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博鳌亞洲論壇2022年會在海南博鳌閉幕。疫情反複、多地封控的當下，一場全球性的高規格論壇如期舉行殊爲不易。這次有超600名嘉賓聚首博鳌、400名代表線上參會，共話“新冠疫情發生後世界經濟複蘇”。
盡管今年會期縮短、規模縮小，但許是面對面交流的機會難得——中外嘉賓圍繞碳中和、科學抗疫、數字經濟等熱點問題，積極發出“博鳌聲音”。
4月20日-22日，博鳌亞洲論壇2022年年會在博鳌舉行。南都記者李玲/攝
回顧本屆論壇年會，數字經濟是高頻詞之一。事實上，早在十年前博鳌亞洲論壇就設有數字經濟相關的論壇，從電子商務、互聯網金融、共享經濟、網紅經濟到元宇宙，博鳌亞洲論壇幾乎見證了互聯網風口變遷。最近兩年更是特別設置主題論壇，集中討論數字經濟。
數字經濟時代，下一個風口何在？疫情仍在肆虐的當下，數字化如何爲經濟複蘇帶來機遇？數字經濟在蓬勃發展的同時，怎樣兼顧公平競爭與隱私保護？如何加強政策協調，讓數字經濟有序發展？
南都記者觀察發現，作爲政商對話的重要平台，博鳌亞洲論壇正在重新打量數字經濟，並嘗試提出“博鳌方案”。
互聯網的下一頁篇章，元宇宙離我們有多遠？
4月22日上午，博鳌亞洲論壇迎來議程顯示的最後一場分論壇，主題聚焦元宇宙。元宇宙有多熱，從這場論壇或許可以窺見一二。
原定10點45分舉行的論壇，因等待觀衆全部入席而推遲了幾分鍾開始。會場內，主持人不時看向大屏幕和線上嘉賓同步解釋現場情況，會務人員則忙著往後增加20個座位。一名看起來年紀稍長的聽衆搶到前排位置，她告訴一旁的南都記者，“不久前剛買了元宇宙的書籍准備閱讀。現在都在探討元宇宙，我們也不想落後。”
圖據博鳌亞洲論壇官網。
近百名觀衆入座後，各方觀點交鋒開始了。主持人率先點題抛問：“元宇宙，離我們有多遠？虛擬與現實無縫銜接需要10年、15年還是更久？”
從現場舉手情況看，更多人認爲是15年之後，僅有零星幾人選擇10年。華爲雲人工智能領域首席科學家田奇是少數派之一。會後他告訴南都記者，“很多人以爲元宇宙是新事物，但其實我們已經身在其中了。很快人們就會意識到元宇宙正在崛起並帶來巨大變化。”
深耕人工智能領域18年、小i集團董事長兼CEO袁輝也持類似觀點。作爲元宇宙的堅定支持者，他基于過往經驗指出“元宇宙離我們不遙遠”，並大膽預言——“將在三年內爆發”。
先把時間撥回2013年的博鳌亞洲論壇。當時有一場分論壇上的主題爲“移動互聯網：熱點的‘冷’思考”，主要探討的是移動商務、移動支付、移動醫療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又該怎麽解決商業模式的不確定性、個人隱私保護等隱憂。
那一年是中國移動互聯網爆發年。隨著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移動終端的普及、3G網絡應用廣泛，移動互聯和今天的元宇宙一樣，成爲資本追捧的熱寵。
袁輝注意到，當時移動互聯網爆發有兩個關鍵指標，智能手機出貨量超過1億台、智能手機價格降到1000元以內，終端App內容大量湧現。當下元宇宙的終端VR/AR設備出貨量持續飛躍式增長，隨著終端設備的規模普及，服務內容也會大量湧現，所以人們距離元宇宙並不會太遠。
是風口還是泡沫？元宇宙潛在風險需提前防範
這一論斷並非毫無根據。當一款硬件設備的用戶體驗度達到一個臨界點，那麽它出貨量會迅猛增長，從而讓硬件成本下降。Facebook創始人紮克伯格曾表示，在Oculus設備至少銷售1000萬台後，才能吸引足夠的開發人員。
換句話說，用戶數量是實現“內容和生態系統爆炸增長”的關鍵門檻。南都記者注意到，咨詢機構IDC發布的報告顯示，2021年全年全球AR/VR頭顯設備出貨量達1123萬台，同比增長92.1%，其中Oculus份額達到80%。預計2022年，全球VR頭顯設備出貨1573萬台，同比增長43.6%。
有人稱2021年是元宇宙元年，科技巨頭競相加速入局。去年10月，美國互聯網巨頭Facebook宣布更名爲Meta。紮克伯格直言，元宇宙將是互聯網的下一個重要篇章。此次重塑品牌，希望未來公司不再被看作一個社交平台，而是一家元宇宙公司。
不同于袁輝的樂觀，科大訊飛高級副總裁杜蘭認爲短期來看，“元宇宙的機會和泡沫並存。”一方面，疫情可能會催熟元宇宙的遠程辦公場景，在線教育、遊戲、社交將是元宇宙率先落地的場景；另一方面，元宇宙也會成爲創業者的盛宴、巨頭的故事素材、資本和幣圈的狂歡，最後産生大量泡沫。
杜蘭提到關鍵技術問題，從元宇宙發展所需的基礎設施看，算力是當前最明顯的制約因素，影響元宇宙中視覺、交互、AI技術的發展。另外，基于應用和內容的開發門檻較高，人們理想中的高自由度和高沉浸感目前很難兼得。
“現在首要任務是防範元宇宙相關的商業泡沫、投機行爲。”但杜蘭也表示，有必要前瞻性地思考如何解決影響元宇宙發展的潛在風險——隱私保護、數據安全、過度沉迷、壟斷風險等應盡早提上議程。
元宇宙究竟是風口，還是泡沫？論壇上，多位嘉賓各抒己見。盡管在一些問題上，他們並沒有形成特別的共識，但提供了不同層面的思考角度。這場持續超90分鍾的討論，最終在主持人的超時提醒中畫下句點。
坐在南都記者旁邊的那名聽衆似乎意猶未盡。臨近論壇尾聲，還在做筆記的她轉頭詢問記者：“剛才專家說元宇宙的核心支撐技術之一是人工智能，那人工智能的核心技術是什麽，你有記下來嗎？”
低成本匹配需求，數字經濟提供普惠機會
如果說，元宇宙是仍待觸及的未來，那麽當下基于現有網絡技術，不斷蓬勃發展的數字經濟正在顯著地改變人們的生活。
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院長桑百川教授告訴南都記者，數字經濟是在新一輪技術革命的條件下，隨著信息技術發展和互聯網普及形成的一種新型經濟形態，涉及範圍廣泛——數字産業化、産業數字化、數字賦能經濟實體以及數字經濟規則的建立，都屬于數字經濟的範疇。
“大數據、智能制造和服務、雲計算、5G等信息技術在經濟活動中廣泛運用，對推動整個社會資源優化配置起著重要的作用。”桑百川說。
“數字經濟：讓所有人受益”分論壇現場。南都記者李玲/攝
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社會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江小涓長期關注和研究數字經濟，她在4月22日晚現身博鳌亞洲論壇，參與分論壇“數字經濟：讓所有人受益”的討論。江小涓認爲，數字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三種最重要的能力：海量鏈接、海量智能匹配、塑造信用。數字技術可以幫助能力較低、社會資源及金融資本較弱的人群，以很低的搜索、交易、匹配成本進入市場。
比如互聯網企業的移動支付，讓中西部農村人群觸達金融服務的機會大大增加；受教育程度低的年輕人、要兼顧家庭的女性現在也多了工作選擇，可以考慮當外賣騎手或開網店。“以前這種需求對接是複雜的過程，而且消耗成本很高，現在就業的靈活度發生了變化。數字經濟本身就能提供非常普惠的機會。”江小涓說。
在同場論壇上，新西蘭貿易和出口增長部部長達米恩·奧康納則以農業爲例談及數字經濟帶來的機遇。“說到新西蘭，大家可能會想到乳制品、牛肉和水果。借助電商渠道，我們有很多新西蘭品牌在天貓和京東上銷售。”奧康納表示，對于新西蘭這樣遠離主要市場的小貿易國家，數字化能幫助克服其在距離和規模方面的挑戰，同時也能更有利地促進中小企業在大的市場上競爭，減少貿易成本。
接著奧康納的發言，博鳌亞洲論壇副理事長、中國金融學會會長周小川表示，從數字經濟助力傳統産業（如農業、服務業和制造業等）升級換代的案例可以看到，數字技術的價值和效益最終還是落到爲實體經濟的商品和服務提供支撐。
但周小川發現跟以前不一樣的是，現在發展出一小部分純粹數字性的事物。“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經驗思考，它可能是哪些全新的東西。我個人想的是元宇宙。”周小川說。
數字鴻溝、隱私保護等挑戰傳統治理方式
需要關注的是，人們在享受數字經濟發展紅利的同時，也亟須解決多重現實難題。
“今天我們能線上線下參會，受益于數字化技術。”歐洲複興開發銀行秘書長小口一彥發現，新冠疫情發生後，數字化趨勢明顯加強，這場危機也讓數字鴻溝的問題日益凸顯。在訪問和享受數字服務方面，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城鄉之間的差距在擴大，一些受教育水平和收入較低的人群更是被落在後面。
彌合數字鴻溝成爲一項迫切任務。小口一彥介紹了歐洲複興開發銀行作出的一些努力——比如幫助某些國家構建數字化轉型的基礎設施，爲當地人提供快速的寬帶服務；支持一些貧困國家的電網發展，讓企業加入數字化浪潮中；促進創新，設立數字優先的項目基金，幫助很多國家解決數字化方面的挑戰等。
江小涓也認爲，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上應該盡可能地覆蓋貧困地區和低能力人群，使之有接觸和使用網絡的機會。同時她強調在公共服務方面，應該推進線下與線上同質等效。
不止數字鴻溝，如何協調數字經濟監管規則也是全球需要面對的問題。
桑百川告訴南都記者，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很難同步建立起完善的數字經濟規則體系。類似知識産權保護、消費者利益保護、隱私保護與數據安全，特別是防範數據跨境流動風險，維護經濟社會安全等等，仍有待進一步完善相關規則。在這樣的背景下，引發了數字經濟發展監管的新問題。
以數據交易爲例——數據好比數字經濟時代的“血液”，只有流通起來才能産生價值，但過程中仍存在不少難點。
周小川觀察發現，一些國家對此感到擔心，其顧慮在于如何保障數據跨境貿易的安全性？在不同國家隱私保護理念、規則不同的情況下，數據該怎麽分類交易？還有一個障礙是定價——一組數據在挖掘前不知有何用途而以低價出售，但挖著挖著發現有“大金礦”“大寶貝”，此前的價格還適用嗎？
數字經濟時代，隱私的門檻或許已發生變化。博鳌亞洲論壇咨委、芬蘭前總理阿霍表示，“不管承不承認，我們都失去了隱私，或者說它的定義已經發生改變。”如何以更靈活的方式定義隱私，處理數據確權、跨境流動等問題，阿霍認爲有必要構建一套全球治理體系，否則任其發展會形成混亂局面。
阿霍進一步解釋，目前各主要經濟體對數字經濟都有著不同的監管規則，但是很多跨國企業提供全球性的産品和服務，“爲了能夠更好地享有授信的環境和供求，我們需要有國家之間共通的規則。”
在監管數字經濟防止壟斷的同時，平衡創新發展
和阿霍的觀點類似，歐洲複興開發銀行秘書長小口一彥也認同規則協調共通的重要性。他同時提到業界關注的另一個問題，即公平競爭。數字化提供了很大的機遇，即便是體量小的國家、小型初創企業，只要有好的技術也能在市場上享有一席之地。但重要的是，有促進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南都記者注意到，當前主要經濟體在加強數字經濟監管時，不約而同舉起地反壟斷的監管利器。但在周小川看來，嚴格按照現有法律規定，要想定義數字經濟領域的壟斷問題比較難，說公平競爭更容易。
他談到公平競爭的幾個要點：比如不能侵犯知識産權，不能惡意打壓競爭對手，不能實施誇張的虛假宣傳。從貿易角度看，要有合理和成本和定價，而不是依賴于大量砸錢進行交叉補貼，拿不真實的價格與他人競爭。
在博鳌接受南都等媒體采訪時，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益平也提到競爭監管問題。他認爲平台規模龐大，不一定是壟斷；“二選一”不一定是反競爭行爲；歧視性定價也不見得就是欺詐行爲。這些行爲究竟合不合理，需要有深厚的經濟學分析和法律適用分析。
那麽，什麽樣的規則有助于改善市場環境，在合理監管數字經濟防止壟斷的同時，賦能産業良性快速發展？黃益平指出，監管和治理的目的是讓數字經濟平穩、健康、有序發展。“監管規範是應該的，但如果一下子走得非常猛，創新很容易就緩了下來。”
黃益平告訴南都記者，爲平衡創新與監管的關系，一些可以考慮的做法是，“比如我們能不能不用‘強監管’這個詞？因爲一提出來，大家就覺得這是當務之急，造成運動式監管和監管競爭，一加上去全變成平台企業的壓力。這麽多監管部門和相關政策還是要相互協調並綜合考慮，盡量形成日常型、回應型的監管。”
江小涓則建議充分發揮企業自治能力，把一些大型數字平台定義爲社會秩序的重要參與者。“平台合規管理是首要的，其次才是政府外部監管。”
在就任芬蘭總理那幾年，自稱“市場經濟追隨者”的阿霍發現跨國公司的治理模式越好，越有助于自身發展。因爲要取得全球消費者的信任，公司不僅要有高質量的産品和服務，同時在隱私、數據保護和安全等管理上也要具備高標准。
在國際協調方面，黃益平指出歐美國家對數字貿易已經提出各自的訴求，將來中國要參加這樣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時，不僅要考慮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訂，還要向大多數國家的規則實踐靠攏。
爲適應數字經濟快速發展，傳統監管規則和治理框架確實有必要作出調整。來自新西蘭的奧康納特別提到《數字經濟夥伴關系協定》（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DEPA），這是全球首個專門的數字經濟治理協定。
據南都記者了解，DEPA由智利、新西蘭與新加坡于2020年6月12日共同簽署，內容涵蓋商業和貿易便利化、數據問題、中小企業合作、數字包容性等16個主題模塊。2021年11月1日，中國向協定保存方新西蘭正式提出申請加入DEPA，表明中國加強數字經濟領域合作、擴大開放對接國際高水平規則的決心。
受疫情的沖擊，發展數字經濟已成爲全球共識。在數字經濟的浪潮中，中國正與許多發達國家齊頭並進。桑百川告訴南都記者，“數字經濟爲中國縮小與世界先進國家的差距提供了重要契機。”
當下中國如何把握機遇、不斷創新持續發展，怎樣探索數字治理框架的最佳方案，爭奪全球數字經濟規則話語權……聚焦熱點問題，博鳌亞洲論壇嘗試提出面向多方且具有國際性視角的思考路徑，爲數字經濟發展謀劃未來。
事實上，這樣的討論不應只停留在一兩場論壇上，人們更期待未來看到中國在數字經濟治理的行動方案，如何爲世界貢獻中國智慧。
采寫：南都記者李玲 發自博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