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疆
劉疆，生卒年無考。系古田建縣肇基者。唐開元前，古田尚未設縣，時有土民千余戶依附劉疆。唐開元二十八年(740年)，劉疆與林溢、林希等率衆獻地于唐，願編爲縣。翌年四月二日獲准置縣。唐玄宗嘉其忠順，令其掌管縣事，賜名疆。不久，劉疆請求另委縣主而攜其子弟、族人隱退。
縣民以劉疆獻地首請立縣有功，殁後即以其故居立廟(即城隍廟)紀念，奉爲拓主。廟又稱甯境，疆谥號順甯正應侯，夫人林氏號順應左夫人，鄭氏號正甯右夫人。宋至清代均加以褒封。
陳 靖 姑
陳靖姑，又名進姑，世尊爲臨水夫人，民間素稱“臨水奶”、“大侬奶”。福州下渡人。生于唐天祐二年(905年)正月十五日。另一說生于唐大曆二年(767年)，又一說爲五代閩王時期人。。
靖姑之父名陳昌，母葛氏，世代務農兼業巫。靖姑少孤，與其兄守元過著農耕和牧畜生活。一日，爲在山中牧牛的其兄送飯，遇一餒婦，“即發其箪飯飯之”，而將自己的一份飯留給兄。並把老婦接至家中，“以母事之”。妪病疽，爲之跪吮；妪死，爲之棺斂畢葬。靖姑17歲時曾上闾山學道術。18歲時嫁給古田人劉杞。先後在閩江流域及閩北諸地施醫救産，除惡安良。後唐天成三年(928年)遇大旱疫，靖姑帶孕祈雨消災，幾經險惡環境，終至難産而死，年僅24歲。後人感其德，在其殁地大橋臨水村建廟崇祀。廟初名“龍源廟”，宋理宗賜額“順懿”，故又名順懿廟，曆代帝王累加宣封褒揚。明大學士張以甯作《順懿廟記》，贊其“于民生有德”，《閩都別記》等野史敷演出許多傳奇故事。陳靖姑遂爲神化女傑，廣爲流傳，名聞海內外，受人敬仰。
張 以 甯
張以甯，字志道，元大德四年(1300年)生于古田縣城官宦之家。父張一情，元時任福建、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以甯幼聆母訓，好學不倦，博覽群書。
泰定四年(1327年)，考中進士，任浙江黃岩縣判官，後升江蘇六合縣尹。因執法不阿，觸犯豪門，莅任不久便被罷官。此後流落江淮、揚州一帶達10年。其間，精研《春秋》，寄情山水，寫下不少脍炙人口的詩篇。
至元四年(1338年)，惠宗異其才而召爲太子監助教，累遷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诰兼修國史。以甯精通經、史，又擅長詩文，深受在朝宿儒賞識，被譽爲“小張學士”，名噪一時。此後20年，他一直在元大都供職。雖身處京城，卻眷念故鄉。《送重峰阮子敬南還》等名篇，就是他懷鄉戀土之作。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滅元後定都南京，改國號大明。命以甯繼任翰林侍讀學士。是年，朱元璋登鍾山觀賞山川形勝，以甯、秦裕伯、朱升等扈從。行至擁翠亭，命三人即景作詩，以甯頃刻立就，深受贊賞。不久，被朱元璋稱爲“開國文臣之首”的宋濂來到南京。宋濂少時就仰慕以甯才華，此時晤面，相見恨晚。他們各自拿出力作，相互觀摩切磋，彼此心折。以甯長于詩，宋濂擅爲文，此後他們詩文頻往，剖心唱酬，時人譽爲“雙星聚會”。
洪武二年(1369年)秋，以甯奉旨持節出使安南(今印支全境，時爲中國藩屬)，封安南之王陳日□爲國王。朱元璋作禦詩，以壯行色。抵境，日□病卒。其子陳立煃繼位，遣人向以甯乞討印诏，以甯滯留洱江不進，堅不授予，只谕其舉哀國內，並將詳情上奏朝廷。翌年，朝廷加派使者前來，以甯才與之入境舉行封王盛典。太祖嘉以甯出使而知權變，特賜玺書及禦詩八首。三年五月，封王禮畢，以甯回朝複命，因年老體衰，不勝勞瘁，途中于臨清病卒。臨終作詩自挽雲：“……覆身粗有黔婁被，垂橐都無陸賈金，稚子啼饑憂未艾，慈親藁葬痛尤深……”太祖聞訊，命驿丞張祿賜葬于縣治西南安馬亭，並恩賜三年食祿以撫恤其家。
以甯長于經史，尤精于詩。作爲由元入明的詩人，以甯經曆元末大動亂，接觸現實生活與多艱民生。他的相當部分詩歌揭露現實的黑暗，表現對民瘼的關注，富有社會意義。他在臨終時所作的《挽詩》就是這方面的力作。在藝術風格上，其詩上溯秦漢，下宗李杜，以多用口語、淺近樸實、造意清新、情感濃烈而見重于時。如《送重峰阮子敬南還》，清著名詩人沈德潛評此詩雲：“情致纏綿，神似《飲馬長城窟行》(陳琳)。”《峨眉亭》一詩，沈德潛、周准在編選《明詩別裁》時就認爲此詩“何減太白”。而《過辛稼軒神道》，意境蒼涼，情懷悲壯，潑墨自如，亦可與杜甫吊諸葛武侯詩齊讀。自明開國後的約一百年中，以“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爲代表的粉飾現實、歌功頌德且又陳陳相因、平庸乏味的“台閣體”詩風占據詩壇之際，以甯這種獨具風格的詩文，確給明初的詩界帶來新的活力和生命。以甯文章亦頗負盛名。卒後，著名文學家宋濂曾爲其《翠屏集》作序雲：“入豐腴而不流于叢冗，雄峭而不失于粗厲，清圓而不涉于浮巧，委蛇而不病于細碎，誠可謂一代之奇作矣!先生雖亡，其絢爛若星鬥、流峙如河嶽者，固未始亡也；信諸今而垂于後者，豈不有在者乎!”
以甯生前著有《春秋論斷》三卷、《春秋尊王發微》八卷、《春秋春王正月考》一卷、《翠屏集》四卷、《淮南集》一卷、《南歸紀行》一卷，還撰寫《題郭誠之百鳥圖》等名篇。今多散佚。1990年出版的《全明詩》第一集，收錄有以甯若幹佚詩。
甘 國 寶
甘國寶，字繼趙，一字和庵。原籍屏南縣甘際下小梨洋村，生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7歲時，隨父遷居古田縣長嶺上寨村。國寶幼年聰穎好動，讀私塾時，即喜愛武術、射箭，間或射及豬豕、瓜瓠，受其父責打而逃，遇低牆飛躍而過，狀若小虎，其父驚訝。後一面習課，一面練武，直至成名。
雍正五年(1727年)，國寶考中秀才，雍正七年中武舉，雍正十一年會試第三名，殿試二甲八名武進士，授禦前侍衛。乾隆三年(1738年)領衛內大臣，授廣東右翼鎮標中軍。後曆任廣東遊擊、湖廣洞庭協副將，擢貴州鹹甯鎮總兵等；繼移山東、江南、浙江及南澳、海壇等地任職。
乾隆二十四年，國寶任台灣挂印總兵。清高宗诏谕：“此系第一要害地區，非才幹優長，見識明徹者不能勝任。”國寶莅任，制總巡、分巡、會哨諸法，嚴疆界，謹斥堠，察民情，重耕種，使“兵安其伍，民安其業”。其時六鬥門百姓苦于琉球海盜侵擾，國寶組織巡防緝捕，使“盜斂迹，民居無警”。當他調內地時，百姓送萬民旗、萬民傘，同舟送至鹿耳門。乾隆三十年國寶從廣東雷瓊再次調台，百姓夾道歡迎，後還爲其建祠設祀。
國寶爲將身先士卒，體恤兵民。乾隆二十六年、三十四年，國寶二度入閩任水師提督和陸路提督，屢對僚屬說：“防陸者不可處于家，防海者不可處于陸。”每坐樓船率小舟巡緝，雖驚濤駭浪而不避。行軍以不擾民爲宗旨。乾隆三十二年任廣東提督，時值南澳歉收，惠州大水，則捐俸采谷，設廠施粥，赈濟災民。災後米貴，勸富戶平粜。他還時常贈藥、施棺，“葬無嗣之兵，返殁戍之骨。”國寶平生樂善好施，在古田倡修湯壽橋、朝天橋，在廈門倡修天後宮，在泉州倡修元廟觀。
國寶亦愛好文墨，擅長山水畫，尤以“指虎”畫傳神，各具形態，有走虎、伏虎、蹲虎、下山虎等。其家鄉珍藏有“指虎”墨寶，署名“指頭生活”。
乾隆四十一年，國寶出巡福建八府，途經泉州，染沉疴而殁，終年68歲。追授榮祿大夫。葬于福州北關外貓頭山。
國寶一生經曆不凡，其宅門懸挂一匾“非同俗”。故居小梨洋及祖籍甘際下有漢、滿文字寫的13道任職聖旨，其中有一道印有乾隆帝玉玺嘉獎他的絲絹聖旨，惜已散失。現僅在古田長嶺村存其父母墳墓旁的24只石獅和一幀指虎作品。而其業績迄今仍在民間廣爲流傳。
林 朝 聘
林朝聘，字世珍，號以時，又號時庵，杉洋村人，生于清嘉慶八年(1803年)。父林承昌，嘉慶十三年任台(灣)澎(湖)挂印總兵。朝聘青年時慷慨有才略，道光十五年(1835年)援例考選從九品，分發浙江衢州府司獄。
道光二十年，英國發動侵華戰爭。七月連陷定海、甯波，直指余姚。提督余步雲、知府鄧延彩棄城逃往上虞。軍情危急，浙東震動，時獨朝聘力主堅守，被任爲代理余姚知縣。到任僅十天，英艦已至。朝聘急令守城軍民巧布設防，遍插旌旗于城牆，列親兵于城樓，布土炮于垛口，然後大開城門。朝聘“單身減從，乘輕舟直抵英營”，面見伯麥，“正氣凜然，大義相責”。英酋手握望遠鏡遠眺城頭，但見旌旗搖曳，刀槍林立，又見朝聘身著戎裝，氣魄非凡，遲疑一陣後令英艦退去，余姚遂轉危爲安。事後，浙江總督將朝聘姚江退敵經過禀報朝廷。道光帝禦題“忠勇可嘉”匾賜朝聘，並授其六品銜戴藍翎，委爲余姚令。朝聘爲防英軍再犯，不遺余力發動百姓加固城池，廣募義勇，組團練兵，同時又串聯鎮海、甯波、定海等地總兵及農民起義軍葛雲飛部，建立抗英聯合武裝，共同抗敵。
道光二十一年，道光帝要朝聘進京召對。入京後，投降派頭目之一的穆彰阿原以爲他骁勇有爲而大可利用，便遣人傳話說如往谒當援引。朝聘鄙視奸妄，拒不拜訪。穆彰阿忌恨在心。幾天後，道光帝召見朝聘，當論及禁煙事時問：“林則徐爲官如何?”朝聘奏曰：“臣入京道經江南，沿江士民皆稱林大人爲難得好官，頌德者頗多。”接著，又直陳鴉片的危害，力斥“禍起禁煙”之說。時正值林則徐禁煙遭讒被谪戍不久，王鼎等大臣鼎力相救無效，朝聘爲之“當殿正論”，主戰派大臣無不贊其爲“诤臣”。召對後，皇叔牟所欽服朝聘的抗英壯舉和超人膽識，揮毫在一面二丈見方的黃绫上畫幅《姚江退敵圖》贈之，圖上詩雲：“獨有微臣不顧身，新圖一紙巧傳神。姚江誰識英雄面，不畫紛紛棄甲人。”幾天後，道光帝再次召見朝聘，爲勉勖他爲國效力，意欲委以重任。穆彰阿奏道：“朝聘原爲九品司獄，未可即擢部臣!”由于他極力阻撓，道光帝改封朝聘爲定海直隸同知賞換花翎、恭摺。
是年六月，朝聘回浙江定海任職。八月，英政府改派璞鼎查率兵1萬人，兵艦20艘(載炮668門)，武裝輪船10艘(載炮56門)及運輸船、測量船多艘(均運載各種軍需物資)，大舉北犯，再次攻陷定海。由于葛雲飛等已先後犧牲，只留余部，抗英力量減弱。朝聘不忘衛國之責，艱難力任，率領軍民奮勇抗擊，再次擊退英軍。由于勞瘁過度，不幸身患重病，于道光二十六年殁于定海。
朝聘殁後，浙江軍民將其靈柩移放到余姚的接待寺中，立碑記其生平事迹。道光帝亦命古田知縣督工，在杉洋建祠褒揚他。同治元年(1862年)，朝聘遺骸由余姚運回杉洋，安葬于伏龍崗。時江西巡撫沈葆祯爲之撰墓陰銘。
圓 瑛
圓瑛，俗名吳亨春，法名宏悟，別號韬光。光緒四年(1878年)生于古田縣平湖鎮端上村農家。6歲父母雙亡。自幼聰穎，詩文過目成誦，鄉人目爲“神童”。18歲中秀才而萌生出家之念，棄家出走，被其叔追回。翌年，決意皈依佛門，至福州鼓山湧泉寺拜增西上人爲師，後轉至雪峰寺爲僧。
圓瑛心志遠大，決意參谒各地名刹以利深造。光緒二十五年，到江蘇常州天甯寺依冶開法師探研禅學。5年後，又轉到浙江甯波天童寺從寄禅法師修習禅定。他刻苦修學，悟解超群，禅學洞明，深得二位法師器重。宣統元年(1909年)，接任浙江鄞縣接待寺住持，曾返湧泉寺開講《護法論》，在禅林中嶄露頭角。從此，他輾轉各名山大刹，演教弘法，法席遍于海內外。他鑒于佛門日漸式微，仿照新式學堂開辦佛教講習所，進行正規教育，培養出許多佛學人才。
民國3年(1914年)，圓瑛精研永明、蓮池大師的大量著述，接受“淨土宗”思想，禅、淨兼修，爲以後佛學理論在禅林中獨樹一幟打下基礎。是年，他力助寄禅法師組織“中華佛教總會”，被選爲參議長。
民國6～7年，圓瑛在甯波先後創辦僧民學校和佛教孤兒院，實行半工半讀，貧寒青年和流浪兒得以識字課藝，各省紛紛仿效。民國9年，赴北京講演楞嚴經，恰值北方五省發生嚴重旱災，他以大乘教積極入世、普濟衆生的信念，組織佛教籌赈會爲災民籌款，博得社會各界贊揚，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特給嘉獎。民國11年，應邀抵新加坡、槟榔嶼講經。翌年又到台灣與佛教界聯系，擴大海內外及海峽兩岸的佛教文化交流。民國14年，返回泉州，創辦“開元慈兒院”，自任院長，收養孤兒200余名。福建省長薩鎮冰書贈“婆心法乳”匾額予以表彰。
民國17年，全國教育會議在南京召開，會上通過決議，欲將全國寺院改作學校，所有寺産充作教育基金。圓瑛堅決反對，奮起衛教，被推爲剛成立不久的中國佛教會主席。他隨即率佛教代表團赴南京請願，在廣大佛教徒的聲援下，南京政府終于廢止改寺廟爲學校的《寺廟管理條例》。不久，爲分擔社會責任，他力倡佛教界“自食、自養、兼利社會”，開辦各種慈善福利事業。一時，佛教慈幼院、醫院、工廠、農林場紛紛成立。民國19年，接任天童寺住持，一入寺即宣布“不貪名，不圖利，不營私，不舞弊，不苟安……”等“十二不”條規並付諸實施。從此寺院上下整肅，人人自律，寺風爲之一新。
民國20年秋，大片國土洪水泛濫，圓瑛奔走呼籲，爲災民募捐。“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他以中國佛教會主席身份，通告全國佛教徒啓建“護國道場”，致電蒙藏寺院警惕敵人的陰謀分裂活動，同時又致書日本佛教界，呼籲其教徒同中國人民一道共同制止日本軍國主義者對中國的侵略。民國23年夏，圓瑛再次當選爲中國佛教會主席。是年秋，在南京開講《仁王護國般若經》，主張用佛教教義救人、救國、救世界。同時在上海建圓明講堂，作爲他從事講學和著述的主要地點。
民國25年12月，圓瑛任天童寺住持期滿回閩，接理湧泉寺住持。翌年7月，蘆溝橋事變發生，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他主持召開中國佛教會理監事緊急會議，號召全國佛教徒參加抗日救亡工作，並成立佛教戰時救護團、難民收容所，親任救護團團長。在“八·一三”淞滬抗日戰爭中，他派遣僧侶救護隊奔赴前線搶救傷員，上海淪陷後，救護隊撤至南京，旋轉至武漢繼續工作。當時國內財政困難，各地難民收容所、醫院經費無著。10月，他受國府主席林森委托，持其手劄及介紹函偕其高徒明旸前往南洋募捐。奔走于吉隆坡、槟榔嶼、怡保和馬六甲等地，在華僑中提倡“一元錢救國運動”，將募到的巨款彙回國內。其間，他寫信叮囑漢口、甯波佛教會分別組建第二、第三僧侶救護隊，隨軍行動，堅持抗日。
民國28年秋，圓瑛回到上海。9月初，他與明旸被日本憲兵逮捕，押往北四川路橋憲兵司令部，旋又轉解南京日本憲兵總部。敵人對他們先是嚴刑逼供，用槍斃迫其承認抗日有罪，繼又誘其與日方合作。師徒倆始終堅持民族氣節，嚴辭痛斥，並進行絕食以示抗議。敵人無計可施，只好釋放他們。出獄後，圓瑛于圓明講堂閉門謝客，專心著述，寫下《發菩提心講義》、《勸修念佛法門》、《彌陀經要解講義》、《楞嚴經綱要》等大量著作。他將這些經論與前期所寫的《大乘起信論》、《金鋼般若》、《法華》等經論，以及《一吼堂詩集》、《一吼堂文集》、《圓瑛講演錄》、《住持禅宗語錄》等著作彙編成《圓瑛法彙》，付梓刊行。此期間，他不忘國難，曾給北京佛學院師生題贈雲：“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佛教興亡，教徒有責。”
民國34年，在上海創立“圓明楞嚴專宗學院”，自任院長，培養一大批高級佛學人才。民國36年，他又到南洋講經，弘揚佛法。回大陸時，香港、新加坡等地友人勸其再度到新加坡等國安度晚年。但他說：“我是中國人，生在中國，死在中國，絕不他往!”
解放後，圓瑛出席1952年9月在北京召開的亞洲及太平洋和平會議，同與會的佛教界代表發表聯合聲明，號召全國佛教徒團結起來，“制止侵略，保衛和平”。會後，他回到上海，在圓明講堂啓建“祝願世界和平法會”，登台講演，衷心禱祝“國運日昌隆，人民常安樂，世界永和平”。1953年5月，中國佛教協會在北京召開成立大會，圓瑛因病未出席，但仍被推選爲首任會長。不久，圓瑛食道癌惡化，自知不久于人世，遂決定歸老天童寺。行前，寫下遺囑交與趙樸初，再次寄語：“……願我全國佛教徒同心同德，積極參加愛國運動，致力和平事業。……”是年9月12日圓寂。終年75歲。圓瑛不僅佛學造詣精湛，且擅長詩文、書法，我國各主要的禅林都留有他的遺墨。
李 若 初
李若初，名景沆，號鳳林山人，杉洋鄉夏莊人。光緒十九年(1893年)出生，十個月喪父。寡母余氏立志撫孤，授以《三字經》、《千字文》等啓蒙書本。至11歲，若初入塾就讀，師事當地秀才余良俊習書作畫。民國元年(1912年)入省城羅山學校讀書。畢業後先後執教于霞浦作元中學、福州三一中學及陶淑、毓英女中。被省首批檢定爲合格高中國文教員。解放後當選爲政協古田縣二至四屆委員。1958年退休後，又應聘于南平師專、漳州師院等校講授書法及古文。前後執教達40余年。晚年歸裏，獨居一屋，自署“學稼樓”。終日練書作畫，吟詩自娛。不幸于1974年9月被其宗侄謀財加害身亡，終年82歲。
若初平生精書畫，工詩詞，善篆刻。爲現代書法名家。其書法早年學柳公權，行草習二王及懷素，隸書學史晨、禮器二碑。中年之後，融彙百家，自成風格，各體皆備。其行草最負盛名，筆勢雍容爾雅，不經雕琢而氣概自豪；其狂草筆力奇崛，不意經營而意境自華；其隸書，筆鋒端莊秀麗，不事鉛華而格調自高。原福建師大中文系主任黃壽祺教授曾以唐代懷素《自敘帖》中“寒猴飲水撼枯藤，壯士拔山伸如鐵”之語推崇其草書藝術。若初還擅長畫梅竹。運筆氣酣勢疾，構圖蒼勁渾厚，點墨濃淡相宜，形神兼備。尤以墨梅著稱于世。1960年中央文化部舉辦全國書法大展賽，他以“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狂草中堂一幅名列第六。其書畫作品在各屆省展中均名列前茅，多次被選送出國展覽。其作品爲日本國多家藝術院、館收藏。
若初書畫，雅俗共賞。縣內外、省內外、海內外諸多慕名遠道而來求其墨寶者，長年接踵而來；當地鄉民尤以其題字爲榮，常持糞桶、棕衣、農具請他寫字，他亦欣然揮毫。而對那些勢利淺薄之徒，則置之不理。他曾自刻“一文不值，萬文不賣”一枚閑章，對自己滿意之作，則鄭重蓋志，以見其虛心傲骨之文品人格。
若初生前著《鹪寄軒詩草》一冊，集《鳳林老人印藏》一冊，還有書畫篆刻作品集萃。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付諸一炬。而其無以數計的書畫篆刻佳作，幸爲海內外得其墨寶者所珍藏。
陳 心 陶
陳心陶，松吉鄉曹洋村人，生于光緒三十年(1904年)三月十九日。民國14年(1925年)畢業于福建協和大學生物系，旋即受聘于廣州嶺南大學，民國17年被選送赴美留學，在明尼蘇達大學攻讀寄生蟲學1年，獲寄生蟲學碩士。民國18年轉哈佛大學醫學院進修，民國20年獲比較病理學博士。同年7月回國，任嶺南大學醫學院寄生蟲學、細菌學教授，生物系主任和理科研究所所長。其時他在華南地區蠕蟲區系進行並殖吸蟲、異形吸蟲的實驗生態研究，發現多個寄生蟲新種，其中廣州管圓線蟲直至60年代才被人們認識是一種世界性分布的嗜酸性核細胞增多性腦膜炎的病原。民國22年，他以所發現的肺吸蟲新品種爲題材發表養殖吸蟲論文，引起國際同行關注。民國24年，爲探討台灣省的日本血吸蟲和姜片蟲不能寄生于人類的原因，以及該地區的肺吸蟲和大陸地區肺吸蟲的關系，只身前往台灣流行區觀察調查。
民國28年日軍侵占廣州，嶺南大學被迫幾度搬遷，心陶隨之輾轉，直至停辦，他才轉任江西省中正醫學院教授兼衛生實驗所所長。在戰亂歲月裏，他從不放下科研工作。民國29年發表我國寄生蟲學最早的權威性專著《怡樂村並殖吸蟲》，用充分數據說明一個新發現的肺吸蟲的可靠性，打破當時國際上傾向于認爲肺吸蟲只有威氏並殖吸蟲單一種的看法，促使許多新的品種陸續被人們發現。這部專著所提出的形態學和實驗生態學的特征至今仍被引爲典範。民國35年下半年，嶺南大學醫學院複辦，心陶複任該校寄生蟲學科主任、教授、代院長。民國37年再度赴美國，先後在華盛頓柏羅維羅蠕蟲研究室和哈佛大學醫學院、芝加哥大學考察學習，完成蠕蟲免疫方面的研究。
1949年10月，心陶獲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決意回國服務，便謝絕親友的勸阻和美國某大學的高薪聘請。途經香港時，正值港澳地區流言蜚語盛行，又有香港某科研機構以比美國更優厚的待遇聘請他。他決然地說：“金錢于我如浮雲，做爲一個中國人，我的事業必須在自己的祖國生根。”義無反顧地回到廣州嶺南大學醫學院，投身祖國醫學事業。
1950年夏，心陶獲知廣東四會、三水縣長期存在一種“大肚病”，嚴重威脅人民健康和農業生産。他受省人民政府委托，克服當時治安不穩定、交通不方便等困難，帶領防疫人員深入疫區調查。幾經艱辛，終于首次在六泊草塘檢獲釘螺，經動物感染試驗，獲得日本血吸蟲成蟲，又經反複對可疑病人作糞檢，證實廣東六泊塘一帶流行的“大肚病”是長期以來流行于我國長江以南的危害人民健康最嚴重的日本血吸蟲病。他繼而深入廣東各個地區現場考察，對血吸蟲中間宿主釘螺的生態、人體防護、流行病學、診斷、治療等方面進行大量科學研究工作，摸清廣東省血吸蟲病流行的基本情況，積累了豐富的科學資料。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一種符合我國國情的主張：結合興修水利，圍墾開荒，徹底改變釘螺的孳生環境，把消滅血吸蟲和發展農業生産緊密結合起來。四會縣依據心陶建議，加固20多公裏長的北江大堤，填平幾百條滋生釘螺的舊河溝，新開300多條總長150公裏大小渠道，根治“毒河”，徹底改變和消滅釘螺的生態環境，開墾出良田10萬多畝。這些方法不僅在廣東省行之有效，使廣東省成爲我國第一批達到基本消滅血吸蟲病的省份，而且在國內其它地區普遍應用，爲我國血吸蟲病防治研究作出重大貢獻，受到中共中央和人民的高度重視和評價。1958年，心陶加入中國共産黨。同時，對肺吸蟲繼續進行大量研究，發現很多新種類，尤其是1959年發現的斯氏並殖吸蟲，被證實是在我國廣泛流行的一種類型的肺吸蟲病的病原。此外對危害人民健康的華枝睾吸蟲病、絲蟲病、恙蟲病媒介、乙型腦炎媒介等進行調查研究。他還堅持走中西醫結合道路，積極開展中草藥研究，提出防治血吸蟲病的簡便有效方法。
心陶還先後培養大批研究生、進修生、專業幹部以及外國留學生。曾代表我國科學技術界先後到朝鮮、日本、蘇聯、阿聯酋等國訪問，進行學術交流，受到國外寄生蟲學界的尊重和贊揚。
“文化大革命”期間，心陶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深受迫害。但他信念堅定，仍堅持科學研究，整理科研資料，他的《醫學寄生蟲學》一書出版時，出版社送來4千多元稿費，他說：“我寫這本書是本職工作，還是把它作爲黨費交給組織吧。”心陶晚年患惡性淋巴瘤，但仍欣然接受中國科學院下達編寫《中國動物志》任務，親自主持《中國吸蟲志》的編寫工作，組織全國30多個單位進行協作，自己經常夜以繼日地帶病工作。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後，在住院治療期間，他更以頑強毅力堅持完成學術論文寫作，幫助審閱國內各單位送來的科學論文10余篇。在臨終前一天，他還關心全國科學大會的召開，反複叮囑和鼓勵教研組同仁一定要努力完成任務，向科學進軍。1977年10月29日心陶因病情惡化醫治無效逝世，終年74歲。
心陶一生在國內外刊物發表論文和著作130余篇，主要著作有《怡樂村並殖吸蟲》、《醫學寄生蟲學》、《中國動物志·吸蟲志》。其中《醫學寄生蟲學》1978年被評爲全國科學大會科研著作成果一等獎。
心陶生前曾擔任中共廣州中山醫科大學委員會委員、寄生蟲學教研室主任、教授，兼任廣東血吸蟲病防治研究所所長，熱帶病研究所所長、中共廣東省委委員。第三、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參加過最高國務會議和政協全國會議，受到毛澤東主席三次接見和周恩來總理等中央領導多次接見。
爲紀念陳心陶生前對科學事業的貢獻，廣州中山醫科大學召開隆重追悼會，廣東省委、政府、高教委領導和各界知名人士到會參加，國家衛生部、教育部致送花圈，《廣州日報》、《南方日報》和美國寄生蟲學刊物均發表紀念文章。
1987年10月，在紀念陳心陶逝世10周年時，其夫人鄭慧貞把心陶生前珍藏的書籍、著作4699冊、卡片實驗照片20315張贈送給廣州中山醫科大學。1990年12月廣東省三水縣政府在陳心陶工作和生活多年的六和鎮建立紀念碑和雕像，表達三水縣人民對陳心陶的緬懷。
黃 孝 敏
黃孝敏，原名黃孝闵，別號黃效明，字景骞，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十一月生于平湖鎮達才村。少年就讀于平湖公立小學和古田超古學堂。民國13年(1924年)考入福建大學中學部。在校期間，閱讀《語絲》、《創造》等進步書刊，熱心參加反帝運動。民國15年，加入中國共産黨。
民國16年3月，孝敏和陳炳受中共福州地委派遣回古田發展黨組織。他們在舊城五保街成立中共古田特支，陳炳任書記，孝敏任組織委員，發展黨員46人。12月，中共福州執行委員會成立，孝敏當選爲委員。翌年，他再次回古田指導農運。他和特支成員一起在平湖等19個村成立農會，開辦農民夜校，吸收會員四、五百人，並開展抗捐、抗稅鬥爭，打擊土豪劣紳。爲此，國民黨古田當局下令通緝，他便潛往福州。不久，中共福州市委命其負責市工濟會工作。5月，爲紀念“五·九”國恥日，他組織反帝大同盟部分成員和各界群衆遊行示威，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砸碎日本領事館玻璃，以示反帝決心。民國20年1月，改任福州市委宣傳部長，重點指導學運與工運工作。他在實際鬥爭中考察學運積極分子，培養他們加入黨、團組織，並在學校中建立黨、團支部以占領校園陣地。對于工運工作，他更是身體力行。他開辦平民夜校，向工人、學徒宣傳革命道理。爲便于領導工運，他不顧體弱貧血，當上肩挑小販，深入廠礦、工地廣泛接觸工人，指導他們開展罷工和進行經濟鬥爭。4月，他還配合福州中心市委巡視員鄧子恢，到連江指導農民進行減租抗債鬥爭，迫使地主同意每戶佃農少交兩成租谷。
民國21年1月，在陶鑄主持下福州中心市委決定引導農民建立工農武裝，開展遊擊戰爭。11月，孝敏調任閩東工農紅軍遊擊支隊13支隊政委，領導開辟長龍山區遊擊根據地。他帶領支隊一舉攻下連江東岱鎮，消滅敵海軍陸戰隊1個排。敵人進剿，他避敵主力突襲連羅交通要道丹陽鎮。12月，福州中心市委指示開辟連羅根據地，孝敏率支隊殲滅飛竹、洋柄民團，將遊擊根據地延伸到羅源縣20多個自然村。民國22年2月，他與陳茂昌在山面區主持成立連羅革命委員會，豎起連羅地區紅色政權的第一面旗幟。當地土豪劣紳對孝敏既怕又恨，馬鼻地主懸賞2000大洋購其首級，但他不僅不畏懼，還帶兵進擊“廉民團”，抓獲其團總。
民國23年4月，福州中心市委遭敵嚴重破壞，孝敏與劉突軍轉移到福清，8月，中共福清中心縣委成立，他被委任爲書記。9月，組建福清遊擊大隊，兼任政委。與此同時，他又設法溝通與中共連江中心縣委的海上聯絡。民國24年初，連江蘇區淪陷，紅軍西南團一部在魏耿、楊采衡等率領下突出重圍，通過海上聯絡線加入福清遊擊大隊，共同開辟羅漢裏遊擊根據地。5月，中共福清、莆田中心縣委聯合成立中共閩中特委，孝敏任組織委員。6月，福清遊擊大隊改編爲閩中遊擊支隊，孝敏仍兼任政委。他隨即部署此支隊殲滅吳守師、黃阿大兩股匪徒和劉春水土匪殘部，剪除一都民團和敵聯保辦事處，解除地方反動勢力對羅漢裏根據地的威脅。支隊在鬥爭中發展到700多人，遊擊區也漸向閩侯縣域擴展。
民國25年2月，閩中遊擊支隊在福清、閩侯交界處的相思嶺截擊敵人解款汽車，抓獲省銀行副總理韓疆士等8人，繳獲鈔票200萬元和部分金器、銀元。國民黨福建省當局調兵3000多人“圍剿”羅漢裏根據地。敵強我弱，但孝敏指揮若定，分兵六路突圍，相繼到長泰根據地開展武裝鬥爭。
民國26年2月，閩中特委在莆田梧塘洪渡開會，由于叛徒出賣，特委書記王于潔和孝敏等5位特委成員均被捕。在獄中，他們經受嚴刑拷打，始終堅貞不屈。6月23日，敵人將他們押往福州西門外雞角弄刑場。途中，他們高唱《國際歌》，高呼革命口號，視死如歸。孝敏英勇就義，年僅30歲。
來源：古田縣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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