合法化的運動組織The English Collective of Prostitutes表示,上百名女服務員、清潔工和美容師已經咨詢他們關于從事性工作的問題。
數年前在中國曾經猖獗一時的裸貸也隨著新冠病毒“傳染”了鄰國日本。根據朝日新聞在2020年5月23日的報道,在推特等社交媒體上,非法高利貸對失業和停工的女性群體設下不同形式的裸貸陷阱。一些裸貸直接將“性回報”作爲額外的還貸需求。報道中一位北海道的女性在旅行公司兼職。疫情收入銳減之後,她無力負擔債務和生活費。走投無路的她用裸貸的方式僅得到了30萬日元(約1.84萬元人民幣)。另一些形式的裸貸要求苛刻,除了借款一周就高達50%的誇張利率,一旦延遲付款就會把裸照發布給貸款人的親友。此外,非法裸貸還伴有詐騙、敲詐和勒索風險。在公開裸照的威脅下,一些還款需要支付遠超當初承諾的利息。
社交媒體、暗網等網絡平台更是助長了性剝削。根據德國海因裏希·鮑爾基金會(Heinrich Böll Foundation)的報告,在俄羅斯,一些視頻直播平台中出現了大量針對女性的“低息貸款”,這些貸款要求女性以直播等形式錄下裸體或性行爲。俄羅斯聯邦統計局(Rosstat)的數據顯示,在俄羅斯,女性的收入本來就比男性低30%,而疫情打擊的又是女性占多數的旅遊貿易、餐飲娛樂等行業。經濟情況的惡化也吞噬了女性的性安全,性剝削愈發嚴重。聯合國的人權專家小組警告稱,無處不在的網絡和攝像頭讓性犯罪更加隱蔽,犯罪者會通過社交媒體等方式精准地尋找弱勢群體進行網絡性剝削。該小組敦促各個網路平台利用數據和算法識別這些犯罪,消除對女性的性剝削,緩解疫情中的性別人道主義危機。
“直播裸貸”和“以性換租”是趁人之危,更糟糕的是,在日本部分男性還對女性變差的經濟狀況有幸災樂禍的態度。根據南華早報4月30日的報道,日本廣播公司的一檔午夜節目中,一位觀衆對節目抱怨說,由于疫情隔離要求紅燈區停止營業,他無法像平常一樣享受按摩或其他成人行業提供的服務。日本知名喜劇演員岡村隆史(Takashi Okamura)在節目裏回應說,“新冠疫情也並不是一無是處。疫情將迫使更多漂亮女孩進入性服務行業,爲男人們帶來福音。你應該把錢存著。”
此番性別歧視的言論隨後遭受日本輿論的嚴厲批評。岡村隆史本人和他的公司均爲此言論道歉。他本人稱,仍有很多人正因爲疫情而處于水深火熱中,而他的言論對那些身處困境的人很不合適。不幸的是,岡村隆史的話從側面反應了殘酷的現實:面對疫情帶來的惡化下滑的經濟,許多女性面對著貧困的生活壓力,不得不進入風俗業成爲性工作者。
與此同時,在與貧困爲伴的性工作者身上,疫情治理更是一個棘手的社會難題。疫情下的封鎖和身份查驗影響了注重隱私的性服務工作。病毒讓客戶失去的信任感,爲了躲避檢查和警察,一些性工作者迫于生計從事更危險的交易。根據路透社的報道,在肯尼亞的首都內羅畢,性工作者幾乎處于“饑餓或死亡”的絕境。一位35歲的性工作者平時只接“快單”,但疫情宵禁的政策讓她不得不留一個客人過夜。幾個小時之後,她的胸部和腹部被刺多刀,倒在血泊中死亡。
此外,在大多數國家,性工作不被認爲是一種工作,性工作者被認爲更易傳播新冠病毒,受到更多的歧視。英國的統計數據表明,原本從事性服務業的女性,在疫情期間舉步維艱。一項對222名性工作者的調查發現,近三分之二的性工作者難以維持生計,十分之三的人難以獲得政府的救助。性工作的罪化更讓性工作者無法獲得政府關于疫情的健康或經濟支持,如何保障疫情下的性工作者的衛生安全構成了一種特殊的社會挑戰。
貧賤夫妻百事哀:激化的家庭矛盾和家暴
家暴雖然不是貧困,但卻是一種與貧困相伴的現象。疫情爆發以來,許多國家和地區宣布進入隔離或宵禁的緊急狀態。保持社交距離,減少外出和聚會等防疫措施改變了以往的生活和工作習慣,也對人際間和家庭內部的社會關系進行了重新調整。疫情造成的失業和工作壓力,讓家庭暴露于社會風險之中。作爲一個經濟單元,家庭整體收入的下降,不但會激化家庭內部矛盾,也日益凸顯女性因家庭角色帶來的貧困。女性不得不面對一個殘酷的現實:在居家隔離、遠程工作的後疫情時代,家庭恐怕不是提供保護和依靠的愛巢,反而是索取精力和時間的黑洞。傷害和暴力更可能來自親人。
拉丁美洲的性別暴力在疫情期間尤其嚴重。2020年的前三個月,墨西哥就有約1000名婦女被謀殺,而截至4月底,墨西哥死于新冠肺炎的女性僅爲420人。3月中旬到4月中旬,與前一個月相比,墨西哥家暴庇護所接到的求助電話和信息增加了80%以上。公民運動黨(Citizens’Movement party)議員瑪莎·塔格爾(Martha Tagle)對路透社表示:對墨西哥女性而言,比新冠病毒更致命是家暴。暴力才是對女性權利的最大威脅。面對家暴,疫情期間的封鎖讓女性沒有藏身之地。
根據聯合國的報告,疫情以來,暴力傷害婦女和兒童的行爲有所加劇,施暴者很有可能利用疫情期間女性出行和工作的限制,進一步控制、傷害女性。2020年6月17日,南非總統馬塔梅拉·西裏爾·拉馬福薩在疫情暴發百日演講中說,“今晚,我懷著最沉重的心情面對南非的婦女和女童,我要談論的是正在我國肆虐的另一種流行病——我國男子針對婦女和兒童的謀殺。在過去的數周內,至少有21名婦女和兒童被謀殺。其中包括在昆士敦(Queenstown)和布拉克潘(Brakpan)的養老院裏分別89歲和79歲兩位祖母。在誇祖魯-納塔爾(KwaZulu-Natal),一位老婦人甚至被強奸。”如果不算胎死腹中的嬰兒,死于謀殺的最小女童才六歲。他說,“作爲一名男子、一名丈夫和一名父親,我對這種不亞于戰爭的犯罪行爲感到感到震驚。強奸犯和殺人犯就在我們中間,就在我們的社區裏。”
在英國,2020年,僅從3月23號到4月12號這大約20天之內,有16名女性死于家庭暴力。法國從2020年3月17日“封城”起,截至2020年4月3日,報告家庭暴力的案件上升30%。塞浦路斯、新加坡分別增加30%和33%。阿根廷的家暴增加了25%。報告預計,巴西、加拿大、德國、西班牙、英國等國的家庭暴力也都有所增加。在一些沒有及時家暴統計系統的國家,疫情或許會讓家暴翻倍增長。同時,各國的證據表明,殘疾婦女遭受伴侶和家庭成員暴力的可能性是非殘疾婦女的2倍,遭受性暴力的可能性高達10倍。
我們目前暫時缺乏直觀的官方數據來觀察中國家庭暴力發生的情況。但根據爲平婦女權益機構2020年4月的反家暴檢測報告,在中國,根據湖北監利和北京爲平婦女支持熱線的統計表明,2020年1月到2月期間,家暴求助量比往年同期增加了至少1-3倍。爲平志願者檢索了到2月底爲止的疫情期間的家庭暴力案件報道18篇,涉及2人死亡,其中包括兩起毆打出警的警察。報告指出,這期間部分地方公安和司法監察機關依然努力通過遠程系統等方式幹預家暴,但也有地方以防疫爲借口推诿家暴求助。
除了直接的肢體暴力,女性也面臨居家隔離帶來的抑郁等心理健康的問題。在中國,三分之一的人因爲疫情受到了心理健康的影響。上海大學一項覆蓋了36個省的全國性的調查顯示,女性受訪者的心理困擾明顯高于男性受訪者,更容易換上創傷後應激障礙。除了一線的醫護工作者,嚴格的隔離讓很多女性在狹窄的生活空間長時間面對複雜的家庭關系,湖北等中國中部地區的壓力水平最高。
美國國家衛生統計中心的數據,平時女性患有抑郁的概率就幾乎是男性到底兩倍。而新冠病毒帶來的文化和經濟影響,例如育兒負擔、收入損失等,加劇了兩性差距。疫情讓女性更容易患上抑郁症和焦慮症。根據美國聯邦疾控與預防中心的數據,2020年4月以來,44%的美國女性至少出現了抑郁或焦慮等一種症狀,男性的這一數值爲36%。
在日本,“新冠離婚”一度成爲網絡熱詞,成爲最突出的疫情影響家庭關系的現象。2020年4月日本政府進入隔離的“緊急狀態”,隨後出現2008年後雷曼金融危機以來最嚴重的失業潮。同時,很多仍然有工作的人需要遠程辦公、居家隔離。面對多方壓力,家庭中暗藏的摩擦和矛盾就此激化。一個叫做“丈夫死亡筆記”網站日活量暴增,留言的女性紛紛抱怨丈夫的種種居家劣行,甚至詛咒丈夫感染新冠。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的王瓒玮指出,根據日本媒體的網絡社會調查,40%的受采訪者曾在疫情期間考慮離婚。想要離婚的人中,女性爲82%,男性爲18%,女性想要擺脫婚姻的理由大多和疫情相關:第一,疫情影響了就業市場,造成了家庭收入的下降,“貧賤夫妻百世哀”,雙方無法共同抵禦經濟壓力分道揚镳;第二,家庭成員相互傳染的恐懼和分擔家務、照料等期待,影響了家庭關系的維系;此外,共同育兒、意見不和等情況也頻頻發生。
2021年1月14日,日本京都,女子走在空曠的長廊。日本自殺率一直居高不下,隨著疫情的蔓延,情況日益嚴峻,女性自殺率更是飙升。
2021年《自然·人類行爲》發表的一篇論文分析了日本疫情中的兩波自殺高潮。根據公衆號“知識分子”對論文的介紹,第二波疫情中女性的自殺率增加了37%,最大增幅約是男性的5倍。家庭主婦自殺率上升了132%,是六種研究職業中增長最明顯的。論文分析家庭主婦自殺的原因時表示,居家隔離和遠程辦公增加了家庭主婦的工作量和家庭負擔,而家暴和其他威脅也增加了女性的壓力。
家庭角色的困囿和照料的價值剝奪
另一種發生于家庭領域內的隱形歧視和性別暴力,也是讓女性陷于貧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疫情期間,男性和女性的無償家務和護理工作都在增加,但平均而言,全球女性每天花在無償家務和護理工作上的時間是男性的3倍,約爲4.2小時。在北非和西亞地區,這一差距更大,女性從事這些活動的時間是男性的7倍。照料和社會再生産的性別化規範(gendered norms)降低了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的能力,將女人困在了家庭無償的照料勞動和市場非正式的底薪勞動中,形成了“家庭和工作如何平衡”的難題;其次,當疫情這樣的社會風險來臨時,女性被認爲是有家庭兜底的、低産出低價值的勞動資源,成爲社會風險中首先被犧牲裁員的對象。
照料工作是一種特殊的勞動過程。根據美國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教授南希·福布爾的解釋,照料常常發生在有感情紐帶的家庭成員之間。洗衣做飯准備後廚的工作雖然重複瑣碎,卻創造了大部分養老、育兒和撫養後代的社會價值。照料是最私人卻也是最具有公共屬性的勞作。但照料本身很難變成標准化的、流水線的“産品”,更難以明碼標價。血緣、家庭紐帶和感情關系,也讓照料者難以獲得直接的、對等的經濟回報。“照料懲罰”正是描述這種付出和回報不對等的、照料者的收入折損。在家庭內,它導致家庭內承擔照料工作的成員低就業和低薪資;在職場,性別歧視疊加的照料懲罰導致家政、醫護中照料的相關工作收入低于其他工作。爲了維持老人、兒童的生活需求,女性往往會犧牲自己來達到目的,這種現象也成爲了女性疫情期間的“自我貧困化”。
照料懲罰也不僅僅在“懲罰女性”,它同時會造成衛生系統的羸弱。在菲律賓,女性更難以獲取醫療保健的信息和資源,有79%的女性受訪者甚至沒有收到任何關于新冠病毒的信息,而男性的這一數值爲57%。在東南亞,醫療服務點數量的減少對女性,尤其是孕婦影響最大。疫情以前的非洲,女性就長期面臨糧食安全問題,而疫情加劇了糧食品短缺和衛生危機、減少了安全的飲用水與衛生服務。根據國際關懷組織的報告,在非洲最容易受到經濟衰退影響的行業,如小貿易和初級生産中,由女性爲主的行業占大多數。沖突地區的暴力再度擡頭,非洲女性的生存面臨嚴重挑戰。《中國婦女報》的報道稱,考慮到許多非洲社會持續處于欠發達和邊緣化狀態,而女性本就處于弱勢地位,新冠肺炎可能會嚴重影響到非洲五億婦女的生活。
在對埃博拉疫情的全球衛生治理研究中,關于性別盲視(Gender blindness),照料(Care)和男性偏見(Male bias)的研究已經揭示了女性在疫情中兩難境地:全球衛生系統一邊依靠婦女在正式和非正式的照料角色中充當免費的勞動力和工具,一邊卻在政策與實踐中忽視女性的需求,讓令女性匿迹隱蹤。在與流行病做鬥爭的過程中,性別問題往往被認爲是一個“附帶問題”,但它其實是社會應急和應對能力的本質問題。如果女性貧困和性別問題繼續保持隱形,應對致命病毒僅依靠女性堅忍不拔的品質和自我犧牲,這不但會損害女性的健康,打擊她們的經濟狀況,更會讓衛生系統繼續軟弱無力。和埃博拉疫情一樣,新冠肺炎疫情對男女産生的不同影響,同樣是照料生産和消費生産中性別差異的結果。要減輕“貧困的女性化”,女性主義政治經濟學者們提出,無償的照料經濟必須成爲政策制定中具有高度顯性的一部分,我們必須終止經濟結構性的性別盲視。
受疫情擠壓的女性職場
女性化的無償照料在疫情的危機時刻是 “緩沖器”,但在有償高薪的公共領域中成爲了犧牲品。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報告,新冠病毒讓2020年全球的全年工作時間減少了8.8%。假設每周工作48個小時,它相當于減少了2.55億個全職工作崗位。這比當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的損失工時多出4倍。而這些就業損失導致全球勞動收入下降8.2%,這相當于3.7萬億美元,約爲全球生産總值的4.4%。
2021年1月13日,韓國首爾,女性就業者實拍就業中心的招聘信息欄。韓國2020年失業人口超110萬 增幅創20年新高
對比來看,金融危機中主要的失業群體爲男性,而疫情中的失業群體則主要爲女性。在全球範圍內,疫情給女性帶來的就業損失爲5%,男性爲3.9%。以美國爲例,勞工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數據顯示,與2019年12月相比,美國2020年7月女性工作者減少了10.6%,男性的降幅爲7.3%。2020年9月,女性離開勞動力市場的人數是男性的4倍。在尚未實現同工同酬的情況下,疫情更是拉大了相同工作收入的性別差異。
從勞動力市場的行業分類來看,女性從業者比較集中的住宿、餐飲服務業也是受到影響最爲嚴重的部門,就業率平均下降了20%以上,其次是零售業和制造業。婦女占服務業雇員的55.8%。相比之下,男性從業者占多數的是信息、通信、金融和保險業。這些行業的就業人數在2020年第二、第三季度還有所增加,采礦業、采石業和公共事業的人數也略有增加。婦女在低償或無償的再生産性經濟中有過高的代表性,但在有償的生産性經濟中卻代表性不足。
同時,性別職業隔離(sex segregation)更加惡化了女性的職場環境。女性被認爲是勞動效率低下、缺乏理智和專業性的勞動力,因而不適合做醫生、律師、大學教授和技術專業職位,而適合照料的、需要付出關愛和感情勞動的護士、幼兒園老師等職位。這種性別職業隔離造成了兩性在經濟收入和職業社會聲望上的明顯差距。此外,即使在相同的工作種類中,婦女在工作場所的職位、級別整體低于男性。在大部分工作領域中,高管、領導層很少有女性的身影,接近60%的婦女在非正規經濟中工作。在一些國家和地區,女性主要從事不簽訂合同,沒有社會保險的兼職、低薪、非正式工作,在新冠疫情這樣的公共衛生緊急情況下更容易失業。加上生育和照料負擔,母職懲罰和年齡歧視,失業後,女性比男性更難于回到勞動力市場。
2021年1月12日,德國萊比錫,醫務人員在醫院的重症監護室內忙碌。
抗擊疫情最重要的醫療衛生行業就是典型的例子。從全世界來看,女性占衛生部門從業人員的70%,這是女性占多數的行業。但是,醫護工作本身同時帶有嚴重的性別隔離。女性被認作是適合專業性較低、薪資較少的護理工作;而男性則是掌握技術的治療者。“女護士、男醫生”的性別劃分尤其明顯。醫院院長、主任和公共衛生系統內的領導層,就更是男性爲主的“兄弟會”。這種職業隔離的結果導致了同一行業男女收入的差異。在中國,在線招聘網站BOSS直聘發布的《2020中國職場性別薪酬差異報告》顯示,2019年,醫療業的性別薪酬差異達到38.4%,女性醫護收入僅爲男性的六成。醫療界的性別薪酬差異始終高居前五位,連續三年都僅次于重體力工業産業。
除了進一步分化收入,疫情增加了許多女性職業的社會風險,更加放大了職業中的性別不公。2020年年初,4.26萬名支援湖北醫療人員中,有三分之二是女性。其中女性護士爲2.53萬名,占支援湖北的總共2.86萬名護士中的90%。來自德國、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國的最新數據顯示,女性衛生工作者中的COVID-19確診病例比男性同行中觀察到的高兩到三倍。全球範圍來看,工作在一線的女性醫療工作者,比男性面臨更高的感染風險。
女性不但作爲母親和妻子照顧家庭成員,也作爲醫護,照料著疫情下的全社會。但女性面臨的職業歧視卻並因此減輕。2020年初,中國“剃發明志”的宣傳資料誇張地將女性的身體作爲動員宣傳的符號,但在抗疫成功之後,某宣傳片卻輕易否定了女性所做的實際貢獻。劇中,參加抗疫運輸隊的志願者全部都是男性。爲了湊齊名額,組織者說,“還差一個人,是不是女同志也出一個”。劇情中男性搶走了“拯救和保護者”的英雄角色,女性又變成了被動自私的客體,固話性別預設的做法引發衆多批評。在意大利、新加坡和無數其他國家,都有與疫情有關的女性醫護人員遭受人身和言語攻擊的報告。
小結
2020年本是世界婦女大會召開和《北京宣言和行動綱要》通過的25周年,全世界的性別平等本應該取得突破性的進展。然而,隨著新冠病毒的蔓延,性別平等的工作反而面臨倒退的風險。我們憧憬的性別平等的世界並沒有到來——“每個婦女和女孩都可以行使她的自由和實現她的權利的世界,例如生活中不遭受暴力,可以上學、參與決策以及同工同酬。”根據聯合國婦女署的報告,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履行承諾,完全實現這樣的性別平等。
與美好憧憬不同的是,現實是如此的殘酷。新冠肺炎疫情是過去一百年內最嚴重的社會災難。它放大了各種制度性結構性的社會瑕疵。從教育、就業到健康安全,女性的發展仍然困囿于性別歧視和兩性差異,女性群體的脆弱性盡顯無疑。以往的流行病學研究表明,疫情控制或結束後的性別情況也不樂觀。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SARS等案例的經驗都告訴我們,大型流行病爆發後,男性的經濟水平很容易回歸常態,但女性的收入則很難恢複到流行病爆發前的水平。在大型流行病結束後,爲了及時還債,賣淫的水平也會飙升,性剝削會更加嚴重。
女性貧困的問題擺在眼前,亟待改變。在公平有效的公共福利和社會保障缺失的情況下,女性“職業下滑”的滑梯盡頭也不是退守家庭。在全球市場化的基礎背景下,疫情更是放大了“家庭-勞動市場”兩個互動框架中的性別歧視,對于很多女性而言,性別歧視讓職業發展困難重重,疫情讓女性職場的天花板壓得更低;而“照料懲罰”不但壓榨女性家務勞動的剩余價值,家暴和其他傷害讓家庭不再是可以撤回的、提供保障的 “後方陣地”。性別不公從根本上鑲嵌和運作于“家庭-勞動市場”公私兩個領域、影響著疫情這樣特定條件下社會中關于職業、利潤、勞動組織與家庭安排。貧困伴隨著暴力和性安全的威脅,女性陷入生産和維系性別不平等的惡性循環。
女童和老年女性的處境也不容樂觀。限于篇幅,本文未能從種族、年齡等其他維度分析多維交叉影響下的疫情貧困問題。但不論女性群體內部是怎樣的多元和異質,女性面臨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的下滑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沒有女性作爲公民和工作者的勇敢付出和堅韌抗爭,我們不可能控制疫情。在經濟下滑、社會創傷的後疫情時代,社會的修複更需要女性恢複經濟活力,否則我們不可能完成全社會的秩序重建和經濟修複。我們首先要增加性別不公的可見性,在嘗試突破職業天花板、打破性別隔離的同時,讓隱形、無償的家庭照料得到重視,盡量消除照料和母職懲罰對職場的不利影響,在共同抗疫的社會努力中同時消除各種形式的性別暴力。我們需要立刻行動起來,得到更多公共政策的支持,糾正系統和制度中的性別歧視。在與病毒鬥爭的同時,我們也要治療性別歧視這樣的“社會疾病”,促進更平等的社會。
(感謝肖雨對本文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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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伍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