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杭州大學路場官弄63號的“風雨茅廬”，是郁達夫在杭州的兩處故居之一。不同于富春江畔的出生地和少年時代居所，場官弄故居是郁達夫1933年從上海移居杭州後，自行設計、建造的清水磚別墅。2015年，經過全面維修和陳列布展，“風雨茅廬”再次對公衆開放，以展現郁達夫的文學成就和愛國精神。
場官弄故居緊鄰老浙江圖書館，建築爲磚木結構，斜屋頂，牆體由灰色清水磚砌築，呈東西向長方形。進入故居大門，中間爲天井和一顆老梧桐樹，兩側有幾間平房。穿過天井，可以看到台基高築的三間正屋，坐北朝南，圍繞著木柱回廊。正屋中間是客廳，廳東西兩側爲臥室。三間正屋現已改爲郁達夫生平事迹陳列展。
走進正屋，客廳上方懸挂學人馬君武所書的“風雨茅廬”橫匾，郁達夫曾在1935年11月的《冬余日記》中寫道：“場官弄，大約要變成我的永生之地了，因爲一所避風雨的茅廬，剛在蓋屋棟。”作爲避風雨的場所，郁達夫曾打算在此久居，他接著談到，爲了建這處住所，而“東挪西借，在這一年之中，爲買地買磚買石買木，而費去的心血，真正可觀”。郁達夫對“風雨茅廬”投入大量精力，與其對現實的失望是不可分的，在上海，他見到的是新軍閥政府的腐敗統治和蔣介石實行的白色恐怖。面對進步人士不斷遭到迫害，自己又無法沖破現實勢力，故而選擇離開上海，向往能在杭州找到一處不受幹擾的地方。在杭州期間，他流連于山河湖海，展現給讀者的是一種名士式的閑情逸致。
對于郁達夫的選擇，魯迅曾在他到杭州半年後，贈詩給其夫人王映霞，表達了不同的看法，該詩的手迹原懸挂于客廳東壁。魯迅詩雲：“錢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隨波不可尋。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滿蔽高岑。墳壇冷落將軍嶽，梅鶴淒涼處士林。何似舉家遊曠遠，風波浩蕩足行吟。”魯迅在詩中借古喻今，說明杭州也不是傳說中的天堂，尾聯則希望郁達夫舉家離開杭州，投身到“曠遠”中去。郁達夫將此詩挂于客廳，體現出他內心矛盾交織的心理，這似乎也能從他移居杭州次年，不遠千裏經青島前往北平（今北京），體味故都“秋味”而寫下的《故都的秋》中感受到，郁達夫雖身處杭州而心系遠方，文章開篇便談道：“秋天，無論在什麽地方的秋天，總是好的；可是啊，北國的秋，卻特別地來得清，來得靜，來得悲涼。”文章對北平之秋的描寫，字裏行間透露著對故土深遠的憂思。
客廳西側房間是主題展“烽煙燃氣筆作槍”，展現了郁達夫離開“風雨茅廬”後投身抗戰的曆程。1936年，郁達夫赴閩就任省政府參議。這是郁達夫一生重大的轉折，是他全身心投入抗戰的開始。展廳陳列著一封當年郁達夫贈郭沫若的詩箋，也在同年，他秘密赴日勸說創造社元老郭沫若回國參加抗戰。他寫下《黃河兩岸》等戰地通訊，成爲抗戰時期最早湧現出來的優秀報告文學作品之一。1938年底，郁達夫南下新加坡，成爲新馬文藝界、新聞界的中心人物之一，先後主編過十余種報紙副刊和文學雜志，其中包括對華人社會有重要影響的《星洲日報》副刊《晨星》和《繁星》。他在幾年的時間裏，撰寫了數百篇政論文章分析當時國內的軍事形勢，同時號召國民及海外華人團結抗日。1942年，新加坡淪陷前夕，郁達夫與胡愈之等人到印尼蘇門答臘避難，他利用任翻譯的便利，保護了許多華僑和印尼人民。1945年，郁達夫因在翻譯過程中得知日軍的大量機密，而被日本憲兵殺害。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認郁達夫爲革命烈士。
展廳還設置了“賦到滄桑句目工”主題展，介紹郁達夫求學經曆與文學活動，郁達夫少年時代曾就讀于富陽縣立高等小學堂、杭州府中學堂、浙江大學預科班，後隨長兄郁曼陀赴日本留學。1921年，他與郭沫若、成仿吾等人共同組織成立創造社，並任《創造》等雜志的編輯。郁達夫于同年出版小說集《沉淪》，成爲“五四”以後較早出版的新文學白話體小說集，後又發表小說《春風沉醉的晚上》《遲桂花》等。展廳有一張郁達夫與魯迅唯一留存的合影，他們有著深厚的友誼。1928年，郁達夫與魯迅合編《奔流》月刊，後又與魯迅等人發起成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看完兩個主題展，使人感覺到郁達夫人生中的兩個階段似乎通過“風雨茅廬”連接在一起，這處住所見證了他從進步作家到愛國戰士的轉變。在移居杭州之前，郁達夫以文學活動爲中心，作品中體現出一種感傷的浪漫主義色彩，而離開杭州之後則以筆爲槍，投身抗戰，以嚴肅的議論，展現出對抗戰勝利的堅定信心，以及爲正義而獻身的精神。我們在他後期的一篇文章中能感覺到這種轉變，他說：“文藝假使過于獨善，不與大衆及現實政治發生關系的時候，則象牙之塔，終于會變成古墓。”
離開正屋往東，通過月洞門便進入後院，後院建平房數間，爲書房和客房，現已還原爲當時的場景，並陳列有郁達夫的書稿作品。院內還有一眼水井與竹林假山，環境幽雅。置身書房，不由得感受到郁達夫所營造的詩意、安甯的創作空間和體現出來的文人趣味。然而，在風雨飄搖的戰亂年代，郁達夫終沒有放下院牆之外的民族國家，選擇離開“風雨茅廬”，直面現實的鬥爭，就像他在南洋時期所說的一句話，“在艱難奮鬥的環境中鍛煉出來的文人，總比生長在溫暖逸樂的環境中的人，要堅強偉大”。此刻，不禁從郁達夫的離開中，感受到與中國曆代進步文人一脈相承的那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憂患意識與愛國情懷。
從後院回到故居門口的路上，當再次經過正屋，客廳中央郁達夫半身銅像下方書寫著的他的文字“我不僅是一個作家，更是一個戰士”便顯得更加意味深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