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在差不多兩個月回一次中國，每次待2周左右。”徐鵬坐在螞蟻金服硅谷聖馬特奧的一個會議室裏說。
如果沒有2016年11月的那個決定，徐鵬的生活軌迹可能就是在小小硅谷的兩點一線，從家到谷歌，再從谷歌到家。
2005年，他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攻讀“自然語言處理”領域獲得博士學位, 這個領域今天也是人工智能的一個重要分支。徐鵬畢業後進入谷歌，一待就是11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他決定加入螞蟻金服，負責螞蟻在硅谷的新項目，跟人工智能相關，從此他開始了硅谷和中國長三角之間的兩點一線。
“經常這裏（硅谷）下班回家，吃晚飯和國內開電話視頻會議。硅谷的晚飯時間，正好是國內的工作時間。”徐鵬說，他的團隊一部分在硅谷，一部分在中國長三角的杭州，業務擴展也非常快，在支付寶APP主頁面搜索框那個“麥克風”的語音互動，就是徐鵬團隊負責的。
“我們是海鷗派。”傅利民笑著說。
八年半前加入阿裏巴巴的傅利民，現在一年時間裏，半年在硅谷、半年在長三角。作爲阿裏巴巴國際UED事業部資深總監，達摩院-人機交互實驗室的負責人，傅利民最關注的也是人機交互、自然交互和人工智能，這些技術近年來在硅谷不斷演化。
從徐鵬到傅利民，“海鷗派”成爲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群像。
這些頻繁來往于太平洋兩岸硅谷和長三角的海鷗一族們，就像一個個節點，構建了密集的中國與美國電腦技術交流網絡，讓大洋此岸和彼岸的技術人員，形成了一個共同推進人工智能研究的有機共同體。
“上海的人工智能人才，很多是海外的，但中美關系摩擦等國際因素變化，這可能導致全球人才流動變得不太通暢。” 上海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巡視員王思政有點擔心。
但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所有城市都不可避免的融入全球商品鏈。全球商品鏈通過全球城市‘運行’。在這個商品鏈的運行中，最重要資源要素是人員、資本和思想的流動，以及通過全球流動的解決方案，包括專業知識、技術和智力産品。”在《全球城市》一書中，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長周振華這麽寫到。
供應鏈節點，全球創新網絡聚合裂變
Flex在硅谷米爾皮塔斯市設有專門的客戶體驗中心，15棟矮樓分布在諾大的園區中，直接形成了從概念成型到設計、工程、生産、分銷物流的制造産業鏈。
Flex用“概念成型到規模量産（Sketch-to-Scale）”這樣定義。 “如果你走完這個程序，你就可能成爲中國另一個像馬雲一樣的人。” Flex全球研發副總裁PatrickBoisselle說。
2號樓的負責人之一Ketty ，拿出一個小拇指大小的玩意兒說：“這裏面有一個芯片，它可以用很小的電池驅動工作，因爲很小，未來或許能放進珠寶。”
如今，Flex在智能駕駛、家居應用、智能穿戴、企業級計算、智能手機等領域，構建出一個龐大的智能制造全球産業鏈網。以硅谷爲大本營，Flex遍布新加坡、中國等全球30多個國家、100多個生産基地以及17個創新與設計中心。
Flex的中文名字是“偉創力”，6月初剛剛在上海成立設計和創新研發中心，9000多平米的辦公室區域，有19個高標准的標准化實驗室，300多位非常資深的工程師，他們在汽車電子、通訊、消費電子、AR/VR和工業應用領域有多年的設計、研發經驗。
此外， Flex在中國擁有17個基地及工業園區，中國員工超過10萬人，占全球的一半，百度、ofo、華爲、聯想都是它的客戶。
“在硅谷，我們能實時跟蹤到全球供應鏈的變動情況。”Flex的全球傳播高級總監Paul Brunato說，選擇上海作爲全球設計研發中心，一方面是政府的支持，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擁抱上海就擁抱了中國。
Paul Brunato說，硅谷能發展起來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裏是很多高等學府的集中地，有了科技創新的源泉。而在上海，有多達64所大學和科研機構，機會同樣很大！
Flex的中國人潘紫霄，6月初剛剛回到長三角，代表Flex參加了阿裏巴巴在杭州主辦的2018年全球物流峰會。
Flex進入了“ E.T.駝峰計劃”的首批合作陣容名單，聚焦無人時代的智能物流。和Flex一同進入名單的，還有英偉達、盒馬、恒源電動汽車集團、高德地圖等。
“未來全球化生産將更多朝著全球價值鏈方向發展，形成以全球價值鏈爲主導的全球分工體系。” 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長周振華在《全球城市》一書中說， 過去全球化生産是垂直分工，如今是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交織，且水平分工日益突出，投資區位以潛在市場規模爲首要因素，全球價值鏈從“離岸”布局向“近岸”布局轉變。
對于這樣的價值鏈發展方向，Flex深明其意。
場景、技術、模式，雙向守望
當硅谷企業在新加坡、上海等全球建立産業鏈節點、打造創新網絡時，中國的場景和模式，同樣也在硅谷播下種子。
聖何塞市正廳門前的馬路上，停著幾輛BIRD滑板車，車頭有二維碼，用戶下載app掃碼解鎖後即可使用，收費1美元起。記者途徑時，幾個黑皮膚的少年，一腳踩著BIRD滑板車，從身邊“飛”過。
這樣類似“共享單車”的創業項目，在硅谷大灣區不只一個。
在加州最大的創業者聚集地SOMA區的South Park區域，穿過中央廣場，在路邊也能看到一種名爲福特的“gobike”單車，用戶可以使用當地公交卡刷卡取車。在舊金山市區的街道，偶爾還能碰到一排E-Bike，車尾有太陽能面板和0-10的數字按鍵，要騎車需下載app，輸入賬戶密碼，收費是30分鍾2美元。
這樣的類物聯網模式，發源地顯然就是中國。摩拜、ofo等共享單車如今遍布上海甚至全國的街頭，成了中國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新引領。
當年硅谷 Copy to China的潮流仍在，但中國模式Copy to Silicon Valley的逆向反哺，也正在悄然發生著。硅谷和中國的融合和“輕推”，從單向變成了雙向。
“中國最大的創業機會，是場景和規模。盒馬模式的誕生，跟人口密度關系密切，30分鍾能覆蓋很多人。很多海外公司跑到中國看盒馬，都很驚訝，也希望能把庫存管理、線下銷售等拿到美國用起來。”傅利民說。
回首過去數十年的全球經濟變遷，從石油煤炭主導的碳基生産力，到PC、手機芯片主導的硅基生産力時代，再到如今大數據、人工智能算法主導的算基時代，全球資源要素自由流動，讓大家成爲互相守望的共同體。
而在這場全球資源要素的流動中，除了人才、模式，自然少不得資本的流動。
■ 加州密度最大的創業者聚集地SOMA區 twitter總部
流動的錢，沙丘路風投的中國影像
沙丘路2750號，硅谷銀行。
“這家銀行很小，但Business is very busy(業務非常繁忙)”。一名華裔保安告訴記者，他幾乎每天都看著這家“小銀行”的人來人往。透過玻璃望進去，一樓的接待空間空曠，旁邊一面牆全是紅酒，幾十瓶。
沙丘路，被稱爲“硅谷中心的中心”，有人說，在納斯達克上市的科技公司中，至少有一半是由沙丘路上的風險投資公司投資的。
整條沙丘路，彌漫著資本的味道。從摩根士丹利、德豐傑，到KPCB( 凱鵬華盈)、紅杉資本、銀湖資本……你聽到過沒聽到過的大牌風投機構，總部都在這裏。
而這些風投機構，幾乎都在上海設有中國辦公室。在阿裏巴巴、百度、京東……這些頂尖中國互聯網科技公司的股東名單中，他們也都是“常客”。
就像硅谷銀行，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就在中國開展業務，而隨後2005年開設的第一家中國分支機構就選在上海，取名盛維商務顧問（上海）有限公司（SVP Capital Shanghai）。
如今，這家分支機構所在地是大連路588號寶地廣場。在上海，它還受托管理著兩支來自上海市楊浦區的政府基金。
2011年，硅谷銀行又和上海的本土銀行——浦發銀行合資建立了浦發硅谷銀行，這是1997年後中國第一家獲得牌照的合資銀行，提供中國境內在岸銀行金融産品和服務。
在今年以及接下來的IPO上市浪潮中，無論是已經在港股完成IPO的小米集團，還是已經遞交招股書的美團點評，又或者是被認爲將在未來2年內IPO的螞蟻金服、滴滴出行、今日頭條……硅谷的投資機構作爲風險投資者，自然也是重要的受益者之一。
“實際上，我們現在的角色有一點尴尬。”高通風險投資中國部總經理沈勁在小米IPO的現場對記者說，面對國際形勢變化，高通夾在中間，有點難受。高通總部就在硅谷，高通風投是小米的投資人，也是國內很多手機廠商的芯片提供商。
華登國際副總裁王林，投資了多家知名的半導體芯片和智能硬件，他每年都會多次前往硅谷。華登國際總部在舊金山，在中國本土投資的半導體企業超過30家，全球範圍達到了100家左右。華登在中國也投資了上海的DFRobot、杭州的Rokid機器人、深圳的大疆等一批智能硬件相關的公司。面對國際關系風雲變幻，王林也表現出一定的無奈。
全球價值鏈的網絡化特征越來越顯著，網絡狀的全球價值鏈將産生更多的“化學反應”，促進技術融合、産品融合、産品融合和産業融合，並形成更多的“溢出效應”。
“科技創新中心的重大變化之一，是從由研發開發、示範應用及技術擴散等若幹關鍵環節構成的創新鏈轉向創新網絡……創新網絡平台上內部和外部衆多主體的共同參與和互動，使創新過程的各個階段都有大量創新資源聚合、交彙，進而不斷産生裂變和形成創新突破點，形成創新資源聚合裂變的流程。”周振華在《全球城市》寫到。
無論是沈勁，還是王林，顯然都期盼著這張全球創新網絡，能夠像此前那樣每一個節點都通暢，不會因爲外在的力量，而耽誤了創新，耽誤了技術的發展。
■海上風來硅谷制造篇導讀：
《硅谷篇一：新引擎，硅谷的人工智能風潮 |海上風來》
《硅谷篇三：新高地，上海的人工智能契機 | 海上風來》
《硅谷篇四：新挑戰，上海的“硅谷路”有多遠 | 海上風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