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在團區委宣傳部和團市委宣傳部“打過工”,早年的一些工作對象曾笑著對我說:“姓宣的搞宣傳,還是第一次碰到。真是名副其實啊。”而剛剛從新加坡教育部領取“二十年長期服務獎”的我,顯然早已遠離了宣傳崗位,但這陣子卻又覺得自己回到了宣傳部,成了宣傳文明上海的一個活窗口。
“上海封控了,你媽媽怎麽辦?”同事們幾乎每天都關切地如此發問。“我媽媽如常生活呀。她本來就不需要出門。”我平靜地回答。媽媽腿疾,只在陽台活動。
“上海人沒菜吃了,你媽媽能吃到菜嗎?”海外媒體的負面報道,令熱心的同事又發問了。“我媽媽本來吃得就不多,現在更是吃不完了。”我認真地回答。“真的嗎?”同事將信將疑。
“居委會幹部忙碌不堪,能照顧到你媽媽嗎?”又有誰聽了居委幹部哭訴的聲音,發問了。“我有居委會書記的微信,他會及時回複我的。”我的答案,令上海被封控的朋友也驚訝了,因爲我並不認識媽媽小區比我年輕很多的書記大人。母親的藥有人配,母親的消毒水有人贈,母親的核酸有人上門測,母親的食物有人送,母親的垃圾有人收。
每天這樣頻繁地問問答答,我忽地覺得自己又回到了年輕時的宣傳部,以親身經曆,說著上海故事。我每天面對近160名直接授課的學生,100多互相熟絡的員工,而全校又只有我一個上海人,那麽,關于上海的一切,就只有我說了算。
我不會刷購物軟件爲媽媽搶菜;我也沒有鄰裏朋友群,不會提醒媽媽應該如何配合小區的安排。但,每天與媽媽通話,母親依然無憂無慮,唠叨最多的是今天又有了什麽。我提醒媽媽吃不完,分給鄰居吧。媽媽連連答應。媽媽的如常生活,其實仰賴的就是小區的好心鄰裏和負責任的居委會,他們沒有遺忘任何一個群外的人。
母親所在的殷高小區,想必是很多上海人聞所未聞的小角落,雖然它緊傍聞名遐迩的交大附中。但它的光亮,卻照到了遙遠的新加坡,照到了我身邊的所有人。口口相傳,這是多麽巨大的影響力。正如我在大阪新幹線上問路,得到日本人細致入微的指引後,令我對日本人好感持久,並在課堂上多次傳播。
我是在4月9日才加入所在樓微信群的,每一天醒來都會看到幾十條微信,群裏散發著濃濃的友情和關愛:有提醒快遞的,救濟食物的,問候得陽者的,致謝志願者的。我雖然沒有發過聲,但陣陣暖意卻激蕩在心。
幾天前,我突然讀到了電子版的小區《防疫日報》,內有“防疫通報、民生相關、快遞相關、疫情地圖”等四大塊,還以不同顔色標明了得陽樓、特需樓。更神的是,日報的最後特別聲明“21弄日報的彙報和更新內容均來自自發組建的團隊”,此舉是多麽智慧,它減輕了管理者多少重複工作。
小區上下如此團結合作,工作有條不紊,我相信是離不開小區支部書記孫俊先生的。難怪母親說什麽也不肯搬去有電梯的新公寓,因爲這裏溫情洋溢。感謝你們!(宣 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