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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能鏈科技
6月24日，國際結算銀行發布白皮書《數字時代的中央銀行和支付》。這份白皮書是國際結算銀行6月30日發布的年度經濟報告中第三章，提前將其單獨發表，由此可見對內容的重視。
該章共分爲三大版塊：貨幣和支付系統的基礎，支付趨勢和政策，最後對未來的支付進行了簡短的討論。針對白皮書內容，我們爲大家帶來系列解讀，共同探索技術爲支付系統帶來了哪些令人興奮的機遇，中央銀行又將如何利用這些力量來實現共同利益？
關 鍵 要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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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銀行在維護支付系統的安全和完整性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他們爲貨幣和支付的穩定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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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創新正在從根本上重塑支付服務的提供。各國央行正在擁抱這種創新，他們促進互操作性，支持競爭和創新，並運營公共基礎設施——這些都是方便獲取、低成本和高質量支付服務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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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字時代依然至關重要的央行，自身也在不斷創新。特別是，央行數字貨幣(CBDCs)可以促進私營部門中介機構之間的競爭，爲安全和風險管理設定高標准，並爲支付領域的健全創新奠定基礎。
中央銀行提高效率的政策
傳統市場與新市場的結合失靈，使得中央銀行需要采取多種角色相結合的政策措施。作爲運營商，許多中央銀行直接提供和運營支付基礎設施。作爲催化劑，各國中央銀行可以支持互操作性，以促進競爭。作爲監管者，中央銀行（和其他當局）可以制定和實施新的政策和標准。最後，中央銀行可以結合這些要素來支持CBDC的發展和引進。
本篇將爲大家詳細解讀央行提高效率的政策，以及在任何情況下，央行都需要確保支付系統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作爲運營商：提供公共基礎設施
中央銀行直接提供和運營公共基礎設施可以促進競爭，降低成本，支持高標准的安全和風險管理。
例如，目前55個司法管轄區提供快速（或准實時）零售支付（圖5，左側）。中央銀行在許多這樣的系統中運行或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例如歐元區的目標即時支付結算（TIPS）、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快速支付系統（FPS）、墨西哥的數字Cobro（CoDi）和巴西的PIX。在印度，在中央銀行的指導和支持下建立了統一支付接口（UPI）。諸如開源Mojaloop軟件之類的新舉措可能會在進一步發展的同時避免少數參與者占主導地位。快速零售支付系統的普及與二十年前的大宗實時總結算（RTGS）系統的發展軌迹相似。
作爲公共基礎設施的提供者，中央銀行利用新技術改進和加強支付系統。在美國，美聯儲（FED）宣布了FedNow，這是一項建立快速支付系統的提案，該系統將提供全天候的實時零售銀行同業服務。英國中央銀行（Bank of England）正在更新其批發支付系統，以期實現數字互操作性（如使用代幣）。
這些改進還旨在減輕現有和正在出現的對支付系統安全和保障的威脅。過去幾年的事件突顯了支付欺詐正變得越來越複雜。支付和市場基礎設施委員會（CPMI）制定了一項綜合戰略，以降低與端點安全相關的批發支付欺詐風險。對于零售支付，防止支付欺詐是消費者保護的關鍵要素。
公共基礎設施的另一個組成部分是數字身份（ID）系統，與某些司法管轄區的核心支付系統密切相關。這些系統可以幫助改善支付渠道、成本和質量，包括通過增強金融包容性。政府提供的數字身份識別系統，如印度的Aadhaar、新加坡的MyInfo和愛沙尼亞的e-identity，促進了遵守反洗錢和打擊資助恐怖主義（AML/CFT）規則並降低了onboarding成本。在在許多情況下，中央銀行提倡使用數字身份識別系統；在另一些情況下，私營部門的舉措也發揮了作用。
公開提供的數字身份證和開放的API支付網絡的結合尤其強大。在印度，這樣的組合將以前未開設銀行賬戶人群納入了正規金融體系並降低了開戶成本。印度儲備銀行（RBI）通過授權銀行賬戶鏈接到Aadhaar進行認證，促進了這一進展。2008-2017年，賬戶擁有率從大約10%上升到80%，這一水平與人均GDP高得多的國家相當（圖5，右側）。
各國中央銀行還可以通過擴大非銀行PSP參與系統來增強競爭。曆史上，參與者主要限于銀行、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業務的交易對手和政府機構。然而，在過去20年中，中央銀行在實體類型（銀行以外）和注冊地（即國內實體以外）方面都顯著增加了對結算賬戶的參與。最初，准入範圍擴大到金融市場基礎設施（FMI）和中央對手方，隨後在一些國家加入非銀行PSP。最近，數字代幣和新型銀行的潛在供應商開始接觸一些中央銀行。在英國、瑞士、新加坡、中國、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央銀行也准許非銀行機構進入，盡管規模比銀行更爲有限，但這樣的做法並不普遍。在一些司法管轄區，特別是美國和日本，參與者仍然僅限于銀行。
歸根結底，一個司法管轄區是否決定將參與範圍擴大到非銀行PSP，部分取決于各國不同的繼承性制度、法律和經濟因素。即便如此，隨著新的私營部門支付技術的出現，一些管轄區可能有機會重新審視這一政策。提高資格的好處包括促進競爭。成本包括引入新的風險，特別是如果新參與者受到的監管不如銀行嚴格。更廣泛的准入也可能對貨幣政策的實施和最後貸款人政策産生影響。
作爲催化劑：促進互操作性
互操作性是技術和法規兼容性，它使一個系統能夠與其他系統無縫協同工作。它有助于公平競爭，直接提高效率，支持進入和創新。在我們的城鎮市場類比中，互操作性相當于擁有一個開放的市場，買家可以接觸許多不同的攤販。它包括采用商家在廣告和銷售商品時遵守的食品和安全標准，並支持透明的定價。同樣，支付系統的互操作性允許不同系統的參與者跨系統執行、清算和結算支付或金融交易。
沒有公共幹預，真正的互操作性並不總是會發生的。在這方面，中央銀行有著至關重要的催化作用。通過操作基礎設施的核心基礎，中央銀行控制著支付鏈的重要部分，在制定互操作性標准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在雙層體系中，商業銀行處理並與中央銀行提供的基礎支付基礎設施通信，以便在其資産負債表上進行結算。在支付寶（Alipay）等閉環、垂直整合系統的存在下，中央銀行的作用對于允許企業之間以淨額結算仍然至關重要。
一些旨在提高支付互操作性的舉措正在進行中。開放銀行業務是一項重要舉措，在許多司法管轄區都得到了中央銀行的支持和鼓勵。開放銀行允許用戶授權金融服務提供商使用安全的在線渠道和API訪問其在其他提供商持有的金融交易數據。其目標是促進公平競爭，減少或消除個人服務提供商的封閉專有網絡，包括支付網絡。雖然API從20世紀60年代就出現了，但它們已經成爲主流，現在對于促進數字平台之間的競爭至關重要。爲了方便訪問，API需要有通用標准和開放性。在許多司法管轄區，中央銀行和監管機構通過發布開放的API標准和技術規範來促進了這些舉措。
使支付選擇方便消費者需要不同支付工具和安排之間的互操作性。雖然有些形式的互操作性只是改善了用戶的體驗，但其他形式的互操作性是必不可少的。對于支付系統，互操作性可以是垂直和/或水平的。垂直互操作性（沿支付鏈）是技術上的必要性。通過連接系統的前端和後端（或核心基礎設施），它允許提供不同且互補服務的鏈的各個部分協同工作。例如，對于人對人支付，前端處理器（例如美國的Zelle）捕獲並授權用戶支付。然後，它們與後端處理器通信，後者通過連接清算和結算系統將資金從發送方的銀行轉移到接收方的銀行。
另一方面，橫向互操作性允許競爭的PSP以一種有利于競爭公平競爭的方式進行交互。與城市廣場市場類似，許多類型的賣家和買家都可以在共同的市場中進行互動。橫向互操作性可能存在于支付鏈的不同點上。前端機制，使客戶和商家使用不同的支付服務是方便的。例如，對于每個品牌的信用卡，一個可互操作的POS接口優于單獨的接口。但是，跨後端基礎設施之間的互操作性是必要的，以實現跨不同平台的支付的平滑互操作和不同結算資産的無縫轉移。
如果一個平台在前端占據了很大的市場份額，那麽它就沒有動力實現橫向互操作。這對數字平台提出了嚴峻的挑戰。雖然這些平台可能在其系統內具有互操作性（例如，爲其用戶提供額外服務），但如果特定服務的市場已經對其有利，它們將傾向于限制橫向互操作性。這樣的平台可以在一個業務線提供低價格（甚至低于成本），以在另一個業務線中建立市場份額。它們還可能尋求直接收購競爭對手或與銀行合作。添加支付服務有助于將客戶保留在其“區域”，而將服務與支付捆綁在一起則會吸引新客戶。最近大型數字支付公司（圖6）並購活動激增，特別是大型橫向收購（即收購競爭對手）表明了這種可能性。
在國內，市場和當局不斷努力協調各種標准和程序。例如，當ATM網絡在許多國家首次發展時，客戶必須使用其特定的ATM網絡，因爲其他網絡不接受這些卡。隨著時間的推移，由于競爭以及法律和監管行動，這些網絡變得更加緊密，提供了更多的選擇，更低的價格和更大的便利。
全球的支付系統和更普遍的FMI正變得更加標准化。他們正在實施發送跨境支付信息的通用行業標准（稱爲ISO20022）。然而，單靠標准還不足以實現完全的互操作性；它們還需要協調措施，以最大程度地減少實施中的差異。例如，全球金融信息服務提供商SWIFT推出了一項行業計劃，以降低ISO 20022部署的可變性。
在跨境支付系統中，當需要加入或連接不同的基礎設施時，實現互操作性更加複雜。雖然這種互聯安排並不新鮮，但它們相對較少，現有的可互操作系統處理的數量和價值往往仍然很低（無論是絕對值還是相對于國內系統而言）。
互操作性計劃不太可能自發地發展起來。公共部門在支持標准化和開放獲取方面發揮著關鍵的催化作用。事實上，各國中央銀行（和其他公共部門主管部門）正努力以多種方式加強互操作性。例如，在英國和歐盟，當局致力于制定統一的地址格式和開放的API標准。這些努力允許消費者將數據從一個提供商“移植”到另一個提供商。在全球範圍內，確保安全性和完整性標准是通用和穩健的，確保措施得到一致執行是至關重要的。例如世界上幾乎每個國家都認可並采用了打擊洗錢及對金融系統完整性的相關威脅的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ATF）標准。
即使有公共部門的幹預，使支付系統互操作也會帶來相當大的困難。尤其是當需要在基礎架構中還是在單個機構中對舊IT系統進行改造時。跨境API標准制定和實施方面的差異也造成了複雜性。與實施新標准一樣，需要解決一些法律和監管問題，包括客戶同意共享數據和消費者因濫用數據而受到損害時的責任。跨境API開發和實現的差異尤其具有挑戰性，可能會阻礙實現互操作性的努力。
G20已將加強跨境支付作爲2020年的優先事項，並要求金融穩定委員會（FSB）與CPMI協調，牽頭解決跨境支付摩擦問題。已查明的摩擦包括零散的數據格式、複雜的合規檢查處理、有限的工作時間、傳統的技術平台、較長的交易鏈、較高資金成本和薄弱的競爭。緩解這些摩擦的潛在解決方案集中在以下領域：公共和私營部門的承諾；監管和監督框架；數據和市場慣例；以及改進現有和新的支付基礎設施和支付安排。
作爲監督者：指導和監管
曆史表明，立法和監管可以通過改變對私營部門的激勵和影響市場結構來促進創新。各國中央銀行經常在此類規則的建議、制定或實施方面發揮作用。也就是說，其他網絡行業的經驗表明，市場主導地位不易補救，需要持續的政策幹預。美國的電信業是一個很有啓發性的行業示例。上世紀80年代，美國反壟斷機構要求壟斷企業（AT&T）剝離其在當地的子公司。由于反競爭問題持續存在，公共部門通過了立法以促進各級服務部門的競爭。雖然互聯網和移動電話服務等新的通信渠道的出現促進了競爭，但僅憑這一點還不足以促進互聯網服務的強勁競爭。大約十年後，又有了新的立法來支持它。
政策可以提高效率並降低成本。例如，由美聯儲（federal Reserve）設計的2004年生效的《美國支票21號法案》（US Check 21 Act）將支票圖像合法化，使銀行能夠以類似借記卡的方式處理支票。通過取消支票的實物運輸，它使處理速度更快、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另一個例子是引入單一歐元支付區（SEPA），用于歐元信用轉賬和直接借記。根據由歐洲中央銀行和各國中央銀行投入制定的歐盟法規，在兩個不同的SEPA國家的銀行賬戶之間的支付和轉賬的定價應與常規本地轉賬相同。結果該區的平均轉移費用大幅度下降（圖7，左側）。第三個例子是使用交換費上限。在美國，自2011年監管生效以來，受監管借記卡交易的費用大幅下降，而免稅卡交易的費用則一直居高不下，即使是在近10年之後（圖7，右側）。更普遍的是，在對信用卡和借記卡費用設置上限的國家中，在任何特定程度的競爭中，成本都低于其他國家（圖8）。
數字平台對傳統的反壟斷或市場力量分析提出了挑戰。如今，平台的價格結構不符合教科書中的壟斷定價模式（例如，當它們提供“免費”服務以換取提供數據時）。同樣，即使零售客戶的價格在下降，缺乏競爭可能會減緩創新。因此，有必要重新評估監管方法，包括在全球範圍內審視各個平台，加強中央銀行和其他當局之間的合作。
確保安全性和完整性
任何政策措施都必須考慮支付系統的安全性和完整性。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多個部門的工作、法律、專業和道德標准。遵守反洗錢標准對于完整性至關重要。數字身份、KYC系統以及各種監管科技應用程序降低了確保AML / CFT的合規成本。就是說，確保合規性仍然需要努力。
網絡安全是另一個優先事項。隨著犯罪者變得越來越狡詐，網絡威脅對金融穩定構成的風險正在逐步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有助于支付系統運作的網絡彈性水平可能成爲金融系統和整個經濟整體彈性的決定性因素。CPMI和國際證券委員會組織（IOSCO）已發布了有關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的網絡彈性的詳細指南，FSB已開發出有效的措施來應對網絡事件。
創新正在引入消費者保護方面的新問題，即防止不公平、欺騙和欺詐的商業行爲。新的支付産品可能有隱藏的成本，更快或更方便的服務也可能加速盜竊。官方定期合作，以確保消費者了解自己的權利，以及在可能受到侵犯時如何應對。
這些創新伴隨著對數據隱私法規的調整的呼籲。新技術更多地利用了個人（支付）數據。但是出于正當理由，此類數據通常受到隱私規則的良好保護，這反過來會影響訪問、成本和質量。效率目標和隱私目標之間的平衡將在不同的司法管轄區有所不同。一些消費者對其數據隱私高度重視。如果這樣可以改善金融服務，其他人則更願意共享數據（圖9，左側）。在當前疫情中使用個人數據（包括進行聯系人跟蹤）可能會改變對隱私的看法。無論采取何種政策幹預措施應該有助于維護消費者對隱私的渴望，而又不會不必要地增加成本，也不會使機構更不願意爲有經濟困難的人群服務。
同時，數字創新還可以支持更廣泛的政策目標。例如，越來越多的數字支付與較小的非正規經濟密切相關（圖9，右側）。創建支付的數字記錄可以讓企業和個人建立交易數據曆史記錄，以訪問信貸和其他金融服務。此外，還可以使稅收征管、執法和社會保障更加有效，擴大金融服務監管的覆蓋面。
爲了實現其政策目標，中央銀行將需要與其他機構合作。證券監管機構、競爭管理機構、金融情報部門以及消費者和數據保護機構也對支付服務的各個方面具有監管利益並對其産生影響。解決各種政策目標需要實現微妙的平衡，以及合作與協調。這些機構之間就有關問題交換意見和進行合作的安排是關鍵。
CBDC：爲數字經濟設計安全開放的支付
CBDC是中央銀行如何站在創新前沿的典型例子。技術爲支付系統帶來了機遇，尤其是在數字貨幣領域。CBDC將這項創新技術與中央銀行審慎可信的基礎相結合。中央銀行選擇利用這些力量實現共同利益。他們可以結合其作爲催化劑、監督者和運營者的角色，並開發一套基于數字貨幣的全新支付系統。
CBDC有潛力成爲貨幣發展的下一步，但必須采取完備的方法。發行CBDC與其說是對加密貨幣和私營部門“穩定幣”提案的反應，不如說是中央銀行爲同時實現若幹公共政策目標而進行的集中技術努力。這些目標包括金融普惠；保證數字支付的安全性和完整性；建立有彈性、快速且廉價的支付方式；並鼓勵支付方式不斷創新。
大宗交易使用數字貨幣並不是什麽新鮮事——幾十年來，金融業一直可以直接獲得這些中央銀行的資金。然而如果設計得當，大宗交易的CBDC有可能提高效率。例如，“可編程性”可以使交易證券在收到並驗證付款後自動執行並且准即時結算。這樣，大宗交易CBDC可以增強安全、快速並可能簡化交易後清算和結算周期。大規模的CBDC也有助于降低欺詐和網絡攻擊的風險；特別是，其技術可以提高數字記錄保存的不可撤銷性。
零售CBDC的影響將更深遠。這樣的創新將爲普通用戶提供直接使用中央銀行資金的渠道，並有可能提供一種安全、可靠和普遍可用的結算工具，就像現在的現金一樣。這些好處必須與對金融體系運行的影響進行仔細權衡，例如脫媒風險，包括在壓力下加快銀行擠兌，以及中央銀行在金融體系中的可能面對更大規模的潛在壓力。貨幣政策的影響也值得關注。與現金相比，零售CBDC可能會産生利息，影響貨幣政策傳導，包括降低名義政策利率的有效下限。
在過去幾年中，中央銀行和政策制定者越來越傾向于發行大宗和零售CBDC。自2019年末以來，它們在中央銀行溝通中表現得更爲積極（圖10 ，左側）。零售CBDC的動機是多種多樣的，並且在不同的司法管轄區有所不同。2019年對66家中央銀行的調查顯示，國內支付的安全性和效率最爲重要，而在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中，包容性是一個關鍵動機（圖10，右側 ）。最近，解決現金使用下降問題的必要性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隨著消費者轉向電子支付、在線交易以及親自購買，現金使用量在一些司法管轄區急劇下降。Covid-19疫情以及隨之而來的電子支付的興起，可能會推動全球CBDC的發展。
從技術上講，成功的零售CBDC需要提供實物現金的數字補充。因此，CBDC必須具備使現金如此具有吸引力的所有特征和更多特征。其基本要素是對發行主體的信任、法定貨幣狀態、保證的實時性和廣泛性可用性。但是CBDC在其他方面也必須等同于現金。首先，CBDC需要用戶友好。兒童和老人以及介于這兩者之間的每個年齡段的人都能輕松地處理紙幣和硬幣；一些中央銀行甚至設計了一些功能，使盲人可以使用紙幣。其次，CBDC必須對基礎設施中斷和網絡攻擊具有很強的抵禦能力。如果電子支付出現中斷，現金不再普遍使用，這類事件可能會造成嚴重破壞。第三，CBDC需要保證支付的安全性和完整性。就像現金一樣，它們需要防僞。和其他數字支付方式一樣，他們需要保護用戶的隱私，同時允許有效的執法。CBDC有機會改進跟蹤和可能提高反洗錢合規性。但對于如何在更好的追蹤和隱私保護之間取得平衡，社會的偏好可能有所不同。
更普遍的說，CBDC可以與現金和當前的電子支付方式共存。它可以完全與雙層支付系統保持一致，從而使公共和私營部門可以專注于各自的優勢領域。中央銀行可以專注于確保支付的信任、穩定性和完整性。就私營部門而言，最適合進行CBDC面向消費者的活動。設計將需要減輕資金從銀行流入CBDC的風險，特別是在壓力時期。值得探討的一種可能性是，以低于中央銀行商業銀行准備金支付利率的利率支付中央銀行控股公司的銀行利息。或者，中央銀行可以限制家庭和企業可以持有（如通過上限）。
私營部門的重要作用促進人們遵守監管標准、確保公開競爭並推動創新蓬勃發展。中央銀行可以授予私營部門中介機構向零售客戶分發CBDC的特權，但是新參與者和新技術將受到現有監管標准的約束。爲了現有參與的私營機構同時也爲了新參與者，公平的競爭環境是必要的。並且技術設計和隨附的法律框架應確保各種私營部門中介機構之間的公開競爭，包括避免建立閉環支付系統或在消費者想要更換提供者時引入摩擦。保證公開競爭還涉及數據的收集、使用和共享。特別是，從一個全新的開始，CBDC設計應該在允許數據可移植性、保護隱私和減輕洗錢和非法融資風險之間找到新的平衡。
要確保零售CBDC能夠進行持續的競爭，不僅需要公開競爭，還需要中央銀行運營能夠促進創新的基礎設施。這需要靈活且適應性強的中央銀行運營的基礎架構。支付服務提供商必須能夠通過多個通道（包括後端接口和API）訪問CBDC。在准入和適應性方面有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應該可以促進私營部門的創新。
如果CBDC的設計很好的考慮到了這些因素，各國中央銀行就可以利用數字貨幣領域的技術進步，提供一個穩定可靠的數字賬戶單位，並保證支付的終局性。這樣，CBDC就可以成爲一種補充性的支付手段，既可以解決具體的使用案例，也可以解決市場失靈問題，還可以成爲支付、金融和整個商業領域持續創新的催化劑。
也就是說，對CBDC的研究還處于初級階段，開發工作還需要一段時間。鑒于其變革性質，各國中央銀行正在仔細考慮所有設計方案，並確定哪些方案最適合每個管轄區的具體情況。隨著研究的深入，各國中央銀行之間的信息交流至關重要。通過緊密合作，各國中央銀行可以從同行學習中受益，並制定共同的方法。
國際清算銀行正在密切支持中央銀行的CBDC研究和設計工作。該機構是一個國際中央銀行集團的一部分，該集團評估了CBDC發行的潛在案例。國際清算銀行創新中心（BIS Innovation Hub）正在開發一種批發CBDC，這將允許新形式的代幣化交易和結算。基于國際清算銀行的CPMI每年對全球CBDC研發工作進行一次調查。國際清算銀行在其分析性出版物中繼續闡明潛在的經濟和技術設計挑戰。
結論
中央銀行爲支付系統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在支持私人部門革新的同時加強了對貨幣的信任。幾個世紀以來，中央銀行作爲運營商、新技術革新促進和監督者，一直鼓勵私營部門提供安全，高效且可廣泛使用的支付方式。中央銀行推動的貨幣和支付創新，促進了支付效率和便利性的提高。
盡管中央銀行在支付系統中會持續發揮其基本作用，但支付仍將繼續發展。如今，經濟的數字化和更多的通訊渠道加速了支票和現金與信用卡和移動支付的替代。在世界許多地方，現金作爲支付手段將繼續減少。許多技術旨在改善支付訪問和安全性，包括使用生物識別技術。如果說有什麽不同的話，隨著Covid-19疫情的爆發，對更快速、更方便、更安全的支付需求可能會加速。
技術的快速進步爲中央銀行和其他貨幣當局提供了選擇和挑戰，即如何最好地提高效率和調整支付系統。在各種政策選擇中，都適用一些一般原則。首先，競爭和創新，尤其是在互操作性的支持下，可以最大程度地鼓勵訪問、成本和質量方面取得進展。如果正確引導，它們還可以提高安全性。第二，要取得成功，私營部門的創新應以公共部門爲指導，以期提高效率並確保安全、誠信和信任。第三，在國內和國際上，公私部門之間的合作至關重要。
盡管貨幣當局最需要支持利用新數字技術的競爭性私營部門市場，但新的公共支付工具可能會受到關注。中央銀行自然也可以發揮關鍵作用。尤其是，如果設計得當，CBDC就有可能産生一種可以互操作的新的支付機制，從而促進私有中介機構之間的競爭，同時爲安全和風險管理設定了高標准。
當前的疫情可能會加速支付方式的變化，但同時也隱藏著新的風險。盡管疫情強調了各國之間的相互依賴，但更多反應出來的是國家的政策。由于各國限制了跨境流動，並實施了隔離措施，國際經濟活動突然停止。展望未來，加強協調並采取措施防止或減少跨境支付系統的分散化是公共部門的優先事項。這一點特別重要，因爲競爭政策和數據隱私問題迄今主要是在國家層面來協調解決的，同時考慮到經濟民族主義的高漲的情況。
在這方面，中央銀行也可以成爲推動國際政策協調的力量，不僅支持國內支付系統，更重要的是支持它們的跨境一體化。在金融穩定委員會和CPMI等國際委員會中，各國中央銀行可以從同行學習中受益，並制定共同的方法。在像G20這樣的國際論壇上，各國中央銀行和政府可以就支付政策達成互利的立場。國際協調確保支付方面的進步支持更高的效率和跨境一體化。中央銀行界內部在創新金融技術方面的國際合作，例如通過新成立的國際清算銀行創新中心，正在加快這些政策目標的進展。
來源：BIS《Central banks and payments in the digital e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