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笃信‘和而不同’的‘文明型國家’，才會允許‘一國兩制’，但這種‘和而不同’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之上的。”
“香港人其實需要回答，你到底是美西方在中國的‘橋頭堡’，還是代表了我們中華文明和世界交流的‘橋頭堡’？”
在東方衛視7月25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第153期節目中，複旦大學研究院院長張維爲教授和複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特邀研究員邱文平老師，在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之際，就香港問題與“一國兩制”問題展開討論。
張維爲：
在香港回歸25周年之際，香港外國記者會于6月29日邀請我做了一個演講和互動。我先做了一個20分鍾的演講，題目是《“文明型國家”視角下的民主未來與香港未來》，然後與外國記者進行了40分鍾的互動，時而熱烈，時而激烈。
演講的視頻和文字已經在觀察者網全文刊發了，我這裏再簡單概括一下。我一直把中國國家的性質界定爲一個“文明型國家”，也就是一個延綿不斷長達數千年的古老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現代國家幾乎完全重合的國家。我特別談了“文明型國家”與香港的關系：只要看一下歐亞大陸的版圖，從基輔到伊斯坦布爾，從新加坡到香港，再到上海，在這片廣袤的大地上，這些大都市構成了東西方文明之間的互動聯系的節點。曆史證明這些節點要麽成爲不同文明之間的“橋梁”，要麽成爲不同文明沖突的“前哨”。香港當然應該是“橋梁”。
這也使我想到了今天烏克蘭的悲慘命運，2014年，西方支持的“顔色革命”席卷基輔，美國政府堅持烏克蘭擁有加入北約的主權，但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告訴基輔，如果烏克蘭要生存和繁榮的話，就不應該加入北約，就不應該成爲一方對抗另一方的“前哨”。相反，它應該起“橋梁”作用。回想起來，我認爲基辛格的建議確實更爲明智，無論對美國的利益，還是對歐洲的利益，或者烏克蘭的利益來說都是如此。
事實上，節點的命運往往是由曆史和地理條件決定的。從中國的角度來看，2020年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頒布的《香港國安法》，是使香港擺脫類似基輔那種悲慘命運的決定性一步。我還提及2019年香港“修例風波”最嚴重的時候，烏克蘭“新納粹”亞述營曾派出資深人員前來香港表示支持。我覺得必須坦率地指出，在大多數中國人看來，西方已經搞亂了伊拉克，搞亂了阿富汗，搞亂了利比亞，搞亂了敘利亞，現在又搞亂了烏克蘭，數百萬人已經喪生，數千萬人無家可歸，中國絕不允許這樣的悲劇發生在香港、新疆或中國任何地方。
只有笃信“和而不同”的“文明型國家”，才會允許“一國兩制”，但這種“和而不同”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之上的，如果一方試圖通過“顔色革命”的行爲來扳倒另一方，那麽這種行爲，必將被繩之以法。從文明的視角看政治，西方自殖民時代以來一直奉行“分而治之”的戰略；相反，中國身爲“文明型國家”奉行截然不同的“和而富之”的戰略，中國認爲這代表了大多數人民的最大的利益。
我提到不久前我遇到一位老朋友巴基斯坦前駐華大使，他告訴我，他兩年前到美國做了許多關于中國的講座，美國聽衆老問他一個問題：中國的未來是什麽？他的回答很簡單：中國就是未來。這也是我的觀點。演講結束之後，我們就開始了互動。
香港外國記者會主席基斯率先向我提問，然後他又收集其他記者的問題請我一一回答。他問我：你說中國是一個獨特的“文明型國家”，這與美國人談論的“美國例外論”是一回事嗎？我說，由于“美國例外論”名聲不好，這個概念已經帶有負面色彩，所以我更傾向于使用“中國獨特性”。那麽，“中國獨特性”和“美國例外論”的區別在哪裏呢？“美國例外論”基于一種“帝國的心態”，也就是我可以爲所欲爲，我可以輸出“民主”，我可以到處發動戰爭。也就是美國前總統卡特曾對特朗普講的，在過去的242年裏，美國一直處于戰爭狀態，只有16年沒有打仗，這就是中國正在超越美國的原因。顯然卡特給特朗普上了一課，要他關注發展而不是關注戰爭。
我告訴基斯，“美國例外論”現在已經對美國自己構成了危害。在中國和許多國家民衆的眼中，美國現在變成很魔幻的國家，它成了一個解決不了問題的國家：解決不了槍支暴力問題，解決不了墮胎權利問題，解決不了基礎設施常年失修的問題，更別說毒品泛濫這樣的問題了。爲什麽會這樣？對中國人來說，解決這些問題並沒有那麽困難。“文明型國家”的特點之一是民本主義導向，你發現老百姓、民衆關心什麽問題，那就去解決這些問題。比方說新冠疫情問題、貧富差距拉大問題、醫療問題、養老問題等等，那就一個一個去解決，所以有人說中國是一個“工程師治理的國家”，總是不停地發現問題，然後找到解決的方法，而且解決問題一般都有時間節點，幾個月或者一年之後等等。
但是在美國，比如全民醫療保險問題，已經持續了一個多世紀了還沒有解決；再比如槍支暴力問題，我問基斯，你認爲能在未來100年內解決嗎？所以在外人看來，美國真的是很魔幻的一個國家。
基斯接著問我：所以你認爲你們的一黨制是有效的，是嗎？ 我說：中國共産黨是一個整體利益黨，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補充了一句，要知道，在中國，中國共産黨是一個非常正面的力量。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這是一個常識。不理解這一點，你就無法理解現代中國。
他又問我：但我們聽到的消息是疫情再次暴發以來，人們都在逃離上海，逃離中國？我說：恰恰相反，更多的資本正在流入中國，人民幣也在升值，出國留學的人數和移民的人數都在下降，人們對上海有信心。我說，你的問題還使我想起了鄧小平在香港回歸前說過的一段話，當時英國媒體在炒作所謂的“港人和外資都在抛棄香港”，鄧小平說，不用擔心，只要我們政策正確，更多的人、更多的資本都會來到香港。我們現在非常開放，如果你想移民，沒有人阻攔你。
基斯說，2012年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我問你們領導人，中國什麽時候會有民主選舉？你們領導人說我們正在朝著這個方向前進。他問我：現在你們鄉鎮選舉是什麽情況？我說：鄉鎮選舉還在進行中，但我們進行了結構改革，現在有非常嚴格的規定，首先就是金錢不能幹預選舉，我想這一點對美國特別有教育意義——金錢不能幹預選舉，美國的競選捐款能不能停止呢？現在你們的競選捐款已經不設上限了，這是非常糟糕的。基斯承認說，我同意這一點。
他接著問我：你曾經擔任過鄧小平的翻譯，現在正值香港回歸中國25周年，如果鄧小平還健在，你認爲他會怎麽看今天的香港？我說，鄧小平本人在年輕時候多次來過香港，他第一次來香港是1920年，當時他去法國勤工儉學途經香港，後來成了一名革命者，在廣西組織起義，多次經由香港返回上海，所以他對香港有記憶，他思念香港，他曾經說過，他希望能活到1997年7月1日去香港看一看。我希望你了解鄧小平的性格和他對香港問題的總體的看法。我說，可以告訴你一個故事，1992年解放軍向他提交了一個關于香港交接的軍事准備報告，他看了之後說了兩個字：太軟。鄧小平是說話非常直白的人。他說，這是爲和平交接所做的軍事准備，但如果萬一英國人搞事情，到那天不把香港交接給我們，你們有沒有爲非和平交接做好軍事准備？于是，解放軍就重新起草了報告。
基斯問我，你對50年過渡期的後25年，也就是從現在到2047年，有何期望？我說，我希望香港和內地進行更多的交流。中央同意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這沒問題，你可以這樣做，因爲香港是中國的一小部分，它不會影響中國的社會主義大局。然而，香港資本主義有自己的問題，目前香港經濟結構主要還是金融業和房地産，這種結構已經是存在了幾十年了。從中國模式的視角來看，我覺得要對這種結構進行改革和改善。我來過香港很多次，坦率地講，中國內地城市有一線、二線、三線、四線城市之分，今天即使四線城市居民的住房條件住房水平也比香港要好，盡管香港的人均國內生産總值高于中國許多城市。我覺得這是香港應該反思的地方。
中國內地曾在不少方面學習過香港經驗，香港今天也可以向內地學習，向隔壁的深圳學習，像華爲就在深圳，你們可以學習他們如何做出世界一流的技術。中國內地改革有一條經驗，遇到很大的阻力時，可以采取漸進的方法，先創造增量，然後再來逐步解決存量的問題。因此，新的增長點很重要。我最近看到香港與內地一起打造高科技高地，在靠近深圳的地方建設新的城市中心等等，這都是很好的主意。
這時候另一個記者問：如果中國政府認爲人民支持它，那它爲什麽害怕疫情死亡率上升會引起社會騷亂、會引起社會動亂呢？而其它國家似乎都能夠承受這種損失，甚至更大的損失，中國政府似乎更害怕社會動蕩。
我說，我聽到這個問題十分驚訝，也很困惑。西方總是在人權問題上攻擊中國。但從中國人的視角看，最基本的人權一定是生命權。美國最高法院否決婦女墮胎權，也是以保護生命權的名義進行的，然而美國人不去解決槍支問題，對我們來說這簡直匪夷所思，中國人民感到十分困惑。美國100萬人失去生命，大家好像不在乎。我們不要這種政治制度，如果你們喜歡這樣的制度，你們務必自己留著用。中國政府保護人民的生命，民衆是心存感激的。在一個“文明型國家”，中國共産黨要爲中華文明的延續承擔終極責任。美國疫情防控失敗導致大量的死亡，現在美國人均預期壽命已經低于中國了，很多美國人覺得這是一種恥辱。但對于中國人來說，我們確實認爲我們的制度是一個更好的制度。
主持人最後帶點自嘲地說，感謝你來到我們這個“狼窩”，回答我們尖銳的問題，我們都笑了，中西方文化都有尊重勇者和強者的特點。我們那天討論了不少其它問題，今天限于時間，就不一一贅述了，相關視頻正在翻譯編輯中，日後會發布，希望大家喜歡。好，今天就和大家聊這些。謝謝大家！
圓桌討論
主持人：謝謝張老師的演講。習主席在6月30日剛剛到達香港的時候發表了一段演講，我注意到裏面有一段話飽含深情，大概意思是：香港經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嚴峻考驗，戰勝了一次又一次的風險挑戰，香港是曆經風雨，浴火重生，展現出了蓬勃的生命力。那段話聽了之後很令人感動。在回歸25周年之際，您跟香港外國記者會這樣的一段對話，我們注意到他們關注的一些議題，可能還是在他們以往的認知框架內，想聽一下張老師的分析，從他們關注的這些議題，可以怎麽去觀察他們的立場？
張維爲：香港外國記者會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機構，坦率地說，至少這麽多年來，它的“反共”意識非常強，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總體上不那麽友好，所以他們也自嘲，歡迎你到“狼窩”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覺得既然人家給你這麽一個交流機會，而且是准備YouTube上全部播出的，我說那好，我們就來對話，我就把我想講的話直接說白了。
從他們問的問題看得出來，他們的思維沒有與時俱進，他們還是關注共産黨的合法性、中國疫情防控遇到的挑戰等等。實際上我們對這些問題，總體上都有完整的思考，我自己也對西方的話語、西方政治制度做了比較透徹的解構，所以我們到那兒去對話是非常自信的。中國故事非常之精彩，完全可以講好，但是現在我們看到我們自己人面對自己的媒體、國內媒體，也不那麽自信，面對外國媒體更加不自信，甚至怯戰。我覺得自信的中國、21世紀的中國、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國，就是要自信，大大方方把中國的故事講清楚、講好，我每次互動，在國外在國內都是一樣的，歡迎你們提問題，什麽問題都可以提，沒有任何taboo（禁忌），都可以提，我們來討論，來辯論，沒有問題。
主持人：本來這個外國記者會請您，可能是想通過展開一場辯論或者是在辯論當中想占點上風，但剛剛張老師說要不怕辯論，也不怕去鬥爭。所以也聽一下邱老師的觀點，在回歸25周年之際，他們想展開這樣的一場對話，其實還是有一些意圖在裏頭的。
邱文平：對的，其實變化是蠻大的，就像剛剛張老師講的，我就很關注他最後提的，張老師來到“狼窩”來回答我們這些尖銳的問題。你們是在香港，什麽叫“狼窩”？就是他自認爲香港是我們的地方。
主持人：這個說法表明了這些駐港外國記者對這個地方有主體意識了？
邱文平：對，他有主體意識。其實是一種非常強烈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心態，這個心態其實一直有。現在我們反擊就是反擊你在我們的土地上，居然還想以這種帝國主義思維跟我們講話，把香港作爲你們進攻內地的“橋頭堡”，這怎麽可能允許呢？所以《香港國安法》出台就是針對這個東西。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是，回答棘手或尖銳的問題，隱含著假設你們是站在曆史錯誤的一面，這些問題你們應該是回答不了的。就是說，我們14億人民生老病死、過的日子，在他們看來是站在曆史錯誤的一面；人的生存是一段曆史，怎麽會有對和錯的區別呢？
香港外國記者協會 圖自港媒
張維爲：在我們演講互動之前，FCC（香港外國記者會）在4月份的時候發生過一樁事情，從1995年開始，他們每年都在香港搞所謂的“國際人權新聞獎”，但今年4月他們宣布今年不搞了。背後就是《香港國安法》的震懾。很有意思，這就是法治社會的特點，你根據法律辦事，你不能違法，過去你們做的很多東西遠遠超過“一國兩制”允許的範圍。
邱文平：是，英美人的一個特點，他們其實尊重法律。中央用《香港國安法》來解決這個問題，非常之好，大家把法律制定起來，就是你在我的法律下活動，這個可以保證香港的自由和國際環境。他們現在這個狀態，我覺得相對而言我們也是能夠接受的，既然你願意在法律面前執行，那麽我覺得是個好事。
主持人：所以這裏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依法治港，愛國者治港，習主席在香港回歸25周年的講話中還特別說，要把中央的全面管制權和特區的高度自治權很好地結合起來，我覺得這也是這些年來一個非常好的認知。
張維爲：實際上對香港來說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撥亂反正”，對很多人是一個思想解放，對很多香港本土人來說就是這樣，習主席其實講得非常清楚，所有國家、所有地區治理者都是愛國者治理本地區、本國家，都是這樣，沒有例外，所以這是回歸常識。
主持人：您說得太對了，以往因爲那些常識都被抛諸腦後，這個邊界沒有建立起來，所以就出現了您剛剛說的那種肆無忌憚的狀況，現在我們把邊界建立好，這裏頭其實依然有許許多多的空間，我們節目對“文明型國家”、對選舉制度等種種議題，這150多期做下來，可能很多觀衆都已經比較了解這些政治議題、政治敘事，但外國記者的提問角度，說明他們依然很陌生，您也分析一下。
張維爲：講到中國共産黨，我要補充一句話，說它是一個正面的、積極的力量，這還蠻重要的，因爲大部分是西方主流媒體，講英文的，一講到中國就Communist（共産黨），這裏邊就含了貶義。所以，他們還會問這樣的問題，難道你以爲共産黨是成功的嗎？我說這還用問嗎？然後給他們做一些解釋，在對外傳播中這個鋪墊還是需要的，特別是跟西方溝通中。坦率地講，像我們進行這樣的對話，我的直接的目的並不是要說服這些記者，他們都是非常資深的記者，我面對的是背後的受衆、看這個視頻的人或者看文字的人，這樣面更廣，讓更多人了解一個真實的、崛起的，同時又是非常理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主持人：您剛剛說面對更廣泛的受衆，這個“面對”是兩個方向，一個是您的一些觀點，我們的一些理念，還有一方面是讓大家看看這些外國記者所關注的是什麽，以前大家可能會覺得他們關注的也許有道理，但隨著我們的認知越來越打開、越來越深入，就會越來越覺得他們的關注就在原地打轉，永遠就在那幾個概念裏頭提問題，其實他也很難超越這些概念提出不同的問題。
邱文平：對的，實際上還有一個，從一個學者、一個記者、一個理論家的學術研究角度，也應該了解或者研究一下中國的政治制度。我是中國民主同盟的盟員，所以我非常了解中國政治制度的協商民主和全過程民主，我們有非常多先進和複雜的制度設計，這是中國傳統文化、文明和現代社會主義制度結合的東西。他們很多人根本就不了解我們的四套班子是怎麽運作的，政協如何運作，民主黨派怎麽運作的。
張維爲：邱老師講的這點使我想起了我最近的一個印象，就是我們在這個節目討論過很多次，西方政客由于西方民主模式的劣根性及基因缺陷使然，選出的人有點一代不如一代，美國也這樣，歐洲也如此。現在我發覺——因爲我長期跟蹤《紐約時報》，從對俄烏沖突的分析、對中國疫情的分析，我就發覺越來越不靠譜，甚至很多知名專欄作家——我當時看完他們的文章就覺得怎麽文章寫作水准這麽低，長期不更新自己的知識體系，不研究真正的問題，從概念出發。我過去說過，這叫“懶漢做新聞”、“懶漢做學問”，就會造成這樣的結果，過一個月就被“打臉”。
邱文平：我發現一個新的問題，就是在新媒體影響之下，他們選西方領導人有一種政治選秀的感覺，或是當“政治網紅”的感覺。他們對真正的政治問題已經不感興趣了，也沒法感興趣了，因爲你長期處于行爲藝術表演的話，怎麽可能關注真正的政治問題呢。
俄烏戰事膠著，澤連斯基夫婦登時尚雜志
主持人：其實歸根到底還是在選舉制上，因爲如果政客要真正解決政治議題、政治問題，就要動到利益集團的“奶酪”，一動“奶酪”就會失去選票，所以在這種制度下面不會有人辦實事。
張維爲：確實，比方說拜登提出美國基礎設施建設計劃。我一看，5年4000億，我說開什麽玩笑，5年內能把紐約地鐵翻修一遍都做不到，所以我就調侃，100年之後美國能夠解決控槍問題嗎？你這個制度不改革，根本解決不了，因爲你改革不了。
主持人：而且他提出的任何東西也不可能持續，在他任期內尚且打個問號，任期結束之後就更不知道怎麽樣。我們再回到香港，您看你通過這樣的一場跟在港外國記者會的對話，雖然是不期望能夠說服他們，但您有沒有感覺到，比如說經過這樣的一場對話之後，他們對某些議題認知會再深一點呢？
張維爲：我後來接到他們的一些反饋，有不少是相當積極的，因爲他們很多對中國不怎麽了解，前面20分鍾的演講，我把“文明型國家”的特點、治國理政背後的核心理念，做了一個比較通俗的解釋。比如，我們是民意和民心既有區隔也有結合，他們原來只想到民意，香港模式也是只講民意，不知道還有民心，還有人民的整體的長遠的利益。我講“良政”還是“劣政”，來代替“民主”還是“專政”這個範式，這都是“文明型國家”理論推演出來的。這對他們很多人是有啓發的。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做工作，我老想起當年周恩來總理面對這麽多的外國記者，特別是香港的FCC，最早就是當時在國統區，在重慶抗戰時期的駐華記者協會，當時周恩來跟他們打交道時，這些記者趨之若骛。我堅信如果你是發自內心的自信，直面他們尖銳的問題，就是說再尖銳的問題也可以提，然後給他們做實事求是的解釋；必要時他的問題可以很尖銳，你的回答也可以很尖銳，來反問他，我經常這樣問：你覺得不是這樣嗎？
主持人：就像您說的，其實這樣的辯論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非常深度的溝通，在辯論當中的溝通可能比一般的溝通效果還要好。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不妨跟這樣的群體也要去多溝通。但最重要的是時間在我們這一邊，讓實力去說話。剛才張老師也說，香港這個地方也是中西方文明的交彙地，我們不能讓它成爲“顔色革命”的“橋頭堡”和重要的支點，但它完全可以成爲中西方文明交流的“橋梁”，如果要起到這個作用，香港還要做些什麽？
張維爲：爲了准備這個對話，我看了一些香港的材料，現在比較明顯的就是幾個公開討論的項目，在靠近深圳的地方建設北部都會區，是新的增長點。另外，參加大灣區的合作項目，包括科技的合作項目等。
主持人：您剛剛說的北部都市區，如果熟悉香港的地理方位，就知道從深圳出發去香港會路過上水、粉嶺這些站，那一片未來都是北部都市區，那裏其實有非常廣袤的待開發土地，但在以往香港的那種狀態之下，你看這些資源在誰的手裏。接下來就不一樣了，如果開發出來，不僅是住房，還有産業開發都會大大地惠及民生，這對香港來說是一件非常大的好事。
邱文平：香港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但香港人其實需要回答一個問題是你的身份認同，你到底是美西方在中國的一個“橋頭堡”，還是代表了我們中華文明和世界交流的一個“橋頭堡”，也就是說你要回答你到底是屬于哪個陣營的。這需要雙方共同努力，才能建構的一個更加美好的香港。
問答環節
觀衆一：我是一個法律工作者，《香港國安法》實施兩年多來，我們一直都在關注，它讓香港從混亂走到了正常，真正落實了“一國兩制”，“一國”的正確概念在香港有什麽明顯變化？香港從大亂走向大治，在這中間有哪些值得我們總結的經驗和教訓？
張維爲：習主席主政之後，一個很明顯的特點就是只有把這個問題認識清楚了，一定要解決。香港的問題是很棘手的，包括我們做“修例風波”的相關節目時，看得很清楚，當時就說了，香港一定要進行實質性的政治體制改革，不改的話會一路走衰。《香港國安法》非常之好，回頭看，我真的覺得是解決香港問題的神來之筆。
還有一點，香港因爲經受這麽多年英國殖民文化的影響，英國普通法系裏邊確實有這個傳統，就是這個法律只要在，那麽你就要執行，所以現在這部法律出來之後，真的産生效果了，包括對國旗、國徽的相關規定也在執行。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新的變化，從細節開始一步一步做起，很快的，經過一代人的時間，很多事情都會改變。
邱文平：“一國兩制”，只有中國人想得到這個東西，這其實就是中國文明特色和社會主義結合。“一國兩制”的提出，清晰表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可以和平共存、共同發展，在競爭中體現出自己的特色。其實對于香港來說，《香港國安法》已經出台了，很清楚，你的未來就是國際自由港，是一個世界人民都可以在這進行發展的金融貿易港，這是對香港人民來說最好的方向，但前提是你要去政治化，不要將自己裹挾在政治中。
觀衆二：兩位老師好，主持人好，我是一名醫學的研究生。我的問題是，不管我們去年與BBC的對話還是這次我們與香港的對話，其實我們都能感受到這樣一次次微型的“文明的沖突”。以及有人認爲，觀點或者立場完全不同的人是不能夠産生有效的對話的，我們應該怎麽去看待它？
邱文平：我覺得這個文明的小型交流看上去很艱難，實際上是可以做到的，我們有一句老話：朋友來了有好酒，豺狼來了有獵槍。“朋友來了有好酒”，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在“一帶一路”倡議沿途的國家，都非常歡迎中國，因爲我們帶著和平、發展、建設的理念。像前兩天孟加拉帕德瑪大橋，我看著都很感動，幾千萬人民那種欣喜若狂的心情，我感同身受，因爲在新疆果子溝，亘古以來這段天險過不去，當你見到果子溝大橋的時候，都會想流淚，這才是真正的深入人心的一種人類命運共同體。而對于帝國主義，就像“豺狼”一樣，不能不跟它鬥爭，因爲它想置你于死地，我們爲什麽不鬥爭呢？帝國主義是可以鬥爭的。
圖自香港特區政府新聞公報
觀衆三：老師們好，我叫李明洋，我的身份有點特殊，因爲我是1997年出生的“回歸寶寶”，現在也是一名在內地創業的香港青年。自己創業的項目其實是中國第一個全品類的專業戶外滑雪品牌，趁冬奧這波風潮，很有幸，我們的産品幫助我們國家的小將去訓練和准備參加冬奧比賽，也得到了很多宣傳和政策上的支持。最近剛好我又從內地回來香港，他們其實對于內地龐大的市場有很大的好奇和憧憬，但是他們在猶豫。我想，對于青年的就業、置業、創業問題，該怎麽鼓勵香港的青年去擁抱大灣區的機會，甚至整個中國市場的機會？謝謝！
主持人：我在這補充一下，習主席在香港“七一”講話時候就特別強調，要關注年輕人的發展，要給香港年輕人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擁抱大灣區，或者說融入國家的發展格局，對年輕人來說都是一條很好的路。這位朋友已經走出來了，但可能還有一些年輕朋友有點擔心這一步該怎麽邁，兩位怎麽看？
張維爲：因爲我過去每年都會去香港，也看了一些民調，香港年輕人——某種意義上是長期形成的傳統，讀書喜歡學會計、金融這些。而你顯然是起了很好的示範作用，邁出一步之後，稍有成就，甚至是不小的成就。怎麽影響香港其他年輕人，我覺得你們、特別是作爲來自香港的年輕人，可以認真考慮一下——這本身也是一個很好的機遇、甚至可以做成一定規模的傳播事業，就是給香港的年輕人介紹在內地怎麽創業、可能會有什麽困難、會有什麽好處、什麽方便的條件、在大灣區可以怎麽做，比如通過自媒體生動地做。我想這是你們“90後”“95後”的強項，至少內地年輕人這方面非常強，你們可以一起合作，做一個網站也好，在油管（YouTube）上放視頻也好。我覺得要利用新媒體，把真實的內地發展機會告訴香港同胞，機會太多了。
邱文平：還有一點就是大多數大都市的人，像上海、香港，這種市民文化很容易産生一種“精神貴族”錯覺，實際上對于小地方、偏遠地區並不了解。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地域異常遼闊，像我們小時候在陝西農村生活過、在新疆長大，所以像我們、尤其是張老師這一代，見過封建社會的愚昧、見過世界的盡頭、也見識過大城市的繁華，你會對這個世界抱有非常全面的認知。文化、文明不是空談出來的，它是依附在我們人民身上，在地區文化中體現出來的。
所以我更建議大城市的年輕人應該走出去，打破自己“精神貴族”的小籠子，不要以那麽狹隘的眼光來看待這個世界。當你真正做到精神開放的時候，奔放地看待這個世界的時候，發現城市很多時候它只是一個鴿子籠而已，當你走出來之後你可以翺翔在天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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