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1月11日，紀念一戰結束100周年官方儀式在巴黎凱旋門舉行。數十國政要出席當天的儀式。8位00後分別用中英法三種語言朗讀了一戰戰士和勞工的信件。（視頻截圖 /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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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11月11日法國巴黎舉行的一戰停戰百年紀念儀式上，一位華裔女孩朗讀了一封來自中國勞工的信。信由來自中國上海的顧杏卿先生所寫，講述的是停戰當天歐洲人歡慶的場景。一戰期間，顧杏卿爲自中國招募的勞工擔任翻譯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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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十萬中國勞工的奉獻和犧牲，很長一段時間裏卻被選擇性遺忘。一位英國外交官曾說：“一戰之後華工的曆史性貢獻，並未得到歐洲應有的承認和尊重”。近年歐洲社會漸漸開始重視這群“被遺忘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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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20日，法國第一座華工雕像終于在巴黎裏昂火車站前揭幕，這是繼20年前華工紀念碑在巴黎13區落成之後，紀念華工曆史貢獻的又一重要標志性事件。編號爲63484的華工孫幹的日記手稿輾轉數十年後出版，則爲公衆披露了有關一戰華工曆史的可靠記憶。
文 | 南方周末記者 李慕琰
責任編輯 | 宋宇 邢人俨
1917年入春，山東博山縣（注：今淄博市博山區）就不怎麽下雨了。農民要接連兩年忍受蝗災，莊稼歉收。歐洲人精疲力竭的世界大戰遠非要緊事，除了日本人借機趕走了膠州半島的德國人。大家又發現，博山的煤礦不明不白地被東洋軍人控制了。
一些人對日本有所了解。和尚坊村的小學教員孫幹就羨慕大哥去日本留學，“間接研究西洋各種科學”。他的目標是直接遊曆歐美，“人生三日，應遊遍五洲也”。但父親不准他離家，他農活娴熟，又是兄弟四人裏唯一一個留在父母近旁的。
好奇心在中國人心中蓬勃滋長，山東的一位青年教師常常花幾小時和朋友討論戰爭，他們“不明白列強之間爲何打來打去”。城門口張貼著英國人的招工告示，孫幹更加動心，但因無人侍養父母而猶豫不決。恰好在外“學買賣”的四弟回家，他下定決心隱瞞父母，乘火車赴周店招工處。
招工因應著整個國家的變化。袁世凱政府在戰爭初期宣布中立，考慮到山東問題及戰後的國際秩序，對是否參戰搖擺不定。1915年，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诒提出“以工代兵”計劃，派遣勞工，即未來的華工前往歐洲支援戰爭。人力枯竭的法國陸軍部很快接受提議，英國起初甯願求助于自己的海外殖民地和自治領。直到1916年7月，丘吉爾在給國會下議院的信中說道：“爲了保證戰爭繼續下去，我在‘中國人’這個詞面前不會退縮……經過適當訓練，他們就可能挽救成千上萬英國人的性命。”
1915年，人力枯竭的法國陸軍部接受了關于中國參戰的提議。1916年7月，英國也接受與中國人並肩作戰，丘吉爾希望以此“挽救成千上萬英國人的性命”。（資料圖/圖）
這項計劃在國內遭受了議員們的質詢，他們擔心華工的安全以及觸怒德國的後果。多年後梁士诒在遺言中說，盡管自己犯過許多錯誤，但始終用心爲國家和人民謀利。爲了表面維持中立，他參與成立了私人企業“惠民公司”，負責招募華工。
華工主要來自華北地區，尤其山東省，年齡要求在20歲與40歲間。《紐約時報》報道，層層篩選後留下的華工，大部分身高超過1.8米。
35歲的小學教員孫幹不高也不壯，兩次落選。待人群散開，他又向主事者保證“無論推車、擔擔即再苦加倍之功，余亦能做”。對方言明，已去歐洲的工人來信都說“危險萬分”“懊悔無及”，又說假如水土不服，染疾患病，就回不了家了。孫幹堅持，對方只好答應，合同裏填好他的姓名、年齡、籍貫，加蓋大拇指印，隔日即可啓程。
更多華工是目不識丁的農民，爲掙錢養家“下歐洲”。一首流傳于威海衛的華工出洋歌唱道：“衆弟兄，大家來聽：你我下歐洲，三年有零，光陰快，真似放雕翎。人人有，父母弟兄、夫妻與子女，天性恩情，親與故、鄉黨與賓朋，卻如何，外國做工……”
華工經過嚴格體檢，清洗全身，留辮子的剪辮子。英國招工團原本打算登記每位華工的姓名，但許多人並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來自王家村的可能姓王，有人被家人叫老五或小狗。招工者決定給每個華工指定編號，刻號碼的銅手镯被金屬扣固定在他們的手腕上。
歧視和溝通障礙等現象在華工和當地人之間廣泛存在。工友多爲目不識丁的農民，爲掙錢養家“下歐洲”。（視覺中國/圖）
1917年7月，63484號孫幹自青島登船。他的夫人正懷第四胎，孩子在他“下歐洲”後第四個月降世。開船當晚，他在日記本裏作了一首俚句：
一離青島四無山，綠浪白花遠連天。同伴千余相歡呼，恭祝前途康且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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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到什麽地方去？”
據香港大學曆史系教授徐國琦統計，一共有約14萬名華工前往英法，爲與赴俄華工相區分而被稱爲“西線華工”。西方人稱他們爲“苦力”。解決戰爭遺留問題的巴黎和會上，英國外交大臣阿瑟·貝爾福卻指責中國對一戰毫無貢獻，“未花一先令，未死一個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共約十四萬名華工前往英法支援戰爭，他們被西方人稱爲“苦力”。解決戰爭遺留問題的巴黎和會上，英國外交大臣阿瑟·貝爾福卻指責中國對一戰毫無貢獻。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曾在一篇文章中稱，中國人在一戰中的故事被“徹底地遺忘了”。（資料圖/圖）
一戰爆發後，二十多位藝術家在法國政府和軍方支持下，共同創作巴黎萬神殿中的巨幅畫作，繪制出5000個來自法國和盟國的戰爭人物形象。畫中的中國勞工在美國參戰後被抹掉了，那個位置變成了美國人。
徐國琦從1993年開始研究一戰華工的曆史。他發現雖然有關一戰的史學研究成果豐富多彩，但鮮少涉獵中國。搜尋資料起初相當困難，國內僅有少量外交檔案，大部分史料散布于世界各地。運氣的作用很大。
在法國的檔案館，管理人員誤拿意大利工人的檔案給徐國琦，他隨便翻閱，驚喜地發現幾份華工資料竟被錯歸至此。曆史研究仿如做偵探，他研究一批發現于戰壕，仍舊密封的德軍信件，檔案館人員要當場蓋解密章，還給他拿來口罩和防毒面具，以防細菌。一戰華工的故事當然精彩，但“當時都是保密的，雲山霧罩”。
而在旅居法國的前外交官徐波看來，這段曆史“被善意地遺忘了”。“我們覺得很恥辱，一戰是喪權辱國的曆史，華工給人家當炮灰，爲了一天一個法郎去賣命。”徐波向南方周末記者形容，這種“憤青的思想”影響了他們一代人。
作爲“吳建民之友”協會主席，徐波希望“爲華工找回公道”。協會以前駐法大使吳建民命名，意在促進中法友好。1925年，旅法華工會曾向法國政府提出豎立紀念碑，法方雖然表示同意，但無法保證經費。1988年，法國政府才公布有關華工的文獻；十年後，華工紀念碑在巴黎13區落成。
徐波認爲這些不夠，他希望巴黎能爲華工豎立雕像。2018年9月20日，法國第一座華工雕像終于在巴黎裏昂火車站前揭幕。當年三千多名華工滯留法國，不少就在裏昂火車站附近定居，形成巴黎第一個華人社區。
2018年9月20日，法國巴黎首座華人雕像在裏昂火車站揭幕。這座高2.63米的青銅雕像再現了一位剛剛到達法國的一戰華工，雕塑家李小超以山東普通農民爲原型創作而成。（資料圖/圖）
高2米多的華工青銅雕像，人物形象憨態可掬，由雕塑家李小超以山東普通農民爲原型創作。徐波和他商議，塑像的華工形象不要衣衫褴褛、悲慘，而要微笑和樸實。徐波希望借由華工反思中法關系：“我們相互理解嗎？我們患難與共嗎？”
有華人朋友提議塑像表現華工在戰場上勞作，李小超拒絕了，創作了一位背著布包，剛剛走下火車的華工。他希望這能讓遊客們好奇：“他要到什麽地方去？”
2
“莫怨傷，應募做工勞苦理應當”
孫幹和老鄉們要去法國，得先到加拿大，耗時兩月有余。出發第一夜，船只在東海頗爲顛簸。孫幹祈求神靈，保佑自己平安到達歐洲。
船只剛駛入太平洋時連綿陰雨，風大浪高，大部分華工飽受暈船之苦，嘔吐，幾乎沒法吃飯。夥食還不錯，有大米、肉和白糖，有時吃面包。船艙裏呻吟聲不絕于耳，一位英國軍官看到“大部分人已經昏死過去，剩余少數人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連爬上自己鋪位的力氣都沒有”。
英國長官召集全員講話，囑咐他們：吃飯、睡覺也要時刻穿好“太平帶”，即救生衣；萬一被潛艇擊中，要排隊轉移到救生小船。大家聽完歎息不已，有人放聲痛哭。法國郵輪“亞多士”號稍早被擊沉，船上900多名華工死亡約半數。戰爭期間至少700名華工死于德國潛艇攻擊。
至少七百名華工因德國潛艇攻擊在去往歐洲的半途中喪生。孫幹和工友們從青島登船，經過加拿大到達歐洲，路上耗費長達兩個多月，這是大多數華工所走的“經典”路線。兩年後回程時，他們往東經過印度洋回到到中國，恰好環遊世界一圈。（梁淑怡/圖）
加拿大政府同意免除收取入境華工的人頭稅，但不准他們離開火車，不許自由活動。美國的緬因州班戈鎮氣溫低至零下42攝氏度，25名中國勞工凍死，根據英國政府的保密要求，報道遭到壓制。
長官們分發《三國》之類的書籍和一些樂器，供華工解悶，有人盤腿坐在下鋪拉二胡。他們常在晚間表演小型戲劇，隨樂師伴奏邊演邊唱，還邀請軍官們在前排觀看。
1917年9月，華工們終于抵達歐洲，英國人燃放鞭炮歡迎。孫幹第一次見到飛機和氫氣球，對倫敦的都會景象和法國的鄉村風光都贊歎不已。戰爭三年造成的壓抑氛圍中，大批中國人到來是件新鮮事，市民爭相在路邊圍觀。
華工在英法主要從事修鐵路、挖戰壕、搬運物資等工作。孫幹被編入102隊，全營華工500人每天由大工頭領進工廠做工。據台灣曆史學家陳三井形容，華工的工作表現“毀譽參半”。不少軍官評價正面，協約國聯軍總司令福煦稱贊華工是“第一流的工人，也是優秀士兵的材料”。
華工主要從事修鐵路、挖戰壕、搬運物資等工作。他們的工作表現褒貶不一，不少軍官給出正面評價，如“守紀律、聰明的優秀工人”“能完成更爲繁重的任務”等。（資料圖/圖）
相反意見則指責華工偷懶、肮髒、無能。歧視和溝通障礙廣爲存在，華工團指揮官克勞德·貝茨曾在軍隊總部看到大幅通告，警示“不要和中國人講話”；一份司令官公告希望華工學會“尊重和服從”。翻譯太少也引發誤會和沖突，一些華工將英語中鼓勁的“Come on， let’s go”誤以爲罵他們“賴死狗”，異常憤怒。
孫幹創作了兩首歌謠安慰常對英國軍官生氣的好友：“混洋事，掙幾元錢不容易，規矩風俗都各異……”“莫怨傷，應募做工勞苦理應當”。
賭博之風在華工營中盛行，孫幹多次書寫“告白書”張貼在醒目處：“我們千萬不可賭博，若一賭博，將錢輸盡，即歸家之後，鄰裏子侄，亦都看不起也。”他還教工友識字，學習《百家姓》，希望代替賭博的消遣時間。
華工喜歡喝熱水、熱茶，一位軍官形容他們“沒有茶，不幹活”。歐洲食物令他們難以滿意，戰時還面臨著短缺，“工人天天肚中饑餓難堪，心中懷恨”。孫幹寫道，一次在車站裝卸貨物，工人們偷吃運來的食物。英國管理者發現後准備責罰，孫幹爭辯，是飯食不足“使其不得不偷食”，管理者聽完不再說話。
華工喜歡喝熱水、熱茶，歐洲食物令他們難以適應，加上戰時還面臨的食物短缺問題，致使他們常常在繁重勞動之後饑餓難耐。（資料圖/圖）
3
“一戰，是誰和誰打啊？”
73歲的孫光隆自幼隨爺爺孫幹長大，聽到許多一戰故事。孫幹在歐洲寫下8萬余字日記，命名爲《世界大戰戰場見聞記》和《歐戰華工記》。日記裏的歌謠孫光隆耳熟能詳，如今常在華工後裔聚會唱。
孫幹1961年因結腸炎去世後，日記留給後人。但孫光隆的父親孫明軒“不以爲然”，當年孫幹一出國，這位15歲的長子就得承擔起養活一家五口的職責。孫幹如何向父母解釋不辭而別，現在也不得而知。總之他回國最初幾年都專心潤色日記，某天出生不久的小女兒在炕上哭鬧，蹬腿導致腳後跟磨出血，他都完全沒有發現。
孫幹的全家福。孫光隆（正中）自幼隨爺爺孫幹（右三）長大，聽到了許多一戰的故事。（石愛華/圖）
這些歐陸見聞，孫幹對學生講，對晚輩講，寄望子女們幫他整理，但沒人願意。
孫光隆覺得爺爺“心思重”，期盼出版日記，可惜博山太小，又沒有印刷廠。他看著爺爺把日記放進抽屜，再不怎麽看，“已經沉下去了”。
一處空白頁上，孫幹曾信手寫下一段話：
茅屋是吾居，休想華麗的，畫棟的不久居，雕梁的有壞期。只求它能克，遮蔽風和雨，再休想高樓大廈，但得個不漏足矣。瘋人草于柿岩。
1966年，那些筆記更不合時宜。孫明軒猶豫再三，把這兩本日記挑出來用報紙包好，交給當地政協的郭魯瞻秘書，對方職位高，又是孫幹生前好友。“你願意看就看，你不願意看就處理，旁的沒有說。”孫光隆回憶道。
家裏其余“四舊”都燒了。這本孫明軒不以爲然的日記，“就和他的命根子一樣，應該說他不敢燒，燒了之後就把老祖宗燒了”。沒兩年，他也去世了。
日記失而複得是1983年。孫光隆偶遇郭秘書的兒子，忽然想起這件往事。他上門拜訪，很幸運日記還在。“我一看見這兩本書，心裏那個滋味，當時恨不能給郭秘書下跪了。”孫光隆形容，“也沒有認爲是多麽了不起的東西，就是覺得自家的東西還在，安我的心。”
孫光隆四處尋求出版這本日記，都被拒絕。一位當地報社的編輯問他：一戰，是誰和誰打啊？其他人要麽表示不懂，要麽顯得特別謹慎。還有人說：“這個不行，這不是醜化中國人嗎？”寄給一位自家叔叔，人家又給寄回來了。
後來，淄博市博物館征集辦公室的鄭汝英找到孫光隆，希望征集書稿，前提是他自己整理，符合正式出版物要求。一年多時間，孫光隆每晚回到電廠辦公室整理，遇上難題就去廠裏圖書館查典籍，兩千多頁的《辭海》給翻得破破爛爛。他五十多歲，手往頭上一捋，就能弄掉一把頭發。
鄭汝英到濟南、北京、武漢拜訪大學教授，希望找學者幫忙出版。她曾給孫光隆寫信，告訴他書可以出版了。但孫光隆非常遺憾，年長他十多歲的鄭主任忽然因病去世，出版和征集計劃隨之泡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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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能夠結束戰爭”
兩代人都面臨著未知。100年前某個黃昏，孫幹和工友們在帳篷中談天。好友黃世恩說起，戰事越來越激烈，恐怕日後很難回國了，大家雖然不怕死，但家裏父母老幼每天盼望他們回去，也很可憐。工友們呆坐一旁，或聲淚俱下或低聲抽泣。
過了一會兒，黃世恩私下告訴孫幹，他想悄悄去前線觀戰。孫幹立刻回答“命由天定”，既然想去，就無需害怕。他們約定：如果一人不幸身亡，請幸存者把亡者衣物帶回國交給家人；若兩人都遭遇不測，那就算了。
他們連夜翻過丘陵，找到一處高點，坐在亂石上觀看，“細察其槍炮之射擊及兵士之動作”。忽然有紅燈燃起，“其光明亮且大”，小點又散布開，一時如同白天。兩人半夜回去，仍對明亮的戰場贊歎不已。
依合同，華工應被派往遠離危險的區域，但承諾沒有兌現。盡管華工一直抗議，很多人仍經常遭到轟炸和毒氣彈襲擊。1917年9月4日，德軍炮轟布洛涅和敦刻爾克，造成15名華工死亡，21人受傷；1918年5月18日，超過50名中國人死于德軍的輪番轟炸。一次轟炸後幾天，一位英國士兵發現，如果白天出現可怕的機器轟鳴，華工們會面帶驚恐地四下奔逃。沒人教華工如何清除炸彈，有人不小心被炸身亡。孫幹有工友用炸彈做遊戲而受傷，還有人撿拾火藥到帳篷中取暖，不幸引燃身亡。
孫幹兩次幾乎喪命。工友從路邊撿來酒精，大家圍坐飲用，幾個人昏迷數天，後來才知道喝的是工業酒精。另一次，隊伍在大雨中負重行進，饑渴難忍，孫幹長時間腹痛導致昏厥，鼻子大量出血。蘇醒後，他慶幸死而複生，此後“在歐洲不能不時刻感覺上帝之恩在余左右”。
華工死傷人數沒有定論，徐國琦估算，大約有3000名中國人死于炮火、瘟疫和傷病。法國、比利時等國有多處華工墓地，華工們希望遺體能運回中國，但願望未獲滿足。在法國努瓦耶勒的陵園中，英國人爲華工舉行了尚屬體面的葬禮，棺木覆蓋英國國旗，在簡短的中文追悼儀式後下葬。
1918年下半年，德軍連連敗退。華工團跟隨英軍前行，整理戰場，搬運彈藥，遷徙愈發頻繁。孫幹在路旁工作時，英軍帶著德國戰俘經過。戰俘衣衫褴褛、饑餓不堪，時常望向華工，指自己的嘴，乞討食物。有人把自己的食物和茶水遞給他們，英軍屢屢禁止，但攔不住戰俘。
編號3902的華工給德國皇帝寫了一封信，懇求對方停戰。他建議皇帝不妨選一個黃道吉日，把“世界上的所有統治者”聚集在一起，共組“兄弟大聯盟”，呼籲和平：
我們這些來歐洲的中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都是貧窮的鄉下人，是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又沒有固定工作的勞力。我們來歐洲爲了養家糊口，而您及其他掌權者卻爲私欲全力將歐洲拖入戰爭。我們對此非常痛心，過得食不下咽……如果您能夠結束戰爭，就是遵循了上帝的意志。您所做的就是爲了終止正在世界蔓延的罪惡，消除存在于人們之間的固有仇恨，弘揚人道主義精神。
孫幹經過德軍剛剛撤退的戰場時，看到隨處丟棄的武器、炮彈，馬路旁德國人的屍體“三個一堆，五個一簇，腦白血紅，淋漓遍地”。工友們不自覺地愁容滿面，急忙支起帳篷，倉皇入睡，當天沒再吃飯。他在日記裏流露出同情：“觀衆德人之屍體，坐者、傾者、仰者、俯者、切齒者、瞪眼者，種種慘狀，無一不使人見之傷心也。”
2004年，一張“歐戰法國紀念牌”執照在塵封多年後被發現。（視覺中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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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輕看，一概蔑視”
基督教青年會的工作人員科爾回憶，無論自己走到哪裏，只要華工發現他會說漢語，總要問兩個問題：現在哪一邊打贏了？我們什麽時候能回中國？
英國陸軍部爲縮減開支，急于遣送華工回國。1919年3月，停戰沒幾個月，華工即使傷病入院也必須被遣返，25人死于途中，兩人跳海自殺。很多華工上船前甚至沒充足時間更衣，衣衫褴褛地踏上回國之路。
停戰後孫幹給英方寫過一封信，申請去英國勤工儉學，最終未獲准許。回國前，他獨自去巴黎遊覽，乘出租車、坐地鐵，在咖啡館喝了一壺咖啡，搭乘十多層高的電梯投宿旅館。太陽還未完全落下，巴黎的電燈就已全部亮起，“明亮如白晝”。
法國當局延遲了遣返，若幹華工滯留。但跨國婚姻令法國政府緊張，內政部甚至專門發通告阻止。中法精英階層由此激烈爭論，外交官顧維鈞告訴法國政府，中國政府可以確保迎娶法國姑娘的華工都是單身。研究者徐國琦曾在山東聽歸國華工後人講述，長輩臨終前自責：“我這輩子沒有對不起誰，唯一對不起的是你們的‘法國大媽’”。
孫幹搭乘的船只離開法國，穿越印度洋，經新加坡北上，于1920年初回到博山。他離家兩年半，當地已經有了鐵廠、電話局和電燈公司，機械工業慢慢擴展。
到達青島前後，有華工希望英國人提供中國式褲褂，以便換下統一配發的英式服裝。英國長官拒絕：“中國人一見你們穿這衣服，就知道你們是加入歐戰國，是有功的啊。”他思忖中國政府會招待、保護華工，他們坐火車都不必花錢了。華工則堅信，回國後必定“人人恥笑，人人害怕”。
果然，華工剛下船就有軍警監視，不能隨便行動，必須在指定地點等火車。很多工友憤憤不平，他們果然沒什麽功勳、嘉獎，連自由都丟掉了。孫幹安慰大家，軍警只是爲維持秩序：“既已安然回國，‘華工’二字更彪炳全球，垂竹而萬世不朽矣。”但他在日記裏卻相當悲觀：
然吾曹既爲工人，所做對國家有功，國家亦一概輕看，一概蔑視，可勝歎哉！
學者張岩認爲，歸國華工的境遇“具有明顯的悲劇性色彩”。他從2009年起尋找山東的華工後裔，在周村附近采訪了七十多位華工後裔或知情人。很多人認爲這段經曆不值一提或不光彩，因爲是“給洋人去賣命”“給北洋政府賣命”。華工何立才因此自殺以證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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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這樣做夢啊”
孫幹的生活相對平靜。他回歸本行，根據在法國多次考察學校，觀察婦女地位的經驗，開辦了一家女子學校。他曾在博山附近的教堂舉辦展覽，介紹歐陸見聞和自己帶回的物品，包括親手制作的飛機模型。他的後代多以技術爲業，如孫光隆就在電廠工作，且欣賞爺爺的“科技救國”理念。
日記最終由當地政協編入內部出版物。孫光隆高高興興領到書，卻發現它錯誤百出，連爺爺的姓名、職務都弄錯了。對方表示沒法改動，他現在還爲此生氣：“你這樣怎麽可以啊？氣得我啊！”
2008年，威海市檔案館牽頭舉辦“一戰華工國際學術會議”。張岩分析，當時一戰華工明顯開始受到更多關注。有外交需要，也有法國華人強化曆史地位和話語權的需要。一戰結束快100年，各式各樣的紀念活動也迎來了好時機。
孫光隆作爲華工後裔代表參會，徐國琦在會後找到他，希望將孫幹日記當作研究資料。孫光隆用布包著日記，視若珍寶，讓徐國琦當時就看。“曆史學者看書要心平氣和，你不能讓我現在就看。”徐國琦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他勸說對方把日記捐給博物館或學術界，未能成功，“實在可惜”。
當時孫光隆對書稿去處思慮重重。幾十年無人問津的日記忽然炙手可熱，淄博市檔案局、威海市檔案館、威海市博物館、山東華僑會館都希望收藏。越來越多人找到孫光隆，記者、學者、紀錄片導演、商人、出版人……有人想帶他去法國，說能見薩科齊總統；還有不知道什麽人打來電話，劈頭就問：“你爺爺在法國有沒有其他老婆小孩？”
徐國琦感覺，突然而至的華工熱像“一窩蜂”。“我們的目的是要把這段曆史複原，要有好多（人）一代一代地做。我最擔心的是這個一窩蜂之後，後來又沒有人關心了。”
孫光隆困惑了很久，最新的思考成果爲：很多人利用這段曆史裝點自己。“你光爲了宣傳你自己，或者暫時想出出名，沒有意思。你得長久讓人感覺到在曆史上的存在。”他向南方周末記者感慨。
家裏親戚在天津購買了書號，把日記自費出版，手稿還沒決定交給誰。孫光隆相信官方，“以山東僑辦爲主要依賴對象，其他的咱們盡量不去參與”。他保持著謹慎：“你今天說的話，明天說不定也有錯誤”。
“人就是這樣，很現實。三五十年以後，咱們都成一堆灰了，很可能。你就算活100年，這100年裏面你能幹啥？爺爺已經死了這麽多年，他的那些論斷、那些看法都很正確。他說人必須得隨時代發展，不能自己認爲什麽樣就是什麽樣。”孫光隆繼續感慨。
兒孫不願意讀這些日記，令孫光隆倍感失望。他逼著兒子兒媳把文言文翻譯成白話文，再打印出來，前後花費了兩年多。“忙工作，孩子上學。”孫光隆的妻子李鳳蓮在一旁勸說。這些事孫光隆只能和妻子聊，不過李鳳蓮也沒把日記看全，按她的看法，“抓住重點看著挺好，了解外國，和咱們中國就是不一樣”。
孫光隆內心埋著一份狂想：兒孫們認認真真看完日記，將來買一艘輪船，大約是世界上最大的，就叫“孫幹號”，沿著一戰華工的路線遊覽，制作一份旅遊圖。“英國人、法國人，你有本事就和馬雲似的，把他們都聯合起來。拍成片子行嗎？完全可以。當然張藝謀咱們高攀不上。”說到這裏他笑起來，“我就這樣做夢啊。”
100年前，在日記最後，孫幹對五大洲、西學、科技、政府、國民性等一一評述，兼帶著希望與憂慮：
大戰既告終矣，世界各國對于優勝劣敗，弱肉強食，持德者昌，持力者亡，皆于此而知之，其孰重、孰輕、何去、何從，當執者以儆之也。
(本文撰寫過程中參考以下文獻：徐國琦著《一戰中的華工》、陳三井著《華工與歐戰》、孫光隆整理《一戰華工歐戰紀實》、馬骊編《一戰華工在法國》、徐國琦著《爲文明出征》，特此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