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流行的全民造星選秀節目，促使粉絲與偶像互換主體地位；以前的粉絲單純崇拜偶像，現在的粉絲自己透過社媒創造內容，花錢去栽培一個明星，進而催生了粉絲經濟。

“粉絲追星的心態沒有變，但追星方式有了很大改變。”這是在娛樂圈工作30年的陳相雲的觀察。陳相雲早期擔任唱片宣傳，帶過張信哲、王菲、那英、庾澄慶等歌手，現在是飛凡娛樂（UnUsUal）藝人經紀部助理總監，帶過王力宏、周興哲，還有韓星李准基、樸寶劍、Winner等。

這30年，陳相雲看到不同年代的粉絲追星，她覺得以前的粉絲較含蓄，會在電視台或電台門口守候，只爲拿一張簽名照，不會漏夜在機場守候；現在的粉絲不僅接機，甚至購買跟偶像同一航班的機票，跟偶像一起飛。以前粉絲送禮，大多是信件、卡片、鮮花、手折星星，或爲偶像做剪報本子；現在粉絲送名牌，還爲偶像制作商品，登廣告，送餐飲。

粉絲的主體性

粉絲文化的改變與媒介的發展離不開關系。曾任教于南洋理工大學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的助理教授廖繼權接受聯合早報訪問時指出，社交媒體強化了兩個C——Connectivity（聯結）和Creativity（創意），讓粉絲這個群體增殖，也讓粉絲有了更多自主權。

廖繼權說：“以前的粉絲文化，主體是偶像，粉絲對偶像是敬仰與崇拜，也依賴傳統媒介如電台和電視台提供偶像相關內容。現在的粉絲文化，主體傾向粉絲，他們自己創造內容透過社媒傳播，影響力不容忽視，甚至誕生‘粉絲遊說’（fan lobbying）文化。像漫威漫畫和《星際大戰》的粉絲在社媒發表想看到的劇本走向，或自己撰寫同人小說（Fan Fiction），電影公司都會參考。”

中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新聞系副教授吳暢暢受訪時說，現在的粉絲文化強調粉絲的主體性，粉絲也越來越年輕，處在新媒體和全球化環境，是高度組織性（highly organised）和高度動員性（highly mobilised）的群體。

吳暢暢說：“追星成了集體活動，例如每天起來要一起給偶像刷屏。”刷屏泛指到網上論壇、留言板、聊天室等平台，短時間集中發送大量內容或重複相似信息，爲偶像沖曝光率和點擊量。

粉絲經濟效益

粉絲與偶像的主體地位互換，與近年流行的全民造星選秀節目大有關系；粉絲與偶像的關系捆綁得更緊，粉絲經濟效益也更爲顯著。

何謂粉絲經濟？吳暢暢解釋：“簡單來說就是盡可能地在粉絲身上賺錢，把粉絲當做購買商品的客戶，對他們做直銷和推廣。”

吳暢暢指出，偶像和粉絲的關系存在情感關聯，而這是建立在資本邏輯上的情感關聯。“追星要付出金錢代價，我必須買你的唱片，去聽你的演唱會，給你投票。粉絲經濟一直存在，只是粉絲文化的發展讓粉絲經濟模式不斷翻新。以前，明星已經是一個商品，我們才爲他消費，現在，我們深入造星的上流環節，他還是‘半成品’時，我們就已經花錢在他身上，花錢去栽培一個明星。”

許多選秀節目在參賽者還未出道前，就通過投票賺粉絲的錢。吳暢暢分析：“現在年輕人處在一個商業化環境，一個消費主義環境。這些孩子都是孤獨的個體，偶像或‘半成品偶像’的出現，在一定程度滿足了孩子的精神及信仰訴求；大家一起來‘養成’他，花錢呵護他，讓他出道，而花了錢和精力，就會對偶像形成獨特的情感關聯，認爲‘他的出道有我的努力’，這種情感關聯對孩子們非常重要。”

吳暢暢發現粉絲以女性居多，這跟女性權利意識和消費者主體的崛起有關聯。“女生覺得‘我照顧你，我呵護你’，是賦權感。”

對粉絲做直銷

選秀節目中出現大量産品植入和廣告，是對粉絲做直銷的手段。吳暢暢說：“就是要粉絲透過消費告訴商家，你選我們的偶像代言是沒錯的。”

選秀節目的粉絲經濟效益相當可觀，以大陸愛奇藝2018年1月推出的《偶像練習生》爲例，截至2017年底，愛奇藝付費會員人數達5080萬，但截至2018年2月底，這個數字突破6010萬，短短三個月會員數量增加近1000萬，與《偶像練習生》大有關系；在愛奇藝網站上，一天只能投一票，花錢買會員身份能多投一票。此外，買一箱贊助商的飲品，可獲得48次投票機會，結果該飲品在大陸各地被搶購一空。

粉絲參與造星過程，自是覺得要對偶像負責，偶像在娛樂圈的價值要有他們的存在，花錢爲偶像做各種應援就是展示偶像價值的方式。吳暢暢說：“投票、買廣告，那得花多少錢啊，追星成了集體活動，也因爲集體性的方式才能有效果。”

吳暢暢認爲如今的粉絲經濟模式一石三鳥：顯示偶像的市場價值，粉絲有主體性，藝人公司的成本得到很好的轉移。

粉絲經濟推動商機

粉絲經濟還體現在多個層面。現在追星族有更強的消費能力，不只買專輯和演唱會門票，還有周邊商品、偶像代言産品，以及偶像愛吃的穿的用的，愛屋及烏，讓許多廠商看到商機。

追隨偶像到各地看演出，也推動交通、餐飲和酒店業。台灣樂團五月天的台灣演唱會多次與航空公司及酒店合作推出配套，吸引海外粉絲前往捧場。在日本，Oricon公信榜數據顯示，傑尼斯天團“岚”（Arashi）出道至今，演唱會票房超過200億日元（約2.6億新元），他們每次開唱，場館附近的酒店和餐館都客滿，岚宣布明年起休團，業界估計造成的損失超過13億新元。

網上流行一句話：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粉絲做不到的。一些土豪粉的舉動令人咋舌。中國男團TFBoys成員王俊凱三年前過18歲生日時，粉絲在美國爲他發射一顆人造衛星，將他的照片送上天，還買下位于南緯60度的18顆恒星，並送偶像一台27萬元人民幣（約5.4萬新元）的望遠鏡給他觀星。有媒體估價發射衛星的費用，最便宜的衛星也要30萬美元（約42萬新元）。

韓流應援文化的影響

韓流席卷全球，韓粉獨特的應援文化，對各地粉絲有著一定影響。

例如食物應援，在韓國，粉絲不僅給偶像提供食物，偶像的團隊和活動中的工作人員，全都照顧到，食物豐富，包裝精美。海外韓粉跟著做，韓星來本地宣傳時，他們會送上飯盒、咖啡、零食、甜點等。

韓粉另一應援文化是給偶像買廣告。首爾各個地鐵站常看到粉絲祝賀偶像發片或生日的廣告，首爾交通去年發表2019年首爾地鐵站廣告分析及數據報告，在首爾1至8號線的所有地鐵站內，共有1萬468個廣告，其中2166個與偶像、藝人相關，代表每五個地鐵站廣告中，就有一個是韓星應援廣告，數量更是2014年（76個）的28.5倍。費用方面根據廣告牌大小、地點有所不同，以2號線三成站的廣告牌爲例，一個月大約要450萬韓元（約5200新元）。

海外粉絲不落人後。去年，韓國男團防彈少年團（BTS）的本地粉絲在多美歌地鐵站買了大型廣告祝賀偶像出道六周年；紐約時代廣場的廣告看板也常出現BTS和EXO的廣告。

根據《福布斯》雜志2017年的報道，那一年在時代廣場投放的韓流藝人廣告有20至30個，每小時播出15秒廣告，連續投放一個星期要大約3萬美元（約4.2萬新元）廣告費，這些廣告主要是中國粉絲買的。

韓粉也做大米應援，爲偶像送上“大米花籃”，大米在活動後會捐贈給慈善機構。李昇基的新加坡粉絲2011年到韓國觀賞偶像演唱會，效仿送上三個大米花籃。　

韓流影響各地粉絲文化，但廖繼權發現一些國家的粉絲文化仍保有獨特性，例如日本粉絲還會買CD和DVD，也比較長情，所以偶像壽命比較長，像Smap一紅就是25年。

至于歐美粉絲，廖繼權覺得他們沒有亞洲粉絲那麽有組織性。“在亞洲，追星是一種社交活動，讓一些人在一個組織中找到認同感；在歐美，追星是個人喜好，以BTS來說，我覺得很多西方人聽BTS是因爲他們的音樂是有別于西洋音樂的另一選擇，但對亞洲粉絲來說，聽BTS是要得到‘ARMY’（BTS粉絲昵稱）的身份認同。”

粉絲經濟利與弊

粉絲文化及粉絲經濟模式的改變有利有弊。廖繼權認爲過分沉迷，以致有跟蹤、抹黑等行爲，是不好的，但年輕人從追星活動學會組織、社交、創意、數碼通識（digital literacy），是好事。

吳暢暢認爲弊大于利。“粉絲經濟強化了媒體産業利潤導向的絕對原則，但娛樂産業是文化産業，需要有文化産品，粉絲經濟的邏輯會消解文化産品的質量，這也說明爲什麽很多流量明星的唱片或影視作品在主流社會不被接受。”

粉絲公益　追星也能有意義

粉絲的各種應援旨在爲偶像沖人氣和曝光率。廖繼權說：“粉絲不再是單純的仰慕者與追隨者，現在追星還包括爲偶像塑造及推廣形象，俨然當起‘經紀人’。”

對于這個現象，陳相雲持兩面看法。“站在經紀公司立場，很好啊，藝人要的就是曝光和話題。但換個立場，這些宣傳是公司的責任，粉絲給偶像最實際的支持是看演出，上網買歌。而且粉絲的錢哪裏來？很多是父母給的，父母賺錢不容易，這方面父母也有責任教育孩子。”

許多人對粉絲的印象是“盲目”“瘋狂”，粉絲就以偶像名義做公益，除了幫偶像建立口碑，也證明自己不是“腦殘粉”，追星也能有意義；粉絲公益成了粉絲文化重要的一塊。

在本地，瑞恩的粉絲會“瑞不可當”（RBKD）每年在瑞恩生日時策劃慈善活動，例如爲老人家送食物；韓星李准基的各地粉絲以偶像名義，爲柬埔寨的貧民建設水泵和水井；中國演員王凱的粉絲致力于修橋鋪路。

做公益是好事，但出于對偶像的愛做善事，萬一“脫粉”就很難持續跟進公益項目，這是一大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