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世昌于甲午一戰壯烈殉國，名垂宇內，然而除了壯烈犧牲的經過，有關鄧壯節公生平的可靠記載仍不夠詳瞻。本文將披露一些鮮爲人知的鄧世昌遺事：1891年率“致遠”“靖遠”艦爲訪華的俄國皇太子護航，1893年率領三艦訪問日本長崎，光緒禦賜鄧母匾額是“教忠資訓”而非“訓子有方”，1898年鄧氏宗祠原有門聯寫的是什麽。
鄧世昌與致遠艦同袍合影
兩次執行任務
光緒十三年（1887），鄧世昌奉命帶領海軍官兵400多人，乘坐招商局“圖南”輪船前往英國，接駕新下水的致遠、靖遠、來遠、經遠四艘軍艦回國，由北洋水師總教習英國人琅威理任總指揮，鄧世昌擔任致遠“管駕”（艦長），駐英使館隨員余思诒以文官身份負責“護送”，隨後寫成《樓船日記》一書。在一百多天的接艦航程中，余思诒與鄧世昌均駐紮在“致遠”艦，登岸時也時常一起活動，得以近距離觀察鄧世昌統率指揮致遠艦的各種演練過程，以及他的爲人處世之道。
鄧世昌熟悉海軍各種操作規程，有著豐富的航行經驗，多次鎮定自若地指揮“致遠”艦排險，處理機件損壞。在從新加坡出發的一段航程，由于沒有按海圖路線走，鄧世昌一夜沒有合眼，一直指揮、監控著整個過程。
鄧世昌高度的愛國心，不僅在體現在甲午年的薄敵陷陣，而是在平時的工作中時時處處表現出來。八月初四日，艦隊停靠在地中海入海口的直布羅陀（英國從西班牙手裏奪去的殖民地），有8個流落西班牙的廣東華工前來求援，敘述在西班牙被人欺騙的苦況，希望搭順風船回國。鄧世昌在查驗了他們的證件後，立即找到當地的英國警官，了解清楚情況，第二天把其中兩人接上船，並安排他們在船上做雜工。
世界海軍通例“凡水師登岸，行必成列，立必整齊。水勇遇各國水師官，皆摘帽傍立候過。”鄧世昌從英國、地中海各港到亞丁、錫蘭（斯裏蘭卡），都受到禮遇，只有埃及禮貌稍遜。當艦隊抵達新加坡時，鄧世昌與同僚登岸，沿途有數十個外國水勇列隊而行，見到四個中國艦長，竟然不按慣例避讓路脫帽致敬。鄧世昌立即大聲加以斥責，教育他們讓路行禮等候艦長們走過。（余思诒：《樓船日記》，第105頁）
《樓船日記》封面
光緒十七年（1891），俄國皇儲（即後來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訪問中國。3月24日，鄧世昌受命率領“致遠”、“靖遠”二艦提前抵達香港，爲迎接護送事宜作准備。4月4日，俄國皇太子乘坐“亞速號”抵港，第二天一早換乘招商局“江寬”號艦前往廣州訪問。4月10日，皇太子再次從香港出發，由鄧世昌率領兩艘中國軍艦護送，12日抵達馬祖，14日到花鳥島。15日，鄧世昌率“致遠”先行，在吳淞炮台迎接，“靖遠”則緊緊跟隨著皇儲座船。4月18日，俄皇儲在上海換乘淺水船上溯武漢，鄧世昌順利完成了“隨護”任務。（安徽版《李鴻章全集》第23冊第168-170頁）
隨行的俄國公爵、李鴻章老朋友烏赫托姆斯基寫道：“香港總督和英軍司令迪格比·巴克少將前來‘亞速號’拜訪。此外，還來了兩艘炮艇的船長（身著民族服裝），他們是從北方（李鴻章的艦隊）派來爲尊貴客人護航的。”“中國軍艦上的船員選拔自生長在島上或大陸海岸邊的水手，乃是上等人才。不幸的是，整個帝國沒有專門的海軍衙門，力量分散在四個彼此毫不相幹的總督手上，指揮官都不了解歐洲戰略和當代科技。”（《19世紀俄國人筆下的廣州》第196頁）穿過台灣海峽的時候，船隊遇到大霧，“有一點讓人很吃驚，兩艘中國護航艦一分鍾也沒有落後于我們，它們設法不鳴笛航行，偶爾陷入灘上急浪中，然而仍然堅持執行李鴻章的命令。”（同書第241頁）在俄國船只受濃霧影響被迫打散隊形的情況下，鄧世昌能讓“致遠”“靖遠”緊緊跟隨皇太子座船，顯示出高超的指揮藝術。
俄國皇太子遊覽廣州華林寺
1893年再訪長崎
光緒十九年正月二十三日（1893年3月11日），鄧世昌率“致遠”、“超勇”、“揚威”三艦訪問日本長崎，此事在各種清末海軍史著作中都沒有敘述，各種鄧世昌傳記也都失載。馮青在《中國近代海軍與日本》一書中，專門有一節是“北洋艦隊訪日與日本的應對”，寫了1886年第一次訪日與長崎事件、1891年第二次訪日、1892年第三次訪日，唯獨沒有談到1893年鄧世昌訪日。
1886年的北洋艦隊首次訪日時，發生了長崎事件。水師提督丁汝昌最初的打算只是單純的入塢修理與補充燃料，孰料發生中國水兵與長崎巡警之間的惡性沖突，1名中國海軍軍官、7名水兵死亡，約80人受傷，發展爲重大外交事件。日方實際認爲清廷此舉是一種“威懾”行動，由此加速了對華備戰的步伐。有論者認爲，北洋艦隊的幾次訪日，給了日方了解中國海軍實力以可乘之機，刺激了日本朝野對華的仇視心理，也讓日方得以詳細了解北洋水師的實力，是不明智的行爲。
丁汝昌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1893年初，他仍然派鄧世昌率3艦在海面巡邏時到長崎加煤。3月10日，《申報》提前得到消息，報道稱：“長崎理事署及采辦軍煤之榮昌號，接得北洋水師營來信，悉鄧正卿軍門將率致遠、超武（勇）、揚威三兵船東遊扶桑之國。”
3月22日，《申報》以“日東耀武”爲題，寫下了詳細的回顧報道：
3月11日下午4點，北洋水師致遠、超勇、揚威三艦自上海抵達長崎，只聽得炮聲如雷霆，中外人士都湧到港口眺望，但見致遠艦高懸“副統領”旗幟，進港時兼挂日本國徽，鳴炮21響致敬，日本軍艦“海門”艦升旗、燃炮作答禮。片刻，中國駐長崎領事（當時稱“理事”）張桐華登艦拜會鄧世昌，暢談一小時而別，鳴炮7響相送。5：30分，鄧世昌偕同超勇管帶黃建勳、揚威管帶林履中，穿戴官服，前往理事署回拜，張桐華以茶點招待，詢問行程，鄧世昌回答說，此次在長崎停留一禮拜，3月19日須動身前往高麗，沒有時間訪問神戶、橫濱。談話完畢，3人回船。第二天，經辦加煤的榮昌號東主，在“大鶴樓”宴請鄧世昌。午後，鄧世昌等偕同理事署翻譯王某，前往長崎縣署拜會代理知縣中村，賓主均用英語交談。13日上午，中村登船回拜，送客時鳴炮7響。14日晚，理事署宴請于三江會所。
此次訪日，距離甲午大戰一年半，致遠等三艦再次送上門來，給了日方又一次觀察中國戰力的一個機會。《申報》“日東耀武”標題，體現了當時社會妄自尊大的虛驕之氣，舉國上下對即將到來的危機毫無察覺。“致遠”爲何一定要從上海到長崎加煤，是否屬于當時北洋水師的慣常“動作”，這個專業問題，尚需留待海軍史專家解讀。
致遠艦（引自陳悅文章）
鄧世昌兩次前往歐洲接艦，多次往返日本，自身又勤于學習，善于觀察，他對世界各國包括日本海軍的實力、訓練情況有著深入的了解。他心裏非常明白北洋水師幾斤幾兩，一直顯得憂心忡忡。甲午年春，他短暫回到老家廣州，在與新會進士譚國恩敘談時，“戚然謂無事則已，海軍罔濟。”（譚國恩：《寫趣軒續稿》卷一）他知道一旦開戰，北洋水師打不過真正的強敵。可以想象，當中日戰爭爆發時，他早就抱定與敵拼命的決心。
譚國恩還寫到，公馀之暇，鄧世昌喜歡臨池作書，收藏圖書甚富，這跟他後人的回憶完全吻合。此次故鄉把晤，鄧世昌還請譚國恩爲規劃中的鄧氏宗祠內“繹思堂”題寫匾額。
當“致遠”艦即將沉沒時，譚國恩之子譚學衡也在北洋當差，駕輪向前救援，被敵艦所阻而未果。譚學衡1885年就讀于廣東水陸師學堂第一期駕駛班，畢業後留學英國，在北洋海軍服役。他是甲午戰爭中爲數不多的幸存者之一。這一批幸存者葉祖珪、薩鎮冰、譚學衡、程璧光、劉冠雄等人，日後都成了清末民初海軍的主要領導人。1896年，中國向英國訂購“海天”“海圻”兩艘巡洋艦，派程璧光、林國祥、譚學衡等前往監造。1897年，這個團隊負責駕駛兩艘軍艦回國。1905年，因管理安徽武備學堂成績突出，被提拔到海軍處副使，隨後出任海軍副大臣。辛亥年袁世凱複出時，命譚學衡代理海軍大臣，隨後在清帝退位诏書上以內閣閣員身份副署，見證了這一曆史時刻。
代理海軍大臣譚學衡
著名挽聯高邕撰書
鄧世昌于1984年9月17日殉國，清廷隆重賜恤，到乙未十二月十四日（1896年1月28日）在廣州光孝寺設靈開弔，“官吏紳士，無論平日識與不識，均具生刍一束，叩奠靈前。寺中房屋雖多，幾至無容足之地。挽聯祭軸琳琅滿目，美不勝收。”（1896年2月8日《申報》）其中最著名的挽聯“此日漫揮天下淚，有公足壯海軍威”，一直被誤傳是光緒帝禦賜。陳明福在《海疆英魂》依據鄧世昌曾孫女鄧立英保存的老照片，指出是高邕撰書，但並未能有效消除誤傳，至今仍有。陳明福在書中寫道：
鄧世昌的曾孫女鄧立英保存著一張世人未見過的鄧世昌照片。照片上的鄧世昌頭戴瓜皮小帽，身穿便服，坐在藤椅上，態度安詳。相片上端正中題有“鄧壯節公像”，左右題有對聯：“此日漫揮天下淚，有公足壯海軍威”，下聯旁書小字“光緒乙未高邕”，下有兩個印記，已模糊難辨。（陳明福：《海疆英魂》第377頁）
由此可知，流傳于世的鄧世昌題聯遺像，最右邊“光緒乙未高邕”字樣及兩處钤印被剪掉了。筆者查到當年香港《華字日報》報道，爲陳明福的結論提供了有力佐證。
1896年1月30日《華字日報》爲紀念鄧世昌，特地將各方致祭的挽聯刊登出來，順序是“XXX雲”，跟著挽聯正文。這批挽聯當中，有一首是“水利局雲：此日漫揮天下淚，有公足壯海軍威”。當時廣東尚未有水利局這樣的機構，該聯應該是上海南市水利局同人敬獻。1898年8月16日《申報》報道：“南市水利局幫辦高邕之司馬，現經江海關道劄饬幫辦會丈局務，所遺水利局幫辦一差，刻下尚未委人。”《申報》、《華字日報》與陳明福所親見照片，這三者構成完整的證據鏈，證明這副名聯確實是上海南市水利局幫辦高邕撰書。高邕（1850-1921），字邕之，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末民初上海著名書法家。
後來，筆者從鄧輝粦老師轉發的某藏家藏品中見到這張未經修剪的照片，可見到“鄧壯節公像”左側有“高邕”署名並用印，對聯左側另有“光緒乙亥高邕”落款。至此，問題徹底解決，挽聯“此日漫揮天下淚，有公足壯海軍威”可確定是高邕撰書，與光緒帝完全無關。
高邕題聯之鄧世昌像，鄧輝粦供圖
禦賜匾額“教忠資訓”
1897年9月，鄧世昌母親郭太夫人因病仙逝于上海，9月10日舉喪，靈柩暫厝廣肇山莊，儀式極爲隆重。《申報》記者不惜筆墨，詳加論列，爲免失真，將原文略加標點如下：
其前導除沖風、灣號、馬執事、馬吹打外，則有“肅靜回避”“提督銜廣東水師營副將賞戴花翎予谥壯節三代一品封典”等銜牌二十余對，又有“樂善好施”黃匾一方，繼之以制造總局所送之西樂一班，後隨炮隊營兵丁一隊，各負刀叉、洋槍等件，後又有督標奇兵營健兒一營，荷戈執戟，殊壯觀瞻，間以祭亭、豬羊亭、香亭、容亭等十余座，中雜清音，後隨僧道，每一人張以逍遙傘一頂，有八人各穿花衣，隨路吹彈絲竹，又有比丘尼八人執幡相送，後即銮架，又有“奉天诰命”等黃牌兩對，诰命亭一座，繼以西樂一班，頂馬一匹，對馬八匹，魂轎一乘，由子侄輩扶之而行，靈柩則用大紅縀全金蟒繡材罩，以十六人舁之而行，前有孝帏，後有護衛。至執绋相送者，親屬外，同鄉之人與壯節公之有誼者不下數十余人，沿途駐足而觀，人山人海，殊爲非常擁擠雲。（1897年9月11日《申報》報道“壽母殡儀”）
10月3日，《申報》又報道了光緒帝賞賜牌匾給鄧母的消息，巡行儀式十分隆重。10月2日，鄧世昌長子鄧浩洪恭備香案跪迎牌匾，10月2日“升入黃亭，遊行各處，前導除旗鑼傘扇外，有銜牌十余對，如‘予谥壯節’‘特旨旌獎’‘诰封一品夫人’‘晉封一品太夫人’之類，繼以銮駕全副、鼓樂兩部，及劊子軍、健香亭、诰命亭，材官八人持刀簇擁，由慎余裏公館過垃圾橋，繞道大馬路、四馬路然後折回。”由此可知，鄧世昌母親及長子因家族生意關系，定居于上海老垃圾橋邊、蘇州河北岸的慎余裏。
長期以來，人們都說光緒帝給鄧母所賜匾額是“教子有方”，這是又一個大誤會。《德宗景皇帝實錄》光緒二十三年八月辛巳條記載：“谕內閣。禮部奏，遵議禦史潘慶瀾奏請將已故總兵之母旌獎一折。已故總兵鄧世昌，恪遵母訓，移孝作忠，力戰捐軀，死事最烈。伊母郭氏訓子有方，深明大義，著賞禦書扁額一方。交譚锺麟等轉給祗領以示旌獎。尋頒扁額曰‘教忠資訓’。”光緒帝這個表彰行動，分成下令、實施兩個環節，第一個環節是下達決定，第二個環節是由南書房翰林具體書寫，實際寫的是“教忠資訓”。皇帝表彰郭太夫人的上谕裏面有“訓子有方”四字，或者因此而引起誤會。
鄧世昌殉國後，光緒帝還下令在原籍廣州賜祭，由廣州知府主祭，1898年1月15日《香港華字日報》專門作了報道：“吾粵番禺鄧壯節公蒙恩予谥、宣付史館、賜祭一壇，褒忠盛典，至優極渥。月之二十一日，由廣州府州太尊排列儀仗，恭赍敕書，用‘德泰’輪船渡河前往龍珠裏公之專祠致祭，其公子浩洪門外跪迎。迨至禮成，太守駕返，公子亦叩送如儀。祠中高懸禦賜公母郭太夫人‘教忠資訓’匾額一方及京師大僚挽聯多軸。”該報並錄下鄧氏宗祠兩副對聯。
柱聯：
頒彜典而薦馨，谥以壯節嘉名，萬代不忘沾帝澤；
拜國恩于诰命，錫以教忠資訓，九泉深感頌皇恩。
門聯：
聖澤播于南陽，拜手庭階，穆穆皇皇，俨若天顔咫尺；
君恩承于北阙，對揚休命，雝雝肅肅，居然廊廟規模。
香港華字日報
鄧氏宗祠
今鄧世昌紀念館（鄧氏宗祠）原有匾額、對聯均在“文革”中失去，《香港華字日報》的記載有著很高的文獻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