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10月29日電 美國《大西洋月刊》近日發表了美國外交關系協會傑出成員馬丁·英迪克撰寫的一篇文章，指出拜登制定對華政策裏，可以向基辛格在上世紀解決中東問題時運用的外交戰略學習。
九月，美國總統拜登參加了在紐約舉行的聯合國大會，宣布美國永久性地結束在中東地區的長期戰爭。他向各參會代表稱，這段沒完沒了的戰爭一結束，意味著將開啓冷酷外交的新時代。
拜登雖然這樣說，外交政策卻差強人意。首先，美國狼狽地從阿富汗撤軍，讓盟友覺得美國在匆忙撤離之前未能充分與並肩作戰的盟軍協商。接著，拜登又宣布與澳大利亞和英國結成新的亞太防禦聯盟。美國的老朋友法國，卻全程蒙在鼓裏。法國與澳大利亞海軍價值600億美元的柴油潛艇合同也突然取消。這樣一來，法國在印太地區的地位和利益與美國爲對抗中國建立的亞洲權力平衡毫無幹系。冷酷外交開始看上去變成了冷酷。誠然，如果外交的藝術是置某人于死地，讓其産生期待感，顯然，法國總統馬克龍的暴怒反應證明，拜登沒有做到這一點。
也許，拜登可以向美國最偉大的外交官亨利·基辛格學習。98歲的基辛格是一位爭議性人物。他平衡權力的現實政治外交風格在對老撾、柬埔寨、智利和孟加拉國的政策中可見一斑，但是也讓人敬佩他打開了中美外交大門，緩和蘇美關系。這些事情都發生在基辛格擔任尼克松政府安全顧問期間。基辛格1973年9月被任命爲國務卿，從白宮西廂辦公室搬到國務院時，他的外交手段才迎來全方位考驗。也正是這個時候，基辛格在中東不屈不撓的外交風格將冷戰中的蘇聯排除在外，簽訂了四項阿以協定，在中東那個動蕩不安的地方確定了一套美國主導的新秩序，也奠定了阿以和平局面。
與拜登在阿富汗戰爭後一樣，基辛格也要在越南戰爭失敗後面臨武力使用的限制，以及美國國內的動蕩局面。當時的水門事件迫使尼克松下台，引起外界廣泛質疑，質疑美國是否有能力維持連貫而可靠的對外政策。當時，基辛格主導的美國外交政策將重點從東南亞轉移到中東。諷刺的是，五十年後，拜登主導的外交戰略在將焦點從中東轉回東南亞。
在意識到強迫性權力的局限性及國內日益增長的孤立主義勢頭時，基辛格與拜登一樣，知道美國不能就此退出世界舞台。基辛格其實巧妙利用外交手段，在地緣政治緊張較量時期爲美國爭取利益，而派兵出征不再是一個選擇。
基辛格的成功包含許多關鍵因素。他總是從一開始就有明確目標，至做到少心中有數，以及有達成目的戰略概念。1970年代，基辛格在中東的目標表面上是促成以色列和阿拉伯鄰國和平相處，而真正的目的是爲了在中東建立一套由美國主導的新秩序。在基辛格看來，促進和平的外交政策只是爲了緩和競爭大國之間的沖突，而不是解決沖突。他擔心如果把追求和平作爲最終的目標，就不能通過秩序創造穩定的局面。和平對基辛格來說是一個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要操縱對和平的渴望，在這個高度動蕩的地區創造一套更加可靠、穩定的秩序。
基辛格在外交方面的膽略受其保守主義天性的影響。他擔心美國領導人因好戰沖動而過分放縱欲望，以美國爲藍本重塑世界。基辛格研究曆史，知道以維持秩序爲目標通常過于平庸，不能鞭策領導人，他們更希望將和平和民主帶到那些對和平和民主一無所知的遙遠地區，從而變得不朽。拜登的聲明，如將民主和專制對壘，是這個時代的典型追求，但基辛格不會這麽做。他的想法更務實、也更容易實現，即在競爭大國之間建立權力平衡，威懾那些試圖修改秩序的人。在基辛格看來，權力平衡會遏制戰爭，爲長期的和平和民主轉變創造條件。
一旦建立平衡，美國就會利用其強大的實力在這個“必要的平衡之輪”中發揮關鍵作用，在相互競爭的區域國家之間來回遊走，與他們建立親密關系而疏遠競爭大國之間的關系。這對美國來說是一個挑戰：利用權力震懾那些想要改變規則的人，獎勵那些維護規則的人。這也是拜登如今所面臨的挑戰。
如果基辛格的理論是清晰的，那麽實踐起來無疑會更複雜，尤其是在中東地區。基辛格在白宮任職期間極力促進了權力平衡，即美國支持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封建統治的伊朗以威懾蘇聯在埃及、敘利亞和伊拉克掀起的修正主義之風。美國與蘇聯關系緩和也有助于建立這種平衡，因爲蘇聯承諾中東地區維持現狀。這個良好的秩序維持了三年，直到1973年10月，埃及和敘利亞向以色列發起了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 War），蘇聯擔心失去影響力，轉而支持埃及和敘利亞。
彼時，基辛格和以色列人一樣震驚。他對優越的平衡局面太過自信，忽略了從曆史研究得出的准則：想要維持秩序的穩定，僅靠權力平衡是不夠的；各權力之間還要達成“道德共識”，即保證現有的協議是公平、公正的。實際上，基辛格在中東建立秩序的合法性基礎薄弱，對阿拉伯國家來說沒有公平感和公正感可言，因爲以色列在1967年的“六日戰爭”（Six-Day War）裏占領了阿拉伯國家的土地。
基辛格自己也承認，他低估了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認爲薩達特與威爾第歌劇《阿依達》中的角色很像。“贖罪日戰爭”的爆發讓基辛格下定決心在中東建立一個新秩序：與薩達特合作，將埃及從一個革命國家轉變爲現在的民主政權，轉換埃及在權力平衡中的位置。如此一來，基辛格就可以把這個面積最大，軍事實力最強的阿拉伯國家從以色列的敵對陣營中移除，讓其他國家沒辦法再動作戰的念頭。基辛格的這個想法來源于對19世紀後拿破侖時期歐洲秩序的研究。當時，英國和奧地利的外交部長卡斯爾雷和梅特涅，分別拉攏法國進入了當時各自的陣營。
基辛格的外交壯舉是促進了阿以和平進程，說服以色列把土地還給阿拉伯國家，同時迫使阿拉伯國家休戰。但是，基辛格對阿以和平持有偏見，整個過程謹慎而緩慢。基辛格將其稱爲“漸進式外交”。
“以土地換和平”成了基辛格中東新秩序的合法原則。如何說服剛剛遭受過生死攸關的戰爭創傷的以色列相信歸還土地會帶來安全，還是威脅？尤其是那時，基辛格和以色列一樣，對阿拉伯國家的和平意願持懷疑態度。
這個時候，基辛格的外交手腕成爲成功的關鍵：與強勢的以色列總理果爾達·梅厄經過一番激烈的爭論後，基辛格並沒有向她兜售和平，而是說服她暫時放棄土地，在遭受戰爭的創傷後利用這段時間休養生息，廣結盟友，加強軍事和經濟實力，阿拉伯國家最終就能接受以色列，與這個猶太人國家和平共處。
說服以色列總理的過程很痛苦，也很艱難，令人惱火，但基辛格耐心十足。時間逐漸流逝，從華盛頓到耶路撒冷，一個會議接一個會議，基辛格費盡了口舌，不時以幽默的口吻軟化對方，有時也會施以威脅，但這樣只會讓對方更加抗拒。最終，基辛格還是成功說服以色列將蘇伊士運河、油田和西奈半島的戰略通道歸還給埃及。兩年後，基辛格退休，美國總統卡特促成了《以色列-埃及和平條約》的簽訂，爲整個中東和平進程畫上了句號。
以色列信守土地換和平的承諾。在美國的協助下，以色列利用這段時間加強軍事、經濟和技術實力，成爲中東地區實力最強的國家。與此同時，阿拉伯國家也開始倦怠戰爭沖突，接納以色列成爲地區一員，認識到與之合作的諸多好處，如最近簽訂的《亞伯拉罕條約》，這也曾在基辛格的意料之中。
然而，基辛格預料到的是，以色列也利用這段時間鞏固了對約旦河西岸的控制，當地居住人同在以色列政府的支持下持續不斷地擴大定居點。在基辛格國務卿任期結束時，約旦河西岸只有1900人居住，而到2020年，人數暴漲至46.6萬余人，居住點多達131處。這意味著以色列從約旦河西岸地區撤出來的政治難度增大，盡管以色列實力不斷增強，四十多年過後，想讓它放棄約旦河西岸地區，根本就不可想象。基辛格深知約旦河西岸的居住點會給其外交合法化原則帶來的後果。他在回憶錄中寫道，以色列別無選擇，最終只能以土地換和平，並警告稱，“如果以色列想依靠赤裸裸的武力活下去，只能消耗其道德地位。”
基辛格對敘利亞總統哈菲茲·阿薩德也發揚了這種不屈不撓外交精神。敘利亞雖然在權力平衡中的分量與埃及不可同日而語，卻在基辛格和平進程的合法性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敘利亞自诩處于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的中心地位，利用對以色列的敵對情緒讓分裂的阿拉伯國家擰成一股繩。與以色列合作推進和平進程的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打破了這一格局。如若基辛格將阿薩德納入自己的外交關系網，就會在薩達特改旗易幟之際爲阿拉伯提供保護，削弱蘇聯的實力，阻擊薩達特。
阿薩德很精明，他明白基辛格的目的是爲了瓦解針對以色列的阿拉伯聯盟，而且一旦成功，就會削弱敘利亞，讓敘利亞孤立無援。但是，阿薩德也明白基辛格需要借自己之手爲薩達特掩護，進一步說明只有美國才能幫助阿拉伯國家，而自己則可以從中獲益。這是基辛格的國務卿生涯中從未有過的智慧和陰謀的較量。三十年來，基辛格在耶路撒冷和大馬士革之間來回穿梭，進行了13次訪問，期間還多次出訪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爭取薩達特和費薩爾國王的支持。正是這段令人沮喪、惱火而又疲憊的努力讓將基辛格在處于外交一線，卻沒有得到尼克松總統的有力支持，因爲當時的尼克松正在全力應對即將到來的彈劾案。
基辛格跑前跑後，耐心誘勸雙方達成一致，一邊威脅以色列，一邊承諾向敘利亞示好。最終結果是，經過協商，敘利亞和以色列達成戈蘭高地脫離協議，此後兩國在戈蘭高地維持了四十多年的和平局面，只發生了幾起微不足道的暴力沖突事件。
即使到如今，敘利亞陷入內戰，以色列經常攻擊伊朗的目標，但是敘以兩國之間的協議仍然有效，戈蘭高地也一直處于和平狀態，盡管伊朗支持的民兵武裝力量總是侵犯邊境，前美國總統特朗普還無端承認以色列在戈蘭高地的主權。基辛格憑借不屈不撓的外交精神，將敘利亞和埃及與以色列化敵爲友。此後，以色列的阿拉伯鄰國再也沒有動過向開戰的念頭，均通過美國主導的外交政策消除與以色列的分歧。
基辛格的行爲絕不是完美無瑕。他在自己試圖建立的中東秩序中，低估弱小國家對強國的影響力。由于對秩序的偏愛和對和平的懷疑，基辛格也錯過了許多推進自己創造和平進程的機會。盡管如此，基辛格的外交藝術在于他敢于想象並成功建立了美國主導的區域秩序，追求和平是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手段。
拜登政府將外交重點從中東轉移到亞洲，以對抗崛起的中國，關鍵點在哪呢？
面對激烈的地緣政治競爭，基辛格的首要關切是在亞洲建立一個權力平衡點。要達到這一目的，拜登協調該地區主要國家的政策，讓印度參與進來，加強澳大利亞的力量投射能力。但是，美國需要著力加強在亞洲的軍事部署，尤其是威懾中國針對台灣采取行動。美國還需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歐洲盟友上。雖然歐洲國家因爲地理距離能力有限，但是他們仍然能貢獻自己的力量，只要他們增強實力，在歐洲制衡俄羅斯，就能減輕美國向亞洲轉移資源的壓力。如果美國忽視歐洲盟友的利益，就像最近拜登對法國的做法一樣，只會給中國帶來利好，給歐洲制造麻煩，言行不一的美國只會削弱自身外交的公信力。
正如基辛格在中東的得到的教訓一樣，僅建立權力平衡而缺乏合法化原則，無法讓盟友感到公平公正。在亞洲，中國主導的秩序所帶來的威脅能輕而易舉地實現這一目標。美國在亞洲是“離岸平衡制造者”，這是美國自從越南撤軍以來長期扮演的角色，在亞洲也受到了廣泛歡迎。此外，中國的威脅吸引了一些國家領導人的注意力，否則他們可能會找鄰國的麻煩。
然而，拜登集結民主國家對抗專制國家的想法，無法在亞洲達成道德共識，反而南轅北轍。拜登要拉攏的衆多國家要麽是專制國家，要麽正在走上專制道路，包括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新加坡和印度。拜登最好制定一個連貫的貿易政策惠及那些區域盟友，比如美國可以通過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促進公平貿易規則的合法化，這是中國難以忽視的。
同時，拜登還要支撐中東的秩序，以防美國撤軍後出現權力失衡的情況，致使伊朗及包括俄羅斯和中國在內的外部勢力從中獲益。比如，伊朗想試圖跨過核武器的門檻，轉移美國在亞洲的注意力，迫使美國重新在中東部署武力。基辛格開啓的中東新秩序合法化的阿以和平進程也會步履維艱。如果要恢複公平感和公正感，美國可以將基辛格的“漸進外交”策略用來解決巴勒斯坦的問題。以色列在經濟上取得的一步一步發展，有賴于通過土地換來的和平局面（如限制在約旦河西岸建立定居點，將更多的土地歸入巴勒斯坦的控制範圍），進而促進了巴以兩國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區的和平局面。
基辛格不屈不撓的外交風格需要兼有審慎、懷疑、敏捷、創造力、意志力和狡詐的能力，戰略目標是建立秩序而不是實現宏圖偉略或發揮奇思妙想。照這些標准看來，拜登的外交手段還相去甚遠。不過，對于新一屆美國政府來說，學習能力總是很強的，能從基辛格的經曆中很好地吸取經驗教訓。
（編譯：李蓉 編輯：王旭泉）
來源：中國日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