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由複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呼吸與危重症醫學科宋元林教授，東南大學附屬中大醫院重症醫學科邱海波教授、北京協和醫院MICU杜斌教授、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呼吸與危重症醫學科黎毅敏教授、劉曉青教授等呼吸與重症醫學權威專家，組成了專家組，開始遴選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可能有效的已上市藥物。
1月22日，專家組決定對“血必淨注射液治療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療效的臨床研究”立項，1月23日，課題組提交了立項研究的資料，1月24日獲得批准，中國臨床試驗注冊中心完成了研究注冊。1月27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和中醫藥管理局發布的《新型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四版）》，血必淨被列爲推薦用藥。
根據《新京報》的報道，血必淨注射液能夠快速“入選”的主要依據，是因爲去年6月3日，國際危重症醫學領域頂級期刊《重症醫學》（CCM）雜志上的一篇論文。這篇論文是關于血必淨與生理鹽水在重症社區獲得性肺炎上的對照實驗，實驗結果顯示，跟使用安慰劑的對照組相比，使用了血必淨的重症肺炎患者，28天病死率降低了8.8%，使用血必淨的一組，不良發生率也沒有明顯差異。
這篇論文有36位署名作者，第一序列的作者，就是1月21日受命在已上市藥品中遴選可能有效藥物的專家組主要成員宋元林。中國臨床試驗注冊中心數據顯示，該論文實驗的經費來自天津市科委。
天津市科委是紅日藥業發展的重要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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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日藥業原本是天津市一家部隊的家屬工廠。1996年，從醫生崗位上下海，嘗試開診所而未果的姚小青花100萬元收購了這家工廠，然後通過改組股權，注入資金，改造生産線，買藥品專利，走上了天津百強企業的道路。
這是姚小青講述的故事。
實際上，這筆90年代的收購，另外一個參與者，是目前天津當地有名的集房地産開發與投資一體的大通投資集團老板李占通。
李占通是著名的92派企業家，下海前在天津大學機械系當團委書記。90年，他聯合幾個天津市高校的青年老師，在著名的科貿一條街鞍山西道上開了一個門店，叫天津大學大通電腦公司。這家挂靠在天津大學的公司，名字裏的“大通”，一部分是蓋戳“李占通”的名字，另一部分則跟北京那家著名的“四通公司”一樣，彰示著創業早期的躊躇滿志。
大通公司早期的主要業務是倒賣電腦和電腦軟件，不過只要客戶有需要，十幾塊錢的電腦桌生意也一樣做。不太幸運的是，幾個熱情洋溢的青年教師，起早貪黑幹了幾年，最後全折在了開飯館上，大通公司不僅’歸零“，還”負“了。
後來李占通東山再起生意做大，始終對餐飲業敬而遠之，算是早期創業的陰影之一了。不過好的一面是，經此一事，李占通想明白了，他和那幾個高校青年老師，苦讀十幾年，是國家培養的高科技人才，靠賣勞動力賺錢不該是他們做的，大通公司要輕發展，就要走投資參股的路子。
現在大通公司已經成爲投資領域知名的“高校”背景派系，業務涉及能源、房地産、礦産、金融等多個板塊，李占通則是胡潤、福布斯富豪榜的常客，2018年被評爲改開40年百名傑出民營企業家，經常與柳傳志、孫宏斌、陳東升在公開場合同台。幾年天津打造金融中心，建金融博物館的時候看中了一塊物業，結果是李占通早年買下的，後來這塊地被李占通捐出來建了金融博物館。
在李占通的故事裏，收購紅日藥業，是大通集團發展的一個節點，而在姚小青的故事裏，收購紅日藥業，是一切的起點。
由于早期複雜的曆史背景，紅日集團的控股權一直很別扭，號稱是創始人的姚小青在登陸創業板後的好多年裏，都不是企業的實際控制人。雙方的控股權暗戰持續多年，一直到2018年，通過引入成都國資委這個新股東，姚小青才終于拿到紅日藥業的實際控制權。
至此，紅日藥業的故事裏才不再有李占通。
但是李占通和多個高校青年老師所代表的天津“科技”背景，是紅日藥業的發展中不能忽視的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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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國家發改委首次對上千種藥品進行價格幹預指導，涉及紅日藥業主打産品腦複康注射液，因爲這個産品的技術含量不高，生産企業在全國多達二三十家，市場價格一下子從之前的十六塊錢，下調到兩塊多錢。
紅日藥業陷入困境。
這時候，開頭提到的天津科委出場了。在天津科委的牽線搭橋，陷入困境的紅日藥業花費4千萬從一個老教授手裏買下了血必淨的專利權。
這是一次幸運的投資。
1991年，中美之間打了一場小型貿易戰。細究緣由的話，跟1984年正式頒布的《專利法》有關，這般《專利法》規定，“藥品和用化學方法獲得的物質”及“食品、飲料和調味品”不授予專利權，專利權只授于這些産品的生産方法。美國指責中國在知識産權保護上有漏洞，把中國列爲““特殊301條款”國家之一。
經過多次談判，半年多之後的1992年1月，雙方簽訂諒解備忘錄，中國修改《專利法》，將藥品納入專利管理，同時將1986年以來沒有申請專利的外國藥品也給予行政保護。
這一保護，對于創新能力孱弱的中國醫藥市場是一個打擊，獨具中國特色的中藥注射劑卻意外獲得了機會。
2003年，非典爆發，國家食藥監局爲非典疫情開辟了藥品審批的“綠色通道”，前一年剛剛進入臨床三期的血必淨順序順利通過審批，成爲同類中第一個獲准上市的新藥。
只是，爲疫情大局而出的權宜之計，事後看，也留下了諸多後患。
2006年國家食藥監局腐敗案曝光，全國17.2萬個藥品批准文號中，有15萬個是在時任藥監局局長鄭筱萸任期內辦理的，這些迅速審批注冊的藥品中，不乏搭了非典順風車的。涉案的“抗病毒軟膠囊”，即是由當時的藥監局注冊司司長曹文莊收取好處費後，親自寫條子，幫藥品快速通過審批注冊的。
鄭筱萸後來被槍斃了，他審批的那些藥品並沒有退出市場。伴隨大量不良反應案例，缺少紮實藥理論證的中藥注射劑，頻繁成爲備受質疑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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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注射液不僅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的醫藥産品，也是一個有獨特時代色彩的醫藥産品。
第一只中藥注射液産誕生在抗日戰爭年代。跟建國後“中藥”的地位經曆谷底到翻身一樣，中藥注射液的出現，一開始只是醫藥資源缺乏的被迫之舉。
1939年前後，抗日戰爭進入膠著狀態，晉冀豫抗日根據地由于交通不便，藥品供應十分困難。部隊的衛生部，于是把太行山一帶用來治療流感的中草藥柴胡，以蒸餾的方式做成了針劑，用于治療得了瘧疾、流感的戰士。
說是針劑，柴胡注射劑的制作工藝並不複雜， 簡單說就是把柴胡熬制成的湯藥做兩次蒸餾後灌裝。《中國中醫藥報》的記錄，由于當時沒有專用的蒸餾設備，用的是自制的白鐵皮焊成的水蒸氣裝置，第一次蒸餾出來的柴胡液是渾濁的，上面漂浮著一層油，經過第二次蒸餾，才蒸出了透明的液體。
注射液制作出來後，有沒有效果，誰也不知道，部隊衛生部的醫生們在自己身上試驗，發現沒有毒性反應，就開始用于臨床。
然而這一應急的臨時想法，到了大躍進和60年代，作爲”八路軍發明的藥“，又被賦予了特殊的含義，成爲技術革命醫藥創新的代表，開始被發揚光大。苦參注射液，雙花注射液，半夏注射液，板藍根注射液，各地對中醫藥的技術創新熱情高漲，荒誕驚人的雞血療法，也誕生于此。盛況時期，北京宣武醫院注射室門口，人人懷抱公雞排隊等注射。
1985年實施《藥品管理法》後，多種中藥注射劑因爲不合格被淘汰。但中藥改制注射劑的思路，曆經幾次醫藥改革卻一直保留了下來。前衛生部副部長、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局長王國強曾表示，使用不當和純度有待提高是中藥注射劑臨床上不良反應頻發的主要原因，但對中藥注射劑這類中國人自己的産品、自己創新的技術，“不要輕易的采取否定態度。”
正是基于“不要輕易否定”這一態度，使的中藥注射劑一邊在醫藥創新能力總體不強的背景下獲得了蓬勃的發展，一邊卻在大量的不良反應報告中，常年陷入爭議漩渦，集聚了累累黑曆史。
2003年，《世界臨床藥物》記錄了穿琥甯注射液致死的過敏反應；
2006年，全國報告了多起使用魚腥草注射液後死亡事件；
2008年，先後出現刺五加注射液和茵栀黃注射液致死的報道；
2009後，多地發生雙黃連注射液不良反應致死事件；
2012年，國家藥監局網站通報披露中藥注射劑“脈絡甯”在前一年出現1500例不良反應；2017年，衛生部接到多起使用紅花注射劑、喜炎平注射劑後出現寒戰、發熱等嚴重不良反應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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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鄭筱萸案發，伴隨多起嚴重不良反應的報告，呼籲重視已上市中藥注射劑再評價的聲音不斷通過各種渠道發出。
2009年，國家食藥監局下發通知，宣布正式啓動中藥注射劑安全性再評價工作。但是，這個通知對于“再評價”的流程是這樣安排的：
由生産企業對照《質量控制要點》，排查本企業存在的問題和安全風險；由生産企業制定專門機構或人員，負責藥品不良反應報告和監測工作；生産企業自查出風險和安全隱患的，應立即主動召回産品，並停産或主動注銷藥品批准文件；生産企業自查結束後把自查整改結果報告給所在地省級藥品監管部門。
按照這個通知，需要被監管的藥企是自家中藥注射劑“再評價”的第一責任人。這一尴尬的安排，不僅讓再評價的獨立性和權威性難以保證，也在事實上催生出了新的尋租空間。
以紅日藥業爲例，其生産的血必淨注射液多年來銷售收入占到公司總營收的一半，近幾年開始多産品線布局，血必淨的營收占比仍然在五分之一以上。如果血必淨有問題，企業真刀真槍的自查將會變成自殺。
按照原來的新藥注冊規定，固體制劑轉注射液，就可以按照新劑型申報重新定價上市，較低的進入門檻，寬松的監管要求，巨大的利潤空間，已經使中藥注射劑成爲醫藥領域難以撼動的利益堡壘。
中醫藥公司銷售費用常年高于研發費用數十倍，已經把行業不言自明的秘密公開。2014年，紅日藥業被一個有前科的無業人員，以公開“送禮清單”敲詐了2千多個比特幣；2018年，中醫藥龍頭康美藥業董事長馬興田四次卷入行賄案，被媒體稱爲“最佳行賄人”；除此之外，華潤三九、步長制藥，也多次被卷入行賄門。
自2009年啓動再評價，10余年過去了，中藥注射劑再評價仍然處于“啓動”階段。
因此，盡管中醫藥學家一直強調，中藥注射液在臨床上的不良反應，並沒有比化學藥品和生物藥品的注射液制劑更高，可是由于缺少完整臨床實驗數據和嚴謹的藥理理論，中藥注射液的有效性和不良反應都成了黑匣子，中藥注射液的回應無法理直氣壯——既說不清病是如何治好的，也無法證明不良反應是不是藥品本身的問題。
2018年，上市70多年後，第一支中藥注射劑柴胡注射劑終于被要求在說明書中注明不良反應。而更多的中藥注射液，至今，只在不良反應一欄標注著“未知”，或者不痛不癢的“皮膚癢感”。
哪怕是這次貴爲新冠推薦用藥的血必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