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民
1、導言
從1688年英國的資産階級革命（史稱光榮革命）算起，資本主義已經經曆了300多年的發展，它給人類社會帶來的變化是前所未有的，從而把傳統文明遠遠的抛在了後頭，送進了曆史的故紙堆裏。資本主義的成功在于：社會生産力的解放；物質財富的湧流；科技的發展；以及社會進步與個人自由。資本主義的失敗則在于：在消除貧困的同時擴大了收入、特別是財富占有的差距；並且，在其發展過程中還伴隨著接連不斷的經濟與社會危機。此外，當資本主義成爲世界現象時，它就會因爲國家異質而演化成爲不同的模式，所以，當代資本主義已經發展成爲多元的。由于曆史、文化與政治結構上的差異，便有了理性的資本主義與非理性的資本主義，成功的資本主義與失敗的資本主義。面對資本主義在解決財富占有不平等問題上的失敗，以及持續的經濟與社會危機，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但是，今天這個世界上，幾乎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僅僅使用勞動和土地來生産財富。
2、資本主義的起源
資本主義起源于歐洲。歐洲之所以能夠成爲資本主義的策源地，顯然與資本主義到來之前的一系列文化與制度的變革有關：文藝複興，變神的世界爲人的世界；宗教改革，讓創造財富的活動在道德上合法；啓蒙運動，賦予人們以追求幸福的權力；界定和保護私人産權，以英國的圈地運動最爲典型；從專制到憲政的社會改革，英國的光榮革命與法國大革命等。
資本主義在英國拔了頭籌。爲何是英國而不是歐洲的其他國家首先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因爲在歐洲各國中，是英國首先把資本投向工業生産。在文藝複興中崛起的意大利，財富主要來源于地中海貿易以及爲之服務的金融彙兌等，銀行家和商人們賺取的收入主要用于貿易的基礎設施建設和推動有利于商業活動合法化的文化與藝術的發展。大西洋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歐洲率先開始遠洋的國家，他們用殖民征服的方法從美洲掠奪了大量的貴金屬，但卻沒有把寶貴的資金投向工業生産，而是用于宮殿、教堂與豪宅的建造，建立旨在維護航路安全的“無敵艦隊”，從而錯過了讓資本主義崛起的機會。之後的荷蘭依靠香料貿易而崛起，但是荷蘭人通過香料貿易而獲得巨額盈利仍然沒有能夠投向工業生産，而是在一場具有龐氏騙局性質的郁金香期貨的豪賭中揮霍殆盡。作爲歐洲大陸最重要的國家法國卻一直在重農主義理論和政策的指引下徘徊在工業革命的大門之外，失去了成爲第一批工業化國家的曆史機遇。只有英國人，在完成啓蒙、界定産權、實現憲政、開放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基礎上，成功走向資本主義。其中啓蒙開智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啓蒙之後，在歐洲形成了以下三個共識：源于康德的人本主義；源于洛克的天賦人權；源于邊沁的人們追求幸福的權利。這些共識改變了歐洲的文化，從而使得資本主義有了生成與發展的社會環境。
具體的講，英國的資本主義産生于提高生産效率的技術發明，這些發明的主體是一批愛好發明的“工匠”。當工匠們的發明成功，並要將其轉化爲現實的生産力的時候，便需要資本的介入，當資本與技術組合在一起的時候工業革命便爆發了。工業革命導致的大規模生産催生了現代企業，現代企業與農耕時代的家庭不一樣，它是一種由企業家發起，集合了勞動、土地、資本與企業家人力資本四種生産要素的新型生産組織，其中資本與人力資本是前資本主義社會所沒有的新要素，資本主義由此誕生。可見，當啓蒙之後的社會願意接受資本這個新的生産要素來促進人類幸福的時候，工業革命才有可能把人類文明推進到資本主義社會。
資本主義一經誕生便在英國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原因在于英國具有資本主義成長的最好社會環境：起始于1215年的憲政改革；發生于17世紀的圈地運動；從重商主義向自由市場的轉型。憲政改革限制了王權、張揚了人權；圈地運動界定了産權；重商主義是政府幹預經濟的一種政策，但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資本主義得以發展的一種機制。亞當·斯密把英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經驗加以抽象化，形成了基于利他（利他才是最大的利己）、分工、爲交換價值而生産、由看不見的手來配置資源和生産要素、以及自由貿易的自由市場理論，爲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了各種障礙，無論是重農主義還是重商主義、乃至曆史主義都被打下陣去。資本主義成爲歐洲的普世價值，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成爲日後各國發展市場經濟的“原教旨聖經”。
3、資本主義的多元化發展
受各國曆史與文化等因素的影響，資本主義在從原創國家到歐洲、再到全球傳播的整個曆史過程中，一直在發生著異變，從而導致了資本主義的多元化與異化。其中的道理很簡單，因爲資本主義來到一個國家，必須與該國的曆史與文化融合在一起才能得以運行，否則就會産生“死機”效應。不同國家的不同曆史和文化導致不同的制度選擇，進而形成了多元的、異質的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從原創國傳播到世界各地，大致上有兩條路徑：啓蒙國家主動跟進；未啓蒙或落後國家被動接受。
一般而言，主動跟進的國家在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時候選擇空間相對較大，會根據自己的曆史文化找到一種能夠爲大多數人所接受的資本主義，比如法國的有國家管理的資本主義，德國的兼顧社會與市場的資本主義，以及北歐的福利國家等。
對于那些被動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國家來說，資本主義是外生的，當它不能嵌入當地的文化與政治結構的時候，就會形成一種包括政治與經濟在內的二元結構，如法制與宗法的二元並存、先進的城市工業與傳統的鄉村農業之二元並存等，而且大部分還以歐洲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的狀態而存在。這些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獲得獨立解放之後，很快出現了分化，有的變成了成功的資本主義，有的則變成了失敗的資本主義。變成成功資本主義的那些國家又可以進一步區分爲激進改革與漸進改革兩種不同的類型。前者如美國，後者如東亞。那麽究竟是什麽原因決定了一個國家可以走激進改革的道路，而另外一個國家則只能選擇漸進改革的道路呢？關鍵在于由曆史與文化等因素所決定的沉沒成本有多大。曆史與文化的沉沒成本越高，激進改革就越難取得成功，反之，則相反。激進改革成功的典型國家是美國，美國屬于遠洋發現新大陸之後的歐洲衍生國家，在獨立前屬于英國的殖民地，既不存在古老國家普遍存在曆史與文化的沉沒成本，又深受英國資本主義制度的影響，且能夠洞察其存在的制度缺陷，在取得獨立之後即刻創建了一個比原創國更加完美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曆史悠久、傳統文化影響深遠，從而具有較高沉沒成本的東亞國家則沒有這樣的運氣，他們只能通過漸進改革來完成從傳統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型。至于那些成爲失敗的資本主義的國家，問題不在于資本主義不好，而是在于這些國家的政治精英們試圖利用資本主義來增加自己的權益與財富，而不是用來發展經濟、惠及民衆。
最後，還有爲數不少的國家拒絕了資本主義。這樣的國家又可以分成兩種類型：一類國家是因爲過于落後而導致資本主義無法植入；另一類國家則試圖通過反資本主義的道路來實現工業化與現代化。
4、資本主義不同模式的演化與比較
作爲原創的英國資本主義模式存在兩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第一，社會不平等。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勞資關系高度緊張，這既影響消費，也影響生産；第二，紳士文化壓制了企業家精神。英國資本主義在政治改革上選擇的是君主立憲，其好處是制度改革的成本相對較低，但是由于保留了傳統的貴族紳士文化，故而對成功人士的身份認定與企業經營好壞沒有關系，而是能否成爲受人尊敬的紳士。這種身份誘惑導致社會精英不是把經營企業當做終身奮鬥的目標，從而制約了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旦他國崛起，英國的世界第一工業大國的地位便不複存在。
針對英國資本主義的問題，後續國家在導入資本主義的時候做出了不同選擇，如上所述，這些不同的選擇既與後續國家的曆史與文化有關，也與英國資本主義所暴露的問題相關。後續國家大致上有以下幾種選擇：弘揚企業家精神；關注社會公平；良性互動；策略性互動。
美國的資本主義是平民主義的，這一點不難理解，因爲來到北美的拓殖性移民大都是英國與歐洲其他國家的底層居民，他們不喜歡英國的紳士文化與歐洲其他國家曆史形成的貴族文化。因爲大家都是平民出身，所以公平問題在美國不是最爲重要的問題。美國在走向資本主義道路的時候，關注的重點是如何才能充分發揮企業家精神，成爲一個後來居上的偉大資本主義國家。美國芝加哥大學商學院教授路易吉·津加萊斯在《繁榮的真谛》一書中對美國的這種具有平民主義色彩、激勵企業家精神的資本主義做了如下的概括：通過民主憲政限制政府的權力；通過反壟斷法規限制大公司的控制市場的權力；維護一個自由競爭的市場，給企業家以廣闊的發展空間。美國經濟一躍而起，在1906年的時候便在經濟總量上超越英國而成爲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是，因爲美國忽略社會公平問題，在企業家精神崛起、經濟高速增長與財富總量激增的同時，盡管絕對貧困不複存在，但是收入分配與財富占有的差距則在持續擴大，由此導致的工資與利潤的失衡，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失衡，導致美國的經濟危機接連不斷。
歐洲大陸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是在文藝複興和宗教改革之後、伴隨著啓蒙與法國大革命，國家在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進程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制度設計上平等人權置于重要地位，這與英國自由放任和美國由企業家主導的資本主義具有很大的異質性，從而形成了區別于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的大陸資本主義。進一步的分析可以發現，由于歐洲大陸國家的曆史發展軌迹與亞文化有別，故而在資本主義制度的設計上也是因國而異。
法蘭西曆史悠久，很早就已建立起成建制的國家政權，因此，落地法蘭西的資本主義具有顯著的國家管理的特征。包括建立國有化的大型公司企業、補貼農業生産、制定産業政策和國民經濟發展計劃等，並在此基礎上進行廣泛的收入再分配，用于鼓勵生育、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以及補貼教育和醫療等。這樣的制度設計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增進了公平，但也帶來了巨大的制度成本：企業家被職業官僚所替代；勤奮被福利所替代；效率被公平所替代。要不是因爲有審美和技術的支持，法國的經濟發展難以爲繼。審美造就了他國無法與之競爭的奢侈品行業，而技術則成就了法國某些高技術産業的領先地位。相比之下，追隨法國模式的意大利則要糟糕的多，意大利雖然也是一個奢侈品生産的大國，但其在高技術的發展上則要遠遠落後于法國。最糟糕的當然是希臘，既無奢侈品生産能力，也無具有競爭力的高技術産業，模仿與追隨法國的福利政策，導致其成爲歐洲的悲劇性國家。
德國的資本主義經曆了一個從國家壟斷到社會共享的演化過程。德國是由分散的關稅同盟統一爲一個集權國家的，其中費爾巴哈哲學、而非之前的康德哲學，以及曆史主義的德國經濟學對德國政治與經濟的發展産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在德意志形成的過程中，在福山所說的“法制（憲政）”、“建制國家”與“民主問責”這三個政治要素中，首先誕生的是建制國家，也就是馬克斯·韋伯所說的職業官僚管理的理性國家。由上可知，德國是在帝國制度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在這樣的曆史與文化背景下，資本主義不是被人們用來追求幸福的，而是服務于帝國的，帝國也對資本主義的發展嚴加管制，對外推行貿易保護政策，對內限制自由競爭（包括要素市場與商品市場）的政策等。面對稀缺資源與過剩的産能，帝國時代的德國更加傾向于征戰而不是自由貿易。經過二次世界大戰，德意志帝國走向崩潰，被盟軍解放的德國開始了戰後重建，在政治上改革帝國制度，走向民主憲政，在經濟上借助于“馬歇爾計劃”、徹底摒棄國家主義的“軍事-經濟”體系，走向理性的資本主義和“社會-市場”經濟。堅持社會以人爲本、經濟以企業爲本，産業以制造爲本、通過工資集體談判與適當的國家福利，保持了工資與利潤的平衡，造就了一個強大的中産階級，在維護企業競爭力的同時，實現了社會共享與社會穩定。就這樣，德國通過對戰爭的徹底反思，創造了一種獨特的、繁榮的、效率與平等兼顧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這樣的資本主義模式是否要比美國效率優先與法國等過多偏向福利的資本主義要更加符合人性與理性呢？
北歐的資本主義被稱爲福利國家，北歐的福利國家不像法國與美國那樣，通過累進稅制、轉移支付、簡單地在高低收入者之間進行收入再分配。原因在于這種簡單再分配的做法會産生兩大導致效率犧牲和增長衰退的惡果：第一，高收入者不再投資；第二，低收入者不再提供勞動供給（追求閑暇）。從這兩個惡果來看，除北歐之外的福利國家政策大都具有反生産的性質。北歐的福利國家不是一種再分配的政策，而是一種制度安排。通過大規模提供可供所有人分享的公共品來讓國民可以公平地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借以達到效率與公平之間的平衡。這樣的資本主義需要一些較硬的約束條件才能做到：第一，它不允許有人搭便車，即不能有只享受公共品卻不提供稅收的違約者存在；第二，爲此就需要有文化與道德上的高度認同，這通常只有在人種單一、並有良好教育與道德修養的國家才能做到；第三，中性且有效的政府，政府不能是人格化的，也不能被精英、貧民或者某個特定的階級所俘獲，而且還必須由專業化的職業官員（公務員）來管理；第四，按照“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的分工原則來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市場生産私人産品、政府生産具有福利性質的公共品；第五，整個社會得有很高的生産率，提高生産率的最爲有效的方法就是發展教育、增加人力資本投資，于是便有了北歐設計。毫無疑問，北歐福利國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只適合于特定文化與人種的制度安排，並不具有普遍意義，它是一種特例，而不是通則。
現在我們可以進一步來分析資本主義在被動接受的落後國家又是如何發展與演化的。在上文的分析中已經指出，被動接受資本主義的落後國家可以分成兩種類型和三種模式：失敗的和成功的，而成功的又可以進一步細分爲激進改革和漸進改革兩種不同的模式。
被動接受資本主義、最終走向失敗的落後國家，大都具有以下共性：把資本主義簡單地等同于西方，並站在狹隘的民族主義的立場上加以反對，這類國家通常都有被西方殖民的曆史。對此，英國曆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的分析是，那些曾經是西方殖民地國家或遭受過西方入侵的國家的民衆之所以會成爲民族主義的支持者，其中最爲重要的原因是，過去、甚至直至現在，盡管是西方文明的輸入才有了現代化發展，但在曆史主義的煽動下，他們很容易喪失理性而成爲反對西方的一群人；或者把資本主義與傳統文化和集權政治加以組合，導致資本主義變異爲國家資本主義和裙帶資本主義，于是腐敗和特權揮之不去，契約之外的掠奪比比皆是，特權階層的富有與普通民衆的貧困這道鴻溝越來越深，根本無法填平，由此産生的結果便是民衆的普遍反對。這類國家主要集中在東南亞、拉美、中東、以及非洲等地區。
在落後國家，資本主義的成功是需要對傳統的體制加以改革才能落地的，這種改革可以是激進的，也可以是漸進的。激進改革的典型國家是美國，在前文中已有分析，不再贅述。通過漸進改革走上成功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國家以東亞最爲典型。漸進改革的路徑可以概述如下：確定私人産權，包括解散財閥、土地私有化改革等，這樣就有了所有權激勵和利潤動機；政府大推進（提供經濟增長所需要的基礎設施等）加出口導向（因爲經濟落後，農村人口居多，缺乏內需，一旦經濟起飛，便需要借助外部市場來出清産出）；隨著經濟增長與中産階級的崛起，政治改革的時間窗口便到來了，假如沒有政治改革，就無法完成從政府主導的資本主義向市場主導的資本主義的轉型，假如不能完成這樣的轉型，經濟增長就將不可持續，因爲在政府主導的經濟中缺乏企業家的生存與發展空間。爲什麽政治改革的時間窗口只有在中産階級崛起之後才能開啓呢？因爲只有中産階級才是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群衆基礎，有産階級更加喜歡共和而不是民主，貧窮人口則更加喜歡革命或威權政治。一旦實現了民主政治而成爲一個憲政國家，才有可能確保私人産權、明確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從而給出企業家財富創造的空間。漸進改革最爲成功的東亞國家當數韓國和新加坡等，特別是韓國，1980年韓國由一個軍人執政的國家變成了一個民主憲政的國家，從而開啓了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大門。然在東南亞，大部分國家因爲沒有抓住政治改革的時間窗口，未能完成經濟發展與政治改革的良性互動，從而掉入了中等收入的陷阱。
5、資本主義的未來發展
資本主義誕生以來一直飽受批評，這種批評主要來自于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保守主義站在捍衛傳統文明的立場上對資本主義加以抨擊，比如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個人主義對權威社群的替代，契約對宗法制度的替代，以及女權主義的興起等等，所有這些都是基于道德層面的抨擊，目的是想讓社會退回到貴族與舊時代的精英們所追求的“田園詩般的農耕文明”，所以對勞動大衆並沒有什麽吸引力。激進主義者以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收入差距擴大、經濟周期波動、以及環境惡化爲事實根據，對資本主義加以批評。
所以，討論資本主義的未來發展，我們只能基于社會理性而不是個人的道德與價值判斷。從社會理性的角度來講，凡是成功的資本主義，最終都讓人類擺脫的了傳統文明所無法解決的貧困問題，從而讓個人權利得到張揚，讓自由得以實現。
資本主義能否在未來仍然成爲一種人類可以接受的制度？這將取決于以下幾個因素：利潤動機；創新精神；供給與需求的平衡。
資本主義的增長動力來源于企業家的利潤動機，沒有利潤就沒有企業家的收入，也就沒有投資與工業化的生産活動，剩下的只能是沒有資本參與的、以個體而不是企業爲主的、具有自給自足性質的小生産活動，這將導致經濟增長的衰落與社會發展的停滯。利潤在什麽情況下會歸于消失呢？過高的政府稅收；過高的市場利率；過高的土地價格；過高的工資率；過高的大宗商品價格。在這裏，我們必須要強調的邏輯是，稅收、利息、地租與工資都是事後的，它們都必須以企業家投資、並發起企業生産爲前提，特別是利息與地租收入原本就有尋租的性質，所以是否願意讓企業家獲得能夠産生投資激勵的滿意利潤，本質上是一個“二進制”選擇。考慮到大宗商品價格是外生的，且是可以通過企業家的技術創新加以替代的，那麽影響企業家利潤的主要因素就是稅收、利息、地租與工資了，這就把生産問題變成一個收入分配問題，于是只要人們可以理性，那麽就很容易找到正確的方法來確保企業家的利潤所得，維持可持續的增長。簡單地講，就是通過約束政府的支出與稅收；杜絕金融高利貸；增加土地供給的彈性來穩定土地價格；根據生産率高低決定工資率。各國的經驗表明，片面的追求公平收入分配的做法基本都失敗了。
僅有稅收、利息、地租、工資與利潤的平衡是不夠的，因爲在企業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中，每個行業的利潤率都會有下降的趨勢。這種由競爭造成、而非社會收入分配造成的利潤率的下降，必須由企業家的創新來加以解決。考慮到技術創新具有較大的外部性（技術外溢）和不確定性（失敗概率高、時間周期長），從而需要公共資助。但是政府支持企業的技術創新必須像喬納森·格魯伯和西蒙·約翰遜在《美國創新簡史》中所指出的那樣，按照“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的原則，那些已經能夠盈利，或者在短期內能夠盈利的技術創新交給企業，對于那些有長遠意義，暫時看不到市場前景的技術創新則由國家來扶持。在堅持上述原則的前提下，還須對企業的技術創新加以理性管理：第一，從基礎研究層面上增加投入，借以減少企業創新的成本和不確定性；第二，一旦企業創新成功，就應當通過政府采購來形成規模，縮短企業創新的回報周期；第三，通過反壟斷來保證創新的可競爭性；第四，激勵企業家的能夠提高生産率的技術創新，因爲這可讓勞動等要素分享技術創新的收益，其中的道理很簡單，只有勞動生産率提高了，工資才有提高的可能性；第五，要讓勞動能夠分享企業技術創新的成果，還得發展教育，盡可能提高人力資本，否則會因爲勞動者的技能與新技術無法匹配而導致企業更多開展非中性的、節約勞動的技術創新。
最後，就是要解決資本主義的、與生俱來的、具有內生性的矛盾：即由工資與利潤、以及由此引發的總需求與總供給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生産過剩的危機就將難以得到有效的治理。一般說來，當利潤率增長超過工資率上漲的時候，便會有生産過剩的危機發生。相反，當工資率上漲過快，利潤率相對較低的時候，便會有企業家投資不足、經濟走向停滯或者衰退的危機發生。因此，資本主義的經濟增長依賴于一個十分困難的平衡，那就是工資增長率與利潤增長率之間的平衡。當然，過高的地租與資本利率也會打破這樣的平衡，從而導致對利潤的擠壓，並産生企業家被排擠或遭淘汰的惡果，但依靠薪酬過生活的人畢竟占了絕大多數，所以，只有保持工資與利潤的平衡增長，才有經濟繁榮，才能同時出清消費品和資本品兩個市場，做到動態可持續增長。如何才能保持工資與利潤增長之間的平衡呢？收入再分配政策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比較可行的方案是：員工持股或利潤分享（曾經的美國）；工資集體談判（德國最爲成功）；員工終身雇傭（繁榮期的日本）。所有以上這些方法都有一個共同特征，那就是勞資合作，並在此基礎上把對于企業來說是外生的工資支付變成一種內生的收入共享。
由于經濟全球化和收入分配的差距持續擴大，當下的資本主義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它有能力解決當下的危機而重新走向繁榮嗎？
（本文略有刪節。本文作者華民系複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責任編輯：韓少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