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把個體的地位看得比國家甚至家庭都更爲重要，尊崇獨立和自力更生。澳大利亞人秉承了這些品質。和美利堅的殖民者一樣，土地廣袤，並且還在擴張，都是屬于每個移民自己的。這片偉大的紅色大陸，不是一個被“擠走”的不列顛，而是一個不斷壯大的不列顛。
文 / 丹尼爾·漢南
譯 / 徐爽
1796年，悉尼第一家劇院開張(現址在布萊街上)。一個幾乎全部由刑滿釋放人員組成的劇團上演小愛德華的悲劇《複仇》。演出並不成功。一點也不奇怪，觀衆席裏到處是扒手，劇院不久也倒閉了。這場演出現在還能被記得的，是開演前會朗讀序幕中的兩行詩：
因爲要知道，我們才是真正的愛國者，
我們離開祖國，是爲了她好。
這兩行詩通常被認爲是擅長喬裝打扮的愛爾蘭竊賊喬治·巴林頓所作。他的慣用伎倆是裝成牧師行竊。多次被捕後，他在1790年被判7年流放。實際上，這兩行詩不是巴林頓的風格，幾乎可以肯定是僞作。但是劇本在流放地寫成本身值得一提，而澳大利亞後代也喜歡這出劇。
一個由罪犯營地建成的國家如何變成了世上最富有､最自由的土地之一？一個由不列顛嫌棄的人組成的殖民地如何反而成爲不列顛不可缺少的堅定同盟？直到現在，到澳大利亞旅遊的英國人仍就會爲衆多的兩次世界大戰紀念碑和成千上萬年輕人拿起武器效忠國家的精神而動容，即使他們中很多人的先輩是戴著腳鐐流放到這片土地上的。澳大利亞在一戰中派出了40萬人､二戰中派出了近100萬人與英國一同作戰，這樣的忠誠怎麽解釋？
這與倫敦方面吸取美國殖民地的經驗教訓有很大關系。諾斯伯爵內閣的班子和政策被徹底抛棄。現在沒人敢討論不列顛海外臣民不應當享有和本島臣民同樣的政治權利這一問題了。
可以想見，殖民地面臨各種問題：距離遙遠､環境陌生､如何處理與原住民的關系。以上種種，皆困難重重。盡管如此，威斯敏斯特迅速達成共識，認爲不列顛的殖民地應當建成承認英國王室權力的議會制自治政府，這之後被稱爲“負責任的政府”。
早期的澳大利亞人很希望自治。違法者構成的人口主體並不妨礙其政治發展。相反，那個年代的罪犯其實相當有闖勁兒，他們並非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底層階級。事實上，對他們量刑之重尤使我們震驚。英語社會非常看重個人財産權，這種極端的重視程度也反映在刑事司法系統中。數千人被判7年的流放僅是因爲入店行竊，其他被流放的包括政治激進分子､抗命的海員以及愛爾蘭民族主義者。
1787年，第一批十一艘滿載流放者的船隊離開英格蘭樸茨茅斯港駛向布塔尼灣。船隊上載有696名犯人和348名官員､水手､海軍，還有貨物､醫療物品､手铐和腳鐐，以及爲統治者預制的玻璃窗房屋。最後一批流放者則于1868年抵達西澳大利亞。在此期間，一共有164，000名男女(包括孩童)從不列顛群島抵達澳大利亞，其中不乏在途中被判罪的。還有一些從加拿大､印度和加勒比來的尋事者。
行程險惡，許多人命喪途中，而上岸後的情況也不見得好到哪裏去。除了嚴刑，他們還要面對未知的奇異植物､有毒的動物､惡劣的氣候以及長期敵對的原住民部落。
然而殖民地仍舊繁榮了起來。犯人們在刑期屆滿後可以得到30英畝的土地。不久，當地的經濟開始起飛，首先基于牧羊，隨後發展起了各種商業､旅館和其他第二産業。這些犯人絕大多數出身髒亂的貧民窟或者處境更糟的貧農，但他們發現，在這裏可以相對容易地成爲土地擁有者。他們建立了新的家園，並成爲堅定的個人主義者。
原住民成了他們成功的犧牲品。沒有其他地方可以有澳大利亞的殖民者和原住民之間的技術差距這麽大。那些原住民還生活在舊石器時代，載滿罪犯的船隊給當地人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原住民失去了狩獵的土地和水源，在牛羊牧場受苦役，以及最悲慘的，他們被未知的病原體感染。盡管倫敦的政客們想盡辦法幫助原住民融入英國社會，當地白人殖民者卻認爲這些個所謂的方案不過自作多情。不管怎麽樣，威斯敏斯特出台的法令並不能使本地人逃過麻疹､肺結核和天花的襲擊。
正當殖民者沿澳大利亞海岸線擴張時，一個類似于北美的社群開始形成。在同時代歐洲大陸人看來，這樣的社會具有明顯的英國特征。曆史上，英國人就出了名的敢于反抗統治者，他們把個體的地位看得比國家甚至家庭都更爲重要，尊崇獨立和自力更生。
澳大利亞人則秉承了這些品質。和美利堅的殖民者一樣，他們的土地上沒有地主貴族。土地廣袤，並且還在擴張，都是屬于不列顛的移民自己的。這片偉大的紅色大陸，不是一個被“擠走”的不列顛，而是一個不斷壯大的不列顛。
任何赴澳旅行的遊客都會驚異于澳洲人的性格：不拘小節，固執己見，個人主義，自力更生。澳大利亞作家薩利·懷特制作了一本小冊子，向外國學生介紹澳大利亞人的民族性格。冊子中寫道：“澳大利亞人尊重他人，不僅僅是因爲他們的社會地位或者出身。只要一個人的行爲不影響到其他人的活動或者信仰，澳大利亞人待他總是寬容和友善的。”
簡單說來，這是活生生的密爾的自由主義哲學，也正是我們一直期望的。因爲，盡管誇耀他們出身罪犯的祖先的人也對自己充滿信心，但終究抵不過大批前來淘金的冒險者。這些淘金者和流放犯人一樣，絕大部分是男性。因此，這更加強化了被遊客和澳大利亞人自己與國家文化聯系在一起的個人主義精神。
第一大批淘金者1851年登陸。此後的20多年裏，澳大利亞人口從43萬增至170萬。新發現源源不斷。整個19世紀後半葉，金礦開遍了新南威爾士､維克多利亞和昆士蘭。最後一大批冒險者在1893年抵達卡爾古利，開啓了西澳大利亞淘金的大潮。我有一位遠房親戚帕迪·漢南也是淘金者，他從愛爾蘭克萊爾郡移民過來。和數以千計橫跨半個世界前來的人一樣，他是一位實業家，一位永遠信心滿滿地追求財富的探險家。澳大利亞人不是一群等著“感謝政府”的人。
澳大利亞人創造出了一種把他們離開的地方遠遠抛在身後的卡通畫。漫畫中的不列顛，階級固化，挑三揀四，充斥著繁文缛節。盡管很少有其他盎格魯圈的遊客這麽認爲，但在澳大利亞人的眼裏或許真就是這樣的。
然而很少有澳大利亞人質疑他們和不列顛的聯系。在20世紀前，這種聯系就叫“家”，哪怕很多人其實根本沒有踏上過“家”的土地。他們知道，盡管和英國人有分歧和對抗，但大體上他們仍享有共同的政治文化。盡管往返兩個國家要跨越半個地球，但旅行者會發現一樣的法庭程序，一樣的議會，而維系社會運作的不成文習慣也相互兼容。正是這些相似之處，而不是體育､電視､食物等等，構成了國家認同的核心，並繼續吸引來自南歐和亞洲裔移民爭相融入。
直到1960年代，大部分澳大利亞人都同時視自己爲不列顛人和澳大利亞人。這種認同後來逐漸消失，大致有三個原因：一是隨時間自然的淡化，二是大批其他地區的移民湧入，三是英國1973年災難性地決定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現在的歐盟)，兩國間傳統的貿易往來被歐洲關稅同盟取代。
即使現在，許多澳大利亞遊客在不列顛機場落地時心裏都不好受。他們眼睜睜地看著那些曾經和不列顛對抗的國家的公民可以走歐盟通道，自己卻要和其他國家公民排在一起。“打加裏波利戰役時都沒排過這麽長的隊！”他們這麽抱怨。在1915年試圖打通黑海的那場慘烈的戰役中，有無數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士兵犧牲。
加裏波利戰役慘敗時，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士兵的地位和他們的不列顛戰友沒有差別。事實上，不列顛人比澳大利亞人的傷亡率還高一點點。這一點有必要強調一下，關于這場戰役的一些傳言不可信，尤其是1981年梅爾·吉布森主演的電影《加裏波利》中，稱澳大利亞人在海峽上因喝著茶的不列顛冷血軍官的命令而蒙受了不必要的損失。
加裏波利注定是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人建國史上的關鍵時刻。澳新軍團日的紀念活動規模也超過了其他盎格魯圈國家在類似11月11日退伍軍人節的活動。但如果說紀念活動的重要性在于疏遠和不列顛的關系，所有參戰的人都會覺得荒誕不經。毫無疑問，加裏波利戰役指揮無能，執行不力，但是那時人們不會懷疑英語國家民衆並肩對抗獨裁暴君的事實。
跟1776年不同了，有著大量不列顛人口的殖民地的獨立運動並非起因于殖民者。正是因爲從第二次盎格魯圈內戰中吸取了教訓，倫敦方面總是試圖先于殖民地一步，給予比殖民者所要求的更多的自治權。
1931年通過的威斯敏斯特法案就已經廢除了不列顛議會對自治領的所有立法權限。不過南非直到1934年才批准，澳大利亞等到了1942年，而新西蘭一直拖到了1947年，加拿大則一直在爭論聯邦和行省的權力問題，直到1982年才批准該法案。
19世紀的不列顛政策制定者都很關心這些偉大的國家從從屬國演變成盟友國的演進曆程。在澳大利亞這裏，這是一個漂亮的勝利。2000年是6個自治殖民地聯合成澳大利亞聯邦的100周年慶。5位澳大利亞總理———約翰·戈頓爵士､高夫·惠特拉姆､馬爾科姆·弗雷澤､鮑勃·霍克和約翰·霍華德———來到不列顛衆議院，這是通過聯合法案的地方。數月後他們又回到這裏，在市政廳參加了國宴並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做了禮拜。女王參加了儀式，因爲在前一年的修正案公投中決定保留女王作爲國家元首。澳大利亞當時肯定也有紀念活動，然而在聯合王國本土爲如此重大的澳大利亞民族紀念日舉行儀式，意義非凡。
約翰·霍華德于2003年回到倫敦，參加了一個紀念館開館儀式，紀念兩次世界大戰中爲英語國家民衆的價值觀而戰的數十萬澳大利亞人。儀式進行時我碰巧路過。兩小時後我再次經過，看到媒體早就散去，而這位和藹質樸又非常成功的澳大利亞領導人仍在那裏和衆多身在倫敦的澳大利亞人握手交談。
霍華德，第一次公開使用“盎格魯圈”這個詞的政府領導人，對紀念館所銘記的曆史深信不疑。英語國家的民衆曾兩次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爲了自由並肩戰鬥。在他眼裏，他們現在仍舊會這樣。正如2010年他對美國聽衆所說的：“我從政治生涯中發現，我們的社會之間明顯存在內在相似性和緊密性。這或許在政府最高級領導人之間最能得到體現。毫無疑問，世界上最緊密的情報共享體系就是由盎格魯圈的五個成員國———美國､澳大利亞､英國､加拿大和新西蘭組成的。打擊恐怖主義，及時的情報極爲重要。因此，十分慶幸我們有著重要的關系，並信任彼此的合作和可靠性。”
在同一篇演說中，霍華德也熱情地提到了印度具有盎格魯圈的特點。那麽，他是如何定義“盎格魯圈”的呢？是通過對個人自由､普通法系､代議制政府，以及在他個人眼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隨時准備部署相當的戰力保衛這些價值。“保衛自由是悠久而豐厚的遺産。”他總結道。他是對的。
關于“盎格魯圈”
那些以英語爲第一語言的地方，在歐洲被統稱爲“盎格魯－撒克遜世界”。這一稱號並非基于種族，而是依據文化，這個概念指的是：說英語並認同小政府的人，無論他們身處舊金山、斯萊哥或者新加坡。在歐洲大陸的許多評論者看來，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和其他英語 國家的人構成了一個“盎格魯－撒克遜”文明體，他們最大的特點是都信奉自由市場。我們把這樣的文明體稱作“盎格魯圈”。
《自由的基因》丹尼爾·漢南 著 / 徐爽 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