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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上海灘富商曹勝美一家六口登上客輪，准備舉家遷回老家。
曹勝美原名曹河仁，出生于福建省福清縣一戶敗落的大戶人家。其爺爺曹公望曾是福清首富，家業最盛時，站在福清的高山上，觸目所及全是他家的産業。但到了父親那一輩，家産已經被敗光，他只好在舅舅的幫助下，東渡日本去當學徒。
在日本當了3年學徒後，曹河仁靠做布匹生意發了財，1936年奉母命回家娶親。第二年，他准備攜妻返日時，恰逢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國開始全面抗戰。曹河仁便放棄了赴日的念頭，留在了上海灘，用在日本賺下的巨款開了家夜總會，並入股了知名的永安百貨。
上海灘的花花日子過了10年後，風雲又變。1947年，國民政府風雨飄搖，明眼人都看得出，上海早晚會被共産黨解放。曹河仁便買了一條貨輪，裝上所有家産運回老家，自己則攜家人另搭客輪回閩。
此時，他的妻子陳惠珍懷裏抱著一個剛滿周歲的小孩，名叫“小印度”。之所以叫這個名，是因爲那時上海灘租界的巡捕多爲印度人，有時候大人給小孩穿上小巡捕衣服，看著就像個印度人，就稱爲“小印度”。
曹河仁一家回到福清後，左等右等，運家産的貨船還不到。過了幾天，噩耗傳來：貨船被風浪打翻，萬貫家財都沉到海底去了。
就這樣，曹家一下子從上海灘巨賈，再次被打回原形。
好在陳惠珍隨身還攜帶著一些當初出嫁時的金銀首飾，賣掉後勉強夠換回一塊宅基地，蓋起了兩層小樓。
不巧的是，樓快蓋好時，國民黨潰軍經過福清，把蓋房的工人抓了壯丁。工人的家屬怪罪于主家，天天跑來哭鬧，要求賠人賠錢。曹河仁不勝其擾，就一個人跑回上海去了，把老婆和孩子留在鄉下。
曹河仁在上海一直待到1956年，才終于回到福清。作爲一個前資本家，他在新中國的上海自身難保，就算是賺到一點錢，以當時的郵路之不便，也常常無法及時寄回家裏。
所以，陳惠珍一人拉扯著六個孩子，在農村過得無比艱難，經常一天只能吃兩頓清湯寡水的飯。
大家閨秀出身的陳惠珍，特別愛面子。當孩子們餓得哇哇叫時，她會關起門來，帶著他們吹口琴，唱歌，玩遊戲。然後告訴孩子們：“不要告訴別人我們一天只吃兩餐，不然別人會瞧不起你。如果出門，要擡頭微笑，不要說肚子餓，要有骨氣，有志氣。”
1954年，當年抱在懷裏的“小印度”，虛歲已經9歲，因爲交不起5毛錢的學費，一直沒有去上學，甚至連名字都沒有，還是被叫做“小印度”。後來還是村裏的先生出面，說學費晚一點交沒關系，學一定要上。
先生給“小印度”起了一個名字，這孩子才正式有了大名：曹德旺。
曹德旺生來是個調皮鬼，在教室裏根本坐不住，一天到晚搗蛋，隔三差五被老師告狀。每當這時，陳惠珍只好一個勁地賠禮道歉。
小學上了兩年以後，曹德旺的爸爸從上海回到了福清。
對于10歲的曹德旺來說，父親的回來，又好又不好。
好處在于，他的人生終于不再是父愛缺失的狀態。父親經常一邊喝著酒吃著花生米，跟他講過去經商的種種事情，在他腦子裏灌輸了基本的商業意識。
有一次，曹河仁讓曹德旺列舉所有含有“心”字的詞語。曹德旺列了“用心、真心、決心、恒心、憐憫心”等。
曹河仁說：“你有多少心，就能辦多少事……等你悟到這個道理時，爸爸或者已經不在人世了。”
這些話，深深印在了曹德旺的腦海裏。
而不好處在于，這位父親對待這個調皮孩子實在是過于威嚴。
自父親回來後，再有老師或左鄰右舍來告狀，曹德旺的日子就不好過了。命途多舛、脾氣暴躁的父親，從來都是不容分說，拿起皮帶就打。曹德旺有時被打得懷疑自己不是曹河仁的親生兒子，甚至多次想離家出走。
母親無法阻止父親，只能一邊含著淚給兒子的傷處抹蛇油，一邊勸慰說：“被爸爸打，哭是可以的，但是不要頂嘴，更不要還手或逃跑，因爲他是你的親爸爸。”
盡管隔三差五就挨一頓揍，曹德旺依然本性不改。
小學三年級時，體育老師揪著他的耳朵在全班同學面前訓話，曹德旺直接跳起來打了老師一記耳光。倍感屈辱的老師，堅決要求開除曹德旺。不過陳惠珍和校長關系比較好，又多方求情，才沒有開除。
初一那年，因爲偷偷下河遊泳，曹德旺被教導主任開大會批評。他憤憤不平地在書包裏裝了石頭，想用石頭去砸教導主任。
跟蹤到廁所，看到主任在蹲坑，曹德旺臨時改了主意，不用石頭砸了，改爲爬上圍牆，站在牆上，朝教導主任兜頭呲了一泡尿。
教導主任找到家裏來告狀，陳惠珍只能點頭哈腰地連連道歉。後來，學校又一次沒有給處分，但曹德旺闖下這麽大的禍事，也不敢再到學校去了。
就這樣，13歲的曹德旺辍學在家，成爲一名放牛娃。
2
放牛娃，換個詞叫“牧童”。在中國古詩詞裏，牧童代表著一種無憂無慮的童年生活。但曹德旺的放牛生涯，顯然並不十分開心。他只做了一年就離開了村子。
在若幹年後的自傳《心若菩提》中，曹德旺寫道：“放牛的日子……讓我在幼小的年紀就體驗了成人世界的險惡與底層百姓受欺淩的滋味。”
他沒有寫到受欺淩的細節，只不過，在一次采訪中，他曾說起：“我小的時候，離開村子是被人家打出去的。”
當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曹家本來就一貧如洗，父母又都不會幹農活，日子比別人又更爲艱難一些。
陳惠珍餓得得了浮腫病，並從此落下了病根，老年以後的生活都是在病床上度過。
好在曹家大兒子、曹德旺的哥哥曹德淦很爭氣。從小就乖巧聽話，熱愛學習的他，17歲時當上了公社中學的代課老師。
他帶的班上有個學生的家長是農場場長，他便求場長給弟弟找了一個輕巧活，每天賺5毛錢。
但這種好日子也沒能持續多久。
曹德旺因爲趁水庫放水時偷偷截水撈魚，被農場的人抓住關了起來。在當時，這可是“薅社會主義羊毛”的重罪，雖然曹德旺從窗戶爬出去逃回了家，但顯然在農場也待不住了。
沒辦法，他只好回家跟著父親去做生意。
那一年，曹德旺15歲。
說是做生意，其實是販私煙。曹河仁種田不會，但是做買賣是一把好手，只是當時抓投機倒把很嚴，一不小心就要被逮住遊街示衆。
爲了避免被抓，曹河仁便想到讓曹德旺背著上學的書包運煙。由于曹德旺小時候營養缺乏，15歲還看著跟個十二三歲的孩子似的，沒有人會去查他的書包。
從曹家所在的高山公社，到進貨的福州城，要走100多公裏翻山越嶺的土路，來回一趟要三天。不管嚴寒還是酷暑，瘦小的曹德旺，騎著載重單車奔波在這條路上。有一回病得太重，差點死在中途。
私煙生意做了一兩年後，當地開始嚴查。爲了不被“割資本主義尾巴”，曹河仁與曹德旺改爲賣水果。
水果的進貨地在福清縣城，路途雖然縮短爲50公裏，但是重量是煙絲的10倍，而且由于水果不耐存，必須當天來回。
所以，曹德旺的工作，變成了每天載著300多斤的貨物，奔波于高山公社到福清縣的山路上。
爲了趕在早上6點前到達水果批發市場，曹德旺每天淩晨兩點就要起床。17歲正是嗜睡的年紀，每天又勞累，哪裏起得來。
陳惠珍承擔了每天叫曹德旺起床的任務。她雖然不忍心，但又不得不狠心喊醒兒子。所以曹德旺每當費力地睜開眼睛時，第一眼看到的，總是母親默默滴下的眼淚。這幅畫面，一直到曹德旺六七十歲時，依然會常常在他的心中閃現。
這樣的日子整整過了4年，曹德旺從一個半大小子熬成了二十來歲的青年。
也許是看不過兒子那麽辛苦，也許是貪戀販煙絲的利潤，曹河仁在4年後又回頭做起了煙絲生意。結果不到一年，他們就被抓住了，煙絲全部收繳，自行車也被沒收。
沒了交通工具，生意也沒法再做，曹德旺倒是終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當時，陳惠珍正生著病，她和曹河仁商量，想讓曹德旺早點結婚，找個媳婦來服侍自己。她看中了娘家村子裏的一個姑娘。
曹德旺根本就沒見過那個姑娘，更重要的是，當時他已經和另一個女孩在談戀愛。
但是他喜歡的那個女孩沒有被母親看中，母親執意要他娶沒見過的那個。
曹德旺心想，即使他和戀人結了婚，依母親的大小姐脾氣，加上常年生病的暴躁，家裏肯定一天到晚吵翻天。
最終，曹德旺和喜歡的女孩分了手，和那位自己從未見過的姑娘結了婚。
結婚當天的晚上，曹德旺和這位名叫陳鳳英的姑娘說：我不會欺負你，你也別欺負我，我們和平相處。
陳鳳英是一個大字不識，老實巴交的姑娘，曹德旺說什麽就是什麽。日後在他們幾十年的婚姻裏，一直都是這樣。
3
成家那年，曹德旺22歲。
父親的煙攤被收，讓他開始思考自己未來到底要走什麽路。他認爲，父親做的事，由于政府不認可，就沒有前途可言。他要做，就要做政府允許的事情，而且不能再小打小鬧，要做就做大生意。
當時，福清有很多人種白木耳去賣，這是政府允許的事情。曹德旺把老婆的嫁妝賣掉，又借了一些錢，湊夠幾百塊本錢，開始種植白木耳。
與其他人不同的是，曹德旺種出白木耳以後，不在遍地競爭者的福建賣，而是搭火車跑到了江西鷹潭，賣出了更高的價錢。
第一次蹚出路子後，第二次，他就不再自己種，而是開始收購村民種的白木耳，運到江西再賣，幹了一年多，曹德旺手上有了3000塊錢——要知道，那可是1970年！
當時仍處于文革時期，盡管白木耳在福建是政府允許的，但是跨省販賣，仍然屬于投機倒把。少量賣一些還不容易被查到，要做大，就一定會被查。
正好有一個公社幹部想和曹德旺合夥。倆人商定，幹部不用出錢，占部分幹股，如果有什麽需要政府開的手續，都由這位幹部來處理。
得到這個保證，曹德旺放心地把3000塊錢全部收購了白木耳，又找村民賒購了很多，說好賣掉以後回來就付錢，整整裝了好幾個大包，一路吭哧吭哧地拖到鷹潭。
結果，一出火車站，就被值班的民兵扣下了。曹德旺一路跟著求情，民兵告知他：投機倒把是不允許的。除非你能從政府辦手續，證明這是集體的，才能領走。
曹德旺心急火燎地趕回老家，連家門都顧不上進，先去找合夥的幹部，說貨被扣了，請趕緊開證明。結果，那個幹部一聽真出了事，害怕擔責，說什麽也不願意去開證明。
曹德旺自己損失的3000塊雖然心疼，但是更不好辦的是那些賒購的木耳怎麽辦？他只好挨家挨戶去找村民解釋，說好等有了錢就馬上付。
等疲憊不堪地回到家，另一個村幹部在家裏等著，說縣裏的水利工程，你一直都沒有參加，已經欠了很多工了，要麽去工地補上，要麽出錢請別人幫你頂工。
曹德旺身無分文，還欠了一屁股債，只好答應去工地幹活。
此時，他和老婆已經有了第一個孩子，本來是急需用錢的時候，但白木耳事件就像幾十年前父親遇到的沉船事件一樣，一下子讓家庭再次陷入困頓。春節將至，他們家連過年的錢都沒有。曹德旺成天以淚洗面，幾乎把一輩子的眼淚都流幹了。
好不容易捱過春節，他把老婆孩子送到嶽母家，對嶽母說：“我要出去賺錢，老婆孩子就交給您了。如果賺不到錢，我就不回來了，您讓鳳英改嫁吧。”
嶽母生氣地讓他不要說這種話，說“我相信你將來會有出息的，暫時困難要忍著。”
曹德旺在工地幹了一個多月的活。恰好工地的教導員是他們家的老相識，在聽說了曹德旺的事情後，主動提出可以幫他開白木耳的證明。
這真是喜從天降，曹德旺趕緊拿著證明跑到鷹潭，要回了賣白木耳的錢，把欠村民的債還清了。
本來他還可以接著做生意，但經過這一番折騰，他有心灰意冷之感。回來後，他又到了工地接著幹活。
教導員給他分派了一個美差，先是當炊事員，後來當食堂的采購員，過了兩年“又風光又開心”的日子，直到工程結束，施工隊解散，他才改行。
4
曹德旺先是找關系進了莆田市一家農場做果苗技術員，一個月拿40多塊錢的工資，後來機緣巧合認識了福州連江縣一個農場的王場長，被挖去當推銷員。
他認識王場長的過程頗具傳奇色彩，也充分顯示了曹德旺式的爲人處世風格。
當時，他還在莆田的農場幹活。某一個夏日午後，他正在大樹下休息，碰到一個人來討水喝。
曹德旺是個熱心人，他怕這人喝了生水拉肚子，便特地跑到自己宿舍，把泡好的涼茶拿出來給對方喝。由于聊天聊得投機，他幹脆又留對方吃飯、喝酒和住宿。
那人就是王場長。經過一下午和一晚上的共處，倆人成爲無話不說的好朋友。這也是曹德旺一生中第一個好兄弟。
也許是因爲見識到曹德旺的能力，也許是因爲感念曹德旺的熱情，王場長在臨別時，特地向曹德旺發出邀約，讓他去自己的農場當果苗推銷員。
曹德旺剛開始還沒當回事。過了半年後，王場長專程跑到莆田找曹德旺，無論如何要他辭工去自己農場。
當時正值春節，曹德旺先回了一趟家。到家才發現，王場長此前已經來過他家，把他家和父母家過年要用的雞鴨魚肉酒等年貨都置辦齊了。
這兩樁事，讓曹德旺非常感動，大年初五，他就到王場長的農場去工作了。
曹德旺第一年的工作沒有什麽建樹，但王場長還是給他發了1萬塊錢的工資。要知道，那時候還是1973年，連“萬元戶”這個詞都要等好幾年後才會出現。
曹德旺又感動又愧疚，發誓要好好幹活，報答王場長。于是第二年，他拼了命地到處推銷農場的果苗，到年底，居然賺了3萬多的提成。第三年再接再厲，又賺了3萬多。
到了1975年底，曹德旺除去生活上的花銷，還攢下來6萬元的積蓄。那時候，人們有錢不興存銀行，曹德旺把6萬塊錢都鋪在床底下。10元一張的票子，厚厚地鋪了一床腳。
此時，曹德旺的“能人”名聲，已經遠遠地傳了出去。1976年春節，有另一個農場的人開出優厚條件來挖曹德旺，並誇獎他是“苗木界的一把手”。
從對方的表述中，曹德旺驚覺自己盛名在外，這引起了他的極度警惕。
他心想：“這還了得，我的情況，福清人都知道了，錢賺太多，是要拿去槍斃的。”
在這種恐懼之下，曹德旺當即決定離開苗木界。過完年，他就向王場長辭了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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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旺的下一個動作，是准備開工廠。
1976年春，他在明溪縣一個農場跑業務時，由于天降大雨，他被滯留在那裏。
當時的農場有很多因各種“錯誤”被送來勞動教養的知識分子。曹德旺和其中兩個人喝酒聊天之下，碰撞出做水表玻璃的想法。
那個年代，私人要辦一家工廠是不可能的，只能依靠政府。
當時曹德旺需要解決四個主要問題：一是說服公社領導同意辦廠；二是籌集20萬元的開辦資金；三是拿到辦廠所需的10畝土地；四是解決兩個知識分子的戶口問題。
曹德旺憑著這些年做推銷員練就的口才和攢下的關系，好不容易解決了上面的問題。這年10月，在政府的主導下，高山異型玻璃廠開始籌建。
不過，籌建處的班子搭起來後，曹德旺發現裏面沒有自己的位置。政府派人當了廠長，兩位知識分子各有各的用處，只有曹德旺可有可無。
最後，在兩位知識分子的堅持之下，曹德旺被聘爲廠裏的采購員。這個職位沒有編制，只是臨時工，除了雇傭工資以外，一切其他福利皆無。
不過，采購員這個職位給曹德旺打開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在那個年代，物資不是自由流通，而是要憑指標。采購員的主要職責，就是到處去搞物資指標，這就非常考驗人的關系和手段了，這正是曹德旺的強項。
爲了搞到玻璃廠需要的各種指標，曹德旺每天泡在福州的溫泉澡堂，和全省各單位的采購員們聚會、交換信息和串換指標。
曹德旺把藏在床底下的錢都拿出來搞關系，每天在澡堂請人抽煙喝茶吃東西，很快就和大家混熟了。
到後來，就沒有曹德旺拿不到的指標，甚至別的大單位搞不定的，都會來找他幫忙。如福建省物資廳困擾了好幾年的指標問題，就是曹德旺出馬幫忙解決的。
幫省物資廳跑指標時，曹德旺以物資廳采購員的身份常駐上海，又認識了全國各地的采購員們。最後，他這個小小的公社玻璃廠采購員，竟成爲了國內物資界呼風喚雨的“大腕”。
曹德旺完全可以離開玻璃廠。憑他搞指標的能力，哪怕只是倒賣指標，都能隨時賺一大筆錢。但此時，他在香港的一個親戚又建議他去香港，說是可以幫他搞定身份問題。
曹德旺很想去香港，畢竟對于當時大多數中國人來說，燈紅酒綠的香港具有無比的吸引力。但是一貫順從的張鳳英，卻怎麽都不願意去，甚至不惜以死相逼。
曹德旺無法決策，只好求助于上天。他到福清的石竹山去求簽問佛，主要問兩件事：一是要不要去香港；二是要不要離開玻璃廠。
求簽的結果是：如果去香港，就會家破人亡；如果留在玻璃廠，則會“虎嘯鳳鳴不覺奇”。
曹德旺笃信不疑，便留了下來。
在曹德旺混得風生水起的同時，高山異型玻璃廠卻一直陷在困境。工廠從籌備到建設，整整用了三年，才開始試生産。又由于技術不過關，生産出來的産品，一直不合格，最後還是曹德旺出馬，從上海耀華玻璃廠請來了厲害的工程師，才解決了技術問題，開始正常生産。
生産的問題解決了，但是管理不善，銷售不力，高山廠依然是連年虧損。到1983年初，廠裏前後換了6個廠長，始終未能扭轉虧勢，眼看著就要倒閉。
公社找到曹德旺，想讓他來承包工廠。
曹德旺其實一直都在等待這個機會。他向公社提出，可以承包，條件是工廠的經營管理要由他說了算。他可以每年給公社上交6萬元利潤。
對公社而言，不光可以甩掉一個包袱，還能每年白得6萬元，自然是千肯萬肯。于是，曹德旺找了4個合夥人，把玻璃廠承包了下來。
這是1983年，曹德旺37歲。
當了承包廠長後，曹德旺用了兩招，讓廠子扭虧爲盈。
第一招是打破大鍋飯，把工人的工資由固定制改爲績效制，生産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幾倍。
第二招是改變行業標准。
如果說第一招還好理解，第二招，就有點超出普通人的想象力了。
當時，曹德旺發現銷售時存在的最大問題是：客戶往往以不符合標准爲由拒收，需要銷售員去拉關系送禮，才能賣出去。
再仔細一查，發現“不符合標准”的原因，是國家不同部門之間采用了不同的標准。他們的生産是按照建材部制定的標准，這個標准較爲寬松。但是當時的一機部采用的是另一個更爲嚴格的標准。如果客戶用一機部的標准來卡曹德旺的産品，一卡一個准。
曹德旺決定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他單槍匹馬殺向北京，直接找到一機部儀表局有關人員，獲得了政策支持；又跑到上海找到具體負責標准落實的上海熱工所，搞定了所長。
在曹德旺的一番運作下，當年熱工所主辦的全行業會議上，曹德旺也參加並上台發言。最後由所長宣布：以後各部門使用高山異型玻璃廠生産的玻璃，不要打開蓋子抽檢，厚薄公差按建材部標准執行。
搬掉了這個攔路虎之後，高山廠的水表玻璃如水銀瀉地一般流向了全國。高峰時，全國每年220萬只水表，其中200萬只用的是高山廠生産的玻璃。
曹德旺承包玻璃廠僅僅一年，就將其從一個虧損的小廠，轉變爲大賺22萬元的香饽饽。
除去上交政府以及分給其他合夥人的，曹德旺個人淨賺6萬元。同時，他還被評爲福州市勞動模範，並選爲福清縣政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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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眼看著有了起色，曹德旺摩拳擦掌，想大幹一場。
結果，幾個合夥人說：上頭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我們把錢分了算，承包就不搞了。
曹德旺苦口婆心，都沒能勸回幾個小富即安的合夥人。
現在只剩他一個人了，包還是不包，成了一個問題。
沒有頭緒之下，曹德旺再次求助上天。他跑到石竹山求了一簽，簽文曰：“中原群鹿可追尋，不問東方問何方？回首過來日又午，寒蟬唧唧笑空歸。”
解簽的老和尚告訴他，這是一支好簽。如果留在玻璃廠幹，事業大有可爲。如果離開去幹別的，就會寒蟬笑空歸。
曹德旺定下心來，決定繼續幹。不過，他不想再采用承包制，而是想改爲一種新的模式：“合資制”。
合資制與承包制的主要區別是：承包只是按業績分成，合資卻要在工廠占股份。
曹德旺沒有主動出擊，而是等著政府來找他。反正現在的高山廠已經離不開曹德旺。
在他的拿捏之下，鎮上（高山公社已經改名爲高山鎮）和縣裏同意了高山廠合資事宜，鎮政府還答應爲他擔保，由他向銀行貸款作爲入股資金。
于是，高山異型玻璃廠改制爲合資企業。原廠資産折爲17.5萬，由政府控制，占股50%；個人股東籌資17.5萬，占股50%。其中，個人股東的50%中，曹德旺占大頭，另外找了三個合夥人占小頭。
值得一提的是，在合資的過程中，曹德旺個人分文未掏。他以房子作爲抵押，鎮政府出面擔保，從銀行借了8萬，又從南平市政府借了3萬（據他自傳所言，南平市政府爲了感謝他在搞指標時做出的貢獻，主動借給他3萬元），以11萬的總出資額，成爲最大個人股東。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信息是：曹德旺的哥哥曹德淦，此時已經在省裏當到處級幹部。至于曹德旺入股高山廠的過程中，哥哥的背景起到多大作用，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7
1984年中，曹德旺去南平出差，政府接待他去武夷山遊玩。路上他給母親買了一支拐杖，這讓開車的司機很緊張，鄭重地提醒他，千萬要放好拐杖，不要把車玻璃給碰碎了。
司機說：“萬一破了，你可賠不起。”
曹德旺大爲好奇，心想車玻璃那麽貴重嗎？司機告訴他，一片就價值幾千塊。
曹德旺馬上就動了心思：那高山廠能不能造汽車玻璃？
說幹就幹！他立馬跑到上海，找到之前認識的耀華玻璃廠副廠長石宏藏，說自己想做汽車玻璃。
上海耀華是全國玻璃行業的知名企業，是一個萬人大廠。而曹德旺叫石副廠長爲“石頭”，可以想見兩人的關系。
石宏藏說，正好耀華有一套要被淘汰的舊圖紙，可以2萬塊錢賣給你，並且給你提供技術支持。
技術問題解決了，曹德旺回到高山鎮，說服鎮政府同意廠子做改造升級，又說服銀行提供50萬元貸款支持，把水表玻璃廠改建爲汽車玻璃廠。
他廣泛的關系網也發揮了巨大作用。福州客車廠派出了總工程師幫助做分包方案，空八軍後勤部安排戰士春節加班加點加工設備……
從拿到圖紙，到第一片汽車玻璃出爐，曹德旺僅用了8個月。
汽車玻璃造出來後，曹德旺的事業成功就已經注定。當時，一片玻璃造出來的成本只要幾十元，而賣出去就能賣一千多元。
曹德旺開的，豈止是個玻璃廠，簡直就是個印鈔廠。
曹家在時隔三代之後，再一次有望成爲福清首富。
但世上的事情就是這樣：當你賺錢多了，各種是非就會跟著到來。
1986年，全國開始農村整黨整風活動。曹德旺的玻璃廠被整黨辦查處，賬本被查封。人們都傳言，曹德旺有嚴重經濟問題。
有人把整黨辦要查處的問題通風報信給了曹德旺。曹德旺直接跑到縣委，找到縣委書記當面對質。
曹德旺對縣委書記說：“聽說您要抓我，是不是等查清楚再抓。至今沒有一個人講過我的不是，背後卻准備抓人，這就是共産黨所做的事嗎？”
書記說：“你要爲今天的話負責。我給你一個對質的機會。”
在隨後縣委組織召開的對質會上，曹德旺逐一駁斥了針對他調查的四個問題。整整講了三個小時，然後怒火三丈地一拍桌子，一豎中指，大罵“他媽的”，揚長而去。
對質的結果是：縣委充分肯定曹德旺的工作，要求高山鎮把賬本還給工廠。
後來，高山鎮告狀的人又告到福州市委，依然沒有告倒曹德旺。最後告狀信彙總到省裏。
當時省裏主抓農村整黨整風工作的部門是省農委。告狀信都集中在省農委辦公室主任的手上。
這位辦公室主任，名叫曹德淦。
據曹德旺的自傳《心如菩提》寫道：曹德淦收到這些告狀信後，只是一封封拆開整理好，送給省農委主任呈閱，未作任何解釋。
當然，曹德淦、曹德旺，這兩個名字的相似性，已經不需要作任何解釋。
爲了慎重，農委主任親自到福清去了解情況。回到省裏後，主任對曹德淦說：“你弟弟的事，我親自去調查了，他是清白的。”
然後說：“以後，再有這樣信，就不要再送到我這裏了。”
于是，省裏的事到此了結。據說高山鎮的人依然不放棄，一直告到了中紀委。
告的結果是，市委書記和縣委書記都很生氣，後果很嚴重：高山鎮的黨政班子被調整，相關人員都被下放到鄉裏去任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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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6年底，高山玻璃廠産值近600萬元，利稅超百萬。
曹德旺又主導了廠子再次改制，成爲中外合資的福耀公司。
這個合資公司，股本金625萬，股東除了曹德旺、上海耀華和地方政府外，還有香港、美國的公司，以及省外貿公司和來自北京的國企中汽華聯，陣容堪稱豪華。
其背景有多牛呢？僅舉一例：代表中汽華聯在福耀擔任董事的人，名叫劉虎生。劉虎生的父親劉伯堅是中國共産黨的早期幹部，是周恩來、陳雲等人的親密戰友。劉伯堅犧牲後，劉虎生是周陳等人看著長大的。在北京，人們對劉虎生的稱呼是：“劉老”。
我們不知道曹德旺是怎麽搭上這些線的。但是這些線的存在，證明了曹德旺以及福耀在政界的人脈實力。這些在日後福耀的發展中，無疑會發揮重要的作用；也讓曹德旺在處理與一些地方官員的關系時，更加有底氣。
一個事件可作爲最佳的例證。
1988年，福建省舉辦了一個國際龍舟邀請賽，活動放在福清縣舉行。
時任福建省體委領導找到曹德旺，請福耀贊助這次活動5萬元，並承諾賽事命名爲“福耀杯”，且由曹德旺上台給冠軍頒獎。
曹德旺欣然答應，並和體委簽訂了贊助合同。
不過，後來這位領導又找了另一個外資企業，拉到了60萬港幣的贊助。于是就決定取消福耀的冠名，曹德旺改爲頒發第四名的紀念獎。
曹德旺大怒，說讓出冠軍杯可以，但是體委必須還錢付息，登報道歉。體委自然不會這樣做，還是請曹德旺去頒獎。
到了比賽那天，曹德旺准備派傳達室的門衛去頒獎，將主辦方羞辱一番。
不過主辦方專程派車，拿著大紅請柬來請曹德旺。
曹德旺問：“我頒什麽獎？”
對方回答：“冠軍杯。”
于是曹德旺便去了。但是到現場一看，省人大主任、副省長都在，贊助60萬的外商也在，自己排在第四個。顯然還是頒紀念獎。
他不動聲色地坐著和副省長聊天。等前三名頒完之後，他上了台。
當獲得第四名的澳大利亞隊隊長滿臉笑容地准備從曹德旺手中接過紀念獎杯時，曹德旺直接把獎杯扔到水庫裏，然後就在台上和體委領導對罵，滿口“他媽的”。
最後是省電視台的記者朋友硬把曹德旺拉走才收場。
由于這是國際賽事，有省領導和外賓在場，曹的行爲影響極其惡劣。很多人都傳言曹德旺鬧賽場，摔獎杯，要被判刑十幾年。
省委書記和省長專門開會處理此事，最後的結果是，讓曹德旺寫個檢討就完事。
曹德旺在檢討中寫道：我錯在兩個方面：一是發獎杯那天我不該去；二是我錯以爲身爲福耀的總經理，應該以維護公司利益爲天職……
曹德旺敢這麽幹，除了有深厚背景和性格脾氣使然，他的工作業績也讓他有這個底氣。
成立合資公司後，曹德旺引進外國先進設備，帶領技術人員出國培訓，使福耀的設備和技術實力達到國際水平，每40秒就能造出一片汽車玻璃，成本50元，售價高達1500元，賺起錢來比印鈔機還要瘋狂。
9
事業突飛猛進之時，曹德旺的心靈卻變得迷茫。
早在80年代初，他就經曆過一次婚姻危機。
1968年結婚時，他和妻子婚前都沒見過面，也談不上什麽愛情。
十年後，他在明溪縣遇到了一個女人，深陷情網。對方也是有家庭、有孩子的人，但是兩人愛得死去活來。用曹德旺的話說：“那是真正的相愛……我們都很投入，彼此覺得找到了一生的知音。”
那個年代還很保守，但他們倆的婚外情轟轟烈烈，鬧得衆所周知。
曹德旺給老婆寫信，說自己另有所愛，要求離婚。陳鳳英不識字，信是曹德旺的妹妹念給她聽的。
等曹德旺回到家後，陳鳳英對他說：“我知道我配不上你，知道你是會走掉的，你要是真走了，那麽把房子和三個孩子留下來給我。”
面對陳鳳英毫無反抗的態度，曹德旺陷入了糾結。
日後他回憶道：“一面是我的結發妻子，她爲我默默地奉獻了這麽多年，吃了那麽多苦，純樸善良，永遠無條件地信任我；另一面是我的紅顔知己，我們有刻骨銘心的感情，有共同語言。我真的很苦悶，不知道以後的路應該怎樣走。”
不知爲何，這一回，曹德旺沒有去拜佛求簽，而是自己去做了一個社會調查。他調查了一百個家庭，然後發現：沒有一個家庭是絕對幸福的。哪怕外面看起來再完美，內裏也都是爭吵不斷，互相不滿意。
他心想，既然沒有絕對幸福的家庭，換了又如何呢？
最後，他割舍了愛情，回歸了家庭。
若幹年後，不管是面對記者的采訪，還是個人的自述，曹德旺都對這段曆程毫無隱瞞。如此公開談自己的婚外情，恐怕是中國知名企業家裏唯一的一個。
感情上的迷茫過去十年後，曹德旺又遇到了事業上的迷茫。
1990年左右，福耀公司突飛猛進，前途一片光明。但是曹德旺感到了厭倦。
他看了一本弘一法師李叔同的傳記後，有一股要投身空門的強烈沖動。
他心想，出家的生活是“山寺日高僧未起，算來名利不如閑”，而自己每天要工作16個小時，如此辛苦，所爲何來？
越想越不值，幹脆出家算了。
但曹德旺畢竟沒有李叔同的決絕。家裏人來勸，朋友來勸，政府官員來勸，曹德旺終究沒能下定決心。
最後的解決辦法，仍然是求簽。
石竹山的老和尚告訴他，你有佛報，卻無佛緣。好好辦企業吧，以後別想出家的事了。
于是，曹德旺就絕了出家的念想。
10
1990年，在一位新加坡銀行家的鼓動之下，曹德旺起了上市的念頭。
那時中國的資本市場才剛剛開始。經過一番運作，福耀成爲福建省上市的試點單位。1991年，福耀正式向社會公開發行股票，以1.5元/股的價格，發行了1600萬股。
本來，由于福耀在快速發展，這些股票非常好賣。但是過了兩三個月以後，社會上開始有各種流言，說福耀的股票上不了市，曹德旺圈了錢要逃到國外雲雲。
流言越傳越廣，前期買了股票的人，紛紛要求退股。
曹德旺每天被退股的電話轟炸得不厭其煩，便咬牙以個人名義回購股票。由于當時股價已經從1.5元漲到2.5元，曹德旺買回400萬股，花了約一千萬，這些錢都是高息借來的。
有了這筆利滾利的債務，曹德旺如坐針氈，恨不得越快上市越好。
他直接去北京找到福耀董事劉老。劉老親自帶著他去找了國家體改委主管的官員，體改委的主管官員又帶著他去找具體經辦人，並且交代說：
“劉老是這家公司的董事，他叫你受理。”
可想而知，在如此關系之下，福耀的上市以最快速度得到國家體改委的批准。
1993年6月，福耀正式登錄A股，開盤價爲44.44元。
從發行股票到股票上市，僅僅過了一年而已，曹德旺手上擁有的股票，就升值了二十多倍。還掉所有債務後，他還進賬兩個億。
上市當天，曹德旺人還在上海，就打電話給妹妹曹華，讓她盡快幫他把手頭的股票套現。
一個月後，曹德旺拿到了移民香港的單程證。
上面這兩個動作，足以讓人浮想聯翩。有心的人難免懷疑，這麽著急套現和拿香港的身份，背後是有什麽考慮呢？
而再往後的一些動作，更是讓人迷惑。
1994年，曹德旺把福耀42%的股份和福耀旗下萬達汽車玻璃公司51%的股份賣給了法國企業聖戈班，使聖戈班成爲福耀的大股東和真正話事人。
在股份賣給聖戈班的同時，曹德旺開始辦理移民美國的手續。
若幹年後的一次采訪中，曹德旺直言不諱地說：“老板移民，就是怕政府追究嘛。”
直到2005年，他才正式放棄美國綠卡，只持有香港身份。在上面同一個采訪中，接著那一句話的後一句是“不管政府怎麽處理，我都接受。”
不知道他所指的，究竟是什麽。
11
聖戈班接手福耀後，曹德旺名義上是福耀集團和萬達汽車玻璃公司的董事長兼總經理，但是聖戈班在董事會占有多數席位，任何重大決策，都需要由聖戈班批准。曹德旺實際上失去了重要事項的決策權。
原本鼻孔朝天，誰都不服的曹德旺，放下了全部自尊，忍氣吞聲地每一個項目都用中、英、法三種文字向聖戈班請示。但是，三年過去，請示的文件摞了半米高，一件都沒有獲得批准。
他意識到，對于位列世界五百強的聖戈班而言，福耀只不過是其在全球三百多家子公司中不起眼的一家而已。在聖戈班的版圖中，福耀的全部任務，就是做好中國市場。
而曹德旺老想著去開拓國際市場，做大做強，對聖戈班而言，這無疑是去搶奪其他子公司的地盤，制造內部矛盾。沖突可想而知。
而聖戈班接手了福耀，實際上也等于抓了一個燙手山芋。
福耀原本每年都有巨額利潤，說來也怪，自從賣給聖戈班以後，就連年虧損，股價一路下跌，三年過去，虧掉了30%。
後來，曹德旺和聖戈班重新談判，原價買回了聖戈班手裏的股票。所以到1999年，曹德旺重新成爲福耀的大股東。
與聖戈班共事的三年，對曹德旺意義重大，除了學習到聖戈班的諸多先進技術和理念外，更重要的是讓他完成了對跨國大公司的祛魅。
經過近距離觀察，曹德旺發現所謂的世界五百強企業，也不過如此，總部派過來的高管，水平一塌糊塗。這讓福耀日後的出海，比別人多了一份從容和自信。
福耀的出海始于1994年。當時，曹德旺在美國買了一塊地，建了一個倉庫，成立了福耀美國GGI公司。
GGI的運作方式，是從福耀中國總部進口玻璃，然後從美國倉庫分發給美國的經銷商。但是做了三年，連年虧損，虧掉一千多萬。用曹德旺的話來說，是“虧哭了”。
後來，他找了一家咨詢公司來把脈。咨詢公司一看，發現曹德旺采用的分銷模式不適合美國市場，于是建議關閉美國倉庫，改爲直銷，由福清總部直接向美國客戶發貨。
這一招讓GGI立馬起死回生，一年就把前面三年虧的錢賺回來了。
這讓曹德旺充分領會到，什麽叫“知識就是力量”。
12
正當福耀在美國混得風生水起時，2001年1月，小布什接替克林頓，成爲美國新一任總統。
上台伊始，小布什政府就改變了克林頓後期對華友好的格調，中美關系趨向全面緊張。
2月，中國多家玻璃企業遭遇了美國的反傾銷訴訟，福耀是被重點狙擊的對象。稍後，加拿大也隨之跟進，也發起了針對福耀的反傾銷訴訟。
這一場景，與今天美國對付華爲或字節跳動，何其相似——當然，當時的情況，沒有現在這麽極端。
與一般的企業會覺得“麻煩大了”不同，曹德旺居然感覺很興奮。
他第一時間積極應訴，不惜花費一億多元的律師費，先後打贏了對加拿大和美國的兩個反傾銷官司，還把美國商務部給告倒了。
其中，對加拿大的官司，是中國入世以後第一個打贏的反傾銷官司。對美國商務部的官司，是中國企業第一次狀告該部門並打贏的官司。
日後說起來，曹德旺得意地說，“（跟美國商務部打官司）這種事是我最喜歡幹的事情。”
他說：
“他美國人拳頭大，就可以欺負我哪？我就把事情捅大，讓全世界來評評理！就是傾家蕩産，我也跟他幹！”
因爲贏得對美國政府的官司，曹德旺在當時很是享受了一把民族英雄的待遇。
希望這一點，對今天的華爲和字節跳動，能有所啓發。
13
正是在贏得對美國商務部訴訟的那一年，曹德旺放棄了美國綠卡，回歸了中國國籍（持中國香港身份證）。
那一年，他想明白了一件事，自己已經不再是1995年以前，那個爲了養家糊口而努力的小老板，而是已經變成在中國有一定影響力的人物。他身上有了更多的責任。
他把事業追求升級爲，“做一片屬于中國人自己的玻璃。”
福耀逐漸成長爲一個世界級的企業。在汽車玻璃領域，它已經是當仁不讓的全球第一。其利潤比世界上所有其他汽車玻璃企業加起來還要多。
這種成長除了要歸功于曹德旺的膽魄、管理能力和對技術的追求以外，還要歸功于他超強的預見性。
2006年底的一天，曹德旺在汽車收音機裏聽到新聞，說貿易摩擦不斷加強，人民幣彙率可能會自由彙兌。他馬上判斷未來兩年形勢要變。
到了公司，曹德旺馬上開始部署：第一，所有在建項目抓緊掃尾；第二，停止一切擴張性的再投資；第三，立即清理應收賬款；第四，減少産品庫存和材料庫存；第五，關閉可能産生虧損的企業；第六，請咨詢公司，幫助推動精益管理。
其中，關閉四條剛建好的孵化線的決定，最爲艱難。這個決定，將直接損失二十億。公司的高管激烈反對，但曹德旺堅持要關，說關了可以把根留住，不關會屍骨無存。
2007年1月1日，召開員工大會，曹德旺在會上講：冬天要來了，我們要自救。
整個2007年上半年，福耀全力准備過冬。下半年，美國次債危機爆發；第二年，全球陷入金融危機，美國汽車企業集體陷入困局，中國很多企業也遭遇重大打擊。
而福耀由于准備充足，雖然利潤短暫有所下滑，但很快又漲回去了。
時間匆匆過了10年，2017的股市又一片繁榮。在香港的一個經濟研討會上，大多數企業家和學者對經濟持樂觀態度，獨有曹德旺提出：盛宴即將結束，未來兩年做好防凍准備，冬天要來了。
他提前把借銀行的所有錢都還掉，將財務報表上的銀行貸款直接歸零。于是，在2019和2020的凜冽寒風中，當很多企業遭遇困境時，福耀卻巋然不動。
這份預見能力，不能不叫人驚歎。
14
2009年2月，曹德旺向外宣布，他將捐出個人持有的福耀集團股票7億股，成立“河仁慈善基金會”。這些股票，占他所持福耀集團股份總數的70％。
這是中國企業家首次做出如此大手筆的捐贈。雖然後來比例太高觸發了要約收購條款而被迫縮水，但是真正落實的捐贈數額，也高達35.49億人民幣（按過戶日市值計算），這已經足以讓曹德旺成爲當時的“首善”。
這個捐贈的時間點，非常耐人尋味。因爲就在2008年，他的哥哥曹德淦正式從福建省副省長的位子上退休。一些有心之人將這兩樁事聯系在一起，認爲曹德旺是因爲失去靠山，才不得不捐出大部分財産以求安全。
但對于曹德旺來說，做慈善是由來已久的事情。從1983年，他捐給自己讀書的小學2000元買桌椅以來，到現在，他的捐款總額已經超過120億人民幣。
值得一提的是，這120億，幾乎都是他以個人或家族的名義捐贈的，而不是動用公司的資金。
曹德旺認爲，創業是做事，慈善是學做人。慈善不是自己去施舍別人，而是在修做人的規矩。
他說：看到乞丐討錢，你說“給你”，這個不叫做慈善。應該蹲下來，說我口袋裏也沒多少錢，拿五塊給你，希望你不嫌棄。這才叫做慈善。
15
今年，曹德旺已經74歲。
他在財富上的成就，早已超越自己的祖上。
在中國，每四輛汽車，有三輛用的都是福耀的玻璃。在海外，這個比例也超過四分之一。福耀這個名字，已經成爲中國制造的代表。
他在美國建立的工廠，一反之前中國人向美國人學習技術、管理經驗和企業文化的做法，而是把中國的技術、管理經驗和企業文化傳到美國去。
美國人心裏酸溜溜地拍出《美國工廠》，還拿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獎。而對中國人來說，從實業報國的角度，稱曹德旺爲英雄，亦不爲過。
在早期的媒體報道裏，曹德旺出身貧寒農戶，完全白手起家，不依靠任何背景，做成了福耀帝國。
而稍後的媒體文章裏，又總有人拿他祖上的富有和哥哥的背景來說事，認爲他的成功另有內幕。
梳理完曹德旺的過往，我們會發現，這兩種描述都不准確。
他的成功，有家庭的傳承，有父母的言傳身教，有哥哥及其他有權有勢者的幫助，也有其本人能力超群的作用。
他本來就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我們很難用一種東西去定義他。
他從小調皮搗蛋，初一就辍學，但是卻自學成才，愛書成癡。
他曾經毫無顧忌地出軌，但卻和結發妻子白頭到老，把公司和股份都記在她的名下。
他貪杯、貪吃，身型肥胖，似乎完全沒有自制力，卻風雨無阻地每天早上4點半起床，照著手電筒去打高爾夫，然後總是第一個到公司，70多歲高齡還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
他管理公司極端講究數字化，管理自己的人生卻總是通過求簽算卦；笃信佛教，卻戒不了貪嗔癡。
你很難用某一個標簽去定義他。貼在他身上的任何一個標簽，都是錯的。
也許，這種複雜，才是真實的人，才是真實的企業家，才是真實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