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庭內部，婚姻關系與愛情觀念呈現著劇烈變化。伴隨城市化進程，城鄉遷移與人口流動給中國人的夫妻關系帶來了巨大影響，但相關研究大多聚焦于經濟、政治和健康的影響，在家庭研究中，人們往往聚焦于一些可量化的指標，比如人口遷移對家庭財富、兒童健康和老人福祉的影響等。
相比之下，城鄉遷移與人口流動如何影響家庭成員內部的關系，尤其是夫妻關系則較少受到關注。而與此同時，“夫妻關系”正變得越來越重要。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5月20日專題《何以爲“家”》的B08版。
馬春華，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性別和家庭社會學研究室主任，致力于家庭變遷，家庭政策，貧困和女性就業等領域的研究。
婚姻是抵禦風險的共同體
新京報：中國傳統家庭關系的核心是親子關系與父子關系，如今，夫妻關系被更多人提起。夫妻關系的變化是否能夠挑戰傳統的父權制，不少學者有各自的觀點。你會怎麽看這個問題？
馬春華：“夫妻軸”代替“親子軸”，是西方經典家庭社會學變遷理論的結論。西方社會都走過這個過程，中國現在也正在走。隨著家庭的小型化，這是必然的，費孝通先生上世紀80年代初就提出過這些論斷。許烺光先生提過“父子同一性”，這與當時的經濟社會背景有很大關系。當下社會的知識傳承，職業選擇，經濟生産突破了家庭界限，家庭更多地不是一個生産單位，而是一個消費單位。這種情況下，中間一層掌握的資源更多，社會階層位置也會更高，會比上一代更強勢。
“夫妻關系的勝利”是否能夠挑戰傳統的父權制？可能首先要討論什麽是父權制。韋伯將父權制建構爲具有父親對兒子的支配、男性對女性支配的支配類型，家庭研究者更多是關注父權制家庭，基于年齡、輩分與性別之上的等級制家庭制度。研究表明，改變從夫居並不必然重創父權制家庭，核心家庭的結構也並不意味著平等的性別關系，“夫妻關系的勝利”也不意味著平等的夫妻關系，所謂勝利是相對于父子關系來說，而不是相對于傳統的不平等夫妻關系來說的。金一虹還特別討論了城鄉流動對于父權制的影響，她發現“流動帶來的個體化和居住模式變化、從原有親屬關系的束縛中抽離等, 雖然部分改變了家庭權力關系以及性別規範，但就父權制家庭的父系世系核心、男性優勢的本質特點而言，仍未有根本的改變，家庭父權制在流動變化中延續和重建”，她稱之爲“流動的父權”。
《中國新農村性別結構變遷研究：流動的父權》，金一虹著，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6月。
新京報：一方面，核心家庭越來越多，挑戰家族主義的傳統。另一方面，也有學者認爲年輕人中出現了所謂“婚冷戀熱”式現象。你如何看待這種提法？
馬春華：婚姻是很好測量的，是否領結婚證就能夠說明你是否結婚，但戀愛關系很難定義。比如說，很多年輕人的關系是單純的性關系，或者抱著只是玩玩的想法，這是否算戀愛關系？其中有多深的感情交流？每個人心目中對戀愛的定義都不一樣，所以很難說現在是“戀熱”。
中國的結婚率雖然連續7年下降，但和其他國家相比較還是處于高位，中國還是一個普婚的國家，所以也很難說“婚冷”。而且，中國不同社會階層結婚率存在很大的差異，不婚或者拒絕婚姻的女性都是社會階層相對比較高的。這些女性選擇不結婚，很大程度上在于婚姻不僅意味著權利，更意味著義務和責任。而婚姻除了感情，能夠給她們帶來的有限。如果沒有感情，那麽婚姻對她們存在什麽樣的吸引力？其他的經濟資源、社會資源等，她們並不需要通過婚姻來獲得。
新京報：近代中國從五四運動開始就破除包辦婚姻，提倡婚姻要建立在浪漫愛情的基礎上。另一方面，近年對于浪漫愛情敘事的反思也明顯增多，比如對“戀愛腦”一詞廣泛而深入的批判。你如何看待這二者之間的張力？
馬春華：這兩方面一直都在爭論，到底要追求婚姻的穩定，還是婚姻的愛情。什麽樣的婚姻是高質量的婚姻，不同的選擇就會關注不同的方面。隨著婚姻的不穩定性不斷加強，很多研究者開始反思，如何才能夠增強婚姻的穩定性。每個人對于婚姻的要求是不一樣的，有的要求婚姻的穩定，有的要求婚姻也充滿著激情；有的通過婚姻獲得物質上的滿足，有的通過婚姻獲得情感上的支持。婚姻和愛情差異很大。結婚是瑣碎的事，並不是只要有感情就能夠過好日子，甚至很多調查會發現，婚姻關系比較好的，更多是相互“匹配”的。
這種“反轉”跟很多因素相關，從家庭研究看，很大程度就在于婚姻的破裂、離婚率不斷地上升帶來的婚姻不穩定迫使人們反思。而現在是個充滿風險的社會，我們要面對各種風險，無論是大自然的風險，還是社會風險、經濟風險。所以很多人結婚，是有“抱團過日子”的需求。這種觀念顯然跟愛情爲本的觀念不一樣。他們需要的是依靠家庭網絡來共同抵禦風險，比如經濟、人力方面的相互援助。中國社會保障制度一直在改善，但並不能讓人只依賴社會保障制度，就能在社會上很好地生活。
共同抵禦風險的小團體，一個重要的原則就是穩定，而單純建立在感情上的婚姻並不穩定。所以現在很多人就說門當戶對挺好，相親也挺好。相親是根據你們兩方的條件進行客觀的“測量”。如果說要三觀相合，很大程度上相同階層的家庭才能培養出相合的三觀。
從“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婚姻形式走向多元化
新京報：你在《轉型期中國城市家庭變遷：基于五城市的調查》一書中指出：家庭變得越來越不穩定。這一觀察與研究距今也已過去了15年，15年裏這一趨勢是否産生了變化，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馬春華：婚姻不穩定，從離婚率持續上升就能看出來。我曾做過離婚率的東亞比較和全球比較，離婚率在東亞各國中已經很高了。從這個角度來說，婚姻、家庭當然是越來越不穩定的。
現在同居比例（較十五年前）更多。在同居研究中我們看到，同居指向是不確定的，有的指向婚姻，有些只是同居。社會包容性增加，流動性增大，可選擇性增大，婚姻家庭形式增多，選擇不結婚或者其他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也增加了。
一方面，這可能導致婚姻家庭的吸引力在弱化，更多的年輕人不願意進入婚姻選擇其他的生活方式；另外一方面可能成爲生育率持續低迷的重要原因。雖然《民法典》規定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有同樣的法律地位，但中國更多的生育還是發生在婚姻中的。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的穩定也是社會穩定的機制。
《轉型期中國城市家庭變遷：基于五城市的調查》，馬春華等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5月。
新京報：你怎麽看待生育和婚姻的關系？
馬春華：無論提供什麽樣的生育支持政策，生育和婚姻的關系是需要重要考量的一個問題。新加坡、日本、韓國等國家比中國更早遭遇生育率持續下降的困境，他們也制定出台了相關的生育支持政策，但效果一直不好，韓國現在的總和生育率都降到1以下了。
相對應地，法國的政策效果就特別明顯。法國是歐洲最早經曆生育率下降的國家，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就有支持生育的運動，出台了很多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豐厚的現金補貼，優質的托育體系等等，到現在爲止法國一直都能保持歐洲的生育率前列。之所以能夠獲得這樣的結果，可能最重要的考量就是生育是不是必須發生在婚內？生育權是不是能單獨分離？法國是只要有孩子，無論什麽形式，婚內、婚外、離異，所有津貼跟著孩子來，不跟著父母走。
但相對來說，因爲儒家文化的影響，東亞各國都傾向于把生育限定在婚內，要領取補貼、領取各種獎勵，前提是結婚。支持生育，支持的是婚內家庭的生育。在結婚率持續下滑的情況下，這可能是東亞一直政策效果不明顯的蠻重要的原因。《民法典》出台以後，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獲得了一樣的法律地位。在很多地方法規中，非婚生子女都是可以去上戶口的。所以雖然現在沒有明確說生育權可以脫離婚姻，但實際操作中已經有可能了。
新京報：那麽在中國來看，家庭關系多樣化、婚姻形式多元化，會是一個大的趨勢嗎？
馬春華：家庭關系多樣化，是大勢所趨。首先，結不結婚應該是個人的選擇，婚姻自由，這是明確寫入婚姻法的。當然個人選擇可能會受到社會和家庭的壓力。結婚自由也表現在選擇什麽樣的伴侶，選擇同階層的還是跨階層的，選擇性格類似的還是互補的。其次，結婚以後選擇什麽樣的家庭模式，是獨立的小家庭還是和父母同住的，生育還是不生育，生育幾個孩子，也都是個人和伴侶的共同選擇。
另一方面，隨著社會流動性的增大，隨著從熟人社會走向陌生人社會，個人和家庭的自由度在變大，社會的包容度也在增大。比如，同居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普遍現象，無論是以婚姻指向的，還是只是同居的，大多數人都已經接納這個事實，甚至在法律層面都在考慮把其作爲法律規範的對象。
女性仍然是婚姻當中的育兒主體
新京報：在城鄉遷移中，有學者關注到這一流動挑戰了許多移民家庭中夫妻關系既定的性別秩序，比如前兩年出版的《男性妥協》。而在另一本相關研究《都市裏的農家女》中，作者則提及這一人口流動中的挑戰可能引發諸多家庭暴力。你如何看待這一“男性妥協”的提法？
馬春華：這可能不僅發生在城鄉流動的家庭。肯定會存在這樣一批男性，通過自我妥協來維護家庭和婚姻的穩定。也會有另外一種情況就是導致家暴。一些城鄉流動的研究中指出，流動家庭碎片化特征，特別是夫妻分居，給流動家庭帶來了更大的壓力。同時相比較其他家庭，流入地的流動家庭，可能面臨更多的壓力和挑戰，比如收入、居住不穩定、社會融入的壓力等等，都會導致夫妻關系緊張，繼而變成一種暴力。
這種情況在城城遷移、普通城市家庭也很多。現在很多女性收入比男性高，這種情況下，有些男性會選擇接受，調整自己，另外有些男性就會拒絕，轉向暴力。這兩種結論應該都存在的。但它不局限在城鄉遷移這個現象裏。就我的直觀感受以及研究經驗來說，對這個群體，很重要的夫妻關系特征是夫妻的分居與家庭的分裂。它不像城市家庭相對完整。他們經常是父親、母親、孩子在不同地方，無論是家庭關系的維系，還是家庭凝聚力的強化都不是那麽容易。這種現象當然在城市家庭也有，但相對少，所以很多人都在關注隔代撫養、留守兒童問題。
新京報：在《轉型期中國城市家庭變遷：基于五城市的調查》一書中，你還提及了女性勞動參與率的降低。這一研究與數據可能與許多人的猜想相反：許多人原認爲女性勞動參與率是不斷上升的。這一勞動參與率的變化多大程度上與家庭內部的勞動分工有關？
馬春華：國家統計的數據也可以說明，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下降是很明顯的，特別是在20歲到49歲這個階段。至少到2015年的數據都是這樣的，2020年七普的數據還沒出來。
女性勞動參與率下降很大程度上跟女性要照顧孩子有關。甚至很多高知的女性都會辭職三年，階段性就業之後回家照顧孩子。中國的公立育兒方面不足，私立又費用非常高，很多父母就覺得請保姆還不如自己在家照顧孩子。而且以前獨生子女政策，孩子的價值顯著上升，照顧0-2歲的兒童，不僅是兒童心理和生理的需要，也是兒童安全的需要。這種情況下，女性就業率是明顯下滑的。這一點上，中國跟大多數國家女性就業率變動的趨勢是反向而行的。
新京報：基于此，你如何看待近年廣泛討論的“父職”缺席問題？
馬春華：有本書叫做“The Second Shift”（中譯名《職場媽媽不下班》），說的是女性在上完班之後還要回家操持家務，開始第二輪工作。公領域的性別平等，比如教育和勞動力市場，已經推動了很多年，取得了豐碩成果。雖然我們現在很不滿，但相對來說比私領域好很多。私領域的推進更難。大家都說應該男性分擔，但育兒責任一直都在女性身上，女性自己都會認爲這是自己的責任。很多媽媽跟我說，她要是出差沒能在家陪孩子，就會感到非常愧疚，但爸爸一般不會有這種感受。
家庭政策的重要目標，除了改善兒童福祉、推動工作家庭平衡、提高生育率，還有一個重要的方向就是性別平等。如果不從性別平等的角度來考慮支持生育政策，那麽這些政策的效果是堪憂的，因爲生育要靠女性去實現。我們梳理相關政策可能就會發現，有些政策是支持生育，但是對女性就業是不利的。
推動父親參與育兒是全球的一個趨勢。比如在北歐，瑞典有個政策叫父親配額，假期中有兩個月必須父親用，不能轉給母親，也不能轉給其他家庭成員。而且父母每平均使用一天育兒假，就有現金獎勵。這些措施都是爲了推動父親能參與育兒。平等主義是北歐家庭政策的核心價值觀，其中就包括性別平等。瑞典通過“去家庭化”的家庭政策爲家庭和個人提供了最大的選擇自由，爲女性帶來了在工作場所、家庭和社會中與男性真正的平等。無論男性女性都可以根據自己的真實意願選擇是否工作，是否在家照顧孩子，國家會提供大力的支持。
各國推動父親參與育兒的主要政策工具“父職假”，我們還沒有全國統一的法定假期。推動父親參與育兒，可能是提高女性生育意願的一個路徑。但是要真正落到實地，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記者 張婷
編輯 劉亞光 青青子 羅東
校對 薛京甯 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