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2月上旬，39歲的楊拯民從西北趕到北京開會。

11號的晚上，他接到了中央的通知，邀請他出席第二天將舉行的“西安事變25周年”招待會。作爲楊虎城將軍的長子，這樣的招待會他自然要參加。

令他欣喜的是，前來通知的同志告訴他：此次招待會由周總理親自主持。許久不見周叔叔，楊拯民不知他是否一切安好。

“西安事變”對中華民族的意義，想來不用筆者多說。這次招待會舉辦得非常隆重，相關的東北、西北方面不少領導，楊虎城和張學良將軍的一些老戰友，也都受邀出席。

12日晚上，周總理和鄧穎超相偕而來。見到大家都在等自己，周總理連連解釋：“葉帥本來也是要參加的，去了延安，來不了了”。

當天晚上，楊拯民在人群中還看到兩個老熟人：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和張學銘。很顯然，他們是作爲張家人代表來參會的。

會議進行地很順利，周總理親自致詞。席間張學思向周總理敬酒時，想到大哥還被蔣介石軟禁著，父親早年慘死在日本人手裏，一時泣不成聲。

周總理見他如此傷心，也忍不住落淚，他表示：“25年了，楊先生一家犧牲了四口，張先生還被囚禁在台灣沒有自由……”一時間，與會人員無不傷懷。

這一幕，讓39歲的楊拯民感慨萬千。他強忍著淚水，來到周總理跟前，對他說了這樣一番話：

多少年來，我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淚，有一件事總不甘心。“西安事變”的真相至今衆說紛纭。爲了批駁蔣介石等人僞造的《西安半月記》，我們應該把事實材料整理出來，使真相昭示天下。現在不抓，不整理，再過若幹年有些當事人謝世了，就不好搞了，請總理考慮。

很顯然，楊拯民是在向周總理訴苦。

作爲楊家後人，他此番訴苦不是爲自己，而是請求總理替父親正名。對于多年來蔣介石等人對父親及張學良叔叔的汙蔑，他希望周總理能主持公道，還曆史一個真相。這是壓在他心裏多年的一塊石頭。

那麽楊拯民在父親被害後，都經曆了什麽？他爲何會在這時候，當衆提出這樣的請求？蔣介石在《西安半月記》裏，到底說了些什麽？周總理又將如何果斷處理問題？本期魂說就跟大家細說這段塵封的往事。家國大義、親情、恩情，都深藏其中。

一：楊家了不起的長子

在楊將軍的幾個兒子中，長子楊拯民在性格上，是最像父親的。

1922年，楊拯民出生在陝西老家。他出生時，父親已經是頗有名氣的將領了，成天都在外面奔波。4歲那年，母親羅佩蘭身染重病去世，他便被父親長期帶在身邊。

對于這個長子，楊虎城給予的關愛跟天下慈愛的父親一樣。兒子從小體弱多病，他便特意花高價請了一位國術師，手把手教他。日子久了，楊拯民的身體一天天強壯起來。

那時候的楊拯民，就像是父親身後的“小跟屁蟲”。每天早上，他總愛要纏著父親帶他一起去出操。看著他操練的樣子，楊虎城打心底高興。

當然，寵愛楊拯民的不止父親一個人，張學良叔叔也是一樣。有一回，楊拯民又跟父親一起乘車去軍營，正好碰到了張學良。

張學良愛開車，楊將軍就坐在副駕駛的位置，楊拯民則跟副官乖乖坐在後排。看到他這麽乖巧的樣子，張學良開起了玩笑：“小家夥，真乃將門虎子。今天在車中的人算你的官最大，我給你當司機，你父親和我的副官給你當保镖，你的派頭不小呢？”

這就是楊虎城跟張學良的相處的日常，當時兩家人就好到了這個程度！這也是爲什麽，在“西安事變”中，他們能配合默契。

少年時期的楊拯民，對于何爲民族大義並不是很了解。直到1935年，14歲的他因不慎摔了一跤，引起腦震蕩。醫生診斷後，認爲他患上了嚴重的神經衰弱，最好的辦法是經常外出走走。

正好當時國內戰事吃緊，楊虎城便安排醫生陪兒子去日本看看，順便考察一下日本工業。這一去，讓楊拯民第一次感受到了身爲中國人的無奈。

到餐館吃飯，只要你一說自己是中國人，鄰座的日本人就會換個位置坐。每次正常跟日本人交流，他們總是一副趾高氣昂的樣子。這一切，都讓楊拯民痛苦不已。

讀小學時，楊拯民曾問過父親爲何給他取這個名字，父親說：拯斯民于水火之中，登中國于富強之域。到了日本後，他才真正體會到這兩句話的意思。

1936年12月，父親跟張學良叔叔發動“西安事變”時，楊拯民正在北平治闌尾炎。因此，整件事情是怎麽發生的，他其實並不清楚。

等他回到西安時，張學良已經被帶到南京，而父親在不久後被迫離開部隊。此後，蔣介石一直想辦法逼父親出國考察，希望以此來降低“西安事變”的影響。楊將軍放不下國內抗日戰局，並不願意這樣做，但卻也沒有辦法。

出國前一晚，楊虎城特意把楊拯民叫到身邊，並破例讓兒子跟自己住在一個房間。

那天晚上，父子倆幾乎一晚都沒睡。楊虎城顯然已經意識到危險的到來，所以一向話不多的他，跟兒子交代了大大小小許多事。他告訴兒子以後要照顧好弟弟妹妹，也要照顧好自己。楊拯民把這些事一項一項，都默默地記在心裏。

第二天，楊拯民送父親登上了去歐洲的輪船。看著他遠去的身影，楊拯民使勁地揮手，但他沒想到這是自己最後一次見到父親。

楊虎城走後沒多久，“七七事變”爆發，他再無心在外考察，多次請求回國抗日，但蔣介石都沒答應。最後，他不得不抗命由法國經新加坡、香港回國。他原以爲回來了就能重新帶兵，哪怕是死在戰場上也無怨無悔，但蔣介石卻在第一時間把他控制了起來，囚禁在南昌。

此後，楊虎城被囚禁了整整12年之久。期間自願去牢裏陪伴他的夫人謝葆真，不堪折磨而亡。1949年9月6日，國軍棄守重慶前，蔣介石下令殺害了楊將軍及陪伴他的幼子楊拯中、幼女楊拯貴。

這就是周總理說的，楊家一門共有4人，倒在了黎明前。

因爲楊虎城被殺是秘密進行的，所以楊拯民一直都不知道。事實上，就連父親被囚的地點，多年來楊拯民一直都不知道。

而他自己，早在1938年父親被囚禁後不久，就帶著一封介紹信到了延安，這才免遭敵人毒手。

到了延安的楊拯民，受到了更多人的疼愛。周恩來、朱老總等人，都極力照顧他。很快，他就進入抗大學習，成爲了一名優秀的軍事人才，並參加了解放西北的戰役。

新中國成立後，像楊拯民這樣懂軍事的年輕人，很受歡迎。當時在西北局任職的彭德懷十分欣賞他，曾想把他“搶”到西北空軍任參謀長，但被楊拯民婉拒了。

楊拯民去過日本，被日本人的工廠規模震撼到過，所以他請求領導放他去西北玉門搞石油。就這樣，從28歲起楊拯民就再也沒有離開玉門油礦，成爲了當之無愧的新中國石油工業的第一代功臣。

二：楊拯民和周總理的交往

楊拯民之所以會選擇在“西安事變25周年”招待會上，當面跟周總理訴說心中的委屈，是因爲在他看來，周叔叔是最懂他的人之一。

周總理一生無兒無女，但在黨內有很多晚輩，都把他當父親一般敬重。因爲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是在周總理的保護下，才得以在槍林彈雨中順利回到親人身邊。比如朱德的女兒朱敏，劉少奇的兒子劉允斌和女兒劉愛琴，等等。

對楊拯民來說，周總理也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長輩。晚年，他提到周總理時曾這樣說：總理對我來說，是領導，是監護人，亦是父執。

楊拯民還記得第一次見到周叔叔時的情形。

那是1937年4月的事了，西安事變後，周恩來以副主席的身份，代表我軍跟國民黨談判。途經西安時，他專門登門拜訪了楊虎城將軍。

當時，楊虎城已經被蔣介石免去職務，這讓他頗爲無奈。因此，周恩來此次來訪，也是爲了寬慰楊將軍。

這天，15歲楊拯民剛從外面回來，就聽到家裏人說：“周胡子來了”！

當時，周恩來留著胡子，很多人都親切地稱他爲“周胡子”。楊拯民早就聽說過周恩來的大名，也知道這是一位傳奇的大人物，便想偷偷看一看他到底長什麽樣。

于是，他便急忙走向客廳，打算躲在門口窺看。正好，父親送周恩來出來，楊拯民和他們撞了個正著。

楊虎城不好意思，便趕緊給周恩來介紹。周恩來不但沒有介意，還親切地拉著楊拯民的手說：“以前沒見過！”楊虎城趕緊說：“他剛從上海回來！”

于是，周恩來便微笑著看著楊拯民，問了他一些生活上的情況，然後才跟他告別。這次匆匆一見，總共也就是幾分鍾，但楊拯民當時就覺得這個叔叔很不一樣。早前他曾見過很多國民黨裏的大人物，這些人大多都是盛氣淩人的，從沒有人會對他這樣一個少年如此客氣。

父親出事後，楊拯民一直在思索自己該去哪裏。最後，也是因爲想起周恩來的氣度，他才下定決心一定要去延安。

在延安期間，他得到了周總理關懷，得以迅速成長起來。然而在工作之余，父親到底被關在哪裏，到底是死是活，一直讓他揪心不已。

1949年8月，他作爲西北代表來到北平參加政協會議，又一次見到周總理。當年躲在門口偷看的小夥子，如今已經成了一個年輕幹部。周總理看見他很是高興，拉著他跟在場所有人介紹：“楊拯民是虎城公的公子，27歲，是我們解放區軍分區司令員。”說完，還拉著大家跟他幹杯。

周叔叔的熱情，讓楊拯民十分感激。宴會結束後，他拉著周叔叔問起了父親的下落。周總理看著他傷心的樣子也頗爲傷感，便替他問那些剛起義的國民將領：“你們誰知道虎城先生最近的消息，可以告訴他！”

可惜，這次詢問終究還是沒有結果。除了毛人鳳等幾個蔣介石親信，沒人知道楊虎城的近況。直到3個多月後重慶解放，同志們才在“戴公祠”左側的花壇內找到了楊虎城的遺體。當時遺骸已經無法直接辨認，是牙醫通過他的牙齒辨別出身份的。

收到通知的那一天，楊拯民哭了許久。自從1937年送父親上出國的輪船，整整12年了，最終還是等來這樣一個消息，他一時慌了神，不知該怎麽辦。于是，趕緊請示周叔叔。

周恩來很心疼他，讓他馬上去重慶。同時，周總理又命沿路單位予以支持，保證楊將軍的追悼會及公祭能順利進行。正是在周總理的關懷下，楊將軍才得以順利大葬。這份恩情，楊拯民始終記在心裏。

三：面對楊拯民的訴苦，周總理如何答複？

楊拯民是個懂事的孩子，之所以會在1961年當著衆人的面，跟周總理訴苦，稱自己不甘心，其實都是被蔣介石等反動派給逼的。

對于蔣介石來說，“西安事變”是其一生的奇恥大辱。爲了挽回自己在國人心中的形象，他在1937年2月的一次會議上公開談起西安事變的整個經過。會議結束後，他還贈給與會者一本由他署名的小冊子。

蔣介石一直有寫日記的習慣，他自稱這本小冊子記錄的就是他在西安的半個月時間裏，經曆的一切。

在日記裏他提到西安事變之所以能和平解決，是因爲張學良和楊虎城看到了他隨身帶的一些公文和日記。

他稱張、楊之所以會發動“西安事變”，完全是因爲誤解了他的拳拳救國之心。看過他隨身帶的抗日救國計劃材料後，才意識到自己錯了，而且還爲他的“偉大人格”深深感動。甚至日記裏還提到，張學良在12月14日來找他時，已是淚流滿面，十分愧疚。

如果按他這樣說，那張、楊兩位將軍不但不是民族英雄，還是在關鍵問題上犯糊塗的人。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很顯然這是不可能的。

事實上，這本所謂的《西安半月記》是由蔣介石的秘書長陳布雷完成編撰的。至于其編撰的過程，陳布雷在寫給好友的書信裏曾提及過。在王泰棟撰寫的《陳布雷大傳》裏，也曾記錄了他當時寫的日記。

獲得自由後的蔣介石，因在事變中腰部中傷，只能臥床休息。思來想去，他覺得重塑形象的事，只能交給他最信任的陳布雷來完成，于是他通知對方：“你到上海住宅來看我吧！我准備找牛惠霖醫師診治一下，還有一些東西叫你寫一寫。”

陳布雷如約而去後，才知蔣介石是讓自己寫《西安半月記》。而且還規定好了，要寫出張學良和楊虎城犯上篡權的野心，以及自己如何對他們曉以大義，讓他們真心悔過的過程。

對此，陳布雷一開始是拒絕的，他表示：“我沒有去過西安，對事變經過不是很清楚，恐怕難孚重望。”蔣介石則表示：“這沒有關系的，你就照我說的寫就好了！”

沒辦法，陳布雷只能動筆。但他好歹也是一個有追求的文人，所以越寫越煩悶。蔣介石爲了讓他好好發揮，便讓他在杭州西湖邊上租了個旅館安心創作。對于這段時間的痛苦，陳布雷在給好友的信中這樣寫道：余今日之言論思想，不能自作主張，軀殼靈魂已漸成他人之一體……

終于，陳布雷在受盡內心煎熬的情況下，于1937年2月11日完成了稿子，並呈給蔣介石。蔣介石顯然對其中的一些細節還不是很滿意，于是又讓他來回改了幾次，直到2月底這事才算完。

此後，陳布雷一直不肯回到上海，而是留在杭州散心。在4月24的日記裏，他寫道：“幸而滯留杭州，尚可不發神經病，此種痛苦，非同病者不能知也……”

很多人不理解陳布雷作爲一個報界奇才，蔣介石最信任的“一支筆”，爲何會選擇在1948年年底自殺？其實僅從撰寫《西安半月記》時，他承受的痛苦就看得出來。

這些毫無事實依據的文字，對張學良及楊虎城的親人們來說，顯然是一種侮辱。楊拯民作爲楊將軍的長子，內心受到的煎熬可想而知。

看著他當衆訴苦，周總理也是感慨萬千。他認爲楊拯民提出的“把事實材料整理出來，使真相昭示天下”，是很有道理的。當時，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就在招待會現場，于是總理果斷決定：“最好由三方面有關部門人士組織一個小組，把它搞出來！”

周總理發了話，這件事很快就辦了起來，“西安事變”史料編寫小組也馬上成立了，李維漢親任組長。爲了讓事件的細節更爲真實，小組找到了曾參加過事變的原東北軍將領，將他們的回憶都一一記錄下來。同時，又花了大量精力找到了與事件相關的往來信件、記錄等。最終，西安事變的真實細節被一一曝光，有力地反駁了蔣介石的無恥言論。

不得不說，周總理的安排是極果斷和高明的。他強調“三方面的有關部門人士”，既包括了當時我黨赴西安談判的代表，又包括了國民黨方面的代表，以及楊虎城西北軍和張學良的東北軍中與此事有關的將領們。比起蔣介石讓陳布雷閉門造車的杜撰，這樣做顯然才是有說服力的。

四：楊拯民視周總理爲父執

對于楊拯民來說，周總理能助自己爲父親澄清不實之論，顯然是莫大的恩情。此後，只要他一回到北京，就總是找機會去看望總理。

有一回，他在天津見到總理時，發現他面色欠佳，十分清瘦。便擔心地問他：“您還是那樣夜以繼日地工作嗎？”總理笑了笑說：“我這次到天津來，就是爲了休息兩三天”。

那天，周總理專門留下他吃了頓飯。飯後，兩人還一起打了會乒乓球。整個過程中，楊拯民都很心疼已68歲的周叔叔。

總理看出了他的擔心，便寬慰他：“我身體不錯嘛，冬天不戴帽子，一般不穿大衣和棉衣”。楊拯民知道周叔叔是在寬慰自己，便再三叮囑：“您年紀大了，還是要注意保重身體！”

周總理聽完笑了笑，說：“人，不要怕死。我想，死最好是打仗和敵人拼，一粒子彈結束生命。如果不打仗，那就拼命工作。什麽時候消耗完了，就結束生命。”聽完這話，楊拯民沒有再說什麽，他明白這就是周叔叔的生死觀。

1976年1月8日，周總理病逝。楊拯民含淚寫下：他是我的父執，可是從來不以父輩自居，總是平等相待，和藹可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