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服飾發展史中,其政治內涵曆來深邃。在這一點上,中國尤甚。
《禮記·坊記》:“子曰:‘貴賤有等,衣服有別。’”
《尚書·畢命》:“四夷左衽,罔不鹹賴。”《論語·憲問第十四》:“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
這說明,在舊時代的中國,服飾有兩個最主要的功能:一曰明等級,二曰辨種族。
這種傳統到清代依然如故。清軍入關後,即嚴令漢族軍民“剃發易服”,以此作爲臣服的標志。
順治二年六月“丙辰(1645年6月28日-引者),谕南中文武軍民剃發,不從者治以軍法。是月,始谕直省限旬日剃發如律令。”(《清史稿·世祖本紀一》)
至清晚,受到西洋文化的影響,國人的服飾風尚也在悄然發生著變化。
剪辮與放足
晚清服飾風尚的變化,其發端是男人的剪辮和女人的放足。
最早剪去辮子的,是留學日本的學生和寓居外洋的華人。1895年,孫中山和陳少白等人即在日本剪掉了發辮。1898年,新加坡華人集體發動了剪辮運動。
戊戌變法期間,康有爲于1898年9月5日後上《請斷發易服改元折》。康在奏折中稱:辮發被洋人“斥爲豚尾,出入不便,去之無損,留之反勞”,他懇請“皇上身先斷發易服,诏天下,同時斷發,與民更始”。在此,康有爲將斷發易服上升到了富國強民的高度。
由于變法失敗,這一主張不了了之。
至20世紀初,特別是1903年至1910年的7年間,剪辮運動開始在留日學生和流亡海外的革命黨人中風起。那些留學生歸國時已經剪去發辮,朝廷也無可如何。
後來,剪辮風潮逐漸滲進新軍軍營。1905年時,很多新軍已經將發辮剪去一半盤于頭頂,以便佩戴軍帽。
湖北新軍第21混成協第41標2營士兵李左清自行剪掉辮子,還得到了協統黎元洪的誇贊和羨慕:“我國朝野上下,近因受外界之刺激,于剪發一事幾乎風靡一時。余本欲先行剃去,以爲軍界同人倡,因明诏未頒,故爾中止。今爾毅然剪去,免豚尾之讪笑,導文化之先機,匪惟社會所歡迎,亦即余所崇拜也!”
剪辮,是男人易服的前提;而放足,則是女人服飾變化的基礎。
還是康有爲,他在1898年7月間上《請禁婦女裹足折》。他在奏折中寫道:女子纏足不啻“刖刑”,“于保民非榮,于仁政大傷”。他懇請皇帝“憐此弱女,拯此無辜,亟宜禁此非刑,改茲惡俗!”
1902年2月1日,朝廷以光緒皇帝的名義明發上谕,重申了禁止女子纏足:“朕欽奉皇太後懿旨,……嗣後搢紳之家,務當婉切勸導,使之家喻戶曉,以期漸除積習。斷不准官吏胥役,藉詞禁令擾累民間。”(《清德宗實錄》卷492)
1902年後,女性放足在大中城市已蔚然成風。特別是各類新式女子學堂都嚴禁學生纏足。1907年3月8日,朝廷頒布了《女子小學堂章程》,該章程專門規定:“女子纏足最爲殘害肢體,有乖體育之道,各學堂一律禁除。”
但是,女性纏足在廣大農村地區贻害極深,很多女孩直至民國10年以後仍在纏足。筆者的姥姥出生于1925年的北方農村,她就是“小腳”。她也是我見過的最後的纏足女。
男裝:洋服與長衫
清末,滲入傳統中國的西式男裝主要有兩種:西服和日式學生裝。
西服現在已經是國際上男士的標准“正裝”。這種造型定型于19世紀中期,20世紀初逐漸成爲國際通行的男式服飾。
西服的標准造型是:翻駁領,單排或雙排扣,有腰省,也就是所謂“掐腰兒”;一般左胸處有貼袋或手巾袋;有些西服造型在背後還留有“開氣兒”,有的是“單開”,有的是“雙開”。
穿著西服,必須穿著配套的西褲和皮鞋,舊時還流行佩戴平頂寬檐禮帽。
上邊說的西服屬于“常禮服”,而“大禮服”也很受上層人士的喜愛。所謂“大禮服”是指在正式社交場合,如會議或宴會、舞會時穿著的西式禮服。與常禮服相比,大禮服的上裝更長,與膝齊平;同時,頸項間紮領結;穿著時,要配合過踝的黑色皮靴。
在清末民初時,與西服配套的飾品還包括文明棍、懷表、金絲邊眼鏡、皮包和金戒指等等。當然,這些“標配”飾品如今都已經不再符合現代流行文化了,但在當時都是風靡一時的時髦元素。
那時,留學生,新式學堂的學生,新派知識分子,軍界和警界都是“洋服”最早的消費者。
與漢族傳統“寬袍大袖”和滿式服飾相比,西服量體裁衣,能體現穿著者挺拔勻稱的身材體型,而且便于行動,又不失莊重和嚴肅,在那個時代還兼具展現新潮思想和政治傾向的功能。因此,大受知識分子、新派人物和革命黨人的歡迎。尤其是革命黨人,剪發辮、穿洋服並不完全是追求時髦,更爲表明自己的反清立場,宣示著與清朝廷的徹底決裂。
清末民初的安徽廬江人劉聲木在其《苌楚齋續筆》卷9中有言:“宣統辛亥以前,服西裝者甚少,即有之,亦以中下等人爲多,中人以上者不屑爲之。九十月亂熾之時,舉國若狂,競以服洋裝爲時髦。避亂在滬之遺臣遺民,經濟每多困難,平時出門,僅坐黃包車而已。時人集一聯雲:‘革命钜子綠氈帽,亡國大夫黃包車。’甚工切。迨至十余年,約在乙醜、丙寅之間,以用三克爲時髦,謂之‘三克主義’:一目戴‘克羅克’,外國一種眼鏡玻璃片名,譯音如此;手拿‘司的克’,西人抒手棒;口銜‘茄力克’,乃西洋一種煙卷名,亦譯音大致如此也。”
清末,還有一種西式洋服風靡一時,那就是日本學生裝。這種洋服傳入的主要渠道是留日學生。
日本“明治維新”後,逐漸將西式服裝的設計與剪裁引入學生裝和軍服制作。其中的學生裝設計,完全照搬了西服貼身合體的風格,但采用立領,胸前也有一個口袋,其設計初衷是插鋼筆。這種造型,完全是從歐式西服造型的基礎上派生出來的款式。
這種日式學生裝及其變種服飾,至今都是國內“型男”青睐的款式。
而後來成爲“國服”的中山裝,實際就脫胎于這種日式學生裝。
標准中山裝采用翻領,對襟,前襟有5顆紐扣,前身有4個貼兜,袖口有3顆紐扣,衣背不開氣。這些設計具有明確的政治和文化含義:衣服前面的4個貼兜代表禮、儀、廉、恥;門襟五顆紐扣代表立法、司法、行政、考試、檢察五權,即所謂“三權分立,五權憲法”;袖口的3顆紐扣,代表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及共和理念(平等、自由、博愛);背後不開氣,代表國家的統一;衣領爲翻領,代表治國嚴謹。
在清末民初,還有一種“長衫”也成爲男性知識分子和上層人士的正式禮服。
這種服飾是根據明代士大夫常穿的道袍常服改造而成:把道袍的寬大改爲更加合體貼身,大交領改成小圓領,但仍采用右衽而非對襟。
在民國時期,很多名人都以“長衫”爲正式禮服。像蔣介石、魯迅就常以長衫打扮示人。電視劇《四世同堂》中的祁家老大瑞軒也是整日穿著中式長衫。
女性永遠走在時尚的最前沿
清末民初女性服飾的西化首先出現在上海。
在這些女式新服飾中,改良旗袍可謂最具典型意義者。所謂旗袍,就是清代在旗女子穿著的袍服,是滿族的傳統女性服飾。
所謂改良旗袍則是在傳統旗袍的基礎上,受到歐美女性服飾的影響,“旗袍裁制者將旗袍與西式服裝結合起來,或是局部西化,或是在旗袍外配搭西式外套,大衣,絨衫等。旗袍局部的西化表現在領、袖處采用西式服裝的裝飾,采用洋裝中的翻領、V形領、荷葉領。袖型則有荷葉袖、開衩袖等。”
改良旗袍還有個特點,就是改變了傳統旗袍外形輪廓寬大的特點,其裁剪更加貼身,以彰顯女性婀娜的身體曲線。同時,穿著改良旗袍者,必腳穿西式的高跟皮鞋。
這種中西結合,最終造就了一種獨具東方韻味的女性服裝,成爲中國女性的“國服”。
同時,純西洋女裝和西式發型也漸漸被上海等大城市的女性所接受。
劉聲木《苌楚齋續筆》卷4裏就寫道:“上海婦女裝束,每隔半年或一年即一變,樣式千奇百怪,如入山陰道中,目不暇給。乙醜(1925年-引者)上半年,婦女流行之髻,有種種不同。據《時報》第貳百伍拾玖號《圖畫周刊》所載,有十二種名目,曰水波式、垂蘇式、處女式、平分式、鐮刀式、斜分式、定波式、劉海式、絞練式、圓弧式、垂翼式。並謂各式隨所生之面配合,益增美麗雲雲。真可謂無奇不有矣。”
晚清時期女性的“襖裙”服飾,也很流行。這種服飾的特點是上衣下裳。新女性漸漸接受新思想,進學堂後,又受到日式女裝的影響,“襖裙”慢慢演變成了一種新範式,即在清末民初新知識女性中非常流行的“文明新裝”。
“文明新裝”的特點是:上身是一件立領右衽的貼身長袖短褂,其長度僅到腰際,下身是寬大長裙,長度達到腳踝,腳上穿一雙布鞋。
這種新女性形象在民國題材的影視劇中比比皆是,甚至成了那時女學生的標准打扮。不過也確實,這種服飾多爲當時在新式學堂中學習的女性所穿著。
讓服飾回歸其審美本質
服飾,本不該有那麽多政治內涵。清末民初服飾風尚的變化,標志著傳統“服制”的終結。服飾開始擺脫等級制度符號的身份,逐漸回歸其審美本質。
這也就使中國近現代服飾、時尚文化有了更爲廣闊的發展空間。清末民初的服飾演化,逐漸淡化了帝制時代的政治束縛與繁文缛節,給了百姓更多選擇,以彰顯其自身的喜好和個性。同時,也在傳統與西洋服飾的融合中慢慢摸索著平衡點。
總而言之,那時的服飾特點仍然是含蓄和低調的。其實,這也正是中國傳統之美的核心內涵。
行文至此,我忽然想起當下也非常時髦的“漢服運動”。
不過,我個人以爲,這是個“僞命題”,而且很××……
康濤
2020年9月21日于北京研磨時光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