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香港影壇幾乎是商業電影的天下，話劇以及舞台劇改編電影似乎一直處于“縫隙”之中，在曆史上的地位也顯得是那樣的“落寞”。
像香港知名導演高志森便曾聯合知名舞台劇編劇杜國威在90年代將後者的《我和春天有個約會》、《人間有情》、《虎度門》和《南海十三郎》相繼搬上大熒幕。
它們雖在藝術造詣上獲得了多數觀衆的普遍認可，但在票房上卻均是“一敗塗地”，尤其在商業娛樂片猶如浪潮卷沙般的沖擊之下，更使它們宛若遺珠棄璧，亟待以清水洗淨。
但論品質，這四部作品卻絕對經得起時間和歲月的磨煉與考驗，無論哪個時代欣賞都不會覺得過時。
而其中的《人間有情》又顯得比較“特殊”:它既不同于《春天》對愛情描寫方面那樣的溫婉綿長，又不同于《南海十三郎》在荒誕不經之中又帶著幾分火氣，相反其筆觸和基調更暖更平淡，節奏上也更舒緩，沒有太戲劇化的內容情節，但在視野和格局上卻更爲龐大:
它以香港百年老牌傘廠“梁蘇記”爲經，以半個多世紀以來香港的時代變革爲緯，盡最大所能道盡了“梁蘇記”的風雨滄桑以及其家族三代人的情感曆程。
↑本片在豆瓣評分8.4。
其實“梁蘇記”傘廠的故事並非由編劇虛構而來，而是有真實原型作爲依托:
1886年，愛國商人梁智華在廣州創辦了第一家“梁蘇記”傘廠（即梁蘇記總廠），其事業發展最興盛時，在香港、澳門、 新加坡等地均設有分店，後因內部調整問題，“梁蘇記”曾于1986年榮休結業，結業時，其無一分外債，未拖欠過老工人們一分錢工資的“誠信經營理念”被傳爲佳話（後“梁蘇記”大幅縮小規模，以單家實體店零售方式使其生命得以延續）。
爲此，“梁蘇記”的第三代傳人梁春發找到杜國威，希望他能夠把這段曆史以話劇的形式呈現出來，于是促成了杜國威寫出了《人間有情》的小說藍本。
既承載了如此的使命和意義，因此杜國威在處理有關“梁蘇記”的故事線和人物關系方面，一方面是慎小謹微的，但一方面卻也保證了一定程度上的“大維度”，因此，這注定了無論是舞台劇版本，還是電影版本的《人間有情》，都不可能會成爲一部史詩又或者是“准史詩”作品。
但以“小人物來反映大時代變遷”的敘事技巧則是杜國威的拿手長項，他也深谙“在什麽樣的氛圍和情境之中，情感表達會讓人刻骨銘心”的邏輯條理——的確，不論是親情，友情還是愛情，若沒有特定的環境作爲支撐，會讓人感覺味同嚼蠟，或“無病呻吟”。只有放在非同尋常的情境之下，才能突出“情”字的分量和價值。
爲了讓這個“情”字貫穿全片，這一次導演高志森威仍然沒有爲它加上任何的“商業負擔”，在掌鏡上依然維持了“純創作”狀態，在拍攝過程中盡量不帶一分一毫“雜念”:
他用平靜如水一般的電影語言，將杜國威筆下這個“梁蘇記”大家庭的故事細致耐心地刻畫出來，情節看似“普普通通”，但卻沒有放棄對任何一個人物，哪怕是一個小角色的個性展現。
因此，影片也在對人物的挖掘過程中提出了一個問題:爲何“梁蘇記”能從一個小小的傘廠一步步成爲“聲名大噪”的大品牌呢？
這個答案，在電影裏也許並不太“明顯”。但中國人有句老話，“家和萬事興，治家也就是治心”。
關于影片的核心主旨，共分爲“大家庭”和“小家庭”兩個概念:
這個“大家庭”是傳統概念——在梁家的大家族裏，它既有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夫妻之間團結一心、相互扶持、相互包容的親情觀，也有梁家二少爺和歌女秀玲一見鍾情私定終身，以及梁家小姐和革命黨人白英之間匆匆而逝的既浪漫卻又淒美的愛情故事，還有對仆人和工人們畢生服務于梁家的忠直精神的著力展現。
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無疑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家”的概念，然後再通過對他（她）們一言一行以及日常生活瑣事的描寫，充分體現出了梁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的治家理念。
而“小家庭”，則來自隱喻。
梁家是以制造和售賣雨傘發家，“雨傘”自然在全片裏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然而這個看起來不可能服務于電影“精神層面”的道具，卻巧妙地被賦予了另一重含義已及超越它本身的意義:
在片中的梁家人看來，每把可以遮風避雨的雨傘都是一個個小小屋檐，而將一把把雨傘連結起來，就組成了一個“大家庭”，所以這部影片是“完整的”，因爲它完成了道具、主題表達和創作意念上的高度統一。
也正因如此，它也是一部很有“人情味”的電影。
也許是出于這部《人間有情》對電影觀衆吸引力還不夠強的擔憂，爲此主創人員還在特效技術層方面加入了不少“噱頭”——當年影片的公映版海報上便印上了“李小龍、吳楚帆重現大熒幕”的宣傳字樣，而制作靈感明顯則來自1994年好萊塢的那部傳世名作《阿甘正傳》，它采用了以戲劇角色和真實的曆史影像（人物）相互穿插的方式用于提升影片的真實質感。
而高志森也在《人間有情》裏借助特效讓周璇，吳楚帆，李小龍，林黛等大明星再次“複活”（將其生前電影片段以摳像技術提取出來），以實現幾代演員的“同台飙戲”。
雖然這樣的特效技術與今日的特效水平相比當然不可等量齊觀，但在當時肯定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香港影壇也可謂是一項“創舉”，故此還有媒體將之稱爲“港版的阿甘正傳”。
拿本片與《阿甘正傳》相提並論，還是有點兒“言過其實”了。
因爲它不是一個人的故事，而是一個群體，一個家族的故事，在人物個體塑造的“豐滿度”方面不可能真正做到面面俱圓，特別是其敘事的時間軸上帶有明顯的斷裂感和跳躍性，不過在真切的情感基調面前，這些瑕疵可以被忽略。
有心理學家曾經說過:懷舊源于渴望回歸庇護的強烈向往。其實幾乎每個年代都會掀起一股“懷舊風潮”，就性質來說，《人間有情》當然是一部“懷舊向”電影，不過不同的“懷舊向”電影在不同的語境之下也會引發不同的效應。
就像2010年的那部《歲月神偷》，一上映便造成了巨大轟動，它同樣是以一家人（羅記皮鞋店）的悲歡離合作爲故事主線，但放在特定的時代，片中角色們所經曆過的苦厄困難無疑具備了勉勵人們樂觀看待未來的作用。
而相比之下這部《人間有情》當年上映時遠沒有《歲月神偷》那麽“吃香”，僅位居95年票房榜第33位，不過後來它倒是成爲了杜國威最受歡迎的話劇劇目之一。
雖然本片的勉勵作用比《歲月神偷》稍弱一籌，但其中也不乏像“做傘跟做人一樣，傘幹要直，傘骨要直，要有韌勁，才能經得起風吹雨打”和“怕辛苦的人不能做傘”這樣的經典金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