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小康網3月30日訊 老馬 在冠狀病毒危機來臨之前，我曾考慮寫一本關于21世紀政治黨派的書，但鑒于這種全球流行病，很明顯，無論你在寫的是什麽樣的非虛構類作品，都要先放下。現在有“冠狀病毒前的世界”和“冠狀病毒後的世界”。
遠眺美國白宮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裏德曼寫道，這個大流行病會從根本上改變美國的文化或政治嗎？我很肯定，有個笑話是共和黨政客在今年的競選活動中不會講的。他們用這個笑話來責難深層政府、政府官僚，並引發觀衆捧腹大笑：“你好，我來自政府，我是來幫忙的。”
我們將度過這場危機，因爲我們的深層政府，我們的大政府有深度人才，以及無私的奉獻精神：科學家、醫護人員、赈災專業人員、環境專家——所有那些特朗普試圖精減的人。我現在要支持大政府和大藥企來營救我們。
在這場危機結束之前，我們的政治文化也可能發生改變。我的朋友，來自馬裏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米歇爾·蓋爾範德(Michele Gelfand)教授是《規則制定者，規則打破者：緊密和松散的文化如何連接世界》(Rule Maker，Rule Breakers：How Strong and Lose Culture Wire the World)一書的作者。
蓋爾範德上周在《波士頓環球報》(The Boston Globe)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回憶說，她和同事幾年前在《科學》(Science)雜志上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根據各國將規則置于自由之上的程度將其歸類爲“緊”或“松”。文章寫道：“像中國、新加坡和奧地利這樣的嚴密社會，有許多規範社會行爲的規則和懲罰。這些地方的公民習慣于以加強良好行爲爲目的的高度監控。在美國、意大利和巴西等寬松文化國家，規則較弱，也更加寬容。”
她認爲，嚴格程度和寬松程度之間的這些差異不是隨機的：“法律最嚴格、刑罰最嚴厲的，是那些有過饑荒、戰爭、自然災害，以及瘟疫暴發曆史的國家，是的，還有那些病原體暴發的國家。這些災害頻發的國家已習得幾個世紀以來的慘痛教訓：嚴格的規則和秩序能挽救生命。與此同時，面臨著很少威脅的文化——例如美國——擁有放任自流的奢侈。”
蓋爾範德說，這非常明顯，“像新加坡和香港這樣以‘嚴格’著稱的社會……已對新冠病毒做出了最有效的反應。”
與此同時，我們在白宮協調方面的缺陷以及魯莽的公衆人物——如拉裏·庫德洛(Larry Kudlow)、肖恩·漢尼蒂(Sean Hannity)、勞拉·英格拉漢姆(Laura Ingraham)、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凱利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德文·納恩斯(Devin Nunes)以及特朗普本人——最初弱化病毒的潛在影響，或是將那些強烈要求采取行動的人說成是出于政治動機，這都加劇了我們所有人的風險
因此，蓋爾範德總結說：“在所有不確定因素中，我們要記住，病毒的軌迹不僅與冠狀病毒的性質有關，文化的影響也一樣大。在接下來的日子裏，我們寬松的文化設定需要做出重大轉變。”
最偉大的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做到了。但是我們現在可以嗎？
只有慷慨才能拯救我們。有數以百萬計的企業主和雇主投資他們認爲會增值的長期資産——股票、公司、房屋、飯店、商店——用的是借來的錢。這些錢他們現在無法償還。
因此，我們不僅需要美聯儲支持他們的銀行以防止全面崩潰，不僅需要銀行重組其債務，還需要向所有員工的口袋裏放入現金，在他們花完最後一張工資支票後還能吃上飯。政府和國會對此迅速采取了行動，這令人感到鼓舞。
收緊文化的同時松開錢包，我們越是這樣做，在冠狀病毒後的世界裏，我們的社會將越強大、越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