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管理學院 柴寶勇
內容提要：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政黨理論研究經曆了對西方政黨理論的批判否定到學習借鑒，再到自覺構建中國政黨理論話語體系的曆史進程。這一進程鮮明地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中國政黨制度的理論解讀和學理辯護上，“政黨中心主義”成爲解釋中國政黨制度形成和發展的主要理論基礎，“和合文化”成爲制度形成的重要文化基因。二是在中國執政黨研究的議題轉換上，從普遍性的政黨理論到特殊的中國執政黨議題。三是在對參政黨的性質、功能與結構的研究與關注上，要“把民主黨派擺進去”，完整而系統地解釋中國政黨制度的結構與優勢。中國政黨理論要完成“從中國看世界”的再出發，還需要付出巨大而長期的不懈努力。
一部中國近現代史就是一部中華民族的屈辱史、抗爭史、奮鬥史。與清王朝“天朝上國”觀念被打破相伴的是之前“從中國看世界”的一套曆史敘事和觀念建構的蕩然無存。中國由此開始了“從世界看中國”的再次自我定位，其不僅是學習西方和世界各國的先進技術與制度，從更深層次而言，更是在以西方爲主導的曆史敘事和觀念建構下去系統審視中國的位置，力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同樣可以理解，新中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政黨理論研究也經曆了從“世界看中國”(學習、借鑒西方政黨理論)再到“從中國看世界”(構建中國特色政黨理論)的曆史進程。
一、從批判到借鑒再到理論自覺：中國政黨理論研究的基本曆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根據政黨理論研究自身的發展脈絡並結合世界政黨發展、中國政黨實踐的互動關系，總體而言可以把中國政黨理論研究分爲三個相互聯系的發展階段。
(一)政黨理論研究的曲折發展與初步奠基(1949-1978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經作爲獨立學科的政治學被撤銷，政黨理論研究大多是從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與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學科視野中去研究的。因而，這一時期無論是世界政黨研究，還是中國政黨的研究都體現出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從對世界政黨研究的角度而言，主要集中于對蘇聯政黨制度的批駁性借鑒和西方國家政黨的批判性否定；從對中國政黨研究的角度而言，學者們對無産階級政黨的自身性質、曆史作用、鬥爭形式和領導方式等內容進行了較爲系統的研究，爲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實現中國化和時代化提供了一定的理論支撐。
(二)政黨理論研究的專業化與深入發展(1979-2012年)
1979年，鄧小平的“補課說”提出後，政黨理論研究也隨之進入了穩定發展的新時期，研究邏輯從抵制排斥的標簽式處理到剖析研判、借鑒應用，總體上從感性批判轉爲理性借鑒。並結合西方政治學研究方法(比如政治生態學、結構功能主義等)和本土研究方法，爲政黨理論的新發展和新成果奠定基礎。一方面，學者從黨的建設、執政策略、領導體制等角度分析蘇聯共産黨和東歐各政黨喪失政權的原因，對西方英美等國和處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的政黨曆史、實踐和特征等內容進行了詳實闡釋和研究。另一方面，也對中國政治學恢複後觸及的三大現實政治問題，包括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政府機構改革和黨政關系等過程作動態的理解，對新形勢下加強參政黨自身建設、提高參政黨履職能力、完善民主協商體制等議題進行研究，推動了中國執政黨和參政黨理論體系的初步構建。同時，政黨政治學的研究團隊逐步成熟，一些系統闡釋政黨政治學原理和體系的學術成果相繼問世。如周淑真的《政黨政治學》、王長江的《政黨政治原理》、王韶興的《政黨政治論》等著作。一些經典的西方政黨著作也相繼翻譯出版，爲推動中國政黨政治研究從“補課”轉向“創新”奠定了基礎。
(三)政黨理論研究的方法論自覺與體系性理論創新(2012至今)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産黨治國理政的巨大成就和管黨治黨的豐富實踐，推動了學界對中國特色政黨理論研究的進一步深化，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建構三大體系的要求也爲中國政治學建設和創新指明了方向。政黨理論的研究邏輯從“捕捉—回應—借鑒”西方理論前沿的學習模式逐步到“反思—創新—構建”中國政黨理論的建設模式。中國政黨政治學界也開始了“從中國看世界”的重新出發。這次重新出發不是以前清王朝的盲目自信與狂妄自大，而是在吸收、借鑒、理性批判以西方世界爲主導的曆史敘事和話語體系之上的一種螺旋式上升。即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制度的基礎上認真借鑒國外政黨執政的經驗，一方面注重把握各國政黨制度發展的其內在機理和普遍規律，另一方面，又注重在中國特殊性的基礎上加以理論系統總結來建構中國政黨制度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與話語體系。
具體而言，從認識論角度，堅持理論的經驗性和本土性，對西方政黨理論的普適性進行了審慎反思；從方法論角度，對西方“社會中心主義”“國家中心主義”的解釋方法進行了解構，提出了中國曆史發展的“政黨中心主義”理論視角，來解釋中國政治發展的獨特路徑與未來可能。①從研究邏輯而言，實現了由“西方議題+西方視野+中國啓示”到“中國議題+西方啓示+中國認識”的轉變。在具體理論層面，“使命型”政黨概念、“先鋒隊”政治邏輯等的提出，爲理解中國政黨發展的曆史脈絡和執政的具體邏輯進行了較爲豐富而立體的解讀。
二、中國政黨制度的理論解讀：形成基礎與內在要素
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作爲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國政黨制度——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關于中國政黨制度的理論研究也隨之不斷深入，逐步建立起從單一傳統的黨史黨建學科視角到包含政治學、社會學、法學等多學科視角的研究體系，具有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的理論體系框架也逐步明晰。
(一)政黨制度的基礎論：多維度的審視
1.曆史必然性。基于中國近現代政治進程的宏大敘事，學界通過對中國政黨制度産生和發展曆史背景的深描，完成了對中國多黨合作制度曆史必然性的深刻論證。中國政黨的産生模式是不同于西方政黨原生型模式的次生型模式，是以中國共産黨在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建立的“三三制”政權爲雛形，經曆了統一戰線共同抗日、嘗試建立聯合政府、共同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召開新政協建立新中國、提出十六字方針及載入憲法等曆史階段，不斷走向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的獨特政黨制度。
2.理論合理性。曆史必然不能代替更深層次的理論審視，隨著政黨政治學分析工具的豐富和引入，學界對中國多黨合作制度形成的理論基礎也從不同角度進行學理解讀。例如：楊光斌提出了制度變遷中的“政黨中心主義”，認爲中國建設民族國家、重建政治秩序和推動制度變遷的路徑是不同于英美等國的社會中心主義和德日等國的國家中心主義的新路徑，而中國多黨合作制度是這一新路徑的産物。②林尚立認爲政黨制度是國家與社會相互作用的結果。中國外部嵌入的現代化導致推進現代化社會力量的缺失，于是中國開辟了以黨爲核心的現代化發展和現代國家建設曆程，中國共産黨憑借其卓越的代表性、整合力和成熟度，成爲了“黨建建國”曆程的主體。③
3.文化繼承性。政治文化蘊含著政治制度的深層原因，中國多黨合作制度是融合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産物。審視中華傳統文化，多元一體是中華民族的一個重要特征，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和而不同、兼容並包的“和合”文化，昭示了中華文化強大的“適應性”“涵攝性”。中國以整體秩序爲導向的民本思想也區別于西方以個人自由爲導向的民主思想。理論上而言，制度的設計者正是文化的執行者，上述文化所塑造的“尚中庸、愛和諧、重合作”等思想，影響著中國人的價值觀念和行爲模式。當中國共産黨以自己的理念和行動回應並發展了天下爲公的民本思想，最終贏得了人民和各民主黨派信任之時，其領導和執政地位便得以文化上的深層證成。
4.內生適應性。政黨聯系和代表著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政黨制度的形成和發展也必然顯現出對社會基礎的內生適應性。在中國，經濟基礎與政治基礎均體現出“一元主導、多元共存”的特征，這也決定了契合的政黨制度爲具有此特征的多黨合作制。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不斷改革，中國共産黨開始面向新社會階層中的先進分子，特別是私人企業主擴大自己的群衆基礎，各民主黨派也重新定位自己的群衆基礎、工作對象和黨員來源。但這並沒有改變中國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本質特征，因而政黨體制的內核仍具有內生適應性。
(二)政黨制度的內在要素：結構、功能與發展
政黨制度的結構包括兩層：政黨與政權的關系、政黨與政黨的關系。就政黨與政權的關系而言，首先要探討的是爲何會形成多黨合作制度下中國特色的政黨與政權的關系。在這方面，主要形成了政黨創造、掌握政權的曆史解讀，以及以政權爲核心的政治制度決定政黨制度的邏輯解讀兩種互爲呼應的理路。政黨創造、掌握政權的曆史解讀旨在通過曆史脈絡分析探討政黨與政權關系的演化和發展，經曆了“革命救國—民主建國—合作治國”的階段，即政黨與政權關系經曆了重構政權、代行政權再到融入政權的過程。以政權爲核心的政治制度決定政黨制度的邏輯解讀主要通過國體、政體和政黨制度的內在聯系分析政黨與政權之間的關系，發掘中國多黨合作制度確立和發展的必然內在邏輯。人民民主專政從根本上規定了中國多黨合作制度的核心價值和制度要素：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決定了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人民利益的整體一致決定了政黨之間的團結與合作；議行合一的政治原則形成了以行政集權和非競爭性民主相結合的政治邏輯，實現了領導、合作與協商三者間的相互契合與相互支持。
政黨關系直接體現一個國家、一種政體中政黨制度的實質。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在實踐中形成了“複合形式、立體架構”的政治結構。④具體而言，中國多黨合作制度下的政黨關系是不同于西方的(非競爭性)合作型政黨關系，包含領導、合作和協商三個層面⑤，理解中國多黨合作制度下的政黨間關系關鍵在于把握“領導”“合作”這兩個新型政黨制度結構之維中最鮮明的特征。它們是一體兩面，二者相互支撐，同西方政黨制度的“多元”“競爭”形成了鮮明對比，完整揭示了中國政黨制度的內在特征與運行狀況。但合作、和諧也要避免政黨在政治綱領、組織發展和參政議政等方面的趨同，在某些時期由于各民主黨派“注重先進性而忽略廣泛性，組織發展目標範圍重疊”，導致了組織發展的趨同，“會導致多黨合作民主活力的衰減、政黨政治的窒息，直至毀掉中國特色政黨制度”。⑥因此，爲發揮中國政黨制度的更大優勢，要求參與政治合作與政治協商的各政黨(在中國共産黨與民主黨派之間、在各民主黨派之間)都有自己相對獨立的政治品質。
對中國政黨制度功能優勢的理解經曆了研究視角從單一的意識形態出發到包含比較政治學等在內的綜合理路，研究層次從只聚焦制度分析到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高度的變化，並透過功能與優勢的分析，探討了中國多黨合作制度自身特色與內在價值。基于比較現代化理論，中國作爲“後發外生型”國家，政黨政治是國家危機和近代政治秩序發展的共同結果，在功能上體現的是政治資源整合優先的狀態，這與西方政黨制度圍繞選舉制和公民權利展開有著本質差異。⑦結構特征決定了其功能與西方競爭式政黨制度功能的不同，中國多黨合作制度下各黨派之間的“合作博弈”可以實現各方利益的最大化和增值。
從理論角度而言，中國多黨合作制度的功能體現了三個統一。一是體現了現代性與民族性統一。現代性體現了政黨制度適應現代民主政治發展的能力與屬性，民族性則體現了政黨制度背後的鮮明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傳統與習俗。⑧政黨制度中民族性與現代性的關系由背離、疏離走向高度統一成爲政黨政治發展的內在邏輯。⑨二是體現了領導核心的一元性與結構的多元性統一。政治學意義上的包容性表現爲以主體、價值和利益多元爲前提，以實現多元共生爲目的，以協商和整合爲手段的過程屬性。這一包容性不僅進一步適應了中國經濟包容性增長的發展方向，而且在中國社會結構變遷日益多元的情勢下繼續保持了適應性、生機與活力。三是體現了民主的普遍價值與制度形態各異的統一。民主價值意義在于以人民爲中心，追求公民的自治與參與，中國的政黨制度正是體現了這一功用。民主實現形式可以有不同的制度形態，中國的政黨制度和政治制度切實保障了人民當家作主，“在制度設計和政治實踐中都體現了人民民主的基本精神、原則和要求，實現了廣泛民主和高度集中的統一、根本利益一致性和具體利益多樣性的統一、充滿活力和富有效率的統一，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實現形式”⑩。
政黨制度的結構與功能也需要在發展中完善與提升。在制度化問題上，學界存在“軟法”規制和“硬法”規制兩種不同取向。前者認爲，借鑒國際社會管理和中國社會的曆史傳統與現實經驗，政黨政治、多黨合作領域的法律調整主要訴之于軟法無疑更爲恰當。持“硬法”規制主張的學者認爲應將政策性協商轉變爲法律性的政治協商，將政治協商制度以法律制度的形式確立下來，通過如“多黨合作法”等專門、具體的法律規定明確政黨含義，劃清政黨與其他社會團體的界限；明確各政黨的工作程序、機構設置、經費來源及其使用限度，建立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基層民主制度相似的具體法律形式，有效增強多黨合作制度的權威性和可操作性。(11)在提升制度權威的問題上，存在著強化監督力和強化執行力兩種不同的邏輯進路，前者強調以建立完整的黨際、黨內監督機制，探索有效的監督形式，拓寬民主監督渠道等來提升制度權威；後者強調讓制度行動起來，強化制度執行主體對制度的認知與認同，營造良好的現代法理性權威和社會環境氛圍。在增強制度包容性問題上，有強調自上而下的政治整合和強調自下而上的政治參與兩種側重。政黨應主動調整自身擴大社會基礎，對社會利益尤其是新社會階層和利益群體進行有效整合；大力培育公民意識和參與意識，支持和幫助人民群衆形成對中國式民主的制度、價值、信念的認知，並爲公民制度化地參與提供合法、暢通的渠道和途徑。
三、執政黨理論研究：主要議題與演變邏輯
作爲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産黨也需要在政治實踐過程中不斷進行“適應性變革”。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正是在回應實踐訴求、迎接時代挑戰中，圍繞關于中國共産黨執政的資源基礎、建設目標、制度與文化建設等主題催生了一些重要理論與研究成果，理論議題的焦點關注和內在轉化也反映了中國政治實踐的發展和建構中國政黨理論體系的內在自覺。
(一)執政黨的執政基礎：從政黨執政合法性理論到政黨認同理論
中國共産黨作爲唯一的執政黨和政治系統的核心，因而政治系統的合法性集中表現爲中國共産黨執政的合法性。執政黨圍繞著尋求支持與認同所進行的執政努力構成了執政合法性處于動態變化中的基礎資源。其中，既有意識形態和經濟增長等主要執政合法性資源，也有在不同時期交替演變的不同主導因素。在局部執政時期，中國共産黨主要從積極推進意識形態，滿足利益、建設制度等爲其在全國執政打下了很好執政根基。新中國成立後，政黨領袖的卓越功勳、中國共産黨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積累了巨大的組織資源和組織經驗、意識形態的感染力等也爲中國共産黨在全國的執政奠定了牢固的合法性根基。
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西方政治學論著、文章被大量譯介到中國，合法性理論成爲中國政治學研究的一個熱點問題。在改革開放早期的研究中，程序的正義尤其是競爭性選舉作爲程序的核心，成爲研究執政合法性的主要焦點，也成爲推動基層民主選舉和黨內民主的主要動力和理論基礎之一。而後隨著學界認識的逐步深入，合法性更深層次的“認可”“認同”的內生性要素更加凸顯；同時伴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共産黨在致力于鞏固意識形態所賦予的合法性基礎的同時，著手開辟了政績合法性資源建設、民主與法制建設、社會公正建設等合法性資源新領域，尤其是經濟績效與執政合法性的關系成爲一個重要熱點問題。
21世紀以來，一方面，中國共産黨在繼續推進經濟發展、做大蛋糕的同時，更加強調切分蛋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政黨以自身制度建設和形象強調認同等努力提升公民的認可程度。學界對執政合法性的概念內涵也從“認可”“認同”到道德價值的層面，強調社會制度的正義性也是執政合法性的重要來源與基礎。“合法性是一個包含了合法律性、有效性、人民性和正義性的概念體系”，其中正義性的評價標准即“看其能否保護社會最不利者階層的利益”。(12)與這一實踐和認知相適應，政黨執政合法性的議題與認同更爲緊密地聯系起來，政黨認同成爲被更廣泛討論的中國議題。
政黨認同雖産生于美國學者基于心理學視角對選民行爲的研究當中，但從普遍意義而言，它反映了政黨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地調整自身與環境的互動與溝通，從深層次反映了政黨之興衰。一方面，政黨認同是執政合法性的基礎和起點，對中國的政黨制度也更具解釋力；另一方面，政黨認同更強調公衆心理、行爲與組織主體的互動，也更具多學科的分析視角。從政治實踐來講，政黨認同的理論也適應了新形勢下中國共産黨厚植黨執政的群衆基礎的需要，因而國內學者圍繞政黨認同的基礎問題、國別比較等開展了較爲深入的研究。這些研究也有非常明顯的現實關照，提出了中國政黨認同的特性(如與國家認同、政治認同等的密切關聯等)，分析了政黨認同的形塑因素(政黨意識形態、政黨組織、政黨領袖、政黨執政績效等)，對中國政黨認同的現狀進行實證觀察，在此基礎上提出構建中國政黨認同的方式與路徑。(13)
(二)執政黨的建設目標：從政黨轉型理論到政黨現代化理論
政黨轉型研究從政治學的角度來講，往往與政黨類型學聯系起來。國內學者依據國外學界對政黨分類的研究，總結歸納了政黨功能、政黨組織、政黨與社會關系、政黨與國家關系四個劃分政黨類型的標准，並在此基礎上大致勾勒出政黨類型學的基本內容。在此範疇下，從轉型過程和路徑而言，西方政黨轉型是指政黨從精英型政黨向群衆型政黨、全民型政黨和卡特爾型政黨的轉變；從一般意義上而言，其是指政黨爲了應對面臨問題或危機而必須要進行的性質、結構、功能等方面進行的自我變革。
如果用政黨轉型來審視中國的政治實踐，如何在借鑒政黨轉型一般規律基礎上，認識中國政黨從革命黨到執政黨轉型則成爲中國政黨政治學界所關心和探討的理論焦點。雖也有學者認爲中國共産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轉型研究存在概念混亂問題，革命黨與執政黨兩者屬于不同系譜的概念，革命黨取得執政地位僅表明其在社會政治架構中地位的變化，並不代表其政治屬性的變化(14)。但有些學者還是認爲需要轉型，早期先黨後國的政治邏輯和共産黨執政的絕對權威形成了獨特的政黨性質與政黨體制，但外部冷戰格局的結束中斷了這一模式的強化鞏固和外部激勵，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更引發了中國共産黨的思考，從普遍意義上而言更是政黨不斷適應時代變遷實現執政黨的永續發展的需要(15)。政治實踐角度而言，從改革開放、南方談話、“三個代表”理論等一系列政黨轉型的實質舉措的提出也是推動理論研究的內在反應與現實需求。
在此過程中，中國共産黨的性質、執政地位、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等不會變，漸進性的政黨轉型策略也是基本共識。但不同視角則會得出不同結論：如果從政黨功能角度看，中國共産黨要適應並積極促進以憲法爲核心的治理轉型和發展，由全能型政黨轉變爲功能型政黨(16)；如果從政黨權威角度看，執政黨必然由傳統威權型政黨向現代法理型政黨轉變(17)；如果從黨建視野看，處于轉型時代的執政黨自身應沿著建設學習型政黨、積極推進黨內民主建設、增進黨內民主和諧的路徑發展(18)，或堅持推進服務型政黨建設等。這種不同轉型模式實際上也一系列不同的理念、組織、行爲方式與行動策略的相應轉變。當然，政黨轉型也面臨著一些重大風險和障礙，其中組織的結構性力量既可是順利轉型之保障，也可能是路徑依賴之阻力。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政黨轉型逐步深入，政黨現代化理論逐步替代政黨轉型理論成爲與國家治理更爲相契的理論熱點。政黨現代化不僅僅包含著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也包含著領導計劃經濟的黨向領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黨轉變(19)，更要應對世界性變革和經濟全球化浪潮乃至適應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政黨現代化需要運用比較政治學研究方法深入挖掘蘇聯共産黨、英美政黨、發展中國家政黨現代化成功與失敗的經驗和教訓，執政黨既要引領社會現代化，也要實現自身現代化。從另外一個角度講，基于中國政治制度的特性，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礎和核心便是政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其中政黨治理體系現代化不僅僅是自身組織體系的現代化，更是政黨與政權、政府、社會等之間關系的不斷探索和成熟穩定。
(三)執政黨的制度與文化：從政黨法制到黨內法規、從政黨文化到中國共産黨政黨文化
政黨法制是二戰以來在歐美學界出現的一個概念，其內容涉及政黨地位、政黨行爲、政黨權利和政黨規範等。伴隨著20世紀90年代世界政黨法的立法高潮以及中國“依法治國”“依規治黨”理念的提出，中國學術界也加大了對政黨法制和政黨立法的研究，梳理了西方國家政黨法制實踐，並嘗試將政黨法制與政治學核心問題——如民主化、政治穩定、政治秩序、制度主義等——聯系起來分析(20)，法學界甚至興起了“中國需不需要一部政黨法”的討論。
隨著對政黨法與民主政治關系認識的不斷深入，也基于中國特殊政黨體制和全面從嚴治黨的新要求，進入新世紀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政黨法制研究更多地聚焦到中國共産黨黨內法規問題上來。改革開放後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相繼制定、修改一批黨內法規，尤其是《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五年規劃綱要(2013-2017)》《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第二個五年規劃(2018-2022)》的頒布，對黨內法規制度建設進行頂層設計並提出了更高要求，學界由此掀起了黨內法規研究熱潮，推動相關研究向縱深發展。黨內法規作用非常重大，從法學角度而言，它調整和規範了黨的中央和地方組織之間的各種橫向與縱向關系，規範了黨務活動中決策、執行、監督之間的權力分配等(21)；從曆史角度看，其在革命勝利前發揮了“准法律”的作用；從國家治理角度看，與中國共産黨領導建國的地位相適應，新中國以來的黨內法規在實質上發揮了規範國家政治生活的作用；從社會治理角度看，黨內法規通過協調黨務和國務，處理黨組織與社會組織、利益群體的關系，構成了執政黨增強依法執政本領、提高管黨治黨水平、確保黨的堅強領導核心的重要方面。從更深層意義上來講，必須將黨內法規體系納入中國法治體系建設之中，構建科學合理的黨內法規體系結構。
20世紀50年代開始，隨著政治文化學派的興起以及政黨政治的發展，政黨文化成爲政黨政治的重要研究領域。從文化學、組織學、社會學等不同視角、對政黨文化進行概念界定與結構剖析。它既是一種政治文化，“包括人們對政黨的理念、價值、情感、信仰、理想和原則的選擇”(22)；也是一種組織文化，“是一個政黨所具有的爲其黨員所認同的意識形態、組織心理、制度規範和行爲作風”(23)；它又與一國公民的政治心理與意識形態密切相關，政黨文化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本質上是政黨意識的轉化過程和外化形態(24)。
基于中國現實政治，研究中國政黨文化無疑要聚焦中國共産黨政黨文化。實際上中國共産黨政黨文化不僅要服務于維持本黨的生存和發展等功能，更承擔著影響政治決策及其政策執行，規範政治路徑，獲取社會群衆認同，培育政治心理，乃至創造、整合、調配文化資源和引領社會文化等功能。(25)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變遷，中國共産黨不斷推進自身政黨文化轉型，“從鬥爭哲學到和合精神，從相對封閉到全面開放，從浪漫精神到理性現實，從倫理中軸到制度中軸，從工具理性到價值理性”(26)。中國共産黨政黨文化的變遷實際上也折射了中國政治、社會、文化自身的發展與變革，而政黨文化變革也必須與社會經濟的發展相適應、相促進、共發展，“通過社會主義建設、改革發展、政黨的自身建設實踐來發展政黨文化，通過理論與實踐創新來建構中國共産黨的政黨文化”(27)。
實際上，新中國70年國內對執政黨理論研究聚焦點的轉換都體現了對西方政黨理論研究熱點的追蹤到中國政黨尤其是執政黨主體的現實關切，由普遍性政黨理論到構建中國特色政黨理論的學術努力，這也體現出政治實踐邏輯與學術研究熱點逐步由背離走向一致，構建中國特色的政黨話語體系也逐步成爲各界的共識。
四、參政黨理論研究：曆史發展與主要爭論
民主黨派是中國的參政黨，參政黨理論研究是中國政黨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參政黨理論研究主要圍繞三個主要議題展開。
(一)“把民主黨派擺進去”：民主黨派性質定位與政黨概念發展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産黨統戰政策對民主黨派的存在依據、基本性質等重大問題雖有具體表述的區別，但對參政黨的大體定位基本一致。1989年12月出台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首次正式確認了中國各民主黨派的參政黨地位，並對加強民主黨派建設提出了相關政策。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出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關于民主黨派建設理論研究的第一波熱潮，其關注重點主要是民主黨派性質定位。
有學者認爲，資産階級作爲一個獨立的階級已不複存在，因而民主黨派也就不具有政黨性質，而是爲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是“一些有著自己特殊曆史背景的進步的社會政治團體”(28)；也有學者認爲，民主黨派已經成爲“代表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新型的社會主義政黨”(29)，或“社會主義性質的政黨”(30)，是“一部分工人階級的政黨”，或“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政黨”(31)。中共十三大前後，圍繞政治體制改革這一議題，學界再次對民主黨派的定位開展了討論，部分學者認爲民主黨派也屬于執政黨的範疇，是“次要執政黨”“亞執政黨”“參與執政的黨”；還有學者認爲民主黨派是“合作黨”“議政黨”“咨政黨”“協政黨”。2005年頒發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完整表述了中國參政黨的性質、地位和特點，全面概括了當代中國民主黨派的社會基礎和政治特點，使各民主黨派有了明確的政治地位和制度保障，同時也使中國共産黨作爲執政黨和領導黨更充分地獲得了政黨理論層面和邏輯層面上的說明和支持。
民主黨派和參政黨均是中國政黨政治中的特定概念。這一概念的提出不僅創造性地解決了中國政黨政治中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更是對世界政黨概念外延的拓展和豐富。在西方競爭性政黨制度中，與執政黨相對應的是在野黨、反對黨，在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中圍繞執政黨周圍的是參政黨，是影響政治過程的獨特政黨類型。從政黨類型學意義上，參政黨有政黨組織的一般特點，又突破了以政權目標爲政黨基本內涵的思維定式。當“把國家帶回來”“把政黨帶回來”的理論呼聲愈來愈高時，我們卻遺憾地發現，大多數政治學者在中國政治分析的視野中“帶回來”的僅僅是中國共産黨這一執政黨，因而亟須把“民主黨派擺進去”以使得對中國政治發展的解釋更加完整。
(二)參政黨的功能與社會主義協商民主
在性質的討論之後，民主黨派作爲參政黨在中國的政黨制度和政治實踐中應該發揮何種功能，以及發揮得如何就成爲一個主要問題。在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各民主黨派的功能主要是“參、代、監、改”四個方面，而後民主監督、參政議政、政治協商成爲民主黨派作爲參政黨的三大職能。
從理論的角度而言，在整體與部分之間，中國參政黨的利益代表具有雙重功能——既代表其成員和所聯系社會群衆的具體利益，同時又協助中國共産黨爲實現和維護社會公共利益服務。“在利益代表功能中呈現出兩大新特點，一是集中反映了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利益、願望和要求；二是集中反映了各自成員和所聯系的界別群衆的具體利益、願望和要求”(32)。這既是參政黨利益代表的優勢，也是其內在張力所在。在此基礎之上，民主監督、參政議政、政治協商三大職能之間的相互關系成也是民主黨派發揮功能的主要理論基礎。
從實踐角度而言，目前經濟結構和社會層級發生了深刻變革，政府公共管理專業化、科學化趨勢日益增強，參政黨的參政議政職能有可能被邊緣化；與此同時，政治協商會議活動、執政黨各級黨組織吸收民主黨派參與當地重大事項決策等方面規定程序缺失，制約參政議政實效發揮(33)。與參政議政的制度化不足相比，民主監督最大的問題就是權力性不夠。要切實賦予與保證民主黨派的監督權力，從改善民主監督的政治環境、完善民主監督的運行機制、提高民主黨派民主監督的能力等方面強化民主監督。同時，從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角度來講，應明確民主黨派的民主監督是監督權力而不是權力監督，其要同黨內監督、法律監督、輿論監督、群衆監督相聯系，在非權力監督與有效監督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推動實現聯合監督(34)。
進入新時代，政黨協商在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尤其是多黨合作制度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關于加強政黨協商的實施意見》的印發，爲深入推進政黨協商提供了重要的制度規範和保障。在中央的頂層設計和大力推動下，各地對政黨協商新形式進行了探索和熱烈討論，提高政黨協商質量需要執政黨和參政黨的共同努力。政黨協商所具有的協商對象的高層性、協商內容的重大性、協商形式的直接性都對各級參政黨組織及其負責人在協商中的綜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因而參政黨必須在自身建設和協商能力提升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同時，基于參政黨在人民政協中具有獨特地位，參政黨也是政協協商的重要主體。從理論和政策上看，參政黨完全可以作爲協商主體參與到各個方面的協商中去。就實際情況而言，參政黨所參與的政黨協商和政協協商制度設計比較規範和完善，但在其他領域、與其他方面的協商如何開展，尤其是如何以黨派名義開展組織化參與，仍有待進一步探索。
(三)參政黨的建設與中國新型政黨制度
在參政黨的建設問題上，大體經曆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各民主黨派在其成立和發展的各個曆史時期都提出過各自的發展任務和政治綱領。第二個階段，1997年各民主黨派中央領導人調整後的5年內，部分民主黨派在文件中提出了“建設高素質參政黨”，以及“建設適應21世紀要求的參政黨”的目標。第三個階段，2002年各民主黨派相繼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在各自章程中明確寫下了本黨的建設目標，把參政黨建設的目標、內涵和原則寫入章程。
從理論上講，參政黨建設目標與原則的學術爭議還是基于參政黨與執政黨的利益之間的一致性與特殊性的張力及其限度。參政黨的建設目標從根本上來講要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服務，但也不應簡單地套用執政黨理論，而應符合參政黨自身建設實際，突出其特殊性。在參政黨建設原則問題上堅持共産黨的領導，發揚社會主義民主，體現進步性與廣泛性的統一是參政黨建設的根本，但同時，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産黨、民主黨派之間也應強調“保持特色”，如其完全一致，民主黨派也就失去了立身之基。
在具體建設方面，一是參政黨的思想教育。思想教育包括培育政黨意識、加強政治引導和鍛造優良品德等方面，但核心還是培養“參政黨意識”。二是加強參政黨制度建設。制度設計和創新要著力于民主黨派內部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推動多黨合作制度的明確化、具體化。三是參政黨能力建設。它不僅包括“參政能力”，而且包括政治把握能力、參政議政能力、民主監督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和組織協調能力，是參政黨與其參與治國目標相匹配的綜合素質的反映(35)。參政黨能力建設既要落腳在黨派成員特別是領導幹部的素質增強上，也要落腳在參政黨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的改革上。
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新型政黨制度”概念。新型政黨制度的協商民主方式和合作性政黨關系決定了執政黨建設和參政黨建設具有重大相關性。各民主黨派作爲“新型政黨制度”的重要主體，其建設的目標、原則、意識、制度、能力等必須站在“新型政黨制度”的重要、必要組成部分的高度，實現參政黨建設和研究的全面提升，爲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與建構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國際話語體系貢獻更大力量。
五、評價與展望
70年來的中國政黨理論研究，其雖有曲折但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繼承並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中國政黨理論研究以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爲指導，以中國共産黨建立、革命戰爭、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與建設、改革開放和新時代政黨政治建設的實踐爲基准，創造性地提出新型政黨制度理論。二是實踐並豐富了中國特色政黨原理。中國特色政黨理論不斷從政治實踐中汲取營養，不斷回應西方政黨理論的滲透，不斷強化和注重思想創新、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和實踐性。三是政黨理論研究內容不斷拓展、研究方法日益多元，人才梯隊日益成熟，初步構建了中國的政黨理論體系和學科體系。
當前中國政黨理論研究所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理論研究和學術成果有些滯後于豐富多彩的政治實踐，難以有效引導、指導實踐。二是尚未形成較爲成熟的、國際認可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政黨學科體系和學術流派，需要中國政黨政治學者的強大責任感、政治敏銳性和學術自省、自覺。
展望未來，中國政黨理論研究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加強中國政黨理論的基礎性研究。中國特色政黨理論研究需要築牢理論性和原理性的研究基礎，要在繼承和發揚已有經典理論和學說的基礎上，提出新概念、新觀點、新範疇和新理論，不斷豐富和完善中國特色政黨理論體系。二是重點關注中國政黨理論的實踐性研究。中國特色政黨理論研究需要強化實踐性的研究導向，要紮根基層、紮根現實、紮根國情，把握時代脈搏和現實需要，加強理論和實踐相融合、思想體系和現實發展相契合，不斷推動中國政黨建設的制度完善和治理效能。三是堅持中國政黨理論研究的時代性。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積極爲黨和人民述學立論、建言獻策，擔負起曆史賦予的光榮使命。四是提升中國政黨理論研究的科學性。要采用定性和定量研究的科學方法，不斷運用新方法和新技術，依托大數據分析方法和信息化手段，把握人工智能潮流和信息網絡發展潮流，結合當前國家治理體系創新的總體趨勢，使政黨研究貼合社會階層的新變化、人民群衆的新訴求、國內國際環境的新背景。五是深入研究挖掘，構建中國政黨理論的學科、學術和話語體系。要從制度自信、創新精神和理性思維三個維度出發，遵循話語權演化規律，提升文化軟實力，在曆史、概念、理論、制度、實踐五者相關照、相統一的基礎上著力建構具有理論深度和實踐溫度的中國政黨理論的三大體系，讓這次“從中國看世界”走得更有自信和力量。
①楊光斌：《中國政治認識論》，第170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版。類似的著作還有林尚立：《中國共産黨與國家建設》，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陳明明：《在革命與現代化之間——關于黨治國家的一個觀察與討論》，複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等。
②楊光斌：《建國曆程的新政治學：政黨中心主義、政治秩序與“好政治”三要素》，《中國政治學》，2018年第1期。
③林尚立：《政黨、政黨制度與現代國家——對中國政黨制度的理論反思》，《中國延安幹部學院學報》，2009年第5期。
④周淑真、吳美華：《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制度理論體系的思考》，《新視野》，2008年第4期。
⑤林尚立：《政黨制度與中國民主；基于政治學的考察》，《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3期。
⑥劉舒、薛忠義：《中國政黨趨同問題研究：回顧與展望》，《甘肅理論學刊》，2013年第2期。
⑦程竹汝、任軍鋒：《當代中國政黨政治的功能性價值》，《政治學研究》，2000年第4期。
⑧趙宬斐：《論我國政黨的現代性與民族性的雙重際遇》，《嶺南學刊》，2009年第2期。
⑨李金河：《民族性與現代性的統一——中國政黨制度發展的價值取向》，《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7年第3期。
⑩張獻生：《試論我國多黨合作制度的民主價值》，《政治學研究》，2008年第4期。
(11)王孝勇：《現代政黨與政黨制度在民主政治鞏固中的作用分析》，《理論界》，2008年第12期。
(12)楊光斌：《合法性概念的濫用與重述》，《政治學研究》，2016年第2期。
(13)如王慶兵：《發展中國家政黨認同比較研究》，中國經濟出版社，2007年版；柴寶勇：《政黨認同問題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
(14)石冀平：《執政黨與革命黨之辨》，《馬克思主義研究》，2012年第4期。
(15)周淑真：《以政黨轉型促進中國民主政治發展》，《探索與爭鳴》，2012年第10期。
(16)耿國階：《諾斯悖論視野下中國共産黨的轉型》，《理論與改革》，2011年第3期。
(17)王利平：《社會危機與政黨轉型——基于法治的視角》，《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07年第10期。
(18)楊德山：《轉型時期執政黨轉型考察》，《新視野》，2008年第6期。
(19)王長江：《政黨現代化論》，第267～277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0)秦前紅：《政黨主治的憲政之維——基于制度主義立場的研究》，《嶺南學刊》，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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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趙理富：《政黨的魂靈：中國共産黨政黨文化研究》，第4頁，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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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趙理富：《中國共産黨政黨文化轉型的趨勢》，《湖北行政學院學報》，2007年第6期。
(27)廖志成：《關于中國共産黨政黨文化建構路徑的思考》，《科學社會主義》，2008年第4期；戴劍飛：《中國共産黨文化建設基本架構設計——基于組織文化的視角》，《社會科學研究》，2012年第5期。
(28)梁昱慶：《政治學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第143頁，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29)高放：《民主黨派不是政黨嗎？》，《群言》，1986年第12期。
(30)孫顯元：《論民主黨派的性質》，《安徽省委黨校學報》，1989年第3期。
(31)童陽秀：《關于民主黨派性質、地位和作用的理論觀點概述》，《黨校科研信息》，1988年第34期。
(32)袁廷華：《論民主黨派政治參與的雙重功能》，《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7年第6期。
(33)韓強：《論我國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程序問題》，《探索》，2008年第3期。
(34)曾憲初：《在非權力監督與有效監督之間尋求平衡點——關于我國民主黨派的民主監督問題》，《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6年第5期。
(35)魏曉文：《參政黨建設研究：綜述與展望》，《社會主義研究》，2008年第3期。
（本文爲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新時代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理論與實踐研究”(19BZZ020)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