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慈，何芳，伍斌，遊天龍
【任慈按】：
中國美國史研究會發起的全新形式的“學術快閃”活動，意在集合研究會的前輩先賢、知名學者、骨幹力量、青年學人等一起爲推動中國學術進步增益，通過邀約國內外人文社會科學相關領域的學者開展跨學科、跨國別對話，活躍中國美國史研究會學術共同體氛圍，增進不同學術體的交流，互相認識並了解各自研究領域的最新動態和理論方法，以爲己用。第二期學術快閃活動爲——移民史溯源：移民史的“源與流”“點與面”，主持人爲廈門大學曆史系任慈，特邀了何芳（上海紐約大學博士後）、伍斌（東北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副教授）、遊天龍（雲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三位學者共同探討美國移民史、美國亞裔移民史、中國美國移民史研究的源流脈絡、發展變化。
移民與人類的曆史一樣悠久，甚至可以說從未中斷過。近300年來，隨著資本主義經濟興起擴展、全球化聯系的密切、科技與交通通訊方式的革新，移民的類型、動因、規模、影響也變得越發複雜化、多樣化。移民成爲“沖擊主權、挑戰治理、關涉人權”的複雜問題，與大衆生活、國家治理、國際政治緊密相關。移民對于美國有著特殊意義。作爲一個“移民國家”，移民參與創造了美利堅文明，美國也借移民問題實現了國家建構。誠如梁茂信教授所言，研究美國曆史如果不研究移民，那麽美國的文明是不完整的，是一個很大的欠缺。
一直以來，美國學界的移民史研究與不同族裔、特別是少數族裔追求公平正義的自我覺醒和社會運動，相伴而生、相輔相成。以奧斯卡·漢德林爲代表的早期移民史學家的相關研究，讓美國史不再僅局限于盎格魯—撒克遜精英們的曆史。此後，在民權運動中，亞裔移民史研究創生，把被主流社會稱之爲“永遠的外國人”的邊緣群體納入美國史的書寫。移民史研究的專業化、學科化，不僅填補了美國史相關研究的空白，也啓發大家對一系列重要問題的再思考——誰是美國人？誰應該納入美國史的書寫？移民之于美國意味著什麽？等等。
移民史研究無疑是一個龐大的問題，無論是從時空地理角度來看，還是考慮到其與經濟、文化、政治、外交、環境、城市、醫療疾病等重要問題的密切關聯。移民史研究的發展也非孤立的，也與其他學科，特別是社會學科之間有著相互碰撞、相互影響啓發、乃至相互競爭的複雜關系。美國移民史研究的理論範式從同化論、到多元文化主義、再到跨國史和全球史的轉向，既歸因于時代社會的發展變遷，也是不同學科的方法觀念相交融的産物。
如今在美國，移民和族裔史研究早已成爲美國史研究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研究隊伍龐大、成果不勝枚舉，族裔和移民研究中心遍布北美大地。對比之下，受時代和資源條件所限，國內的美國移民史研究一度陷入漫長的停滯。在先學們早期研究的基礎上，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國內移民史研究在真正意義上取得了長足進步，但無法忽視的是仍存有許多不足。希望國內移民史研究可博采衆長、集衆人之力，繼往開來。希望通過三位學者的精彩短文，可以對大家思考美國和中國的移民史研究從何而來、爲何研究、意義何在、未來會走向何處，提供一些參考和幫助。
何芳：簡述美國亞裔移民史學史的發展脈絡和研究展望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美國史本身也是一部移民史。當下面對美國國內反移民的聲音，有人會說，除了土著印第安人（Native American），我們都是移民。但研究表明，即使是這些所謂的“原住民”，也是通過當年還未被海水淹沒的白令海峽遷徙到北美大陸的。美國的移民史和種族史、族裔史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我們現在常常講非裔、亞裔、拉美裔、印第安人的曆史都是美國移民史的一部份，美國曆史上核心問題之一的奴隸制也是一種強制性的移民。而在美國占大多數的白人同樣也是通過移民來到美國，所以除了我剛才提到的少數族裔的移民曆史，白人研究（Whiteness Studies）也包括對于歐洲移民的研究。比如馬修·弗萊·雅各布斯在《不同膚色的白人性》（Mathew Frye Jacobson, Whiteness of Different Color: European Immigrants and the Alchemy of Ra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裏面就講到：二十世紀之交來到美國的東南歐移民以及猶太移民都不是被當成白人看待的，有一個慢慢被種族化變“白”的過程，所以“白人”的概念也是一種社會和曆史的構建。今天我主要側重要講的是美國的亞裔移民尤其是美國華人史的發展，以及當下的一些研究動態。
亞裔美國研究（Asian American Studies）興起于美國風起雲湧的20世紀60年代。受到民權運動和黑人等少數族裔權利運動的影響，亞裔學生提出應當讓美國亞裔自身的曆史走進大學課堂。與此同時，美國史學界出現了新的史學流派——新社會史，要求拓寬傳統史學研究對象的範圍，對婦女、工人、黑人和其他少數族裔等社會邊緣群體給以特別關注, 倡導書寫“從下往上”的曆史。因此，亞裔美國史的發展一開始就是跨學科的、帶有政治運動的色彩，與新社會史緊密結合、致力于發掘新史料。在新社會史影響下的美國華人移民史注重美國華人自己的聲音，關注華人與白人之間的族際關系, 但是往往強化了華人與白人之間壓迫和被壓迫的二元對立的分析框架。有一些華人社會史也帶有“同化論”的影子, 強調華人移民的美國性特征（Americanness）。這其實是對美國主流社會的話語的一種回應。這裏的主流話語，我指的是華人難以真正被同化，是“永遠的外國人”，有著旅居者的心態。因此一些相關的著作傾向于強調華人移民以及他們的後代在美國被同化的程度，他們對美國所做出的貢獻，以及他們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的願望。這些著作存在的問題在解釋美國華人經曆時，淡化了美國華人與中國和其他國家華人的聯系，忽略了他們經曆中跨國的和與全球聯結的方方面面，把華人簡單地描述爲種族歧視的被動受害者。亞裔曆史的書寫也基本上存在類似的發展態勢和問題。
隨著90年代左右移民跨國主義理論的興起, 美國史的書寫也出現了全球史和跨國史的轉向。美國的早期移民史主要表現爲跨大西洋史，美國華人曆史則主要是跨太平洋史。下面對幾個概念做一下界定：
世界史（World History）主要是將世界看作一個整體來分析西方文明的興衰及其非西方世界的一個回應。
國際（關系）史（International History）主要關注國際關系，將民族國家或者國族國家作爲分析的工具，研究國家機構、政府和國際沖突。
跨國史（Transnational History）下的移民研究，更多地著眼于移民與社區，關注相互的聯結和相互的依賴（interconnections and interdependence），致力于挑戰美國中心和國家中心的研究方法，因爲美國中心和國家中心的研究方法往往從國家的邊界來定義移民的身份和文化，將移民視作單向的遷移。
近年來許多美國的學者也對“跨國”（transnational）和“跨太平洋”（trans-pacific）做了區分，更多是爲了將去民族國家中心的努力更向前推進一步，同時也並非是否定國家在曆史進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然而這些都不是僵化的概念，我們仍要根據具體的史料和自己解釋的框架來做一個定義，而且這也是學者們一直在不斷的探討的一個方向。在全球的、跨國、跨地區的視野下，學者們探討美國華人遷移的模式和途徑, 在海外的生存、適應及發展, 與祖籍國的聯系、身份認同的建構等問題。到了2000年左右，就有不少的這方面的成果湧現。亞當·麥克考溫在 《華人移民網絡和文化交流：秘魯、芝加哥和夏威夷 1900-1936年》（Adam McKeown, Chinese Migrant Networks and Cultural Change: Peru, Chicago, and Hawaii 1900-193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中，從全球史和華人散居（diaspora）史的視野關注了芝加哥、夏威夷和秘魯三地的華人移民在貿易、人員流動、文化、社會組織和機構等等方面形成的全球的網絡式聯結。他認爲以移民居住國的民族國家視角進行分析，其局限性在于無法完整地呈現出華人移民作爲全球現象的這一過程及由此形成的全球網絡。
同時，大多學者將跨國主義與新社會史的研究方法結合起來, 探討美國華人的跨國家庭、婚姻和跨國社區的形成和發展。如美國華人學者趙小建、劉海銘、徐元音和陳勇使用了包括美國華人社區內部中文資料、中國出版的資料等中英文史料，力求還原深受太平洋兩岸社會環境與曆史變遷影響下的普通華人移民的生命軌迹與華人社區的跨國模式。一些代表性的著作有：趙小建的《重建家園》關注了美國華人史較少研究的時間段，1940到1965年的美國華人家庭和社區轉型（Xiaojian Zhao, Remaking Chinese America: Immigration, Family, and Community, 1940-1965,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2); 徐元音的《夢金山夢家鄉》則是關注了廣東台山人的跨國社區（Madeline Yuan-yin Hsu,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 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China, 1882-194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陳勇在《華人的舊金山》中認爲，如果我們不將美國華人在排華時期的身份認同放在跨太平洋的視角下理解，而是只關注美國對這些華人的影響，我們將難以理解當時華人身份認同形成的原因（Yong Chen,Chinese San Francisco, 1850-1943: A Trans-Pacific Community，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一些學者運用對比較視角研究，也取得令人矚目的成果。喬治·安東尼·佩弗在其著作《假如他們不把婦女帶來——排華之前的華人婦女移民史》，探討了1875年美國《佩奇法案》及其實施對華人女性移民和華人社區性別比例所産生的深遠影響。作者對比分析了美國大陸、夏威夷、澳大利亞、新加坡等地的對華移民政策，發現對華婦女移民政策較爲寬松的夏威夷和新加坡等地的華人社區的性別比例逐漸平衡，因而得出是嚴苛的移民法律而非中國的傳統文化嚴重制約了中國婦女到美國的正常流動（George Anthony Peffer, If They Don’t Bring Their Women Here: Chinese Female Immigration before Exclus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此外，羅納德·高木在《他們也來了：赴夏威夷和美國大陸的中國和日本女性移民》一文中，詳細地梳理和比較了中國和日本女性移民到夏威夷和美國大陸的情況，分析了她們的經曆之所以存在差異的原因 (Ronald Takaki, “They Also Came: The Migration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Women to Hawaii and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Chinese America: History & Perspectives, 1990)。
整體而言，現在美國亞裔、華裔移民曆史的書寫還是深受跨國、跨地區和全球、比較的解釋框架和理論的影響，社會史仍然是研究的重心，同時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視野上也有了新的拓展。
1、與美國西部史、全球殖民史之間的對話。多年前，艾明如教授在文章中提出，建議將美國西部看作太平洋區域的一部分來理解其中的殖民關系，引入了“定居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概念，提出19世紀的美國加州與其他英國定居者殖民地（如澳大利亞和南非）存在相似性 (Mae M. Ngai, “Western History and the Pacific World,” The 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 Vol. 43, No. 3, 2012) 。
2、對中國香港地區的關注。香港大學伊麗莎白·津恩指出華人移民不是從中國的僑鄉到美國的單一的、線性的過程，而是多向的（multidirectional），強調香港在中國移民到美國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因爲當時從廣東出發赴美的移民大多是通過香港，這一過程同樣也塑造了香港（Elizabeth Sinn, Pacific Crossing : California Gold, Chinese Migration, and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3、關注美墨和美加邊境。李漪漣教授的《守衛美國的國門》是研究排華法案實施的經典之作。此書不僅關注了排華法案如何促成了美國由一個自由移民國家到守門（gatekeeping）國家的轉變，而且探討了美國的排華法案及其帝國主義勢力對鄰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華人移民政策帶來的深遠影響（Erica Lee, At America’s Gates: Chinese Immigration During the Exclusion Era, 1882–1943,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3）。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太平洋連結：美加邊境的形成》（Kornel Chang,Pacific Connections: The Making of the U.S.-Canadian Borderland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3、與拉美史、西半球史的對話，代表作有：Jason Oliver Chang, Chino: Anti-Chinese Racism in Mexico, 1880-1940,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7。
4、與太平洋島國居民史（Pacific Islander history）以及太平洋島國史（Oceania history）的結合，這裏面也涉及到環境史的內容。代表著作有：Gary Y. Okihiro, American History Unbound: America’s Past Through the Lens of Asian and Pacific Islander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 。
這些著作都向我們展示了學者們進一步深化全球史和跨國史視角下的美國華人移民史書寫的努力。除了這些著作給我們帶來的啓發，我最後再補充下未來可能的一些研究的方向：
1、城市史和環境史可以與美國華人移民史的研究結合。比如目前關于在舊金山、紐約、奧克蘭、芝加哥、聖路易斯等城市的華人的研究主要是社區研究，尚未深入地分析華人對這些城市的影響，城市建築、空間與華人生活的交織互動，以及華人對美國生態環境造成的影響。美國移民史學者夏黎在研究中關注了華人移民遭遇的住房種族隔離問題。提到“種族隔離”，大家往往想到非裔的經曆，而這本書中就講到美國曆史第一個種族隔離的社區是舊金山的中國城，此項研究促進了華人移民史與美國的城市史的結合（Charlotte Brooks, Alien Neighbors, Foreign Friends: Asian Americans, Hous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2、從社會性別的角度切入，其實還有很大的空間。華人婦女史從80年代起成果就不斷湧現，社會性別作爲交叉性理論（intersectionality）的要素之一也被運用在相關的著作中。代表作有：Judy Yung, Unbound Feet: A Social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 in San Francisc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Xiaolan Bao,Holding Up More Than Half the Sky: Chinese Women Garment Workers in New York City, 1948-92，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1; Karen J. Leong,The China Mystique: Pearl S. Buck, Anna May Wong, Mayling Soo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Orienta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在衆多的成果中，中國台灣學者王秀惠的《種族歧視與性別——二戰前美國大陸男性華人之經曆》（台北：台灣允晨文化實業有限公司，2006年）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作者著重揭示了社會性別與種族的互動，如何塑造了二戰前美國本土的華人男性的經曆，以及華人男性特質與白人的男子氣概的交織建構及其中存在的權力關系。這本書給我們提供的一些思考就是男性史並非是男性中心視角的曆史，從社會性別視角對于華人男性經曆的探討，可以彌補長期以來美國華人史研究中對婦女史的偏重而造成的男性史研究的缺失，更重要的是可以推動婦女史和男性史的交叉研究成果，呈現華人男性特質和華人女性氣質塑造之間存在相互依賴、相互交織的關系，有助于社會性別理論的進一步開拓。
另外，目前關注美國華人曆史上的性少數人群（LGBTQ群體）和性向或者性存在（sexuality）的著作還是較少。代表作有：Judy Tzu-Chun Wu, Doctor Mom Chung of the Fair-Haired Bastards: The Life of a Wartime Celebr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3、“回流”的移民（return migration）不僅是美國移民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趨勢，也是其他移民研究關注的一個方向。很多時候我們認爲移民只是單向地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忽略了回流的移民及移民來源國的動態。目前在美國華人史中，對這一問題研究有突出貢獻的是夏黎的《出美國記》。這本書關注了1901—1949年間美國出生的華人離開美國到中國謀生的情況（Charlotte Brooks, American Exodus, Second-generation Chinese Americans in China, 1901–1949,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9）。
4、少數族裔間的關系是目前美國史學界在不斷推進和有強烈需求的一個方向，主要致力于探討華人與黑人、印第安人或者拉美裔之間的族際關系，比較種族化（comparative racialization）的理論和視角將有助于這一方面史學研究的深化並反過來促進相關的理論研究。
會議截屏。
伍斌：中國國內美國移民史研究的狀況
我今天要本來打算講三個問題的：第一個問題是談談國內美國移民史研究的狀況，第二個問題是粗略地談談美國的移民史研究狀況，第三個問題我是想就國內美國移民史研究將來的發展談談自己的思考。但是鑒于時間關系，我打算，可能也只能談談第一個問題。
即便是只談論一個問題，事實上也非常複雜、牽涉內容也特別多，需要一篇很長文章的體量才能說清楚。所以今天我也只能非常概要地講一講國內美國移民史研究這個問題，如有不妥指出還請各位朋友多多指正。
關于國內美國移民史研究的概況，我在差不多十年前寫過一篇文章，其中所分析的很多特點和問題在將近十年後的今天仍然沒有太大的變化，當然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和新的問題。
移民及其後裔對于美國的重要性我想無需多言。雖然美國並非是由移民組成的唯一國度，但無論是移民的規模，還是組成移民的種族、族裔、文化的多樣性及其對社會影響之巨大都鮮有可匹者。由于移民在美國曆史上的特殊意義，使得移民史研究在整個美國史中顯得尤爲重要。美國移民史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奧斯卡·韓德林（Oscar Handlin）在他獲得過普利策獎的著作《拔根者》（The Uprooted）的開篇就不無感慨的提到，“當我打算寫一本美國移民史史，發現美國史就是一部移民史”。這種表述雖不無誇張，但也反應了移民史在美國史中不可或缺的地位。近年來，國內的美國移民史研究取得相當多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同時也揭開了進一步研究的新方法、新領域。
一、移民史研究概況
早在民國時期，國內就有學者關注美國移民問題。留美學者、民族學家吳澤霖的《東方人在美國所處之地位》及法學家丘漢平的《美國排華之過去及現在》， 主要闡述了華人在美國遭受排斥的曆史與現實，二文堪稱國內學者研究美國移民問題的開山之作。丁則民先生1952年出版的《美國排華史》，則是新中國第一部美國移民史論著，對美國排華的“罪行”進行了揭露，時代痕迹明顯。
當然，美國移民史作爲國內美國史研究的一個分支，其真正起步並呈延續性發展是在改革開放之後。20世紀80年美國移民史的相關論文，皆屬于寬泛論題下的宏大敘事。如黃安年的《外來移民與美國的發展》、丁則民的《百年來美國移民政策的演變》，鄧蜀生的《美國移民政策的演變及其動因》等。對這一時期美國移民史的研究，需要辯證地看。一方面在今天看來，無論是論文選題、資料厚度，或是論點的說服力度都稍顯不足。不過在當時國內美國史學界初入正軌的學術背景下，受時代和資料所限，這些文章已屬鳳毛麟角的出彩之論。另一方面從史學研究發展的內在邏輯講，在當時美國史蹒跚起步的時期，作爲其分支的移民史研究也不宜從精專的課題做起，在這種特殊的時代條件下宏大論題便具有一種“鋪路石”的功用。就此而言，先學們的筚路藍縷之功不容置疑。
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華裔移民史的研究對整個領域研究水平的提升起著主要的推動作用，其研究成果占當時國內美國移民史的半壁江山。研究的論題集中于華人在美國鐵路建設和經濟開發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美國社會的排華問題，其結論包括華人在美國鐵路建設、西部開發與經濟發展中的巨大作用，美國對華人的歧視、排斥與不公待遇。學者對這類問題的研究，往往包含著濃烈的民族情感，其間既有客觀的史實，也有對美國的不滿與控訴。
與改革開放前相比，這時期國內的美國移民史研究已經超出了單一學者範疇，初步形成多點開花的局面。
90年代是國內美國移民史研究的迅速延伸期，成果較以前明顯增加。出版了一些比較有分量的著作，如鄧蜀生先生的《美國與移民：曆史現實未來》，梁茂信老師所著《美國移民政策研究》，戴超武老師的《美國移民政策與亞洲移民（1849—1996）》等著作。
進入21世紀以來，國內出版美國移民史相關專著超過20部，發表的論文也在300篇以上，單從數字上看，作爲國內美國史研究一個相對“冷門”的分支，著實頗爲可觀。著作方面比較重要的包括鄧蜀生先生的《世代悲歡“美國夢”》，錢皓老師的《美國西裔移民研究》，黃安年先生的《沉默的道釘——建設北美鐵路的華工》，姬虹老師的《美國新移民研究：1965年至今》，林廣老師的《移民與紐約城市發展研究》，李愛慧老師的《文化的移植與適應——東歐猶太移民的美國化之路》，梁茂信老師的《美國人才吸引戰略與政策史研究》，歐陽貞誠老師的《美國外來移民的勞動力市場與經濟影響》，潮龍起老師的《移民、秩序與權勢：美國華僑堂會史研究》及《美洲華僑與抗日戰爭》等。
不過，這一時期真正稱得上“繁榮”的當屬美國的華裔移民研究，無論是論著的數量還是質量都躍上了新高度。其研究概況足可單獨成文。限于時間，這裏就不贅述了。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很多美國華人的相關研究被引入國內，如趙小建老師的《重建家園：動蕩中的美國華人社會（1940—1965）》，陳勇老師的《華人的舊金山：一個跨太平洋族群的故事（1850—1943）》，艾明如老師的《幸運之家》和李漪蓮老師的《亞裔美國的創生》。當然，此前也有一些重要華人研究成果被引入國內，比如周敏老師的重要著作——《唐人街：深具社會經濟潛質的華人社區》。不過，在21世紀之前的相關譯介總體數量不多，而且周敏老師是社會學家。
二、研究特點
（一）時代性特點
在改革開放最初的十余年，偏左的意識形態影響著學術研究。盡管此時國門已然敞開，經濟逐漸走向開放，但在學術上的“開放”則因受思想慣性的影響而顯得步履蹒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中美關系長期處于冷戰的敵對狀態，學術交流幾不存在、國內各研究機構史料建設近乎于空白。其次，由于新中國成立後至70年代末，頻繁的政治運動幹擾了髙校與研究機構的教研秩序。到20世紀80年代末，學界尚未形成一種自覺的規範，無論是注釋的運用、還是文章的結構安排和學術思想的闡發，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失範問題。最後，學者在研究中的立論表現出明顯的偏頗。90年代是美國移民史研究的過渡期，研究成果的客觀性和創新性不斷加強。新世紀以來，中國的美國移民史研究在原有廣度的基礎上持續深化，研究成果的學術性進一步凸顯。這表現在論著的研究性有所加強，出現了一些基于第一手資料的真正意義上的“曆史研究”。
（二）選題取向特點
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首先，以宏觀爲主逐漸向微觀發展。這種趨勢既是學術發展的內在邏輯，也與資料的豐富密不可分。不過，我覺得當下國內學界對微觀研究似乎還有所誤解。有些人將微觀研究與碎片化相提並論，這事實上是一種誤解。碎片化研究往往選取一些缺乏學術價值的曆史片段，來進行缺乏關聯性的研究；而有價值的微觀研究則不同，它旨在以小見大，選取曆史的重要節點，在曆史語境下發掘其與更廣泛曆史節點的關聯，通過豐富的微觀研究進而拼湊出相對整體和立體的曆史圖景。
其次，由“學以致用”轉向“學以致用”與“學以致知”並舉。“學以致用”無疑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們以往的曆史告訴我們，過分注重“學以致用”往往會對學術的客觀性造成沖擊，形成偏頗甚至錯誤的曆史認知。只有正確的曆史知識才能真正爲現實服務，否則只會適得其反，就這個意義而言“學以致知”就顯得更加重要，否則便是本末倒置。尤其是在當前中美相對緊張的關系之下，嚴謹且嚴肅的曆史知識更爲可貴。
最後，一貫高度重視對華裔移民的研究。這是由我們的民族情感所決定的。目前國內的美國華裔移民研究經過40余年的發展，已經進入對相當細致問題的研究中，在國內美國移民族裔群體的研究中獨秀于林，無論是方法上或是資料運用上都引領學界。但對其他移民族裔群體的研究基本停留在較大的幾個群體，如猶太移民、西裔移民等，而且多爲總體研究，難以深入。可見，國內學界對美國華裔以外的移民群體研究的重視不足。事實上，僅僅關注華裔移民難以實現對華裔移民進行細致透徹的考察。衆所周知，華裔群體並非美國社會的孤島，而是其有機組成部分，是與其他族裔相交融的。只有對其他移民進行同樣深人的研究，而後在此基礎上進行比較分析，方能對華裔移民群體在美國文化適應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共性與差異性有更加清晰的認識，從而達到提升對美國華人史整體研究的水平。
此外，國內的美國移民史研究還表現出一定的地域性特征。自改革開放之初，丁則民先生奠基美國移民史研究以來，東北師範大學至今仍是國內美國移民史研究的重鎮之一。在美國華裔移民的研究中，地域性特征體現得更爲鮮明，其研究中心主要集中在華南一帶，其中以暨南大學華人華僑研究院和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最有影響。這種地域上集中分布的特征主要得益于地理上的優勢。一方面中國的海外移民包括去往美國的移民主要來自東南沿海，即使移往東南亞的移民也有相當一部分二次移民到美國，因而具有感情上的牽絆；另一方面，在這一區域移民遷出地的原始資料相對容易獲得，這對曆史研究至關重要。此外華中師範大學的國際移民與海外華人研究中心、中山大學的亞太研究院和北京大學的華僑華人研究中心也時有相關成果問世。
三、研究中的不足
盡管改革開放以來國內的美國移民史研究取得了長足發展，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色，但若與美國學界在同領域的研究進行對比，研究中的不足是顯而易見的。
（一）對“二戰”前美國移民史研究嚴重不足。近年來，對早期美國移民的研究，只有在通史類著作或其他專題中有旁及，專論不多，僅有少數學者進行了“遊擊式”研究。所謂“遊擊式”研究是指這些學者並不專門研究早期移民而是出于一時學術興趣而作。此外對19世紀美國曆史上的兩次移民潮我們也缺乏系統而深人的研究。
（二）從美國視角考察外部移民；以移民政策爲研究重點。在研究非華裔移民群體時，側重從美國的角度去看移民。如移民在美國的文化適應、就業及其他方面、美國對移民的影響，而缺乏從移民的角度去研究移民史的成果。事實上，歐洲人移民北美是世紀以來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全球性人口流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與歐洲各國和亞洲各國之間的跨國移民一起構成了波瀾壯闊的人口流動潮。
對“移民”一詞的理解我們也多局限于外來移民，而對內部移民，即美國內部的人流動一直缺乏關注。梁茂信老師的《都市化時代》一書是從人口流動的角度研究美國城市的重要著作之一，不過這類研究仍然太少。事實上，美國大規模的西進移民還未引起研究者足夠的注意，基于微觀問題之上的專題考察仍然匮乏。
目前，研究重點集中在美國移民的政策層面，而對移民在美國的生活經曆卻言之甚少。國內的美國移民史研究尚有大量研究欠充分或未涉及的領域，如就業結構、族間通婚、移民族裔團體間的關系、身份認同、文化同化、移民與環境、移民的情感與心理、移民與母國互動等，這類問題都需要深入的研究，方能對美國移民史、甚至美國文化和美利堅民族性格有更透徹的理解。可以說對這一問題沒有透徹的了解也很難理解美國移民政策變遷的真正動因。
（三）以寬泛的總體研究爲主，精深的專題研究與宏觀的理論架構相對缺乏。無論是對單個移民群體還是某一時期的移民群體，或是對美國總的移民族裔研究， 學界都存在著普遍的寬泛現象。盡管這些年來對原始資料的運用有較大幅度的改善，但步伐略顯遲緩。就國內美國移民史學界而言，要建構某種理論無疑是異常困難的，但是我們仍可以保持對與美國移民史相關理論的敏感度，比如我們可以從大西洋體系、太平洋體系、帝國體系、殖民主義、後殖民主義、經濟全球化、政治國際化等理論體系中獲得啓發。
（四）從與國內美國史其他分支的橫向對比來看，移民史的研究發展略顯遲緩。移民在美國曆史上的重要性本應使得移民史研究成爲國內美國史研究的重點之一，然而事實情況卻差強人意。與“後起之秀”美國城市史相比，移民史的研究無論是研究隊伍或成果都略顯“消瘦”，在資料建設和解釋視角上也大爲遜色。環境史、醫療疾病史等新興領域也充滿朝氣，銳氣十足。至于國內的美國移民史與政治史、外交史之間的差距則更大。看來國內的美國移民史研究如要取得與其重要性相稱的學術地位，還需集衆人之力走過漫漫長路。
遊天龍：美國移民史學和移民社會學的百年交織
任慈老師邀請我的時候我雖然答應的很爽快，但我其實是誠惶誠恐的，因爲我並不是專業的移民史學家，移民史對我來說更多起到的是工具、方法、或者二手資料。不過我原來在紐約亞裔律師協會法律評論做編輯的時候，曾經編輯過魁北克大學曆史學教授格雷格·羅賓遜（Greg Robinson）的一篇圍繞日裔公民權的訴訟案的論文，爲了這篇論文扒過檔案，所以也算是在實操層面略有涉足。今天我主要是和大家分享美國移民史和美國移民社會科學之間的互動，是如何相互影響、相互啓迪、甚至相互競爭的。
我們社會學和移民史的關系可以說是源遠流長，“相愛相殺”，至今得有一百年曆史了。
最初，兩者的融合並不是在學術界，而是在政策界。1907年，爲出台限制性移民政策提供必要數據支撐，美國國會成立“迪林厄姆委員會”（Dillingham Commission）。該委員會在1911年發布了多達41卷本的報告，試圖證明東南歐移民對美國社會構成了嚴重威脅，應該減少來自這些地區的移民。其對移民的職業、居住狀況、教育和組織情況的描述，就很符合社會學的方法路徑；報告又包括移民的曆史和移民來源國的曆史情況，這就帶有曆史學的濃重色彩。
而現代意義上的美國移民史的誕生其實是對20世紀初本土主義、反移民思潮的一種學術性應激反應。當時移民被視爲一種問題，自然也有反對聲音，于是采用實證方法進行社會科學和曆史學研究的學術群體由此出現。
在社會學領域，先是芝加哥大學的兩名社會學家威廉·托馬斯和弗洛裏安·茲納涅茨基出版了五卷本的《歐洲和美國的波蘭農民》，將移民，也就是波蘭移民，置于當時的主流範式——社會變化、現代化的視角下去分析，探討人口增長、農業商業化、工業化、城市化和人口遷徙對波蘭農民的組織、去組織、再組織的影響（William Thomas, Florian Znanieck, 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ibraries,1918）。這套書也是後來美國族裔研究的開山之作，開啓了關于“同化”的討論，而“同化”是移民社會科學和曆史學的重頭戲。
緊接著，芝加哥學派就出了一系列的移民研究的專著。羅伯特·帕克（Robert Park）、 威廉·伯吉斯（William Burgess）等人在我國社會學史上被看做是社區研究的先驅，但這些社區其實都是移民社區。威廉·富特·懷特的《街角社會》等經典研究也在很早之前就已翻譯並引入國內。雖然這些社會學家的研究方法肯定不是曆史學的路數，但他們具備了曆史學的視角，通過對較長時段的“演變發展”（developmental）進行分析，來闡述他們移民社會學的論點。
而幾乎同時，美國的第一代移民社會史學家開始關注歐洲移民的人生體驗（lived experience）、態度和價值觀。這些人中很多都是移民及其後代。所以他們試圖把祖先的經曆更好的結合到美國曆史之中。現在我們會覺得西進運動、美國曆次選舉、諸多大戰都有移民的貢獻和身影，但在第一代移民社會史學家所處的時代，美國史還僅限于盎格魯—撒克遜國父們的曆史，並沒有包括大遷徙時代的歐洲移民們。
在20世紀50年代，這兩股學術脈絡合流。哈佛曆史學家奧斯卡·漢德林（Oscar Handlin）把移民人生體驗、態度和價值觀被放到現代化的範式之中去理解，1951年推出了《拔根者》（The Uprooted），榮獲普利策獎。但這個合流卻存在削足適履的成分，比如說漢德林沒有接受移民到了新國家再組織的觀點，以及重新塑造新的認同、構建新的社區，他認爲這些再組織的行爲更像是受了精神創傷的人采取的防禦性質的措施，就像那時候人們會認爲唐人街其實是華人躲避主流社會歧視迫害的庇護所一樣。所以在書中他就只接受了威廉·托馬斯等人理論的前三分之二，認爲歐洲的農民從他們既有的組織中脫嵌，然後進入去組織化的混亂狀況，然後被西方社會的現代化所重塑、融入了新的國家——美國。
漢德林既促成了這個合流，也讓這個不完全的合流帶有瑕疵和缺陷。因爲他把所有的歐洲移民看做是一個同質化的、扁平化的、面目模糊的整體，而忽視了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歐洲移民的巨大差別。此外，他又過于強調社會結構性力量，低估了移民自己在做出移民決定以及組建新的社會文化空間上的主體性。然而，在大洋彼岸，歐洲的移民史學者也主張19世紀的大遷徙並不是歐洲無地農民被資本主義裹挾的流動，而是他們有意識的，處于實用和理性的目的去追逐機遇而産生的流動。歐洲學者們在研究中揚棄了美國中心論的視角，采用了更國際化的視角，這一支細流後來在八九十年代發展成了跨國主義視角。
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社會史開始轉向自下而上的視角，過去關注的觀點、態度、價值觀都是精英行動者的，但在這一時期移民史家開始更多的關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認爲普通人的力量才是重要曆史事件背後的推動力量。這一派的出發點顯然深受馬克思主義曆史觀的影響，所以各種受到馬克思主義鬥爭哲學所啓迪的社會科學新領域的思想，開始被社會史學界，特別是移民史學界所采用，比如女性主義、勞工研究、都市、社區研究等等，而這也標志著移民史學界和移民社會學界本身一樣，開始變得“碎片化”。
這些新社科理論和移民史的融合也爲移民史從跨大西洋移民流動到來源更廣泛的移民流動研究，比如亞裔移民研究，提供了可能。之前，移民史學界是非常輕視亞裔移民群體的，認爲亞裔移民史是美國移民史上短暫而奇怪的插曲。但亞裔移民在美國的曆史既不短暫，也不奇怪。事實證明，亞裔移民如今是美國人口增長最快的群體。在六七十年代，也就是美國民權運動時期，包括亞裔在內的移民都動員起來爲種族平等而抗爭，亞裔美國人和亞裔美國研究就是這個時候出現的，而最早的、如今也最成熟的亞裔美國研究的分支就是亞裔移民史和亞裔文化研究這兩塊。
在20世紀70年代末，社會學中以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爲首的曆史社會學學派的出現，或者說複興，也更加自如的、正當地參與到史學研究中來。相比于當時移民史學界僅僅關注19世紀的大遷徙、僅僅關注個別族裔群體，曆史社會學家試圖從更長的曆史跨度、更大的全局視野、以及更結構化的理解去分析移民流動的根本性問題，比如蒂利本人就在1978年提出長距離人口流動的三個要素：工作機會在地理分布上的變化、區域性人口自然增長差異導致的人口不平衡，以及民族國家的行爲和政策。也正是在這個時期，因石油危機導致經濟滯脹的歐美各國，紛紛強化了二戰後曾一度擱置的移民管控政策。配合蒂利等人“把國家帶回來”的學術旨趣，移民史學界和整個移民研究界開始一道把注意力集中在國家身上。
這一時期的移民史學界，隨著整個社科學界的交叉性轉向——也即是我前面提及的種族、性別、階級——而開始決絕的揚棄“同化論”。“同化論”的隱藏議程，其實是要構建一個美利堅民族大團結，而這一時期的移民史學界則致力于“找回那些沒有被曆史所書寫的族群”。且更重要的是，後1965移民法時代，美國快速出現大量的新族群，打破了美國黑白二元社會，配合民權運動時代的曆史大背景，新族群比過去幾代的移民，尤其是白人移民，更具有民族榮譽感，並不願意輕易的完全融入這個新社會，甚至自稱“無法同化的族群”（unmeltable ethnicities）。所以這自然給移民研究界帶來挑戰，因爲這些新移民，他們沒有融入Americans，也即是中産階級盎格魯—撒克遜白人基督新教徒的主流，而是選擇融入了Ethnics，在美國少數族裔社區中過的心安理得。這種被社會現實打臉的景況，也讓移民史學界拓展出了新的兩個理論：一個是“新同化論”，移民選擇與美國少數族裔同化也是一種同化；另一種則是走上了“多元文化主義”道路，發展美國多元主義（American Pluralism），將白人移民視爲“white ethnics”，此理論也即是俗稱的“沙拉盤”。
在多元主義的道路上，學者們越分越細，因爲他們會覺得比如越南裔的經驗不能用亞裔來概括，波多黎各人的經驗不能籠統的說是西語裔。與此同時，文化研究也被引入，移民史學家開始強調同一族裔、同一國族裏面的文化差異造成的不同人群的移民體驗的差異。而反過來，過去被視爲主流的對歐洲移民曆史的研究也被重新放在族裔研究、文化研究的視角下審視，出現了“白人性”（whiteness）的移民史學研究。
而在移民輸出國這端，當然這時候主要是歐洲，其實也包括我國的華人華僑研究界，在70年代開始加入美國的移民史學界的討論。他們自帶全球主義視角，在80年代開始，隨著當時通訊技術、交通工具的迅猛發展，全球化的加速，迅速把美國的移民史學界推出了過去國家主義視角所壟斷的範疇，這帶來了觀念層面的多重變化。美國學者意識到美國不是19世紀、20世紀國際移民浪潮中唯一的移民輸入國，甚至都未必一直是最重要的移民輸入國。比較移民史研究、移民全球史研究開始初露端倪。美國移民史學家也開始前往移民輸出國去掌握一手資料，探究大量人口流出對當地社會、經濟、政治、文化造成的影響，並發現了循環式流動的移民，這從最根本層面擊碎了所謂的“同化論”，爲接下來人類學家提出的跨國主義、彈性公民等概念奠定了史學基礎。
進入21世紀，移民史學界就開始了各種轉向，有文化轉向的，有地方轉向的，有全球轉向的，有跨國轉向的，有重新撿起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經典研究進行再探討的，不一而足，但暫時沒有太多顛覆性的轉變，但我認爲，隨著全球化的退潮、各國開始限制、打壓、迫害移民，本土和移民群體的矛盾的尖銳化，移民問題成爲各國政壇的核心問題，新的比較大的範式轉移自然會隨著整個社會現實的變化而出現的。
責任編輯：朱凡
校對：栾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