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視角】
作者：謝愛磊（廣州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
編者按
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了《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並指出，要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7月至8月，中央和各地方一系列政策和配套支持措施相繼出台。8月2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表決通過了關于修改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決定，修改後的人口計生法規定，國家提倡適齡婚育、優生優育，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放開“三孩”的消息出來後，話題熱度數月不減。參與討論的年輕人都在問，到底“生不生”呢？生幾個呢？
甘肅省昆侖幼兒園在兒童節成爲一片熱鬧歡騰的海洋。侯崇慧攝/光明圖片
低生育率讓多國面臨挑戰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結果顯示，年輕父母們肯定還是生少了，統計顯示,總和生育率——反映婦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總數的指標爲1.3，而一般來講，總和生育率至少要達到2.1才能達到世代更替水平。不過，這在全球並不是個別現象。聯合國人口基金2019年發布的一份名爲《對低生育率的政策回應——有效性如何？》的工作論文指出，全球的年輕人都生得比較少：在過去30年，世界範圍內人口生育率普遍下降，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有越來越多國家出現少子化現象，南歐、東南歐、東歐以及東亞的部分國家，生育率則下降到非常低的水平。世界銀行2019年的統計數據顯示，世界範圍內總和生育率最低的國家爲韓國（0.9），有八個國家或地區這一指標在1.2及以下，其中四個國家或地區在亞洲——除韓國外，還有我國的澳門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及新加坡。
研究人員指出總和生育率的極低（低于1.5）或超低（低于1.3）現象是全球生育率轉型進程中令人意想不到的轉折，擔心其會給公共財政、養老金體系、社會保障和衛生事業帶來巨大壓力。雖然很多國家和地區都面臨著生育率低的挑戰，但“生不生”的確不只是個人“偏好”。年輕的父母們做出生育決定往往不是自由“選擇”的結果，而是受一系列宏觀和微觀因素的影響。例如：
經濟和勞動力市場的穩定程度：個體往往視經濟方面的安全、工作上的穩定爲爲人父母的重要先決條件；
社會危機：危機容易導致個體選擇推遲婚育，導致生育率下降；
職業與家庭生活之間的沖突；
性別不平等：婦女仍然承擔著大量家務，工作和家庭的雙重重擔容易導致低生育意願；
買不起房：房價和供應情況影響著生育能力和意願；
年青一代的家庭觀念。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宏觀和微觀因素有些在人類曆史上從來都是存在的，但爲何會在當代對年輕人的生育意願産生深刻影響呢？這就牽涉年輕人在育兒觀念上所發生的重大變化。和父輩們不同，現在的年輕人追求高質量育兒，而落實具體行動，就演化成一場高強度育兒。高質量與高強度的疊加，使育兒成爲爲人父母者的一件“艱巨任務”，使很多年輕人望而卻步。
2021年5月28日，在江蘇省淮安市洪澤區一家書店，家長與孩子們一起閱讀圖書。殷潮攝/光明圖片攝
“父母決定論”與高強度育兒
在當代，“做父母”的社會意義已經發生了重大改變。我們這代家長在觀念層面大約比此前任何年代的家長都更加堅信“父母決定論”的觀點——孩子所接受的養育的質量決定了他們未來的生活面貌。各類家庭教育政策文本、無處不在的商業營銷、耳提面命的老師和同樣焦慮的其他家長也好似無時無刻不在提醒：“你怎麽養育孩子將對他們的一生産生深遠影響！”在實踐層面，一項數據更是顯示，20世紀60年代至21世紀10年代，在美國，父親用于陪伴孩子的時間增長了兩倍，母親用于陪伴孩子的時間當然多了更多——她們陪伴孩子的時間仍是父親的兩倍。但請不要忘了，從世界範圍看，女性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才剛剛獲得稍平等的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機會。短短40年，新的育兒精神又在重新召喚著她們重返家庭的“戰場”。研究指出，而今全職工作的母親用于陪伴孩子的時間與上世紀70年代的全職媽媽幾乎一樣。另一項針對西方十一個富裕國家的比較研究甚至顯示，2012年時，母親們教孩子的平均時間較1965年長了一個小時。兩項研究的共同指向是——全職工作的老母親，既要主外又要主內。
高強度育兒已是我們這個年代主導的育兒模式。在過去，對于孩子能否在學業上獲得成功，我們要麽信奉個體決定論要麽相信社會經濟地位的力量。但在父母決定論的話語體系之下，一切轉向子女的養育質量這一關鍵變量。養育質量意味著什麽呢？花更長時間給孩子以高質量陪伴，最好能夠與他們一起遊戲、一起學習；還要把握機會系統地引導他們的想法和感受；要花時間與孩子講道理，鼓勵他們表達自己的觀點；投入金錢讓孩子參加課外活動必不可少，目的是創造機會學習課外知識；在學業的重要階段，購買更加個性化的教育服務和購買專家咨詢則是上佳選擇。研究人員測算，在美國，從2000年至2010年，每個家庭花在孩子上的平均成本上升了40%之多；2015年，從呱呱墜地到17歲，每個美國家庭養育單個孩子的平均成本爲233610美元——這還沒有加上大學學費。按照澎湃新聞的報道，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人口所發布的一份關于上海市中小學成績變化及影響因素的調查報告顯示，在該市靜安區，從孩子出生到初中畢業每個家庭的總投入接近84萬元，其中教育投入超過51萬元，在闵行區，這兩個數字分別爲76萬元和52萬元。
大約可以把當代父母育兒的基本精神概括爲：時間要長，花錢要多，知識要足，情感要真。做得好，那就做到了“高強度育兒”，做不好，那就是低強度育兒。父母都需立志成爲最好的兒童發展專家，哪怕需要自學兒童心理發展知識，抑或再學一遍數理化。
目前的總體趨勢是我們的社會越來越接受父母決定論，這是對兒童發展在認識論上的重要轉變——從社會學的解釋過渡到道德的解釋。道德解釋的內在含義使我們認定，父母是否稱職的依據變成了孩子發展得好與不好，對養育行爲有了道德審判的意味。力爭做全能的父母和爲孩子創造美好的童年成了“好父母”的標准。英國廣播公司曾援引哥倫比亞大學學者的一項研究，標題聳動：《壞父母的能力差距在擴大》。言下之意，父母質量如何影響著孩子的學習結果。但需要指出的是，兒童發展的道德解釋和父母決定論顯然忽視了社會經濟和文化因素對兒童福祉和生活機會的影響。兒童的生活質量和他們的發展受到許多結構性因素的（例如教育資源的不均衡分配）制約。
生還是不生？競爭性養育與低生育意願
德普克和齊利博蒂在《愛，金錢和孩子——育兒經濟學》一書中提及，宏觀的社會經濟條件對育兒文化有著重要影響，它影響著父母們定義什麽才是合適的養育方式。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一書中亦指出，全球範圍內的經濟不平等趨勢自20世紀80年代逐漸開始並加劇。而在贏者通吃的社會，父母總是擔心子女落後于人，希望孩子在很小時便贏得人生的主動權，爲在社會上立足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備。研究指出，父母尤其是中上産階層父母已然開始努力參與、幹涉孩子的學習，以幫助他們獲得成功。社會學家埃倫瑞奇在《擔心失敗》一書中指出，中産的立身之本在于自身的專業化工作。但其不同于金錢和資産的占有，無法構成有效且有力社會排斥手段，除了投資教育，不斷加碼外，似乎別無他途。經濟不平等加劇的社會後果之一便是中産階層父母對子女教育的過度關注，對他們的教育機會和成功變得高度緊張。
一言以蔽之，經濟生活環境和教育環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群體的養育文化，正是逐步加深的經濟不平等、高等教育的回報率以及學業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這個時代的養育實踐爲何更加“高強度”。假如教育系統高度分層且選拔性強，那麽這個系統就更容易引發“育兒戰爭”。在一個競爭性的養育文化中，父母會更側重教育幫助子女實現個人提升、獲得經濟收入和社會流動的功用，他們往往視子女教育爲自己不可避免的責任，盡力想辦法提供給子女適當的教育資源和支持，以幫助他們獲取競爭力——即便資源投入和競爭力遠超實際所需。
韓國的“教育熱”現象曾被美國賓州大學的安德森（Anderson）和康樂（Konler）深入研究。他們指出由于韓國年輕人所處的經濟環境在總體上競爭更加激烈，要獲得一份高薪有保障的工作，進入韓國最負盛名的精英“SKY”大學（首爾國立大學、韓國大學和延世大學）變得至關重要。爲了將孩子送進這三所高校，韓國的父母們也是百般武藝都用上，一般都會在孩子們正常上課時間後再安排他們參加課外補習，接受數學、寫作、音樂、科學、英語等科目的額外培訓。按照賽思（Seth）在《教育熱：韓國的社會、政治以及教育追求》一書中的提法，送孩子參加課外培訓已經成爲韓國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社會規範。按照統計，到2009年時，就已經有超過75%的韓國兒童有過上課外補習班的經曆。未能送子女上這些額外課程的父母甚至要被貼上不負責任的標簽。據說在韓國，說英語不單是一個別致的地位象征，更是在就業市場上脫穎而出的必要條件。因此，“英語熱”現象一直困擾著韓國，越來越多的韓國父親將他們的孩子和妻子送到英語國家學習，而自己則留在韓國工作，通常選擇每年拜訪妻子和兒女，自己則被稱爲候鳥父親（goosefather），按照有關資料的統計，目前韓國總共有大約20萬候鳥父親。
在競爭性的養育文化下，父母通常認爲孩子的成功反映的是父母而非孩子的努力程度，所以爭相投入，讓他們參加最好的補習班、英語課程或日托中心，對每個家庭而言這意味著巨大的壓力——畢竟，孩子越多，能夠給每個孩子的經濟資源就越少，如此，孩子最終“成功”的可能性就越低。安德森和康樂也留意到東亞劇烈和持續的生育率下降現象，並指出，東亞地區的生育率下降與歐洲地區不太一樣，歐洲地區統計學意義上的生育率下降多是由青年人推遲婚育的行爲所致，也正是因爲這一原因，其在他們婚育後還可得到部分彌補，但東亞地區的生育率下降一般無法挽回。在研究韓國個案時，他們使用韓國私立教育調查數據開展分析並驗證了父母的教育負擔與生育願望，發現課外補習上的教育支出的確與生育率之間存在著關聯，亦即前者的增加與後者的減少有關，花費更多的家庭傾向于要更少的孩子。聯合國人口基金2019年的工作報告也指出，在雙職工家庭模式不斷擴張，經濟確定性低的情況下，“高強度育兒”的經濟和時間成本是發達國家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如此，深入推進收入公平，降低教育系統的選拔和競爭性，通過減稅等形式教育補貼，建設均衡高質量的公立教育系統支持兒童發展便成爲必要的政策選項。
《光明日報》（ 2021年10月12日14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