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慕津鋒
地山兄 嫂：
履新百福
弟悲鴻
廿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攝于聖地尼克坦
泰戈爾翁書齋中
照片題語
這是一張泛黃老照片背面的題語。在照片正面，我國現代著名畫家徐悲鴻穿著中式長袍與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並排正坐在泰戈爾位于印度尼克坦的書齋中，兩人表情嚴肅而莊重。在照片左右下角處，各寫有他們的名字“太戈爾”、“徐悲鴻”。該照片現收藏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照片庫中。
許地山
照片題語中的“地山”，指的是我國現代著名作家許地山。許地山（1894－1941），名贊堃，字地山，筆名落華生（古時“華”同“花”，所以也叫落花生），生于中國台灣愛國志士家庭。許地山是“五四”時期新文學運動先驅者之一。他在梵文、宗教方面亦有較深研究。其代表作有《春桃》《危巢墜簡》《空山靈雨》《道教史》《達衷集》《印度文學》等。
徐悲鴻與許地山是兩位惺惺相惜的藝術大師。自與徐悲鴻相識，許地山對他的繪畫一直十分欣賞。1935年—
《八十七神仙卷》
1939年，已經身在香港大學任教的許地山曾三次邀請徐悲鴻前往香港舉辦畫展。在第二次畫展中，正是由于許地山的鼎力相助，讓徐悲鴻遇到了他一生摯愛的古畫《八十七神仙卷》。
1935年10月24日，徐悲鴻第一次畫展在香港恩豪酒店舉行。許地山特地陪同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館長陳君葆等在港文化人，前往參觀。那次展覽，徐悲鴻展出的作品琳琅滿目，美不勝收，大家都贊許徐悲鴻是一個繪畫天才。
1937年5月11日，徐悲鴻第二次畫展在許地山執教的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舉行，爲順利舉行這次個展，許地山協助館長陳君葆做出了周詳安排。此次畫展由香港大學副監督施樂詩主持開幕式，開幕式上參觀人員非常踴躍。展覽結束時，許地山、陳君葆等人聯合邀請徐悲鴻到香港著名的占美餐廳，以表達對他藝術努力的仰慕與肯定。
正是在這次畫展期間，在許地山的幫助下，徐悲鴻得到了自己一生極爲摯愛的古畫。這次畫展舉辦期間，徐悲鴻就住在許地山家中。在一次吃晚飯時，許地山告訴徐悲鴻一個信息：他的一個朋友，一位德籍馬丁夫人藏有滿滿四箱中國古書畫，正在托人尋找買主。徐悲鴻聽後，當即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並托許地山引薦。于是，在許地山的聯系與陪同下，徐悲鴻前往拜訪這位馬丁夫人。馬丁夫人與許地山比較熟，一見面就表現得十分熱情，她將自己四箱古書畫全部搬出擺放在徐悲鴻的面前，供他選購。翻檢了兩箱，徐悲鴻並沒有看到自己想要的古畫，這使馬丁夫人頗感意外。就在這時，徐悲鴻的目光突然被其中一件沒有任何署款的白描人物長卷所吸引。這是一幅長292厘米、寬30厘米的白描人物手卷，在深褐色的絹面上，描繪了多達87位正在列隊行進中的神仙。87個神仙共4種類型：以眉宇軒昂、氣度不凡的帝君爲中心，8名神將威猛猙獰，首尾護衛；10位神伯道骨仙風、神采飛揚；67名仙女端麗多姿、眉目顧盼。飄逸飛揚的線條勾畫出稠密重疊的衣褶、當風飄揚的旌帶、繁多紛雜的器物和衆多人物變化多端的動作姿態，通過疏密高低的排列和微小的轉側顧盼，相互呼應，使人物動態一致、傾向一致，交錯回旋卻有條不紊，和諧統一在莊嚴愉悅、徐緩優美的旋律中，給人一種在空中徐徐前行的動感；畫面強調照應，又注意變化，用不同的線條來表現面部表情，尤其是眼睛與其他各部的關系處理得准確巧妙，使衆多人物雖然面孔同樣莊重、服飾大致相似，但卻顯示出不同的個性。整幅畫作雖然沒有施以任何顔色，但其造型卻十分優美、體態極爲生動，天王神將那種“須雲鬓，數尺飛動，毛根出肉，力健有余”的氣派，被表現得鮮活豐滿、淋漓盡致。畫面中冉冉欲動的白雲及飄飄欲飛的仙子，更是給人一種“天衣飛揚，滿壁風動”的藝術感染力。
雖然這幅畫卷沒有任何款識，但徐悲鴻憑借多年鑒定古書畫的豐富經驗，就知道這是一幅出自唐代名家之手的藝術絕品。其線條特點明顯具有唐代畫聖吳道子的“吳家樣”風範。即使這不是吳道子本人畫作，也必是唐代名家臨摹吳道子的畫本。一眼之後，徐悲鴻急促而高聲地說：“下面的不看了，我就要這一件！”隨即，徐悲鴻便想用隨身所帶的1萬余元現金購買這件古畫。馬丁夫人見徐悲鴻如此中意這件白描人物長卷，她明白這件古畫絕非一般畫作所能比，頓時變得有些猶豫。見此狀況，徐悲鴻趕緊拿出自己隨身攜帶的七件畫作來買這幅古畫。馬丁夫人有些吃驚地望著他，建議他再看看尚末看完的。徐悲鴻搖搖頭。許地山見狀，上前對馬丁夫人說：“徐先生的這 7幅作品都是精心創作的佳品，如果夫人有疑問，我們可以到香港藝術品估價委員會進行作品估價。”馬丁夫人認可了這個建議，一行人匆匆趕往香港藝術品估價委員會，請專家對徐悲鴻這些畫作進行了估價。這時，馬丁夫人知道眼前這位名叫徐悲鴻的中國畫家其畫作在港已經價值不菲，她愉快地接受了這筆交易。交易完成後，馬丁夫人好奇地問徐悲鴻：“徐先生，您爲什麽對這幅畫如此看重?“徐悲鴻告訴她：“這幅畫雖然沒有落款，但線條優美飄逸，意境深邃遼曠，令人遐思萬千；絲絹上八十七個帶舞的人物雖然全用白描手法，但整幅畫卷看起來卻滿紙生輝，這是一幅出于唐代名作。”對于許地山的這次引薦與大力相助，徐悲鴻非常感謝。
買到這幅古畫後，徐悲鴻激動萬分，他日夜揣摩，並根據所繪神仙數量將其命名爲《八十七神仙卷》，隨後還精心刻制了一方“悲鴻生命”的印章钤在其上。由此可見，他對這幅畫作是多麽的珍視。
香港畫展結束後，徐悲鴻攜帶此畫回到南京。一到南京，徐悲鴻便邀請好友張大千謝稚柳潘天壽等人鑒賞這幅猶如神助而得的神仙圖卷。當張大千打開《八十七神仙卷》時，他不由地大吃一驚，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待稍稍平靜下來後才說道：“此畫場面之宏大、人物比例結構之精確、神情之華妙、構圖之宏大壯麗、線條之圓潤勁健，很可能是唐武宗會昌年間的作品，或者說至少是“吳家樣”的摹本，總之是與有“吳帶當風”之譽的畫聖吳道子有著密切關聯”。謝稚柳更是從繪畫技法上對《八十七神仙卷》加以分析說，此卷畫法極具隋唐壁畫的典型特征，比北宋武宗元的《朝元仙杖圖》更接近于唐風神韻，因此此卷非出自吳道子之手筆而莫屬。潘天壽則評論此畫:“全以人物的衣袖飄帶、衣紋皺褶、旌旗流蘇等等的墨線，交錯回旋達成一種和諧的意趣與行走的動，使人感到各種樂器都在發出一種和諧音樂，在空中悠揚一般。” 對于張大千和謝稚柳的這番評價，徐悲鴻表示贊同，他在跋文中寫道：《八十七神仙卷》之藝術價值可與希臘班爾堆依神廟雕刻這一世界美術史上第一流的作品相提並論。
1938年12月11日，許地山又以香港中文協會的名義，邀請徐悲鴻來港舉辦了個人第三次展覽，展覽地點仍在香港大學馮雲山圖書館。開幕式還是由港大副監督施樂詩主持，陳君葆致歡迎詞。在港知名文化界人士葉恭綽也出席了開幕式。在這次畫展中，許地山對好友的畫作看得非常認真，並爲一幅他極爲喜歡的《柳間雙鵲圖》題了詩，“萬裏城頭鐵鳥飛，柳間何事尚棲遲，朝暾已出人猶寐，相與誰嘩不計時。”許地山的題詩爲徐悲鴻的這幅作品增添了許多藝術光彩，一時傳爲佳話。
徐悲鴻在香港舉辦三次個展都取得了圓滿成功，這與許地山的大力協助是分不開的。爲表達自己的感謝之情，徐悲鴻特地爲許地山畫了一幅肖像，作爲紀念。該畫長、寬50公分，呈正方形，畫中的許地山被徐悲鴻描畫得栩栩如生，極具神韻。拿到此作後，許地山欣喜之極，將其視爲自己的摯愛。回到家中，許地山將該畫放在了屋中極爲莊重的位置，這樣他就可以朝夕相對地欣賞該畫。由此可見，徐悲鴻藝術作品的魅力，對許地山而言是非凡的。
徐悲鴻與泰戈爾
館藏的這張照片是徐悲鴻與泰戈爾第一次合影。談及這次合影還要講到泰戈爾1937年的一次重要講話。1937年4月14日，泰戈爾在印度國際大學主持了中國學院的揭牌典禮。在典禮上，泰戈爾作了《中國和印度》的演講：“對我來說，今天是一個期待已久的偉大日子。我可以代表印度人民，發出消隱在昔年裏的古老誓言——鞏固中印兩國人民文化交流和友誼的誓言。”此後，泰戈爾以國際大學中國學院的名義，開始熱情邀請中國學者、藝術家到這裏講學、創作，積極推進兩國的文化、教育交流。1939年11月，徐悲鴻收到泰戈爾的邀請，請他到印度國際大學中國學院講學。當年12月，徐悲鴻經仰光、加爾各答，抵達印度聖地尼克坦。在那裏，徐悲鴻與泰戈爾經常交流。12月18日，應泰戈爾邀請，徐悲鴻來到泰戈爾書房交談。也正是在這一天，兩位藝術家留下了這張合影。在這次訪學中，經泰戈爾介紹，徐悲鴻還有幸結識了印度“聖雄”甘地。1940年2月17日，印度“聖雄”甘地偕夫人莅臨國際大學拜訪泰戈爾。泰戈爾爲甘地舉行了盛大的歡迎集會，並熱情地將徐悲鴻引見給甘地。在那次短暫的難得的接觸中，徐悲鴻只用了短短幾分鍾時間，就爲甘地畫了一幅細微傳神的半身像速寫，落款爲“廿九年二月十七日下午三時半 悲鴻”，甘地看了後高興地在上面簽下自己的名字。泰戈爾隨後在與甘地的交談中，建議能夠爲徐悲鴻舉辦畫展，以表達中印兩國人民的深厚友誼，甘地當即表示贊許。泰戈爾關于舉辦畫展的建議，給了徐悲鴻一次充分展示才華的機會。當時國內抗日戰爭如火如荼，徐悲鴻迫切希望利用畫展籌得善款，以支持祖國的受難民衆。對于這次徐悲鴻的畫展，泰戈爾給予了很多幫助。當畫展籌備工作接近尾聲時，泰戈爾前往觀看，並爲畫展寫下前言：美的語言是人類共同的語言，而其音調畢竟是多種多樣的。中國藝術大師徐悲鴻在有韻律的線條和色彩中，爲我們提供一個在記憶中已消失的遠古景象，而無損于他自己經驗裏所具有的地方色彩和獨特風格。
泰戈爾
由于泰戈爾的鼎力支持，徐悲鴻在尼克坦的畫展獲得成功。不久，徐悲鴻又將畫展移到加爾各答舉行。兩次畫展籌得的款項，全部捐給了正在戰亂中的祖國。在近一年的訪學期間，徐悲鴻與泰戈爾朝夕相處，因仰慕泰戈爾的高貴精神，徐悲鴻先後爲泰戈爾畫了十幾幅素描速寫。1940年11月，徐悲鴻懷著感激的心情與泰戈爾辭別。此時泰戈爾大病初愈，正躺在臥椅上。聽說徐悲鴻將啓程回國，他鄭重地囑托：在你走之前，必須爲我挑選畫作。泰戈爾十分信任徐悲鴻的眼光，所以請徐悲鴻爲他的畫集選稿。徐悲鴻與國際大學美術學院院長一起，花了兩天時間，從2000余幅畫作中最後選出70幅精品交付國際大學出版。
1941年8月7日，一代文豪泰戈爾在加爾各答病逝。正在新加坡舉辦畫展的徐悲鴻聽到消息後，萬分悲痛。因爲他不僅失去了一位摯友，更失去了一位在藝術上的知己。作爲20世紀亞洲傑出的兩位文化大師，雖然他們屬于不同的國度，相識也並不算長，但由于對藝術的不懈追求和對國家與人民的深切熱愛，他們成爲了莫逆之交。不久，徐悲鴻滿懷深情地寫下悼念泰戈爾的兩篇文章《诔泰戈爾先生》《泰戈爾翁之繪畫》。在《泰戈爾翁之繪畫》中，徐悲鴻不僅介紹了泰戈爾在詩歌創作方面的成就，同時他還對泰戈爾作畫的畫稿進行了全面分析。在悼文的最後，徐悲鴻以詩賦贊美自己這位遠行的朋友：
送瓊漿與勞工，假寢床于巨蚌，奪梅妃之幽香，食靈芝之鮮，吻河馬之口，絕壑綴群玉之采，茂林開一線之天，利水泑之積，幻爲群鴻戲海……表達了自己對泰戈爾最深切誠摯的追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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