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外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我們常說的絲綢之路有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陸上絲綢之路主要是指西漢張骞開辟的東起長安、西達大秦(古羅馬),通過河西走廊橫貫歐亞大陸的陸路通道;海上絲綢之路則是指以廣東、福建爲起點,連接東南亞、西亞、歐洲和非洲的海上商路。
其實除了這兩條絲綢之路之外,中國古代還有一條與國外聯系的通道,這就是經四川、雲南到印度一帶的蜀身毒道,後來人們將其稱爲西南絲綢之路。
蜀身毒道中的“蜀”即四川,“身毒”則是中國古代對印度的稱呼,合起來就是四川印度之道的意思。據考古發現,蜀身毒道早在公元前四世紀戰國時期即已開通,比河西走廊的絲綢之路要早兩個世紀,可以說是中國最古老的一條國際通道。據《史記》記載,公元前126年,張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曾見過中國出産的蜀布和竹杖,深以爲奇,經詢問才知這是由位于“大夏東南可數千裏”的身毒轉運而來的,這段史料說明當時從中國到印度的商道早已開辟。
回到長安後,張骞向漢武帝彙報了蜀地的邛杖、蜀布出現在大夏這件事情:“臣在大夏時,見邛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這段文字出自《史記·大宛列传》,是中国古代关于蜀身毒道最早的记录。
在這以前,漢朝的君臣百姓根本不知道在中國西南方還有個身毒國的存在,張骞根據自己了解的情況判斷,身毒國既然有蜀地生産的物品,兩地相距可能不遠,而身毒又可通大夏,說明通過蜀身毒道也可抵達西域。于是張骞向漢武帝建議,遣使南下,從蜀往西南行,開辟一條直通身毒和中亞諸國的路線,以避開通過匈奴地區的風險。
用今天的眼光看,張骞的判斷大體上是正確的。漢武帝爲了溝通西域諸國,徹底孤立匈奴,于是便派張骞去犍爲郡(今四川宜賓)主持此事。
當時包括今四川、西藏、雲南和貴州大部分地區在內的中國西南地區,都爲衆多的少數民族部落占據,漢人稱其爲“西南夷”。西南一帶與漢族統治區域素無往來,漢代的中央政權也沒有覆蓋到這裏,漢武帝初年,曾先後遣唐蒙和司馬相如開發西南夷,置犍爲郡,後來因爲全力對付匈奴,便停止了對西南地區的經營。
公元前122年,張骞派出四支探索隊伍,分別從成都和宜賓出發,分頭向青海南部、西藏東部和雲南境內前進,尋找傳說中的身毒國。這四支隊伍沿著不同方向走了幾千裏路後,受到當地少數民族政權的阻攔,無功而返,張骞鑿空西南的計劃流産。
張骞派出的使者最遠已經到達了西南邊陲的滇越,這個地方因人們善于坐在大象上作戰,故名“乘象國”,估計就是今天的雲南、泰國一帶。當時西南一帶非常閉塞,對外面的情況一無所知,據說滇越首領很好奇地問漢使:“漢朝和我們誰大?”後來夜郎國王也提出了類似的問題,這個故事後來演變成成語故事“夜郎自大”,家喻戶曉,無人不知。通過漢使的介紹,這些少數民族部落了解了漢朝政權的強大,漢朝也加強了對這一地區的開發。此後,漢王朝在此先後設郡理事,逐步完成了對西南一帶的開拓,至東漢永平年間,中央勢力已達到滇西邊隅,在此設置了永昌郡,可以直接與緬甸、印度交往,而連接西南與身毒的這條西南絲綢之路也由此逐漸繁榮,成爲一條著名的國際通道。
西南絲綢之路以今天的四川成都爲起點,全長大約2000多公裏 ,主要有三條線路:西線的牦牛道或靈關道,從古蜀都(成都 )出發,經臨邛(邛崃)、青衣 (雅安 )、窄都 (漢源 )、邛都(西昌),最後抵達葉榆 (大理);東線的焚道或五尺道,從古蜀都 (成都 )出發,經古道 (宜賓)、朱提 (昭通)、夜郎(威甯 )、古味 (曲靖 )、滇池 (昆明 )至葉榆(大理);東西兩線在雲南境內大理交彙後形成永昌道,從葉榆(大理)出發,經永昌(保山)、騰越 (騰沖)抵達緬印地區。
西南絲綢之路的物資來源主要來自川、滇等地,四川和雲南都是我國的蠶絲産地,蜀錦天下聞名,而西南絲路途中的雲南永昌,很早就有了蠶絲業。當時的永昌郡是西南絲綢之路上的重要貨物中轉和集散地,也是絲路在中國境內的最後一站。川、滇商人在此與印度商人進行貿易,用蜀布、竹杖、杞醬、鹽、茶葉換回金銀、玉石、象牙、海貝、琥珀、玻璃等物品,隨後印度商人帶著這些蜀地特産,沿布拉馬普特拉河或伊洛瓦底江進入緬甸、印度境內。
因爲蜀身毒道的緣故,永昌郡商賈雲集,各方物産彙集,各方民族交融,日趨繁華,成爲一座國際化的商業都市,據雲南學者方國瑜考證:“雲南與緬印之間的交通,主要以商貿往來爲主,同樣也促進了民族交流和遷徙,促使大量移民的湧入,永昌郡內常住的就有印度人和緬族人。”不僅如此,永昌戶口數在東漢105個郡中也名列第二,成爲中國西南地區最富庶的城市,永昌太守也成爲當時的肥缺之一,這些都反映了蜀身毒道貿易的高度繁榮。此後近2000年來,這條古老的驿道從未間斷,直至清末民初還十分繁忙,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著名的滇緬公路和中印公路也是沿著這條古道修築的。
今天看來,西南絲綢之路不僅是一條貿易通商之路,更是一條宗教傳播、民族遷徙和文化融合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