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尼西亞華僑、華人界至今流傳著一個感人而令人敬佩的故事，這就是曾經生活定居在我們南通市崇川區印尼歸僑潘學靜的一段抗日往事。
潘學靜（1916.8——2016.12）出生在一個歸僑家庭，她的父親潘自浚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律專科，旅居日本九年，與李大钊同學，有著共同的志向而成爲摯友。潘自浚回國後在天津法律專科學校任教，爲當時當局逮捕的民主運動學生做辯護律師，營救過許多民主學生，據1919年5月6日《大公報》記載：順直省會議員潘自浚先生在議會上動議並執筆致電北京政府，呼籲支持1919年的“五四運動”，立即釋放被逮捕的學生代表。
因此，潘自浚成了鄧穎超的摯友，經常在一起討論支持進步學生的問題。潘學靜所讀的小學達仁小學是一所中國共産黨地下活動的進步學校，該校後來被當局查封，並逮捕了部分教師。潘學靜的班主任就是鄧穎超（當時名：鄧文淑）老師。潘學靜1928年小學畢業後，即考取天津女師，與鄧穎超先後校友。
因爲家庭變故，潘學靜曾到齊齊哈爾黑龍江女師讀過一年書，認識了南通人徐天從，而“九一八事變”，日軍侵略者迫使潘學靜全家，以及徐天從匆匆從東北流浪回到關內。
在這種環境下長大，民主愛國的思想在年少的潘學靜心裏深深紮下了根。
1936年末，潘學靜隨夫君徐天從漂洋過海，應聘到新加坡南洋女中任教。徐天從，南通市城東儒學巷人，自幼聰明過人。他在山西大學任教期間，與張友漁、周北峰等法學界專家共同努力舉辦講學會，宣傳抗日愛國思想，潘學靜與徐天從愛國思想上和文學上有很多共同語言。
到達新加坡，潘學靜爲普及漢語普通話，編寫教材，到電台教普通話，潘學靜普通話很標准，這也是鄧穎超老師當年的教學打下的紮實基礎。
在新加坡，潘學靜夫婦參加支援祖國抗日義賣，是積極的組織者，並走上街頭進行抗日義賣，由陳嘉庚組織的抗日救國會將捐款彙回祖國。
而在抗日鬥爭中，潘學靜被贊揚、流傳的英勇故事是哪一件呢？
那是發生在1943年。
1941年，潘學靜又隨徐天從到印度尼西亞雅加達中華中學任教，這次赴雅加達是受中華中學創辦人之一李春鳴（南通人）的邀請而去組辦中華中學高中部的。
日本侵略軍野心占領整個東亞，火力占領了印尼首都雅加達，中華中學的辦學物資被日軍搶走，修築軍事工事，並強拉青年學生當壯丁，不服者就會被“槍斃”，徐天從把一部分高中學生編寫在教師名錄，進行保護。此時，中華中學經過長途跋涉，轉移到山城芝巴達，學校停課，每位教師家裏領了幾個學生，自食其力渡難關。
就在此時，日軍通過一個僑領洪承重通知徐天從去做報紙《共榮報》主編，這是侵略者報紙，做了主編就是漢奸！
華僑們非常著急，因爲已經有近四百個愛國華僑被關進了集中營，日軍之所以不關徐天從，就是想利用徐天從才華和在華僑中的才學威望，爲日軍侵略者服務，用心何其毒！
華僑們連夜商量對策，徐天從堅決抵制去當《共榮報》主編，而直接拒絕，僑領洪承重和他本人必定要被日軍關進集中營。倘若避開這個話題，全家躲進深山老林，日軍會追殺更多無辜僑民。
就在大家商討之時，身懷六甲的潘學靜挺身而出，她說：“我去雅加達日軍軍政部，我去替天從回絕這門差事！”
當時所有的人都非常吃驚，潘學靜一個文弱溫良的女子，竟然做出這樣的決定，大家吃驚之余，更多的是擔心潘學靜的安危，要知道，日軍十分殘酷，他們已經殺死了一位不願意低頭鞠躬的華僑美術教師，還拉了很多台灣青年去修戰壕；最重要的是潘學靜徐天從家裏還有兩個孩子，肚子裏有一個孩子。
中華中學教務長李善基（南通人）說：“潘老師：你不能去日軍軍政部，這是下策，萬萬不可！”
潘學靜說：“目前已經沒有別的辦法了，侵略者把我們逼到死角上，我們不挺身而出，就會淪爲‘漢奸、奴隸’，就是奇恥大辱！國內抗日志士在前線，我們在海外華僑也抗日！不做亡國奴！”
父輩的愛國心，中華民族的赤子心如熱血奔流，潘學靜堅定無比，當時的屋內一下子非常靜，在場的華僑們一下子重新認識了一位堅強的中國女性，她美麗而果斷，濃濃的愛國情此時閃著無比的光亮！對侵略者的仇恨像一團怒火，燃燒在潘學靜心底，“九一八事件”後潘學靜隨家庭撤退出東三省，而今我們內心堅強，不會再“坐以待斃”必須起來面對。
就這樣，潘學靜說服了衆人。大家到火車站送潘學靜前往雅加達，潘學靜吻別了兩個孩子，微笑著對徐天從說：“我相信，我會回到你身邊！”
後來，潘學靜回憶起來說：“我當時想好了策略，我就把自己當成一個不讓丈夫工作的婆娘，反正就是一句話：我要丈夫在身邊，我不讓他做什麽‘主編’！”
在日軍軍政部，先由漢奸張某接待，什麽別墅啦、高薪啦，所有的物質誘惑，潘學靜一概不爲所動，張某認爲目前如此困難，都沒有工資，賣油條、做醬油賣過日子，日軍給的條件這麽好，徐天從過上富有的日子，太太和孩子跟著享福。張某勸潘學靜應該考慮考慮。
第二天，張某帶著潘學靜到了日軍軍政部，面對日軍頭目，潘學靜毫不畏懼，日軍提出幾個條件，只要答應了，他們派車去接徐天從全家，潘學靜說：“我要一個安定的家，如果丈夫貪圖享受，是妻兒子女的災難！”幾個回合，日軍頭目惱怒了：“你難道不知道我們是這兒的主人，我可以隨便要了你們的命！”潘學靜毫不畏懼，她直視日軍頭目，反複著自己的說辭，表現出一個妻子維護丈夫的姿態，內心卻十分明白：堅決不當漢奸！堅決堅決不做亡國奴！
終于，日軍頭目揮了揮手，讓這位中國女人走，他始終不明白：中國女人爲什麽有這樣的“一股倔勁兒”。
回到芝巴達，華僑教師和學生前來迎接她，洪承重在深山裏他的橡膠林裏安排了兩間茅草屋，潘學靜又隨著夫君，帶著孩子和幾個流亡學生，步行幾十公裏上路，住進深山，開始了華僑學校的流亡教學生活。
不久，潘學靜在深山裏生下他們家第三個孩子，因爲在山裏自食其力，取名“阿耕”。這樣的流亡生活一直到抗日戰爭勝利，雅加達中華中學複課爲止。
潘學靜這件勇敢前往日軍軍政部，替丈夫拒絕漢奸報紙主編職務，保護了家庭，保護了一群華僑的故事，在印尼華僑界傳爲佳話，至今還有人提起，盛贊這位偉大而平凡、美麗而勇敢的愛國華僑潘學靜。
徐織
2021年爲紅色故事而作
來源：崇川僑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