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就到植樹節了。年初，國務院批複同意在北京設立國家植物園，同時還將在北京、廣州等地啓動國家植物園體系建設。北京國家植物園將于今年挂牌。縱觀植物園發展史，雖然只有不到500年的時間，卻是人類認識、利用和保護植物的曆史縮影。
1.古老的“藥草園”和“教學園”
帕多瓦植物園。
無論東西方，庭園的曆史都非常悠久，我國古代的皇家園林或文人庭院以及歐洲的宮廷或教會花園都位列其中。而現代植物園則起源于歐洲，曆經400余年的發展，至今全世界約有2000多座植物園，分布在上百個國家。
在歐洲，最早的植物園意指“研究植物學的園地”，後來簡化爲“植物園”，是從搜集種植藥草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歐洲植物學家在15世紀建立起基本的植物分類系統，人們逐漸對植物特性有所了解，醫生開始給病人開草藥。隨後，雜貨商、農民等都嘗試銷售或種植藥用植物，還有些商人在買賣過程中摻入雜草，一時間市場十分混亂。
如何區分藥草是一門大學問，爲改善這一現狀，1543年意大利比薩大學成立了世界公認最早的藥用植物園，以藥草栽培爲主。1545年，費朗西斯科·博納費德在意大利帕多瓦大學建立了一個藥草標本參照中心，專門搜集、培育和歸類藥用植物。這種大學裏的植物園除了具有傳統花園的功能外，還有植物教學功能，在當時是一種全新的花園類型。比薩植物園在16世紀末先後經過兩次搬遷。而由于帕多瓦植物園在原址開放至今，1997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産。
帕多瓦植物園的設計頗具幾何造型，四個規則式的正方形種植池圍合在十字交叉的小路旁，與中世紀內庭花園格局一致，並保存至今。最早的比薩植物園的種植池也是這樣的正方形對稱結構形式，這種布局被視爲草藥栽培最適合和必要的一種形式。
17世紀時成立的植物園，早期也都是藥草園。著名的巴黎植物園在1626年創建時，是路易十三王朝時代開辟的皇家藥草園，路易十四時代擴大範圍，當時的太陽王收集、種植了世界各地的奇花異草，使之成爲一座名副其實的皇家植物園，前後曆時50余年。當法國開始向海外擴展領土時，這個植物園爲人們提供了海上航行所需要的藥用植物。隨著越來越多的植物從原生地運來，這裏的藏品迅速豐富起來，從1636年至1665年，植物數量從1800種增至4000種。
1673年，英國皇家藥劑師學會在倫敦成立切爾西藥用植物園時，還與醫生在處方和開藥方面展開了激烈爭論，最終以學會勝利而告終——包括著名草藥學家尼古拉斯·卡爾佩伯在內的所有學徒在獲得從醫資格前都要進行8年的專業學習。傳授者利用切爾西藥用植物園向學徒介紹如何准確地辨認和准備藥材，而且他們還沿著泰晤士河搜集植物新品種，繼續著植物采集之路。托馬斯·巴斯克維爾在他所著的《牛津文選報告》一書中描述了牛津大學植物園：“它不僅幫助醫生、藥劑師和那些即將從醫的人，還幫助各類致力于救死扶傷、提高健康人群生活質量的人。”
在東方，日本也有一些古老的草藥園後來發展成爲現代植物園。如1638年在東京都開設的禦藥園，初期園內主要以培育本土藥草植物爲目的。1684年該園遷址至現在的小石川植物園，大部分仍爲藥草栽植區，並引入了一些中國、朝鮮等地的藥木種苗；同時在園區北側增設幹藥場，方便人們烘幹草藥，後來禦藥園還建造了一處建築設施，是當時幕府管理下唯一一個免費爲貧苦病人治病的機構。
對于藥用植物園的記載，在我國曆史上非常多，如北宋時期司馬光撰寫的《獨樂園記》中就有“沼東治地爲百有二十畦，雜莳草藥，辨其名物而揭之……援命之曰采藥圃。”很像現代植物園中的“藥用植物區”，也有學者提出獨樂園、上林苑等都屬于植物園的雛形，但遺憾的是，我國古代許多藥草園、花園、宮廷園林都沒有形成以現代植物學爲基礎的植物園。
2.“植物獵人”四處獵取奇花異草
17世紀後，隨著植物科學分類系統的變革和世界經濟的發展，植物園迅速在歐洲崛起。據統計，歐洲的植物園在16世紀只有7處，而到了19世紀已增至96處。這時植物園的功能不再局限于草藥的種植和教學展示，更像是植物博物館。人們開始盡可能發掘當地或外地豐富的植物種類，具有觀賞性價值的奇花異草成了富人們爭相追捧的對象。植物園是開發新資源植物的尖兵，作用主要是從國內外不同地理區域引種新的植物種類和品種，並且從野生植物中發掘利用新的經濟植物。漸漸的，植物園與普通的庭院或者花園、公園區別開來，逐步成爲供人學習參觀、收集研究和科學普及的植物園地。
植物園的興起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航海業的發展，探險者的腳步越走越遠，發現了越來越多當地從未見過的植物種類，藥用植物園成了外國植物的集聚地。18世紀後，隨著西方殖民地的擴張，歐洲各國開始競相發掘新的種類充實到植物園中。一群專門以采集珍稀植物與藥材爲任務的“植物獵人”出現在世界各地，他們通常是具有冒險精神的植物學家、園藝師或藥師等，上高山，過峽谷，踏高原，穿雨林，只爲獲取別國新的植物資源。第一個發現者，往往會被賦予命名的特權。我國古老的傳統植物如菊花、山茶、牡丹以及月季等，都隨著“植物獵人”遠渡重洋進入歐洲。
澳大利亞也是英國引進新植物的主要渠道。兩名“植物獵人”從這裏搜集植物，並將種子送回國，像佛塔樹、金合歡等均已在英國植物園成活。
19世紀中期，日本港口被迫向外國船只開放，“植物獵人”來到日本爲歐洲帶回了鸢尾、百合、繡球和櫻花等。
大樹杜鵑是我國非常古老原始的一個物種，因其生長在高大的喬木之上而得名，綻放時火紅的花簇就像一片片燃燒的雲彩。英國切爾西植物園在19世紀末期派“植物獵人”福雷斯特來到中國，他在我國西南地區的高黎貢山看到這種獨特的花卉植物立刻被驚豔，于是帶人鋸倒這棵上百年的珍稀植物，將這株樹的圓盤樹幹帶回英國，在大英博物館展出後，立刻引起了轟動。因此，杜鵑類植物在20世紀初成爲“植物獵人”搜集的重點，400多個品種的杜鵑由此被發現並引入歐洲。
福雷斯特從我國帶回的杜鵑花給英國園林産業帶來了變革，愛丁堡植物園因此成爲世界上栽培杜鵑花品種最多的場所和世界杜鵑花研究中心，那裏現有500多種杜鵑花，其中300多種都原産于我國，有些品種在原産地都難覓蹤影。
“植物獵人”從世界各地搜羅的植物大多保存在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中，這也使其舉世聞名。1891年成立的紐約植物園，80多年來400多次派出“植物獵人”；英國伯明翰大學植物園單是收集馬鈴薯野生種就有300個，德國收集的薔薇屬植物達600多種……不得不說，“植物獵人”最初是以買賣或掠奪的姿態出現，甚至充當了西方世界殖民的“先鋒”。但對于植物園來說，他們的出現客觀上豐富了多樣性。直到如今，“植物獵人”這個職業依然存在，不過他們已轉變成爲挽救瀕危植物的一支生力軍。
英國“植物獵人”福雷斯特。3.工業革命後變身“經濟花園”
19世紀初，歐美植物園從世界各地引種了成千上萬種植物。以邱園爲例，當時每年有數以千計的植物運到倫敦，同時也有數千份植物分發到它的100多個殖民地植物園。
工業革命以後，經濟作物成爲殖民者的新目標，各植物園種植開發橡膠、咖啡等經濟植物，進行得熱火朝天。
邱園始建于1759年，2003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爲“世界文化遺産”。其實，在19世紀中期的一段時間，由于其他植物園的興起，邱園的社會功能被質疑。當時的邱園堅持“主要目標是科研與實用，而不是娛樂”，因此沿襲傳統，上午只對植物學學生及嚴肅的藝術家開放，從不延長公衆參觀時間。樹大招風，邱園招來不少反對之聲。曾有官員建議削減科研經費，將其變成一個普通公園。植物學家約翰·林德利提出，政府不僅不該關閉邱園，相反，應從皇室手中接管邱園，使其成爲英國及其殖民地植物園的神經中樞和交換中心。一旦各植物園可以協調一致，植物園就不再是“賠錢貨”，而是變成能爲國家帶來巨額經濟利益的搖錢樹。這一主張得到了邱園園長的認同，他認爲邱園應該發展經濟，並爲英國對外擴張提供支持。
爲幫助英國擴張，邱園將目光轉向金雞納樹。19世紀，在熱帶地區特別是印度，瘧疾奪去了許多英國士兵的生命。英國政府每年需花費大量經費購買含有奎甯的藥物用于治療瘧疾，而奎甯是從原産自南美洲的金雞納樹樹皮中提取的。爲了獲取奎甯，邱園派遣一批植物學家前往南美洲獲取金雞納樹種，並對其進行了移栽。雖然經曆了各種失敗，但最終使金雞納樹在印度移栽成功。奎甯的價格急劇下跌，爲英國政府節省了大筆開支，邱園因此名聲大振。新興獨立的拉丁美洲國家卻在這場“植物大戰”中失去了重要的經濟來源，並從此在金雞納樹樹皮的出口貿易中被橫掃出局。
橡膠原産巴西，在被引進馬來西亞和斯裏蘭卡之前，巴西的橡膠出口可以供應當時的全球市場。然而當邱園的植物學家從巴西走私7萬棵橡膠樹種，成功移植到馬來西亞後，促使橡膠在英屬殖民地以低成本充足供應，巴西的橡膠供應量跌至全世界的2%。自此，邱園對經濟植物的研究聞名全球。
類似的還有咖啡。始建于1859年的新加坡植物園，也曾是英國熱帶殖民地植物園。1875年10月，亨利·默頓被邱園園長約瑟夫·胡克推薦爲新加坡植物園主管，他從斯裏蘭卡帶回了數百種具有經濟價值的植物，其中包括咖啡與一些染料植物。在咖啡種植成功後，經濟植物開始主導新加坡植物園。19世紀末期，植物園面積擴大，“經濟花園”也有所增加，這裏從最初主要種植田園蔬菜、纖維植物、咖啡轉向橡膠樹馴化工作，使“經濟花園”成爲亞洲橡膠工業發源地。
邱園溫室。4.各國攜手應對植物物種滅絕威脅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全球環境問題日益凸顯。人類逐漸意識到，一味追求工業發展，已對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造成難以彌補的創傷。世界上的植物正以驚人的速度消失，研究表明，一種植物常與10至30種其他生物共存，一種植物滅絕會導致這些生物的生存危機。幸好，占全球植物三分之一的物種保存在各國的植物園裏，總數約8萬種。
20世紀80年代，世界植物園又迎來新的大發展。隨時代變遷，植物園有著不同功能。國際上公認的四種植物園功能包括園藝展示、科普、科學研究及物種保護，不同植物園功能各有側重。1985年，第一次“植物園和世界自然保護戰略”國際會議在西班牙召開，把植物園與世界生物多樣性保護緊密聯系起來，使得遷地保護成爲植物園越來越重要的使命。近些年，將就地保護、遷地保護、植物回歸相結合的綜合保護理念，被日益重視、應用到植物的多樣性保護中。由于威脅生物多樣性因素複雜，任何單一的保護方法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綜合保護理念有力地推動了植物園的發展。
植物多樣性對人類的創新、適應和複原能力至關重要。2002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第六次會議一致通過的《全球植物保護戰略》指出，沒有植物就沒有生命，地球的運轉和人類的生存都依賴于植物。
目前，全球超過30%的植物物種面臨滅絕威脅。面對危機，各國植物園與地區性研究機構開展合作研究，提供技術專長等，爲制定各種保護地球生物多樣化的策略提供新知識和科學依據。
直徑僅爲1厘米的侏儒睡蓮原産于盧旺達，在絕迹兩年之後，邱園的科學家成功將其複活。2000年，邱園成立了千年種子庫項目，該項目是世界上最大的非原生環境種子保護計劃，目前已經存有全世界13%的野生植物種子。到2020年，邱園將全世界25%的野生植物物種大約爲75000種植物種子納入千年種子庫計劃中，以應對植物物種在原生地所遭受的滅絕威脅。
被譽爲“億年活化石”的野生瓦勒邁松是一種比很多恐龍還古老的物種，有“恐龍樹”之稱。生長在澳大利亞藍山山脈峽谷中的瓦勒邁松是純野生的原生物種，目前只剩100余棵的野生種群。由于其巨大的科研與經濟價值，被澳大利亞視爲“國寶中的國寶”，因此在2005年實施了一項“世界各地植物園的移植計劃”，將其培育的第一代瓦勒邁松人工種苗轉移栽至各國，以增加其可能的種源延續。移植計劃采用拍賣形式，使得瓦勒邁松通過“人工傳種”在全球得以延續，目前總數達200余棵。我國江西廬山植物園當年也拍到了兩棵45厘米高的種苗，十余年過去了，它們已在植物園內成功存活。
邱園收集了約3萬種珍貴的野生植物種子。5.百年前我國有了現代植物園
我國現代植物園是從上世紀20年代起，隨著現代植物學引入而誕生。新中國成立前，植物園爲數很少，已命名的更是屈指可數，到新中國成立時只有廬山植物園還算較有規模。直至80年代後期植物園的數量得以迅速增加，由70個左右快速發展到2005年前後的約200個。
位于秦嶺北麓中段的秦嶺國家植物園于2017年9月底開園，規劃面積639平方公裏，是目前國內面積最大、地理位置最獨特、生態價值最高、原始山林保護最好的綜合性大型植物園，也是全國唯一冠以“國家”二字的植物園。目前，園區森林覆蓋率達95%，珍稀瀕危植物數量逐年增加，先後在園區內發現了罕見植物水晶蘭和我國最北端野生蕙蘭種群。
從2012年至今，北京市接連啓動兩輪百萬畝造林工程，大大優化了城市生態格局。如今，全市已建成萬畝以上森林濕地29處，千畝以上森林濕地250處。隨著生態環境優化，新物種不斷湧現，豐富了北京地區的植物區系資料。據統計，全市維管束植物達2088種，包括國家及北京市重點保護植物80種。
今年將挂牌的北京國家植物園，將整合北京植物園的南園和北園，規劃占地面積約600公頃。並且，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也將建設一座國家級植物園，加強珍稀植物的異地保護。本版供圖 視覺中國
（原標題：改變世界的植物園）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 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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