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在海外生活的家長，特別爲孩子的中文學習擔心。因爲沒有語言環境，就算是一群華人的孩子在一起，也會講英語。爲此我研究不少海外華人教育孩子的學習中文的經驗。本文是新加坡開國總理李光耀的長子，新加坡現任總理李顯龍的文章。介紹他本人和他四個孩子學習語言的經曆，希望大家有所啓示。李顯龍本人非常聰明也非常用功，家裏的條件更是優越，他的家庭能請到最好的老師來教導他學習語言。他學習了英語、中文、馬來語和俄語。
通過以上四種語言的學習，得出了四條寶貴的經驗：
首先，什麽是我們最能駕馭的主導語言，它在人生的很早階段便已經構成了。它不一定是你投入最多精力的語言，而是你用來思考的語言。
其次，學習和相當好地掌握第二甚至第三種語言是可能的，但水平卻不能同第一語言相提並論。
第三，各人的語言能力不同，視資質、環境和興趣而定。我們可以鼓勵學生學習語言和大力幫助他們，但我們不能強逼每個學生都能掌握好。
最後，語言是不用就會失去的。
李顯龍生于1952年，爲作者李光耀長子，目前爲新加坡總理。從幼教到中四他都在華文源流學校就讀，在國家初級學院讀完大學先修班後，出國留學。除了自小學習、掌握中英雙語及馬來語外，李顯龍也學過俄文。
原題爲：學習語言在于激發和維持興趣
從小至今，我的家庭用語都是以英語爲主，父母都來自土生華人家庭；祖父祖母使用的語言夾雜著馬來語和英語，他們都不懂華語，也不說方言；而我的父母皆受英文教育，彼此只用英語交談。父親從政後開始積極學習華語，這有助于他向社會大衆傳達政治信息。不過，他是成年之後才開始學華語的，因此倍感吃力。
父母讓我、妹妹和弟弟三人都接受華文教育，是爲了讓我們在成長過程中認識母語和傳統文化。他們對我們可以通過家庭環境掌握英文，而不會在生活上處于不利的地位有信心。父親也覺得華校生比英校生待人接物更認真和穩重，並希望我們可以從老師與同學身上學習到一些價值觀和處世態度。
三歲時，我進入南洋幼稚園，在那裏讀了三年後，繼續在南洋女子中學念小學。這間學校雖然名爲女子中學，卻有一個也錄取男生的附屬小學部（後來它脫離總校成爲南洋小學），妹妹和弟弟後來也到這裏就讀。
從小我便有個年輕的家庭教師梁女士教我華文（後來也教我妹妹和弟弟），—直到我8歲左右。我們同她相處得很好，她也成了我們家庭的朋友，但後來我們失去聯絡。當我母親過世時，她同家人一起來吊唁。身坐輪椅的她已經退休多年了。
繼梁女士之後，我的家庭教師是位年長的宋先生。他出生于北京，說一口北京腔華語，給人的印象是一位久經風霜的老前輩。他曾是我父親和已故財政部長韓瑞生先生的華文老師。那時中國已決定以北京的發音作爲普通話的基礎，也就是標准的華語，而新加坡和馬來亞的華語有很重的南洋口音，父母要我講的是“正確”的華語。然而，我卻沒有從宋先生那裏學到一口北京腔。現在的教育部確保華文教師都能夠說正確的普通話，因此，今天的年輕一代講的華語，比我那個年代的人講的標准得多。
小時候，我家裏有幾位講廣東話的“媽姐”女傭，我們兄、弟、妹三人受她們影響，也學會了一些廣東話，但我們之間卻講英語和標准華語。我們跟母親講英語，跟父親則講華語，因爲父親也要找機會練習華語，我們直到少年後期才跟父親轉用英語溝通。
在南洋女中附小時，所有學生都只說華語。我大概是唯一來自講英語家庭的學生。在南洋幼稚園所學的華語，讓我毫無困難地同其他學生打成一片。在記憶中，唯一的困難是在小學一年級的頭幾個測驗中，有一題要學生寫出父母的姓氏。我知道母親姓柯，卻不知道怎麽寫，結果寫成李。我的同學幾乎完全不懂英文。那年頭，小一英文課本沒有文字，只有圖畫，老師通過描述圖畫的內容來教導學生詞彙。
在南小畢業後，父母安排我報名進入當時位于奎因街的公教中學。他們選擇公教，因爲它是以卓越雙語教育見稱。公教雖是一所華文源流學校，卻有一些印度族教師，他們教導英文，也用英文教導其他科目如數學和物理，尤其是在較高的年級。在考試時，我們可以選用華文或英文作答。學生都來自講華語家庭，也只用華語交談，同南洋女子中學的情形一樣。
因此，我在15年的時間裏身處一個完全講華語的環境，直到高中畢業。華文對我不是問題。我認爲我完全能夠掌握雙語。在班上，我的華文成績並非最好，但在這個科目上也沒有什麽特別困難。盡管在中學讀的是文言文，必須學習和熟背許多至今還喜愛的名作，我還是考得不錯的分數。我在全國中四考試中（相等于今天的O水准）華文科取得C4–沒有我期望的好，但也算過得去。當時的華文考試和今天的O水准普通華文(CL)甚至高級華文(HCL)考試完全不同，華文是第一語文，包括一大部分的中華文學，水平相等于今天O水准的英文。
升上了較高的年級時，我逐漸發現我的華文表達能力不及英文強。有一回，我在倫理課進行討論時站起來談我的看法，卻找不到適當的華文詞彙，只能用英文的“personal style”，老師在思索後把它譯成“風格”。
就這樣，我發覺我是用英文思考，然後在腦子裏把想法翻譯成華文。在高中畢業證書會考(Chinese Higher School Certificate，簡稱HSC，相等于今天的A水准考試)中有一個“理解與寫作”(General Paper)試我努力准備，也加緊補習，卻只考到C6–剛好及格(credit pass)的等級。
在讀華校時，我參加了全國性的華文考試，也同時參加了同等的全國性英文考試。在公教讀高一那一年，我以私人考生身份參加了劍橋學校文憑考試(School Certificate Examinations)；也在國家初級學院就讀時的額外一年裏參加了英文的高中畢業證書考試。當時，有相當多的華校生參加這項考試，他們知道要找到好工作，單靠華文是不行的，還需要掌握英文，考取英文學術資格。我們的社會和經濟越來越偏向以英文爲基礎，教育制度也處在一種從多種源流轉爲以英文爲全國教學媒介的過程中，這是我那一年代的華校生適應一個重大社會和政策改變的真實體驗。
從公教畢業後，我在國家初級學院多待了一年，准備參加英文源流的高中畢業證書考試，部分原因是爲了修讀將來可能會很有用的科目，尤其是經濟學。但主要的原因還是由于我比同屆學生小一歲，我比他們早一年入學，還沒有達到國民服役的年齡。一年後，我就可以入伍然後進入大學。我必須這樣按規矩行事，因爲國民服役制度當時還相當新，我如果先進大學，就會引起別人懷疑：我是否會去服役。我必須以身作則，清楚地表示每個人都得服兵役，沒有人可以豁免，即使這個人的父親是總理。
在國家初級學院時，我報讀華文爲主修科目(principal level)。我對“理解與寫作”試卷的C6成績不滿意，想進一步提升我的華文，盡管我不需要更好的華文等級，因這對我申請大學或獎學金不會有任何障礙。然而，在華校待了那麽多年，我想多了解華文和華文文學。我心裏想，在國家初級學院的額外一年，會讓我有時間和精力這麽做。
但我書面的表達能力依然不足，我的華文作文分數普普通通。數月後，老師告訴我：“你的文章雜亂無章，也寫得不好。”我對老師的評語感到意外，因爲我的“理解與寫作”的英文作文並沒有這樣的問題。我告訴老師，只要把使用在英文作文中的技巧轉移到華文裏，我應該可以把問題糾正過來。但這並不容易。我雖然在華校（包括幼稚園）學習了15年，我的主導語言卻是英文而不是華文。講華語和閱讀華文，對我來說是遊刃有余，但當我嘗試用華文思考和書寫時，結果卻往往詞不達意。我的思路沒有那麽自然流暢，從英文轉變成華文的思維方式也不完全貼切。用英文表達感覺很自然，轉用華文時卻必須用不同的方式呈現。我發現盡管我很用功，也願意付出額外努力，卻還是不能突破某個極限。我最終放棄了這個科目。
家庭環境讓我學習英文更易上手，這是我孩提時從父母那裏學習的第一種語文。我也連續有好幾個英文家庭教師，其中一位是我的姨丈Earnest Lau。他是英華中學的教師，負責教導英文及“理解與寫作”，後來成爲該校校長。姨丈是個傑出的教師，他每個星期都會和我研究一段文章、練習回答理解問題或討論我的作文。他也要我練習長文縮短，用不超過一定數目的文字概括內容，力求一字不多。他用這個方法培養我精確口簡潔的寫作方式，幫助我在中四和高中會考中取得好成績。這些使用語言的技巧對我日後的工作幫助很大，因爲我時常需要草擬公文或把信件、聲明修飾得簡單明了，讓每一個字發揮最好的效果。
我的家庭教師也有來自英國自願服務的人員(British Volunteer Service Officers)。他們是剛從大學畢業的年輕男女，在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的贊助下來新加坡學校執教一兩年。他們讓我閱讀書本或文章，然後再進行討論，讓我的英語更流利並增加我的詞彙。
我在求學時如饑似渴地閱讀，我看英文和中文報章，閱讀從國家圖書館借來的書本。我母親每兩個星期就帶我和妹妹、弟弟到史丹福路的國家圖書館，讓我們也培養了同她一樣熱愛閱讀的習慣。在華文方面，我閱讀魯迅和巴金等作家的現代小說，以及古典著作如《三國演義》、《西遊記》等。這些著作影響了不同時代的讀者，也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我看的英文書比中文書多，我和妹妹、弟弟從圖書館借來的通常是英文書本。部分原因是圖書館有較多各式各樣題材，尤其是我們有興趣的科學和數學的英文書籍和雜志，但也因爲英文已經逐漸成爲我們的主導用語。
六歲時，我也有一位教我馬來文的家庭教師阿敏(Amin bin Shafawi)，他當時在直落布蘭雅的一所馬來學校(Kampung Jagoh Malay School)任教，直到現在他仍是紅毛橋的基層領袖。馬來文很容易學，它的拼寫規則很有邏輯和一致性。事實上，我學會拼寫和書寫馬來文還在英文之前。誰也沒想到，我當初竟有這樣一個練習馬來文的機會：我每隔10天幫助講廣東話的廚師准備買菜賬目交給母親。她會說明每一樣東西的價格，我就幫她寫上東西的名稱。她用廣東話告訴我，我則用馬來文寫下來。
我也參加了阿敏老師在學校負責的童軍“幼狼團”(Wolf Cub pack)，把我的馬來文派上用場。星期天早上，我同他們在一起進行童子軍活動，並用馬來語和他們溝通。
由于這些初期的訓練，我的馬來文發音相當准確。我修讀馬來文直到中四，並把它作爲文憑考試的一個科目。讓我感到意外的是，我竟沒有考到積分(credit)，只考獲E8，只比不及格的F9高一等級，勉強過關。我覺得自己考得不錯，我于是通過正常的程序提出上訴，要求重新評卷，但是上訴不得直，考官顯然有不同的看法。
我在約14歲的時候開始學習俄文，那時父親認爲學習俄文會有用處。當年，蘇聯在經濟和科技發展上突飛猛進，它在1957年發射世界第一顆人造衛星“伴侶號”(Sputnik)，在太空競賽中取得領先地位。如果我修讀科學或數學，就不需要依靠翻譯，直接閱讀俄文的研究報告和書本。
我們找到了在南洋大學教導政治學的維特·菲莎(Victor Fic)教授。他是加拿大公民，但原是來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捷克人。他雖然學會了俄文，俄文卻不是他的母語。我們使用由一名俄羅斯婦女尼娜·波特波娃(Nina Potapova)編寫、共兩冊的英文一俄文課本。我學會了俄文字母、發音和遠比英文複雜的文法。後來，我還有一些其他的俄文教師，包括一些在南大學習華文的年輕俄羅斯人。由于蘇聯和中國的雙方關系在1961年破裂，他們不能到中國學習華文。蘇聯政府便派他們到新加坡來學習華文，他們受訓後成爲中國問題專家。俄文是他們的母語，他們讓我在從維特·菲莎教授那兒學來的俄文的基礎上，進步到可以用俄語交談。
我對俄文的掌握變得相當熟練，在O水准考試中，俄文還考獲特優(distinction)，我是唯一在0水准報考俄文的新加坡學生。考試包括一個口試的部分，教育部需要特別尋找一位合格的考官主持口試。他們找到了一位能夠說俄文的英國人雷當博士(Dr. Ray Tongue)。他被派來新加坡擔任英國文化協會的語言官，後來被調派到師資訓練學院擔任英文講師。口試快結束時，他用俄文問我最後一個問題：“你用什麽語文思考？”我老實地回答（也用俄文）：“英文。”
可惜的是，我在往後的日子找不到使用俄文的機會。我沒有在科學或數學領域發展，而實際上，過去數十年來國際頂尖的科學和數學論文都是以英文發表。原是兩個超級強國之一的蘇聯在1991年崩潰和分裂，除了在原屬蘇聯的一些國家內，俄文、俄語並沒有在俄羅斯以外廣泛使用。我只有一次認真使用俄文的機會。1972年夏天，在當時新加坡駐莫斯科大使拉曼(P.S．Raman) 的陪同下，我在莫斯科和列甯格勒（現稱聖彼得堡）度假2個星期。俄文在那個環境裏活了起來，我對它的掌握也足以同他人進行有意義的交談。在假期結束前，我甚至能夠在午餐上，用俄語發表即席的簡短答謝詞，沒用稿子。拉曼大使被派駐莫斯科後也在學習俄文。他告訴我，當我以俄語同俄羅斯人交談時，俄羅斯人突然變得不那麽拘謹和輕松起來，這是他前所未見的。他也因此下決心加倍努力學好俄文。
我對投入學習俄文的心血並不感到後悔。在一個英文日益成爲通用語的世界，學習其他語言，並了解其他國家的人如何看待問題，看待自己，看待這個世界，是很有好處的。例如，講英語國家說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被俄羅斯人稱爲“偉大的衛國戰爭”。這是因爲他們的傷亡人數和蒙受的苦難比其他任何參戰國都巨大，而德國其實是被蘇聯而不是美國或英國打敗的。這是英語世界的曆史學家在大戰結束超過半個世紀後才開始承認的事實。
我今天駕馭各種語言的能力又如何呢？
英語是我的工作用語，也是我的主導語言。其實一向如此，于今更甚。
我通曉華文，可以用華語和華文流利地與人溝通和閱讀。這對我是一大助力。它幫助我和受華文教育及使用方言的新加坡人建立融洽的關系，不只是因爲我們有共同的語言，也因爲我們能夠互相認同，而我也更能體會他們的觀點和憂慮。這對政治工作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基層，講華語和方言的華人還是多過講英語的華人。不過，情況正逐年改變。
在外交上，當我同中國政界人士會面時，華文也就管用了。我在正式的會議上使用英語，通過通譯員和對方溝通。因爲英文是我們的工作用語，我如果用華文，就會讓我們處于不利的地位。此外，我們應該清楚地表示我們是新加坡人，不是他們的一部分。但我會細心聆聽翻譯，並在必要時糾正通譯員的翻譯，或用不同的字眼重複我的意思。至于非正式的交談，比如在用餐時，我可以不需要通譯員就直接同這些人士溝通。雙方都會更自在，更自然地交流，就大、小課題交換意見。更融洽的關系也讓我們對彼此有更好的了解。
在新加坡，我不時有機會用華語演講。我可以講得相當流利，雖然重要的演講需要充分的准備，例如國慶群衆大會上的華語演講。我先擬好一份英文大綱，由我的新聞秘書陳懷亮按大意把它翻譯成華文。行得通的英文表述方式，直譯成華文未必行得通。其實，一份好的華文演講稿絕不會是英文原文的直譯。我們反複地研究華文大綱、朗讀和討論內容並加強其流暢性、呈現方式和說服力。有時候，我們在討論了幾回之後甚至更改重點，以便使華語演講更貼近講華語的新加坡人所關注的民生課題。他們比較關心的是直接影響他們實際生活的問題，而不是抽象迂闊的經濟理論或政治問題。有了適用的大綱後，我會練習演講數次，並不斷做出必要修飾，直到我們滿意爲止。有了足夠的准備，我只需要概括約四—分之三內容的稿子，其他的則在演講時自行補充。這會比直接從完整的稿子上一字不差地念出來更自然和有效。
學習語文不進則退，我于是盡力保持華語的流利。我每天閱讀《聯合早報》，看華文電視節目，包括中國大陸和中國台灣地區的頻道的節目。我有時也看華文書。隨著中國的崛起，市面上出現更多華文書本，它們的制作也比以前精致多了。我也浏覽中文的網站，比如百度、博客和媒體網站。每個月一至兩次，我會從幾個華文導師中輪流選一個，進行一個小時的練習。事實上，他們也不是真正的導師，而是可以同我進行認真交談，討論時事課題或任何熱門話題的夥伴，幫助我保持華語的流暢能力。
除了實際的價值外，華文教育是造就了今天的我的關鍵因素。它塑造了我的態度和個性及我對社會和世界的觀點。語言不只是溝通的工具，還提供了一整套的文化參照系統。因此，我不是沉浸在一個語言的環境，也是沉浸在一個文化的氛圍中。那些典故、曆史和文學觸動了我的心靈，讓我了解中國人如何思考和看待自己。當我在中國訪問的時候，如果我對當地的曆史和文化認識不足，就很難了解一些景觀和文物的意義，我的收獲自然就少了，也不能跟當地人一樣對景物産生共鳴，或理解他們的自豪和認同感。
比如，在訪問湖北省時，我到了赤壁。它是三國時代長江上一場著名水上戰役的戰場，赤壁之戰也是近年一部戰爭電影《赤壁》的主題。這個地方不僅讓人聯想起這場史上聞名的戰役，還有數百年來同它相關的詩詞和文章，其中有一些是我讀過和喜愛的。今天，我們能夠看到的只是浩瀚的長江。當年曹操大軍結集的地方就在對岸，不過現在景物已變，我們只能遙想當年。若不是沿江懸壁上刻有赤紅的“赤壁”二字，遊人未必知道這就是那場戰役的所在地。我注意到陪同我的中國官員，尤其是非來自湖北的官員，無不爭取時間跟這兩個大字合影。對他們而言，這幾乎就像朝聖一樣，而不是因爲看了那部電影。當時，我也感受到一絲興奮和敬畏。這一趟訪問之後，我把《三國演義》有關赤壁之戰的章節重溫了一遍。
對我來說，這種共鳴來自性格形成時期的長期浸濡。今天的學生身處一個不同的環境一學校的教學媒介語是英語，華文只是衆多科目之一。他們生活在主要是講英語的環境，必須盡最大努力掌握作爲第一語文的英文。盡管如此，大多數學生還是可以在第二語文的水平上掌握好華文。我們不可能回到以前的華文學校，當時的學生可以熟練地駕馭華文，英文程度卻遠比現在的華文第二語文差。然而，我們今天可以通過高級華文、特選學校和雙文化課程等計劃，培養一批核心華文精英。他們可以保持華文在社會上的活力，負起傳承華文文化、傳統和價值觀的工作。
我的馬來文還算不錯，我每天閱讀《每日新聞》(Berita Harian)，也可以用馬來話溝通，比如在接見選民時向前來求助的居民了解情況，但發表演講就比較費勁。我不能像講英語或華語一樣，在沒有講稿或只有大綱的情況下自由發揮。如果事先用准備好的稿子反複練習，我就能講得很好。難處在于把它變得口語化，以免過度生硬和文绉绉。
我跟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領導人打交道時，馬來文對我幫助很大。印尼語是不同的語言，但它同馬來語的共通處足以讓我了解大部分的意思。多數馬印兩國領導人相當習慣講英語，但在閑聊時加上幾句印尼語或馬來語，可以緩和氣氛，讓大家放輕松。對其他較低層的馬印兩國官員來說，情況更是如此。他們多數只能說基本的英語。比如，印度尼西亞在2004年聖誕節次日發生大海嘯後，我到亞齊的災區視察。災區的印尼指揮官在沒有翻譯的情況下，用印尼語向我彙報災情。我聽得懂這名上校所說的80%印尼語，如果他用的是英語，或通過翻譯，我就比較難確切地感覺到他的語氣、緊迫感和對災場的生動描述。
至于俄文，我已把大部分所學還給老師。我有近40年沒有使用俄語今天，當我同講俄語的訪客會面時，還可以感受到句子的節奏和記得一些零星的字眼，但我已失去聽和講俄語的能力了。
我學習四種語言的經驗，讓我得出一些結論。首先，什麽是我們最能駕馭的主導語言，它在人生的很早階段便已經構成了。它不一定是你投入最多精力的語言，而是你用來思考的語言。其次，學習和相當好地掌握第二甚至第三種語言是可能的，但水平卻不能同第一語言相提並論。第三，各人的語言能力不同，視資質、環境和興趣而定。我們可以鼓勵學生學習語言和大力幫助他們，但我們不能強逼每個學生都能掌握好。最後，語言是不用就會失去的。
我四個孩子的情況驗證了上述四個結論。他們的語言環境與我的不同。在家裏，我和太太何晶多數用英語交談。孩子們上的是以英語爲教學媒介的學校，他們的朋友也大多用英語溝通。
孩子們還小的時候，何晶嘗試找《兒童樂園》或《南洋兒童》等有許多色彩缤紛插圖的期刊讓他們閱讀。這些是我們孩提時讀過並喜愛的，可惜已經不再出版了。她嘗試找其他合適的華文讀物和漫畫版的中國曆史故事，但孩子們不是覺得太難就是太幼稚。最終，他們讀的是“瓢蟲”(Ladybird)系列的兒童圖書，因此，孩子們並沒有深入接觸到華文文化或曆史，他們的觀點和價值觀自然就跟我們夫妻倆有所差別。他們對《魔戒》三部曲和《魔獸世界》裏的人物與情節，比他們對于《三國演義》的英雄及戰爭更加熟悉。
四個孩子雖然出身大致一樣的社會和家庭語言背景，但是他們各有不同的語言學習經驗。
長女修齊語言天分高，孩子們當中，她的華語最強。何晶買回來的中文讀物，修齊讀了不少。念小學的時候，她的華文成績頂呱呱，這可歸功于老師們生動有趣的教學方法。在念中學時，她修讀高級華文，不過她開始視它爲一份苦差，這是因爲學生經常必須背詞彙，卻沒太多機會使用華語，結果她成績退步了。她升上華中初級學院的時候，又開始沉浸在一個講華語爲主的環境，成績也跟著進步。在AO水准的會考中，她考獲A2。在中學時，她也自己決定選修德文爲第三語文，並下了好幾年的工夫學這種語文。
長子毅鵬患有亞斯柏格綜合征(Asperger’s Syndrome)，豁免修讀母語，也因此完全不懂華文。多年前，他跟隨家人到中國度假時，在我們的鼓勵下，他學會了一些中文詞彙，可以在購買他喜歡的“雪碧”汽水時用華語。如果我們在那裏待久一點，他的華語相信會有所進步。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念書時，由于他對西洋古典音樂及音樂家貝多芬及舒伯特興趣濃厚，因此決定修讀德文。
次子鴻毅有輕微的“閱讀障礙”。他在其他科目表現良好，但在閱讀和書寫上卻面對困難。從他的整體能力和家庭用語來看，他的英文成績比預期的差。在學習華文，尤其是熟記漢字上，他面對更多挑戰。他有家庭教師，但最終選修華文B。新加坡每年有3%至5%的學生選修這個偏重聽、講能力的簡化華文課程。
幼子浩毅也覺得華文相當難學。他補習了一段時日之後決定靠自修。他很用功，小六會考中華文考到A讓他雀躍不已。他在中學再接再厲，普華文課程也過關了。然而，盡管修讀了12年的華文，他離開學校後仍然無法閱讀《聯合早報》。這是因爲學校的華文課沒有充分地強調如何實際地使用華語，也可能是因爲同學之間用英語溝通，華文根本無用武之地。然而，在服完兵役後，他大學開課前有近一年的空閑時間。他決定趁這段期間把華文學好，並找到一名來自中國大陸的同學輔助他。他閱讀《聯合早報》的文章、練習用華語交談，並應用資訊科技和互聯網上的工具，比如網上詞典：你把鼠標放在詞語上便會發出其拼音和清楚說明這個詞或字的意思。他也利用其他的網絡資源，比如可將整篇文章譯成中文或英文的翻譯網站。翻譯效果並非十全十美，但是是讀者可得知文章的大意。這些網上資源繁多，而且是免費的，對學語言的人很有幫助。在學習了幾個月後，浩毅有一天很滿意地宣布：他終于看懂《聯合早報》了。
一天， 他向我建議我們在晚餐時間用華語交談，讓他有更多機會練習，這讓我非常開心。我們也許還未能讓他全面掌握華文，不過已經成功地激發他自動自發學習華語的熱忱。他的提議也讓我自己有了更多練習華語的機會。在用餐時，我把我的智能手機放在餐桌上，手機裏已經下載了英—漢詞典的應用程序。—旦表達有困難，想不到恰當的詞彙，我就會利用手機翻查。這樣的練習持續了數月，直到他前往美國攻讀大學。
每個孩子的語言能力不同，我們不可能要求同樣好的表現。重要的是激發和維持興趣，讓每個孩子各盡所能，那麽即使孩子的語言能力只能達到某個程度，但當有一天余燼重燃時，興趣也會再度激發。這應該是學校語言教育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