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中國正在步入後工業化時代，同時，新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蓄勢待發，創新成爲引領經濟社會發展的第一動力。人才作爲創新活動的核心要素，成爲贏得國際競爭優勢的戰略資源；而要建設世界科技強國，人才培養起著重要的基礎性作用。人才培養問題曆來受到政策制定者、學術界和社會的高度關注。2018 年 9 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上強調，“要深化辦學體制和教育管理改革”。各國發布的多項戰略報告將人力資源作爲重要內容予以關注；在有關國際競爭力研究中，教育已作爲影響全球競爭力的核心指標之一；流傳廣泛的“錢學森之問”“喬布斯之問”，反映出社會對人才培養問題的反思和憂慮。
與我國新的發展階段相適應，人才培養必將有新的目標要求、新的發展戰略、新的決策部署。爲此，我們需要思考人才培養模式該怎樣變革，以爲國家的未來奠定持續發展的人才要素基礎。本文將圍繞中國發展新階段對人才培養的需求，探討人才培養模式的轉型思路。
新的發展階段對人才培養提出的新要求
認識和把握新的發展階段，是我們探尋人才培養新思路的重要起點。在此過程中，有兩個維度需要關注：第一個維度是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第二個維度是世界性的科技和産業變革趨勢。與上述兩個維度相對應，中國人才培養正進入“雙重邁進”階段：一方面，人才培養要適應後工業化階段發展模式的新變化；另一方面，人才培養還要面對蓄勢待發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的新要求。
中國後工業化時代需要第二次大規模人力資源開發
經過改革開放 40 年的發展，中國已經從一個農業國變成了中等收入水平的工業國，這是我們思考人才培養方向必須認識到的一個轉折點。
從人力資源角度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大規模工業化受益于人力資本能量的釋放，競爭優勢更多地體現爲“人口紅利”，較低層級水平的人力資本與低成本工業化優勢相匹配。隨著中國人力資源成本的上升和國際資本的流動，低端産業鏈重心正在轉移出中國，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正步入後工業化時代。因此，依靠低水平的人力資本，通過簡單的衣食住行消費和參與低端勞動行爲來刺激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亟待不斷提升産業中的技術含量。而與後工業化時代相匹配的人力資本水平必須是更高層級的，即中國工業化轉型升級意味著人力資本供給的轉型升級。需要將更多的人力資源轉化爲能夠吸收、利用和轉化新知識的高素質勞動者。爲此，大規模的第二次人力資源開發對中國具有戰略意義。
新科技革命與産業變革亟待人力資源發展新模式
新科技革命與産業變革蓄勢待發，人類正在邁進以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爲主要特征的“工業 4．0”時代，這對人才培養體系、模式帶來巨大挑戰。
許多工作崗位對勞動對象的技能化依賴程度不斷減少，勞動群體的去技能化現象日趨嚴重。有研究顯示，如今工人從事的 45％ 的活動已經實現了自動化，47％ 的美國中産階級在未來 20 年時間裏由于自動化而面臨失業風險。與此同時，“工業 4．0”也催生了大量新形態工作機會，但相應的人才缺口巨大，比如在人工智能領域人才缺口問題已經凸顯。有研究指出，全球每年人工智能領域畢業學生約 2 萬人，而市場需求卻在百萬級。就業結構性調整帶來的大規模的人才缺口，意味著在人才培養的知識結構體系上需要做出重大調整。各國爲占領先機紛紛提出應對之策。例如，美國 2012 年的“先進制造業夥伴計劃 2．0”、德國“2020 高技術戰略”、日本“工業 4．1J”，都將應對技術人才的缺失和勞動力斷層、確保人才輸送作爲核心內容之一。
隨著信息技術在教育領域的應用程度不斷深化（表 1），人才培養組織體系的新問題不斷出現。這些新問題包括：實體高校的未來如何定位，社會參與教育的相關標准、流程等治理機制，以及高校以什麽樣的理念、形態、方式和方法彰顯其獨特的價值等。技術正在改變社會，教育體制必須要主動變革，才能搶抓新科技革命機遇。
人才培養需考慮的轉型之一：人力資本梯度升級
《2019 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推進高中階段教育普及”。這意味著向提高教育水平方向的邁進，是我國産業結構調整的內在要求，即在低端勞動密集型産業，我國已經失去成本優勢，要繼續發展經濟就必須轉向中高附加值産業。實現轉型的基礎條件就是人才知識結構的高級化。
追趕型國家人力資本結構差異
20 世紀 60 年代，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和貝克爾首先創立了比較完整的人力資本理論，這一理論有兩個核心觀點：①在經濟增長中，人力資本的作用大于物質資本的作用；②人力資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質量，教育投資是人力投資的主要部分。
人力資本隨教育程度的差別呈現出不同的結構特征。美國是目前世界上教育最發達的國家之一，在 20 世紀 70 年代已基本實現高等教育的普及。在追趕型國家中，不同結構的人力資本模式已經顯現出不同的經濟發展成效。①以第三級人力資本（即高等教育比重大）爲代表的日本、韓國，已經成長爲工業化國家，至今仍有創新潛力。②以第二級人力資本（即中等教育比重大）爲代表的中國，在大規模工業化中展示出優勢。但主要從事勞動密集型産業，表現爲經濟的粗放發展，創新能力有限，以及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③以初級人力資本（即初級教育占高比例）爲代表的拉美國家，工業化進程緩慢。
在前工業化時期，一般來說，具有初等文化知識的人也能勝任農耕和手工業生産的需要。因此，那時的學校教育以初等教育爲主，少數的高等教育僅僅是作爲貴族階層的奢侈品。到了工業化時期，隨著機器的廣泛使用，對勞動者的素質要求進一步提高，這時社會大多數工作崗位的生産者只有具備中等文化知識水平才能勝任，因此在這一時期中等教育成爲主導。當進入後工業化社會，特別是信息社會和知識經濟時代以後，經濟社會發展客觀要求普及高等教育。
由此我們看到，一個國家人力資本的主體結構對經濟增長的績效作用顯著。國家發展成效的背後是其人力資本的水平。人力資本水平不僅解釋了過去的曆程，更重要的是還意味著未來的潛力。
人力資本結構高級化需要超前布局
按照受教育程度，人力資本結構的高級化是向著高等教育普及化方向的躍遷。少數追趕成功的國家，包括日本、韓國和新加坡，都經曆了人力資本結構的高級化階段，即向著高等教育普及化方向的躍遷，並發生在其工業化前期完成後，依靠政府強有力的支持、相對較高的人均國民生産總值（GDP）爲基礎，迅速推進人力資本升級。有研究顯示，對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發達國家第三級人力資本呈現出來的高等教育 15 年躍遷現象，都是發生在産業升級初見成效的 15 年之前，即：先有 15 年的高層次人力資本儲備，後有産業效率的持續提高和創新機制的形成。一旦突破這一需要 15 年積累的高層次人力資本“門檻”，就擁有了“人力資本升級—産業結構升級—可持續性發展”的良性經濟循環；如果突破不了，將會面臨經濟增長不穩定和增長不可持續的風險。
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我國在廉價技能勞動力方面也喪失了比較優勢，亟待發展自身的創新能力。因此，應提前做好人力資本結構調整的准備。
中國人力資本結構高級化的必要性
近期，我國經濟增長仍處于依靠物質資本發展的階段。而人力資本作爲一種重要的資本形式，與物質資本共同構成經濟增長的動力源，兩者呈現交替上升的規律。我國面臨的選擇是：人力資本結構是繼續擴大以中等教育爲重心的第二級人力資本比重，還是躍遷到更高水平？
未來産業的發展呈現出低水平勞動要素將會越來越多地被資本（機器）替代的趨勢，難以替代的將是高水平勞動要素。從發展趨勢看，我國人才供需的結構性失衡將會表現爲中低端人才的“産能過剩”，而專業技能人才、創新技術人才和中高端人才“供給不足”，這導致了我國第二級人力資本的“過剩問題”。1970—2010 年，中國大規模工業化引起了初級和第二級人力資本的快速積累；2000 年以來，我國第二級人力資本比重持續快速上升，截至 2010 年，初級、第二級人力資本比重合計爲 95％，其中第二級人力資本比重達到 63％。這固然是我國教育加速發展的成果，但面向未來，這樣的人力資本結構仍然面臨著升級的壓力。
盡管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大、財政收支矛盾突出，貧困地區教育發展面臨的任務依然十分艱巨，但是面向信息化時代的新變化和我國發展的新需求，還是需要更多的資金投入和更有力的政策支持，以推動人力資本結構的升級。
人才培養需考慮的轉型之二：人才培養模式調整
人力資本結構的高級化不是簡單地增加高等院校數量或擴大師資隊伍，衡量的標准也不能僅考慮傳統的高等教育入學率等。因爲，發展環境和目標需求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其中包括：“互聯網＋”正在日益滲透到教育體系，人工智能的發展還將進一步引發未來教育的深度變革。這種變革絕不僅僅是學習工具的變化，更重要的，其將會改變傳統教育的概念、生態環境、培養目標、教學模式、師生關系等。新的人才培養體系治理模式正在逐步走上曆史舞台。
人才培養目標的演變
曆次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不僅改變社會産業結構和人類生活方式，也對人才培養模式帶來重要影響。在社會工業化進程的不同階段，人才培養呈現出不同特征。“蒸汽時代”，高等院校與社會的聯系並不是很緊密，傳統的理智訓練是人才培養的重點。第二次工業革命以來，隨著高等院校與社會的關系越來越緊密，人才培養與人才就業的關系日益緊密，高等院校專業設置與社會需求的吻合度不斷提升，人才培養的目標性、專業性越來越顯著。面向“工業 4．0”時代，隨著信息化的發展，如何使“機器更像機器，人更像人”將是人才培養體系的新挑戰。許多專業化的工作越來越多地被機器取代，而社會對人的能力需求則突出表現爲合作能力、網絡能力、相互關聯及歧義辨別的思維能力，因而創新能力的培養日益成爲人才培養的核心。
人才培養體系的拓展
高等院校、企業、政府的職能邊界並不是一成不變的。高等院校的功能從早期的教學走向科研與教學，而後又進一步走向創新創業。同樣，越來越多的企業涉足教育行業，傳統的教育行業也由最初的簡單模式，演變成了形式多樣的商業模式。企業在人才培養中的深度參與，拓展並賦予了人才培養體系更豐富的內涵。
走向教育領域的民營企業。中國民營教育總體規模已達 1．6 萬億元人民幣。據預測，2020 年前這一規模將以每年 9％ 的速度增長。新近發布的“2018 第四屆中國最具口碑教育企業百強榜”榜單中，好未來、新東方、龍文教育榮膺前三強。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已經成爲人才培養體系的重要成員。
企業在職業教育中的作用。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企業對人才質量的要求日益提升。由于知識更新速度快，學校的教材以及教學內容、方法和形式已滿足不了産業需求，因而有些用人單位逐漸開始擔當起技能培訓的職能。校企合作、工學結合成爲現代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的重要途徑。發達國家曆來重視職業教育，如德國的“雙元制”、美國和加拿大的“合作教育”、日本的“産學合作”模式、澳大利亞以行業爲主導的技術與繼續教育學院（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TAFE）。企業深度參與的人才培養活動縮短了學習與應用之間的距離，並促使學習活動獲得了一種連接後續應用的全新意義。
人才培養體系的拓展，意味著教育已不再是教育界獨有的事情，也不是教育工作者獨有的責任，而是需要教育家、科學家、企業家等多方協同應對。
高等院校教育的結構性調整
隨著教育信息化發展進入加速期，信息化教學的手段和內容已經由教學輔助工具逐步演變爲教學過程中占據主導地位的資源條件，催生了高等院校校園教育正在發生的結構性調整。近年來，一些新興的高等院校直接構建起新型的發展框架。例如，沙特阿蔔杜拉國王科技大學和美國密涅瓦大學，都是成立 10 年左右即在科學研究及創新人才培養事業中取得突出成就。傳統名牌高等院校也已開始進行深度改革，如美國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加州理工學院、斯坦福大學、約翰 · 霍普金斯大學等。改革顯示出高等院校與外界的邊界越來越柔性化，高等院校內部的學科間也不再那麽剛性。具體改革措施主要包括 4 個方面。
在高校與社會關系方面，增強高校的開放式教育。2015年，美國斯坦福大學公布了“開環大學”（Open Loop University）計劃，將本科學制從 4 年改爲 6 年，學生錄取年齡不限，不再規定必需的修業時間，也不限定學習某一專業；學生也不需要一直在學校裏接受課堂教育，而是可以選擇在任何時候進入社會工作或者回校學習。成立于 2013 年的美國密涅瓦大學被稱作是一所顛覆傳統高等院校教學模式、引發高等教育革命的創新型大學，其辦學目標定位爲“爲世界培養批判性的智慧”（nurture critical wisdom for the sake of the world），並采取了非常具有針對性的顛覆性變革以真正實現這一目標。該校實施“四年七個城市”的沉浸式全球化體驗式教學，圍繞綜合能力養成，打造以形式分析、實證分析、多元模式交流、複雜系統爲特色的現代化課程體系，依托先進技術平台開展“線下學習，線上討論”的翻轉課堂並與教育界全球名師互動，以及與全球頂尖機構建立實習就業合作，以實現學生的終身成就支持。
在高校內部學科之間的關系方面，實施跨學科培養。2017 年 8 月，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啓動了新一輪工程教育改革——“新工程教育轉型”（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NEET）計劃。該計劃實施了組建 NEET 跨學科工作組、執行組等多個任務組，制定串聯的選擇標准、學術標准、操作標准等規範，嘗試打破學科隔離、劃界而治的局面，實現跨學科工程人才培養。
在師生關系方面，提升學生學習的主動性。美國斯坦福大學最近采用的“科研項目申請制”又有了新變革——改變經費由導師控制的方式，把項目經費更多地交給學生，讓學生自主選題、選導師，並自主安排經費。這樣的變革給予該校學生更多追求自己興趣的機會，以及探索並開辟適合自身發展路徑的機會。
在教學與科研關系方面，加強科研計劃在人才培養中的作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設置本科生科研辦公室作爲指導，並通過一系列激勵措施鼓勵師生積極組建科研團隊；同時，本科生科研辦公室設立系列科研計劃，如“本科生科研學徒計劃”“哈斯學者計劃”“夏季本科生科研計劃”“朱迪思 · 李 · 斯特羅納克學士獎”“校長本科生研究獎學金”“麥克奈爾學者計劃”等，以爲學生從本科階段參與科研提供更多的機會。
從以上國外高等院校的一些改革動向看，其改革正在走向深入，走向結構性的變革，包括高等院校與外界的關系、學科間的關系、師生關系、科教關系等，培養創新型人才正在呼喚教育的深度改革。
主要結論
本文立足于我國發展新階段對人才的需求，以及未來新科技革命、産業變革的大趨勢，借鑒國外高校正在進行的改革新舉措，提出未來我國在人才培養方面需要考慮的兩類轉型，主要結論如下。
政策支持。我國當前仍大致處于第二級人力資本發展階段，這種結構適應于勞動密集型和粗放式産業發展結構。隨著大規模工業化階段接近尾聲，我國面臨經濟轉型和高質量發展新要求，大力培育第三級人力資本已刻不容緩。考慮到人才儲備與産業提升間存在一定的時間滯後，爲盡快完成經濟轉型過渡，政府需要下決心強力推進高層次人力資本體系建設，盡快實現第二次人力資本結構升級，爲我國後續的産業效率持續提高和創新機制的形成，奠定人力資源基礎。
全社會辦教育。隨著信息化程度的提升，我國提升人力資本結構應結合教育改革，重新定義和擴大高等教育的內涵。不是要單純擴大高等院校的數量，而是要抓住教育信息化機遇，把新的人才培養目標、培養模式考慮進來，將企業、科研機構納入人才培養體系內，實行更加開放的教育發展局面。
教育模式改革。在拓展人才培養體系的同時，高等院校的職能、角色也會發生新的變化。培養創新型人才，需要高等院校進行深度結構性改革。國外的傳統名校、新型大學已經開始構架新的教育模式，我國高校在未來的改革中，需要關注結構上的調整改善，包括與外界的關系、學科間的關系、師生關系、科教關系等。教育改革的意義不僅關乎教育質量的提升，還關乎中國經濟發展轉型的未來。（作者：趙蘭香，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 中國科學院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王芳，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姚萌，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 中國科學院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
趙蘭香 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教授，中國科學院學部咨詢研究支撐中心執行主任。兼任中國發展戰略學研究會副理事長，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常務理事，《科學學研究》副主編。主要從事科技政策、知識管理等領域的研究工作。主持完成多項重大重點項目和國際合作項目。作爲總體組成員，完成《創新2050：科學技術與中國的未來》戰略研究工作。
姚 萌 中國科學院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爲科技政策、創新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