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初期，公衆談蝙蝠色變，一時間引發對野生動物的過度恐慌。
上海市闵行區野生動物保護管理站曾在一天內出動六次，他們接到居民報案，要求上門驅趕周邊的越冬蝙蝠。“這樣的場景讓人吃驚又極度不安，”王放在自己的公衆號上發文表示，妖魔化蝙蝠，甚至侵擾越冬蝙蝠，是此時此刻最離譜的事情。
作爲熱愛自然的80後，這位複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研究員一直遺憾，人們對千裏之外的大熊貓、金絲猴、雪豹頗爲熟悉，卻對身邊的動物幾乎一無所知。
王放曾任美國史密森學會博士後、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博士後，2018年回國後，他試圖將城市生物多樣性監測的課題和經驗引入上海，這個計劃被命名爲“城市裏的公民科學家”。起初，共有七八種動物進入了研究團隊的視野，蝙蝠是其中之一。但由于適合公衆大範圍參與的蝙蝠調查設備過于昂貴，最終不了了之。
去年8月，這個團隊就注意到了城市裏的野生動物可能存在寄生蟲和傳染病，數量或許還不少。“沒想到這次疫情來得太快、太突然，讓我們覺得這事做晚了。”王放說。對野生動物的恐慌甚至引起一些極端情況：不少寵物也被宣判“死刑”，遺棄在街頭或遭到濫殺。
隨著疫情在全球蔓延，人類的活動範圍收窄，空曠的街道迎來了更多的“不速之客”。美國舊金山的居民發現，居家隔離兩周後，叢林狼正在向城市“進發”；在英國海濱小鎮蘭迪德諾，成群結隊的野山羊上街覓食；而那些往日遊人如織的旅遊城市，比如意大利威尼斯，悠閑的白天鵝成了自由自在的居民。
“動物的適應性非常強，待人們重新回到城市，如果沒有直接的侵犯、追逐，可能疫情之後，人類與野生動物的距離，就永遠地拉近了一點點。”王放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
無以爲家的動物
王放的第一台相機，是2003年攢了800元買的二手貨，而從北大畢業時，他已經成爲國內最優秀的年輕野生動物攝影師之一。在拍攝了滇東南、川西北、神農架深山、高黎貢山等地種種令人驚歎的物種之後，如今他被城市裏不起眼的貉所吸引。
在上海西郊青浦，王放曾和一只貉度過奇妙的一晚。這只貉可能覺得他是一個同伴，好幾次一屁股坐在他腳下，在深夜裏嘎吱嘎吱地撓癢癢，發著呆。
據統計，上海超過80個小區有這種犬科動物出沒，它們時而鑽進河裏捕捉魚蝦和青蛙，時而藏匿在老式居民樓的通風層或者廢棄的下水道裏，在人類世界的夾縫中生存。
跟貉的困境類似，狗獾、刺猬、黃鼠狼等本土物種也經常會遇到滅頂之災，比如，有居民認爲它們是可怕的、有害的，要求物業趕盡殺絕；有的動物在城市建設中喪失了棲息地和覓食處；又或者因殺蟲劑和毒鼠藥而中毒身亡。
城市是人類的家園，也是野生動物的庇護所。當“鄰居”越來越多，我們該怎樣保證共處的安全線？
“30年之後，中國城市的動物一定跟現在有非常大的區別。”王放認爲，無論是紐約、巴黎、倫敦，還是新德裏、新加坡，都市裏的動物都不是天然怕人的。松鼠偷竊、浣熊闖入車庫、狐狸滿街跑、水獺上岸都時有發生，甚至豹會靠近城區獵食，沖突也由此加劇。
“它們需要適應城市、適應人類，我們也需要跟它們共存的智慧。”然而，以貉爲例，過去幾十年，國內僅有的研究來自養殖場，貉在自然環境裏如何生活、和人如何互動等系統研究是缺位的。這也是王放選擇“貉以爲家”作爲“城市裏的公民科學家”首個項目的緣由。
疫情之前，在山水自然保護中心的幫助下，他們組織了一支百人的志願者隊伍，利用在戶外布設的80台紅外觸發相機，開始記錄城市中野生動物的分布和變化，目前調查地點已經覆蓋共青森林公園、濱江森林公園、上海植物園、上海動物園、闵行體育公園、虹旭社區、複旦大學校園、浦江郊野公園等十多個區域，並且持續擴容中。
未來，這些數據將通過一個平台，開放給城市的管理部門、綠化部門、科研教育機構等，哪裏缺了一個池塘或者一片灌叢，哪裏出現了人獸的沖突，這些都能借由市民的參與及反饋，讓我們的社區和城市受益。
城市是自然保護的縮影
夜晚在新江灣城的校園或者小區裏遊蕩，只要你保持安靜，經常可以聽到刺猬在地上拱來拱去，發出“呼啦呼啦”的聲音，沒有任何顧忌，也從不想隱蔽行蹤，铠甲般的利刺讓它們感覺可以安全地、放心地在這座城市裏生活。
在去年底的一席演講《怎麽畫，我們才能擁有一只刺猬？》中，王放抛出一個話題：對于一些物種，城市是最適合它們生存的地方。
從1978年到2018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從17.9%上升至58.5%。40年來，跟隨6.4億人從農村進入城市的，還有“攤大餅”與大拆大建引起的資源浪費以及大城市病。
“過去幾十年，中國的城市經曆了特別快的發展過程，大量森林和濕地消失。但最近十年，城市生態又恢複得很快，到處在建街心花園，建城市綠帶、綠島。所以，我們想把中國的城市作爲自然保護的一個縮影，來看看動物是怎麽迅速地變少，是不是又能夠迅速地變多？”
王放團隊花了不少精力來研究城市中的刺猬種群生態。他們發現，在它們生活的空間內，最重要又最難得的東西，竟然是一點點清水。每年3月，刺猬冬眠醒來後，需要大量飲水，以此降解肝髒中積累了一個冬天的毒素。“如果它們走到水邊，卻發現是鋪滿厚厚水泥的堤岸，是硬化的湖泊，那可能它們一口水喝不上，就毒發死亡了。”
但對于遷徙過境的水鳥等動物而言，比缺少流水更致命的，是難以掙脫的“野味”枷鎖。“法律的普及和法律的執行，是最好的公衆教育。法律會規定我們行爲的底線，這些底線就是在維持生態系統平衡過程中，最大的人和自然之間的屏障。”王放在一次自然教育科普中提到。
2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衆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出台，規定不僅在野外生活的野生動物不可食用，人工繁育、人工飼養的陸生野生動物也不可食用。它在現有《野生動物保護法》的基礎上，首次確立了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動物的制度。
在北京，隨著《北京市野生動物保護管理條例》6月1日正式實施，在新一輪的百萬畝造林綠化中，野生動物棲息地保護和營建被視爲重要工作，平原地塊每1000畝營建1處人造灌木叢，配植食源、蜜源植物，結合雨洪蓄滯建設小微濕地，爲野生動物提供食物、水源和隱蔽地，促進區域生物多樣性恢複和維持。
生物多樣性是人類的屏障
不過，2012年初到美國的第一個星期，王放就體會到了生物多樣性帶來的困擾。
深夜，門口傳來規律的“嗵嗵嗵嗵”，一只冒冒失失的浣熊扒開了門，用無辜而清澈的眼神，成功地從王放那兒騙來了貓糧和水。
在人類世界嘗到了甜頭，這只出生不到半年的浣熊被掃地出門後，練就了飛檐走壁的本領，順著高壓線潛入他們的辦公室，在冰箱和垃圾桶中翻找食物。終于有一天，它引發了實驗室大停電，觸電身亡，直挺挺地倒在院子裏。
王放注意到，這樣的場景在北美每天都在發生。野生動物除了破壞房屋，還帶來火災、汙染、傳染病，以及每年數千萬美元的財産損失。放眼全球，類似的事件也時有發生。
浣熊是世界上狂犬病毒攜帶比例最高的動物之一，它們身上攜帶的蜱蟲還是傳播萊姆病最重要的傳染源之一。近100年前，紐約就啓動了對周邊浣熊種群的監測。
令王放意外的是，研究表明，野生動物越多的地方，人們越不容易感染萊姆病。“後來研究發現，蜱蟲並不喜歡傳染人，因爲人的毛發少，人類世界的化學用品對它們而言也是一種驅趕。所以，它們更傾向于在野生動物的世界傳播，反而生物多樣性成了人類的一道屏障。”
科學家們也發現，盡管入侵物種的控制是個全球性的難題，但生物多樣性越高的地方，入侵物種、外來物種就越少，它們對于整個生態系統起到了平衡和生物安全的作用。
在史密森學會和密歇根州立大學擔任博士後的6年裏，王放感悟最多的是，自然資源管理是每一個人的事。他曾參與弗吉尼亞州土地景觀項目（Virginia Landscape），在農場主家的後院或者農場裏，由科研人員與農戶們講解，弗吉尼亞的未來與他們耕種100%抑或70%土地之間的關系。“自然資源就是這些人在使用，所以制定管理政策的時候也應該由他們來參與，這也是我們在上海開展‘城市裏的公民科學家’最早期的一個雛形。”
王放期待，未來在中國，也有望針對城市裏的野生動物，形成一個動態的、主動的監測和管理。“野生動物跟人類生活的聯系，看起來可能很遙遠。比如，影響北極熊的是美國的石油航運，而石油航運可能跟全球的貿易糾紛有關，糾紛背後則可能是美國南方大豆收成的增減。通過在非常遙遠的世界之間建立連接，能夠幫助我們有一個更好的圖景，來描繪這個世界。”
（本文圖片均由王放授權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