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CL）全球繁榮研究中心（IGP）
2021年11月12日，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CL）全球繁榮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Global Prosperity（IGP）舉辦了“亞洲的性別與繁榮 （Gender and Prosperity in Asia）”系列講座。這一系列共有六期，由中心副講師何嫄組織策劃，既有涵蓋亞洲女性整體經濟和殘障狀況的專題演講，也有針對特定國家，如日本、韓國、中國、緬甸的國別討論，旨在促進亞洲女性之間，以及歐洲與亞洲之間的理解與連結。在第一期講座中，來自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的經濟學教授Jayati Ghosh圍繞“亞洲如何依賴女性的有償和無償勞動得以增長”進行了分享。
在活動的開始，全球繁榮研究中心的創始人兼主任、倫敦大學學院文化哲學與設計教授Henrietta L. Moore表示：性別與繁榮系列講座的目的是將性別視角引入繁榮領域。Moore指出，傳統看法認爲，經濟發展必然會帶來性別平等和提高婦女的生活質量；然而，從日本、韓國、印度以及一系列亞洲國家的發展卻展現出和傳統看法截然不同的情況。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彙編的《2021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顯示，東亞各國的性別差距非常之大，東亞主要國家的性別差距都位列全球國家的100位之後。這與它們在世界上的經濟地位，以及這些國家的人均生産總值（GDP）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研究者無法看到某些經濟發展指標和女性地位提升之間的直接關系。過去20年內，雖然一些國家在經濟以及人力資本發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這些國家的國內性別差距也在逐步擴大。當下，性別已經成爲了一個全球性的議題，這促使學者更加深入地思考和挖掘繁榮對于不同社會群體，尤其是在曆史上處于劣勢的群體、種族、性別和民族的意義。因此，研究者必須認真對待繁榮的研究議題，重新定義這個概念，再次審視現存的一些理論假設。
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的經濟學教授Jayati Ghosh
主講人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的經濟學教授Jayati Ghosh圍繞“亞洲如何依賴女性的有償和無償勞動得以增長”進行了分享。Ghosh教授在新德裏的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教授經濟學近35年，並于2021年1月加入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她的研究興趣廣泛，包括全球化、國際貿易和金融、發展中國家的就業模式、宏觀經濟政策、與性別和發展相關的問題，以及中國和印度近期發展的啓示等。她已編纂了20本書，發表了200多篇學術文章，並爲各國政府與國際組織提供咨詢幫助。她最近出版的書籍包括：《災難的形成: 新冠病毒與印度經濟》《非正規經濟中的女性工人》等。
Ghosh首先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亞洲的繁榮在多大程度上被歸功于那些被認可和未被認可的女性工作？Ghosh認爲，亞洲女性獲得的僅僅是一種非常膚淺的欣賞。即使是非常依賴婦女的經濟貢獻的政策制定者也未必對此有過深入思考，他們不會承認女性的貢獻，也不會賦予女性權利和報酬。
作爲全球一體化的受益者，以及全世界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亞洲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地方，而在亞洲以內，東亞尤爲成功，並且已經實現了預算收入的快速增長和結構轉型。
但是，這種巨大的擴張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已被認可和未被認可的勞動力開放。首先，Ghosh指出，目前通行的對“就業參與”的定義與工作者是否獲得報酬有關，但許多（女性）工作者都缺少報酬。可喜的是，國際勞工統計學家會議于2013年擴大了工作的定義：工作不再局限于進入國民核算的有償工作，新的定義將在家庭以及社區中的個人經濟貢獻行爲（無論個人是否因此得到報酬）納入了“自我雇傭”的範疇。
女性的有償勞動困境
第一部分，Ghosh教授從女性的有償勞動講起。她表示，我們應該意識到，就業參與是一項能夠揭露女性處境的指標。第一，當女性得到正式工作後，她們就會有收入；在社會上以及家庭中，收入都有著重要的意義。隨著越來越多的女性找到工作並獲得報酬，她們的社會地位就會相應地得到提高。但是，當女性的就業參與較少，就意味著社會實際上並不重視女性，也沒有停下來思考女性對經濟做出的貢獻，我們通常可以通過婦女的就業參與率，來認識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
在發展中國家之中，印度是女性工作參與率最低的國家之一，甚至在經濟增長時期，這一指標卻在持續下降。這不僅與婦女在社會中缺乏地位有關，也導致婦女在社會中進一步失去地位。如果關注一些女性地位有過提升的國家或地區，比如依靠出口導向的制造業而崛起的韓國、中國、新加坡；以及在出口導向型制造業的基礎上迅速擴張的國家，如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等，我們會發現在它們的頂峰時期，越來越多的女性成爲了出口導向型制造業的工人。在這些國家，女性勞動力的就業參與率急劇增加，在10到15年內翻了一番。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內，婦女的就業參與率從25%～35%上升到65%。
以出口爲導向的制造業生産中有60%～75%的女性工人，在一些書中，這一比例高達90%。爲什麽女性的工作突然間出現了大幅增加？這是因爲女性勞動力在很多方面都更便宜、更方便，但這也帶來了很多問題。
首先，大多數女性不會將自己視作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她們會把自己看作是爲了晚年存錢，或寄錢給家人的勞動者，或家庭的次要收入來源。這些地區的出口導向型制造業，主要雇傭18～30歲的年輕女性工人。在1990年代中期，馬尼拉市出口加工區中95%的女工年齡都在35歲以下。一方面，這些年輕女性的工資較低。另一方面，在通常情況下，她們更容易被控制，不太可能成立工會。她們願意忍受非常苛刻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包括住集體宿舍、接受密切監控等等。
女性工作者更受歡迎的第二個原因，是因爲她們屬于彈性勞動力。當下很多制造業的出口加工工作，對體能有非常高的要求，沒人能連續在這個行業工作10到12年。因此雇主轉而利用了年輕女性，當她們想結婚或想要孩子時，雇主允許她們辭職，但是要求她們介紹自己的妹妹（或更年輕的女性）來接手這個工作。這些女性的工資很低，並且很容易被抛棄，因此雇主不必擔心需要與她們簽訂長期合同。
此外，這些高出口國家的工資差距令人震驚。女性的平均工資僅僅是男性工資的50～60%。這在大程度上要歸因于職業區隔，女性只能從事廠裏的基礎工作，而男性則可以成爲監工、經理、檢驗員，這種等級制度使得男性能夠控制女性的生産過程。
第三，由于許多女性認爲自己從事的只是臨時工作，因此她們忽略了行業對女性的不公平對待。在這些行業的發展過程中，許多跨國企業都依賴當地的低價女性勞動力——極低的工資、非常糟糕的工作條件、幾乎不爲她們提供任何法律保護或社會保障。女性勞動力沒有意識到這些問題，因爲她們將這些工作看作一種臨時工作，一旦她們需要結婚或有了孩子，這些女性員工就會離開行業。另一方面，只有發生了真正的重大事故後，人們才會意識到行業對于女性勞動力的剝削。在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地發生的意外，以及導致大量年輕女性死亡的孟加拉國拉納廣場工廠事故，都揭露了被掩蓋的行業內部問題。隨著被雇傭的女性數量增多，雇主需要爲這些婦女提供更好的工作條件，女性開始要求更多的休息時間，更多的社會保障，並呼籲減少性別差異的鴻溝。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雇主開始意識到雇傭女性勞動力的成本開始增加，女性雇員從此也不再那麽有吸引力。這些國家的技術進步取代了部分勞動力，也從而産生了新的就業崗位。
但是，當新工作對于體力的要求更高、工作更辛苦時，女性又開始從事這些工作。在印度，婦女廣泛從事工地頭頂搬磚、插秧等體力活。在出口主導的國家，雇主開始減少員工數量，更多雇用技術工人。在這些國家中，工廠裏的女工經曆了大量增加，之後減少的階段——公司開始從中國轉移到緬甸、柬埔寨、孟加拉國和斯裏蘭卡。勞動力開始轉移到更便宜的地方，雇主開始剝削更年輕且順從的女工。
絕望的自我雇傭與無償勞動
在介紹完女性有償勞動困境後，Ghosh教授轉向了第二部分無償勞動。在這一群體中，很多女性陷入了絕望的自我雇傭。她們仍然在爲經濟做出貢獻，但卻要在更糟糕和更脆弱的條件下保護自己，因爲沒有雇主可以提供法律或社會保障。很多女性提供無償家務勞動，但這並不計入國民工作核算。更爲不平等的是，除了自己的消費和休閑，許多此類勞動都成爲了可以外包的經濟活動，而女性卻依然不被視爲勞動提供者。例如在印度古吉拉特邦，代孕已經成爲了增長最快的出口商品，但懷孕的女性不會被納入勞動力大軍中。
此外，女性被迫承擔起巨大的家庭責任，包括照顧孩子和老人、做飯、打掃衛生；甚至需要打水、裝燃料、准備木材、做園藝、養家禽等等（在印度，這些活動在國家勞動統計中被追加標示爲91、92號編碼；而延伸照料則被編爲93號）。雖然她們承擔了那麽多對經濟活動有貢獻的家務，但是由于她們沒有工資，因此不被視爲勞動力。作爲世界上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最低的國家之一，1999年的印度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爲36%，這一參與率已經非常低了；但2017年和2018年，這一數據下降到了18%。在鄉村地區，這一數字爲22%；在城市內，這一數字下降到12%。在印度，有償的女性工作系統幾乎已崩潰；如果一個女性幫著家裏看店、幹農活，但因爲她並不擁有商店和農田，所以她也不會被視作勞動力。這當中也包括了許多非常辛苦的勞動，例如去極遠的地方取水，還包括跑腿、排隊等候的時間——但她們只被看作沒有報酬的幫工。
令人震驚的是，這些情況不僅僅發生在新冠疫情期間；甚至在印度經濟繁榮時期，女性也經曆了就業統計系統的不公、性別差距的擴大，因爲印度的繁榮非常依賴于女性的無償工作帶來的經濟貢獻。這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其他亞洲國家，雖然情況不像印度那麽極端，但性別之間的經濟差距也在逐漸拉大。
那麽，當越來越多的女性提供無償勞動時，會帶來怎樣的影響？首先，這意味著女性所做的任何工作都不受社會的重視，因爲她們做了太多的無償工作。當她們進入勞動力市場時，她們將獲得更低的工資。壓榨女性工資的不僅僅是私人雇主，女性公務員也同樣面對困境。政府依靠低工資的女公務員來管理公共衛生項目，管理兒童營養計劃，並且雇傭了所謂的志願工作者。印度政府既不支付她們政府的最低工資，也不支付她們法定的最低工資，而是將她們視作社會活動者，每個月給予她們少于6英鎊（約53元人民幣）的“報酬”。另一方面，兒童營養計劃的運行則依靠托兒所女員工的低薪勞動（她們的工資略高于6英鎊，但仍然低于法定工資），這類工作甚至被歸類爲兼職工作。
第二個影響是，當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時，她們的工作將聚集在低薪職業，包括家政護理、幼兒教育和托兒服務。在印度，大量的男性和女性都從事了此類職業；在這些行業中，男性和女性都會面臨工資的減少。但是，更依賴低薪工作的工廠，例如印度的卷煙廠，仍然是由女性主導。
第三個影響是，公共政策可以利用無償勞動來提供緩沖。當所謂的財政緊縮發生時，政府可以利用女性在家庭內部的無償勞動來提供社會服務，並將其作爲一種緩沖。這一政策充分意識到了性別差異，並利用其來推動公共開支削減。
最後，以上這些影響都是對正規經濟的巨大補貼。這就回到了經濟增長對性別差異的依賴。以印度爲例，印度的制造業並不發達，其經濟成功體現在服務出口、尤其是IT行業。值得反思的是，印度有相當優秀的、專業的、受過良好教育的軟件專業人員，但是印度軟件卻非常便宜，這是因爲印度擁有一個提供支持的子系統，包括維護、餐飲、安全、交通，後勤等等，而所有這些工作的報酬都非常低。此外，軟件專業人員還可以獲得免費的家務勞動服務，家政人員的工資遠低于法定最低標准。由于不平衡的勞動力市場，以及女性低薪工作的存在，才讓印度的發展顯得如此現代、如此成功。我們可以看到，這當中存在著正式與非正式經濟的區隔，及對非正式經濟的剝削。從這些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性別差異如何推動了亞洲的繁榮。
亟須改變的經濟模式
在講座的第三部分，Ghosh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目前這種模式已經遭到了挑戰，不再是一個可行的模式。它在東亞創造了巨大的物質成功、人均GDP增長等等，但由于現實的改變，這些成功已經不可複制。
第一，亞洲的全球金融一體化並沒有給它帶來好處。韓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經濟體爲亞洲的金融一體化付出了很高代價，它們最終會支付更多的利息、股息，也伴隨其他資金流出，但他們期待流出的資金會獲得回報。這些國家的投資款，不僅僅是國內投資者和儲蓄者的錢，也包括他們的儲蓄養老金。中央銀行同時持有大量的外彙儲備，但過去15年內，一些國家的國庫券利率已經趨近于零。它們在外面持有的資産回報很低，卻背上了高額負債。與此同時，這些國家又非常脆弱，任何情況都可能導致資金外流，之後就會出現貨幣崩潰，國內銀行業務將面臨各種各樣的困難。換句話說，這些國家更容易陷入危機；因此，金融一體化顯然不是一個成功的發展方式，它並沒有真正增加這些國家的投資率。
其次，亞洲是氣候變化的主要受害者。亞洲的許多沿海城市，正面臨沙漠化、更多的地震、更多的水土流失、重大的降雨變化等等，季風的變化更將會改變既有的耕作方式。
第三，氣候的變化也帶來了貿易模式的變化，邊境經濟體沒有可供投資的資源，氣候影響著農業、水、供應、居住，造成了人們流離失所，當地出現了日益增多的氣候難民。基于上述情況，我們將看到越來越多的貿易保護主義和貿易轉移。
第四，亞洲面臨著技術的沖擊，包括3D打印的發展、人工智能的發展和勞動的機器人化。因此，亞洲需要廉價的勞動力和勞動場所，並且將生産過程的某些部分離岸化。這意味著勞動的工業化已經不再像10年前那樣簡單。
最後，新冠疫情既反映出了亞洲存在的不平等，也強化了社會、經濟和其他方面存在的不平等。這些不平等必然會帶來各種問題，更嚴重的是，社會和政治的緊張局勢將會伴隨著不可預見的後果，其中就包括經濟後果。
那麽，我們的出路是什麽？首先，我們應該思考，經濟將如何使人類、自然和社會受益？我們要思考的，不是簡單地將更多的女性勞動力納入經濟市場，以制造更高額的GDP；而是怎樣的經濟才能帶來一個公正的、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並制定相應的政策、制度與法規。
我們應該承認照護工作的重要性，減少非常艱苦的照護工作。在家庭和社會、公共和私人範圍、不同的性別之間，對照護工作進行再分配。此外，我們應該爲照護工作提供薪酬，並爲照護工作提供大量的公共投資。
第一，我們必須把重點放在綠色發展上，關心農業生態。我們需要意識到，最綠色的農業形式不是爲農業提供大量的公司資金，而是創建基于可持續和生態做法的小農戶型農業，而我們缺少對這一機制的保護。當下的全球糧食系統是不安全、不健康的，並且正在破壞全球的環境。因此，我們必須開發新的能源以解決這一問題。我們發現，使用分散的可再生能源比使用造成碳排放的化石燃料更爲便宜。這意味著能源行業可以建立小規模、本地化、分散化的生産，在當地使用這些能源，並在當地創造綠色就業機會。
第二，我們需要引入公共投資和監管措施，防止私營企業攫取和控制知識。知識産權的壟斷將會對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帶來災難。在疫情中，我們已經看到對疫苗的知識産權壟斷所造成的惡劣影響，以及壟斷如何阻礙了全球疫苗接種的推進。而在處理氣候問題方面，知識的壟斷也導致了一些國家缺乏應對和減緩氣候變化問題所需要的基本知識。
第三，經濟的未來應該關心更多面向，這些面向也應該是多彩的，除去綠色發展之外，我們也應該關心經濟發展的藍色面向，即水資源的重要性。許多亞洲國家正在汙染當地的河流、水體和海洋，地下水位正在下降，這將會帶來長期的影響，甚至引發圍繞水資源的戰爭。此外，我們也不能忽略經濟發展的紫色面向，紫色與照護的概念息息相關，而照護工作既能夠創造就業機會，也無法輕易被機器完全替代。最後，我們應該關注經濟發展中的紅色面向，實現經濟的再分配，減少社會的不平等。
責任編輯：龔思量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