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金融科技快速崛起，在全球市場中表現出較強的競爭力，甚至在一些基礎領域已處于國際領先地位，成爲全球金融市場的亮點。但不可否認，當前全球金融治理規則體系的主導權仍然掌握在歐美等國手中。現如今，金融科技已經成爲全球金融體系未來發展的一大演進趨勢，中國應及時形成與競爭力相匹配的話語權，借此提高全球競爭力和參與國際金融治理的能力，不斷深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
中國金融科技發展已具全球影響力
根據畢馬威研究報告指出，2018年全球金融科技企業前10的排名中，中國居4席，超過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任何國家。比如，2018年中國移動支付用戶數超過9億，滲透率超過92%，交易金額超過200萬億元，交易筆數超過400億筆，在全球市場均遙遙領先，其中移動支付交易筆數占全球交易筆數的53%。而PayPal作爲歐美最大的電子錢包，服務用戶數總數爲2.67億人，2018年總交易規模5780億美元（約3.9萬億元人民幣），不到中國交易規模的2%。
隨著國家“一帶一路”倡議不斷推進，中國金融科技行業也成爲重要的踐行者。中國移動支付業務的“走出去”，不僅有效聯通了國內外經濟貿易和資金往來，更大幅提升了人民幣的海外接納度。如在東南亞地區，現在越來越多的當地消費者願意使用中國支付企業提供的移動支付渠道，在互聯網上購買中國商品，這也幫助中國商家更好打開當地市場；國人出境可以享受像國內一樣便捷實惠的移動支付服務，不用像過去一樣攜帶大量外幣現金，也不用在境外頻繁換彙和取現。
從國際影響看，中國金融科技的成功實踐價值已被國際組織和不少國家及地區的政府部門、社會民衆認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和世界銀行前行長金镛都指出，中國金融科技發展正在改變億萬人民的經濟生活，在經濟增長和減少貧困方面顯示了中國力量，並希望將這些經驗推廣到更多國家和地區。比如，近年以螞蟻金服、中國銀聯爲代表的中國企業向東南亞、中亞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輸出中國的金融科技技術和業務模式，幫助當地合作夥伴提升服務能力。當地消費者因此享受到更便捷的消費體驗，真切體會到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與他們生活改善的直接關系，提升了中國在他們心目中的國家形象。此外，馬來西亞、新加坡、巴基斯坦等國家元首都明確表示，歡迎中國金融科技企業運用先進的技術改善當地金融服務現狀。
多國將金融科技提升至國家戰略層面
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于2017年發布《金融科技框架》白皮書，明確提出要支持金融科技創新，並將金融科技發展上升到關系國家競爭力的戰略高度。美國貨幣審計辦公室也組建跨部門工作小組，強化對金融科技創新趨勢的理解，建立更合理的創新監管機制。
英國金融行爲監管局于2016年啓動“監管沙箱測試”項目，旨在簡化市場准入標准和流程，在確保消費者權益的前提下加快金融科技創新産品落地速度。英國政府于2018年發布了首份國家金融科技戰略《英國金融科技産業戰略》，提出要將英國打造爲世界領先的金融科技中心。
新加坡也是世界上較早建立支持金融科技創新的“沙箱監管機制”的國家之一。新加坡知識産權局于2018年啓動“金融科技快速通道（Fintech Fast Track）”計劃，加快金融科技創新專利申請速度，將原先2年的申請期限縮短到最短6個月。
韓國金融服務委員會在2015年提出鼓勵創新金融方針，將培育金融科技作爲創新金融的支柱，鼓勵通過在線手機平台等提供新的金融服務，通過放松准入，推動監管重點從事前檢查轉爲事中檢查和事後檢查，鼓勵發展金融科技産業。
不僅是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也高度重視和支持金融科技發展。印度政府提出“無現金經濟體（Cashless Economy）”構想，近年來更是著力構建移動支付系統、生物識別數據庫等基礎設施。菲律賓央行基于“試點並學習（Test & Learn）”原則，爲金融科技企業在移動支付領域的創新發展提供賦能的政策環境。
“一帶一路”建設上仍有“雙重擠壓”
在當前的國際金融監管體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國際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清算銀行、金融穩定委員會等，均由歐美國家發起設立，並掌握著絕對的控制權和影響力。由于這些機構一般由歐盟或美國政府指派負責人，並且根據各國金融體系影響力分配投票權，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普遍缺少規則制定話語權。在中國具有絕對實力的金融科技領域，仍然存在這一問題，應該引起高度重視。
目前，國際組織正在積極研究和評估金融科技發展對傳統金融業的沖擊以及對金融穩定的影響，正在制定相關的國際監管框架和行業標准，若中國缺少話語權，即使在中國金融科技取得全面領先的情況下，也難以實質性地提高對規則制定的影響力。
在國別層面上，中國金融科技出海時仍面臨諸多政策壁壘，需要與歐美傳統金融和科技巨頭開展激烈競爭。一方面，目前雖然有不少國家對中國金融科技進入持歡迎態度，但也有部分國家較爲敏感。另一方面，中國金融科技企業在出海過程中面臨歐美傳統金融和科技巨頭的激烈競爭。以印度爲例，由于中國電子錢包未被允許直接進入市場，中國的螞蟻金服只能通過持股當地電子錢包Paytm服務當地市場，其競爭對手主要來自歐美，包括谷歌、臉書、亞馬遜等歐美科技巨頭。此外，美國銀行卡清算機構維薩（VISA）和萬事達卡（MASTER）也在印度推廣其制定的移動支付標准，市場競爭異常激烈。除印度外，東南亞、非洲等新興市場也存在類似情況。
在國內層面上，金融科技行業也缺乏穩定持續的政策支持，領先地位並不牢固，可能會丟失領先局面。中國金融體系依托科技創新“彎道超車”取得曆史性的領先地位，與長期以來中國監管環境的開放和賦能密不可分。但近年來P2P網絡借貸、現金貸和虛擬貨幣等領域亂象叢生，引發了一些社會問題。爲治理行業亂象，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自2016年開始實施，目前已進入第三個年頭，存量風險已基本化解，風險隱患也已基本消除。但在此期間，不少金融科技創新受到波及，無法得到充分發展。如果不能妥善處理好創新與風險的平衡關系，將極大地挫傷中國金融科技創新勢頭，使得中國剛剛取得的領先優勢讓位于崛起的歐美和新興市場。
應采取措施提升金融科技企業的國際化水平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提高金融業全球競爭能力，提高參與國際金融治理能力”。建議以金融科技領域爲突破口，具體措施如下：
第一，從開展短期整治轉變爲建立長效監管機制，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鼓勵金融科技創新，爲各國金融監管機構提供示範效應。
這一長效機制應至少包括三方面：
- 一是將各類金融科技業務盡快納入監管框架，明確各類業務的監管機構，並爲行業建立准入門檻。
- 二是從風險角度區分各類金融科技業務，建立差異化監管機制，如與現金貸相比，消費信貸風險較小，促進消費、助力實體經濟效應明顯，應與現金貸明確區分，避免采取“一刀切”式的監管。
- 三是爲金融科技創新提供賦能的監管環境，盡快做實“沙盒監管”機制，允許行業具有前瞻性的創新産品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在局部範圍內“先行先試”，並逐步擴大其試點範圍。
第二，提高中國金融監管機構在國際金融科技監管領域的參與程度，逐步加強在國際金融監管體系中的話語權。
2016年，中國作爲G20主席國提出制定《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是國際社會首次在該領域推出的高級別指引性文件。從實際效果看，已成爲各國監管機構指導本國金融科技發展的重要原則。中國政府應繼續把握在金融科技行業發展上的領先窗口期，積極參與甚至發起相關領域的規則和標准制定，從頂層設計上持續提升中國金融科技，乃至整個金融體系的話語權，尤其是要提升在國際金融監管體系和技術監管體系中的議題設定、規則制定參與度和技術標准建立方面的參與度。
第三，鼓勵中國金融科技企業“走出去”，淡化國家意圖和政治因素的作用，實實在在地造福當地民衆。
爲進一步鞏固中國金融科技行業在全球的領先地位，我國應在政策層面采取措施進一步提升國內金融科技企業的國際化水平，如2018年央行與香港金管局達成共識，允許香港移動支付在中國內地商家使用，後續將進一步推動內地移動支付在香港商家直接使用，進而實現真正的互聯互通。這樣的政策既能夠降低中國金融科技企業“走出去”的政策壁壘，同時也爲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金融監管機構提供示範效應。政府在支持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也應注意方式和方法，避免直接幹預或體現過多的國家意圖。在當前複雜的國際經貿環境下，如果政府與國有企業強勢介入，非常容易對項目的商業特性造成扭曲，也容易引發國際社會的疑慮。
胡濱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
文章來源：《當代金融家》201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