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玉濤
龍口（原黃縣）地處膠東半島西北部，面向浩瀚的渤海，風景秀美，氣候宜人，是一座新興的沿海開放港口城市，總面積901平方公裏，海岸曲線長68.4公裏；下轄16個鎮街區，其中省級經濟開發區和高新技術産業園區各1個，595個村居，常住人口729880人。1991年跨入全國綜合實力百強縣行列，獲得“全國文化先進縣”稱號。龍口自古以來就是人類生活居住，繁衍生息的地方，久遠的曆史和豐富的文化內涵，在整個華夏文明的形成發展過程中，都有重要的曆史地位，萊夷先民以智慧和勤勞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
龍口萊國故地，是古代膠東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文化底蘊深厚，文物遺迹衆多，地面文物豐富。唐家、乾山、魯家溝、小萊山溶洞四處新石器時代遺址代表了原始時代的文化面貌。其中乾山遺址和唐家遺址是典型的貝丘遺址。先後出土了大量石器和陶器。萊國政治中心的國都歸城城址，考古工作者在歸城一帶陸續發掘出土帶有銘文青銅器和其它文物400余件。東莊頭墓群、東營周家墓群、魯家溝墓葬、歸城城址四處西周墓葬出土了大批青銅器，爲研究龍口、膠東半島乃至中國青銅發展史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龍口作爲中國最早的縣治單位之一，既是秦代著名方士—徐福的故裏，也是2200多年前徐福率船隊東渡的起始地。悠久燦爛的文化曆史，爲龍口這座城市留下了豐厚而珍貴的文化遺存。在漫長的曆史長河中，他們以自己的智慧和勤勞的雙手，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唐家、乾山、魯家溝、邵家四處古遺址代表了龍口新石器時代各個時期的文化面貌。在距今5000年的新石器中期，由于受到以農耕爲主要生産方式的大汶口文化的普遍影響，膠東土著人逐漸廢棄了過去那種以漁獵爲主的生活方式，改爲以種養爲主的農耕生活，這個進步是巨大的，是劃時代的，它不但改變了當時人類完全依賴自然環境的生活方式，同時又爲以後的發展創立了堅實的基礎，唯有如此，才會有後來龍山文化時期的曆史輝煌和人類曆史的全面發展。
一、萊國故城、文明曙光
膠東半島的地理位置，居于中華大地的東方邊陲。我國古代文明的中心，主要在黃河、長江流域，而先秦時期的夏商周王朝，則主要在黃河中遊地區上演著一幕幕波瀾壯闊的曆史之劇。對于這些中心地區而言，膠東半島似乎置身政治漩渦之外。在浩如煙海的先秦古籍中，有關膠東先秦古國的記載卻寥寥無幾。在史籍中，真正有一點明確記載的膠東古國只有萊國，西周萊國故城——歸城城址。
萊國始建國的年代已不可確考。最早見于記載的是：西周初年萊國便已存在。當時周王朝剛剛滅商而立，爲屏藩周室，立即大興封邦建國。當時封于山東地區的有兩個主要國家，一個是當國首輔周公旦的兒子伯禽被封于魯，另一個是更爲遠在東方的齊國，受封者正是滅商之役的頭號功臣姜太公。姜太公至齊時，“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根據《史記.齊世家》的這段記載，至少在商代這個萊侯之國就已存在了。西周初年時，萊國勢力已經很大，“萊偪營丘”，壓迫得這位戰功卓著的姜太公不得不做遷都之舉。我們知道的齊都是臨淄，那麽姜太公一開始建立國的營丘在什麽地方？一般都認爲它在臨淄以東的彌河流域，今壽光一帶。也就是說，當時萊國的兵鋒已直指彌河之畔，對齊國構成了嚴重威脅。而姜太公就封之初，立足未穩，所以只能暫避鋒芒，退而遷都。從這一次齊、萊雙方較量的情形看，兩國的邊界或者說勢力範圍的界線應在彌河一線，彌河以東相當大的地方是萊國的地盤。
《尚書·禹貢》記載：“青州有嵎夷和萊夷。”孔安國注謂：“東表之地稱嵎夷”。馬融注解：“嵎，海嵎也，夷，萊夷也。”《禹貢》記載：“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清《黃縣志》記載：“古爲青州嵎夷地，周爲萊國。”西周初年，周王朝滅商而立，爲屏藩周室，立即大興封邦建國。當時封于山東地區有兩個國家，一個是當時國輔周公旦的兒子伯禽被封于魯，另一個便爲遠在東方的齊國，受封者正是商之役的頭號功臣姜太公。
《史記·齊太公世家》記載：“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知萊乃商代封國。史載表明，“萊偪營丘”（營丘，彌河流域今壽光一帶），雙方激戰，難分勝負，後劃膠萊河爲界，齊國、萊國鼎立。顔師古謂于《齊地記》雲：“古有日夜出見于東萊，故萊子立此城，以不夜爲名。”不夜城遺址位于今榮成東端埠柳鄉不夜村。由上而知，萊國彊域，西起淄濔流域，橫跨半島東端，乃幅員遼闊之大國，文化經濟十分發達，可與齊太公爭衡。當時萊國的兵鋒直指彌河之畔，姜太公就封之初，立足未穩，不得不退而遷都臨淄。齊靈公十五年（公元前567年）齊國漸強，征伐萊國，萊國戰敗，並入齊國版圖，國都廢棄，曆經五百余年的萊國就此結束。國都廢棄；唐太宗征伐高麗時，曾在此駐軍，征伐高麗獲勝後，複駐軍于此，故城遂又稱“歸城”。歸城城址出土了大量遺物，豐富了對城址和膠東地區青銅文化的認識。在歸城以東沿黃水河畔的魯家溝、東營周家、東莊頭、集前趙家等區域百余年來也先後有重大考古發現。充分說明萊山腳下的黃水河流域是膠東半島青銅文化的中心區域，曾爲萊國政治中心的國都。
歸城城址的範圍廣大，城牆堅厚，其規模和工程量與曲阜魯國故城不相上下。因此推測，歸城在西周晚期至東周時期很有可能具有都邑性質，這個認識對進一步探索當時膠東半島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及政治統治能力有重要意義。通過系統的地面調查，對歸城形成和發展的曆史過程也有了比較切實的了解。歸城城址是膠東地區同時期規模最大，內涵最爲豐富的一處遺址，對這座遺址的系統研究，不僅僅是對遺址本身年代、性質、文化面貌等的認識，更是有助于對膠東地區青銅時期的考古文化，中原文明進入膠東地區的曆史過程及其與本地文化的互動關系的認識。通過這些研究，進而能夠對了解膠東地區的社會、曆史進程有更爲深入和全面的了解。歸城遺址的遺址在整個膠東地區古代文明和國家形成過程的探索能夠起到綱舉目張的作用，僅有重要的意義。
二、 “三縣”鼎立、城邑雛形
據文獻記載：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始于境內置黃縣，隸屬齊郡。西漢初年，黃縣柝置出惤縣、徐鄉縣，同屬東萊郡。漢成帝元延元年加封徐鄉縣爲侯國，爲膠東王的王子劉炔封地，徐鄉縣改爲徐鄉侯國，東漢建武六年，徐鄉縣並入黃縣，公元556年（北齊天保七年）惤縣並入黃縣。
秦代黃縣的疆域大致包括今龍口、招遠、棲霞、蓬萊、長島縣等地，比龍口建市前的黃縣大得多，僅陸地面積就有五倍之多，黃縣做爲全國最古老的縣份，從秦代開始就出現在中國的版圖上，秦朝在膠東地區只設立黃縣和腄縣兩個縣，黃城集作爲秦代黃縣城駐地，從此成爲全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腄縣故城在今煙台市福山區境內三十裏堡，它于東漢初年後並入黃縣。
從公元前219年到前210年間，秦始皇曾三次巡視中國東部沿海地區，三次都親自駕臨黃縣。第一次東巡時秦始皇在黃縣城召見徐鄉方士徐福，他遂陪同秦始皇祭萊山拜月主祠，然後過黃腄，窮成山，登芝罘。到了琅玡以後，徐福等人上書請求入海求仙，後來渡日本未歸。
秦代黃縣故城，曆經漢、魏、晉、十六國和南北朝于北齊天七年間（公元556年）遷到當時的黃冠村另建新城（黃城）具有七百多年曆史的黃縣城爲什麽要西遷，究其原因有兩條，一是相鄰的徐鄉，垂縣，惤縣先後並入黃縣，致使縣城不在縣境中心位置；二是與當時的一場洪水災害有直接關系，當地民間流傳的“開了東庭湖，淹了黃縣城”的民謠就是一個很好的印證。秦代黃縣城東南（今蓬萊境內）抓鬓山，燦之澗有一個面積很大的高山湖泊，名叫東庭湖，北齊天七年間（公元550－559年）因發生強裂地震造成東庭湖決口，湖水飛流直下沖毀了縣城，淹沒了周圍村莊，黃縣城于是被迫遷移重建。
具有二千多年曆史的秦代黃縣故城，在山東和中國曆史上有重要的位置。秦代故城範圍內遺物較豐富，曆代都有大批文物出土。新中國成立後，在城區內相繼發現了水井，石坊，磚瓦，青銅器，陶器等遺物。這些出土文物爲研究古代曆史，提供了可靠的實物資料。
惤縣故城已被破壞贻盡，但從殘存城牆基看，仍可辨別出大體範圍，東西長770米，南北寬550米，呈長方形，占地面積約39萬平方米。弦縣故城內遺物較豐富，建國後曾經陸續發現了一大批磚瓦、陶器、五铢錢、銅兵器等。
據史志記載，惤縣始建于西漢初期，方圓範圍一華裏等，地面建築由于史料記載太少，只知道建有百支萊王祠，其疆域曆史變化比較大，四周邊界已難以確定，大致範圍東臨黃縣，西底萊州東境，南至招遠境內，北臨渤海。惤縣曆史悠久曆經東漢、魏、晉、十六國、南北朝北齊天七年間（公元556年）並入黃縣，前後存在七百余年。
惤縣地處龍口西部平原地區，土地肥沃，農業發達，紡織業曆史悠久，當地人民發揮“厥匪檿絲”的優勢，創造出優質的紡織品，東萊的惤布，聞名于時。《說文》謂：“惤，布邊，出東萊。從巾，惤聲”段注《地理志》、《郡國志》東萊郡皆有惤縣，蓋以布得名也”西漢武帝時期中央政府統一管理鹽鐵生産和買賣。全國共設鹽官三十八處，其中一處就設在惤縣，說明惤縣當時鹽業生産比較發達，西晉未期，惤縣縣令劉柏根起兵漢晉，震動全國，史書和地方志都作了比較，詳盡的記載。
據《晉書.列傳》記載，西晉未年爆發的“八王之亂”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導致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迅速激化。各族人民奮起反抗，光熙六年（公元306年）惤縣縣令劉伯根以宗教作號召舉兵反晉，自稱惤縣。劉柏根率兵攻打臨淄和高密城，掖縣（萊州）人王彌率永僮響應，被委爲長史。劉柏根戰死後，王彌統領義軍轉戰青、徐、兖、豫等州。起義軍一度攻下許昌、開封庫，取器仗，衆至數萬人，這支以惤縣人爲主體的起義軍隊，在當時各路義軍中很有影響。惤縣自南北朝北齊時期並入黃縣後，原來的縣城隨之被廢棄。
徐鄉故城始建于漢代初期。據文獻和考古資料證明，春秋末期，齊國滅掉萊國以後，按其行政區劃，在東萊國的舊地的北海沿海設置士鄉城。西漢初期，原黃縣徐鄉升格爲徐鄉縣，隸屬東萊郡，其縣城就建在齊國土鄉城舊址之上，徐鄉縣的範圍大致在今龍口北部沿海平原地區，這裏土地肥沃，農業發達，並擁有漁鹽之利，是一個經濟文化繁榮發達的縣份。西漢成帝元延年（公元前12年）封膠東共王子劉炔爲徐鄉候，徐鄉縣由此改爲徐鄉候國。西漢未年，劉炔起兵反對王莽篡國，兵敗後病死，徐鄉候國廢除。東漢建武六年（公元30年）徐鄉並入黃縣，前後曆時二百余年。徐鄉故城城牆和地面建築蕩然無存，只是從殘存的城牆基礎可看出昔日故城的範圍。東西長514米，南北寬370米，占地面積19萬平方米。古城呈長方形，局部可看出夯土遺迹，出土文物較少。有刻“公孫造一石”的陶缸和花紋磚，漢瓦的殘片等。徐鄉故城遺址內遺物豐富，曆代都有文物出土。新中國成立後，這裏發現了一大批城牆基石、水井、排水溝、磚瓦、陶器、青銅器。山東省考古研究所對徐鄉故城進行了考古鑽探和發掘，探明了徐鄉故城的確切範圍、城門、宮殿、街道、作坊、窯場、排水溝等曆史遺迹。從考古鑽探結果、探溝地層關系和出土文物情況看，士鄉城故城始建于春秋晚期或戰國初期。
關于徐鄉的由來，最早的文字記載見于東漢班固《漢書，地理志》。元人于欽在《齊乘》中說：“徐鄉城，漢縣，蓋以徐福求仙爲名”清代研究《漢書》的專家王先謙認爲于欽的說法很正確，並在其《漢書補注》中予以著錄。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證明，徐鄉縣秦鄉漢縣，且因徐福求仙和徐氏聚族居住而得名。
三、文化昌明、崇文重商
“崇文”是龍口最鮮明的一個文化特色。據記載，丁氏家族十一世祖丁元沂，隨後相繼創辦了八大支系，每個棧房都有自己的字號，如‘文來’、‘泰來’、‘東悅來’等，號稱丁家的八大錢囊。自此‘丁百萬’成爲富有的丁氏家族稱謂而遐迩聞名。在乾隆盛世，丁家在全國建有當鋪72座，至晚清已遍及全國十一個省市，相傳資産折合白銀達五千四百余萬兩，相當清廷兩年財政收入，真正是富可敵國。“龍口，鍾靈毓秀，人才輩出，賢能相繼，齊國淳于髡博辯，馳譽于華夏諸侯，三國太史慈骁勇，揚威于吳郡上都，秦代徐福泛海美聞傳于扶桑，開辟中日文化交流之先河。其後俊才節士代不泛人，降至近代內憂外侮，志士仁人前赴後繼。矢志辛亥革命徐鏡心，魯之靈光丁佛言，辛亥英烈王叔鶴，抗日英雄任常倫。崇文”和“重商”在龍口實現有機結合，“崇文”促進了“以義經商”的道德觀、“以智經商”的經營觀、“以文經商”的生意觀的經營理念的形成，而“重商” 又爲崇文提供了經濟和物質保障，兩者相得益彰。
丁氏家族承載了山東商人的優良傳統和苦幹精神，一是因爲自然環境使然，二是因爲曆史文化熏陶所致，孔子、孟子都曾率門徒周遊列國，爲實現自己的理想備嘗人世艱辛。孟子有一段大氣浩然的言論：“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山東孔孟之鄉，儒家思想培根于丁氏家族心靈深處，將儒家的仁、義、禮、智、信注入商業活動。“修身齊家治國天下”。丁氏家族在經商方面，以“誠信爲本”注重商業道德和信譽，得到當時民衆的普通贊譽。丁家以開“當鋪”起家，收當時堅持不壓級、壓價，不勒索克扣當戶，對過期的“死當”也分別以不同情況，適當照顧。因此，聲譽好，發展快，並像滾雪球似的越辦越大，越辦越多。在短短的十幾年間，便發展到我國東部11個省市。成爲我國沿海經濟發達地區頗有影響的經濟實體。
丁氏家族其他産業，如錢莊、糧行、雜貨鋪等也被帶動發展起來，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興旺景象，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視，特頒“龍票”，標明了丁家的所有店鋪是朝廷特准的經營行業，所有官吏、惡霸、地痞等不得幹擾店鋪正常營業。因此，丁家有了皇封的保護傘，再加丁家曆代都有不少人在朝中或地方爲官，這對保護、促進丁家商業的發展壯大，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也是丁家“以仕保商”所取得的積極成果。
丁氏家族十五世孫丁佛言，是清末民初著名社會活動家，古文字學家和書法家。他曾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議員，參義院議員，總統府秘書長。曾參與起草了中國第一部憲法《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他一生著述近百萬言，留有書稿二十余部。《大公報》主筆張季鸾先生發表社評，稱其爲“一代宗師”、“魯之靈光。”
丁氏家族世世代代注重積德行善，尤其在架橋修路、修城牆建文廟、施放藥品、赈濟災民等方面，投入大量資金。清史多處記載，盛贊丁家弘德積善之舉。丁氏家族在清代中、前期的數十年間，從一無所有的貧民，發展到山東首富，繼而維系了一個世紀之久，其家族重視文化教育，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正因爲如此，其家族才能人才輩出，仕途通達，經商發財，長盛不衰。
丁氏故宅，清初黃縣巨富丁氏家族所建。丁氏發迹後，征召邑內外能工巧匠，在黃縣城裏營造宅第，規模宏大，有2700余間房屋，現存240余間，爲清代府式組群布局。屋坐西朝東，爲典型北方傳統的硬山式磚木結構。建築群分若幹個大院，每個大院由若幹個四合院組成，疏密得當，渾然一體，古樸大方。走進丁氏故宅，琳琅滿目的楹聯盡收眼底。在這一進又一進的四合院裏，不論正廳倒廳還是花廳，屋內屋外的明柱上都雕刻著漆金楹聯，並分陰刻和陽刻兩種，形似瓦狀，緊貼在立柱上，塗著大漆金，光彩照人。寫聯人在都是達官顯貴、文人墨客、社會賢達、藝界名流。而內容大都是勸道敬業、借景抒情、寓意深刻、哲理性強，大都是丁家在京城做官的人所求得，或經商致富後重金購得。像著名禁煙名臣林則徐題寫的“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大勇若怯大智若愚”，富有豐富的哲理和深刻的辯證法。“揚州八怪”中的著名書法家金農和鄭板橋分別題寫的楹聯是“且與少年飲美酒，更窺上古開奇書”，“操存正固稱完璞，陶鑄含弘若渾金”。軍機大臣左宗棠的題詞是“晝長梁燕從容語，風定瓶花自在香”，兩江總督鐵保的題詞是“岚陽雲村伊川月，靈運詩篇逸少書”，表達了丁氏家族的閑情逸致和追求美好生活的熱切願望。著名書法家包世臣題寫的“日有所思經史如诏，久于其道金石爲開”，告誡丁氏子孫在治學方面只要做一持之以恒，必定會獲得好的成績。在祝壽廳內有著名書畫家慎毓林的題詞“惜食惜衣非爲惜財當惜福，求名求利但須求已莫求人”，道出了丁氏家族的治家之道和處世觀。總之，這些楹聯書法蒼勁有力，各具風采，內容爭奇鬥勝，名領風騷。從這裏我們也可想象到丁氏家族當年在社會上交往之廣層次之高丁氏家族的興旺發達，離不開這些文化底蘊的依托，也是丁家長達一個多世紀未能衰落的根本。時至今日，仍對我們有深刻的啓迪和借鑒作用。
四、“黃縣套子”、 商之寶鑒
黃縣素有“商業之鄉”的美譽。明永樂年間，黃縣人就漂洋過海，遠涉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創辦實業。黃縣人自古多商賈，善經營；崇尚讀書識字，講究謙恭禮讓。由于買賣人多，生意場上的需要，講究禮節，靈活勤勞，以適應經商。隨著世代的傳授延續，黃縣人在處世謀生實踐中，逐漸摸索總結出一套經商的黃縣套子“商之寶鑒”。
蓬、黃、掖三縣自古多買賣人，這其中又以在關東經商者爲甚，久而久之在沈陽、哈爾濱等地落了個“掖縣鬼子”、“黃縣嘴子”、“蓬萊腿子”的稱謂。除了這“三字經”之外，外鄉人還賜給黃縣一個令人拍案叫絕的雅號“黃縣套子”。
掖縣鬼子說掖縣人頭腦靈活，經營有道，靠出點子致富；黃縣嘴子指的是黃縣人能說會道，伶牙利齒，靠嘴勤賺錢；蓬萊腿子的意思是蓬萊人手腳勤快，不怕吃苦，靠中跑腿生財。
《黃縣志》記載：黃邑“地狹人稠，有田者不數家，家不數畝，養生者惟貿易爲計”；又載，黃民“尊長上，急輸賦，勤學業，敦名義”。這就是說，老黃縣人自古多商賈，善經營；崇尚讀書識字，講究謙恭禮讓。由于買賣人多，生意場上的需要，所以比較起來，就更突出了交際中的一套辭令，影響到社會上也重視培養子弟能寫會算，講究禮節，靈活勤苦，以適應經商。隨著世代的傳授延續，祖先們在處世謀生實踐中，逐漸摸索總結出一套振興事業的“商人寶鑒”，加之一些飄洋過海的生意人和讀書人，又把各地的開化之舉和文明之風帶回故鄉，因而形成了一套精明強幹、文雅謙和的民風特征，俗稱“黃縣套子”。
正是用此一套領先開拓、齊家治業，商家們盡管蒙受舊社會的鈎心傾壓和和內外戰亂，仍能順應時代潮流，顛波沉浮，周旋發展，最終獨占外埠一方。如當年奉天（沈陽）城裏譽滿中外的“老天合”，以及接踵發迹的“吉順絲房”、“洪順盛”等大買賣，都是老黃縣人苦心經營出來的舉足輕重的著名商號，他們以雄厚的資金和獨有的經商韬略，控制了市場，左右了整個奉天城的商業局勢，故當地有“先有‘老天合’，後有奉天城”之說，這就一語道破了老黃縣人在商界上的勢力和能量。出外經商得道，影響著老黃縣城內大興文明經商之風。如三十年代時，東市場上（原甕城）的一家飯店，跑堂的都是用英語來迎送外國顧客和懂外語的學生，生意十分興隆；城西著名藥局“登仁壽”，其良好店風和優質服務，更是聞名遐迩，八方稱道；直到今日，南大街上的“利群理發店”等許多行業，也因繼承了老商家的文明“套子”傳統，才出現了顧客盈門的繁榮局面。
“黃縣套子”用于生意場，帶來了興旺發達；用于交際上，增進了團結友誼。平時，在親朋之間的迎來送往中，舉止不亢不卑，言辭謙遜誠摯。遇熟人，點頭躬禮、招手示意已成自然習慣；接觸談吐中的“屋裏請”“別客氣”“對不起”“沒關系”以及“歡迎光臨”“請多關照”等一套辭令，雖然說起來簡單，聽起來平常，但卻是人們在社交活動和日常生活中禮貌風尚的體現，就連咿呀學語的孩子，父母首先教會的也是“謝謝”“再見”等討人喜歡的文雅詞語。看來，當前倡導的語言美，正是“黃縣套子”早就形成的社會風情的發展。
黃縣人的“嘴”是先民的遺傳。據專家考證，“黃乃九夷之一支，由黃夷部落發展而成”。商代後期，東夷浸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原大地，黃夷人在淮河流域建立了黃國。黃國“是個較少保守的，比較先進的侯國”。公無前648年，楚國的戰車碾碎了古黃國1400多年的文明，國破家亡的黃國子民，有一部分帶著先進的中原文化，又回到了先祖居住過的地方，在膠東半島漁獵耕牧，繁衍生息。幽雅的環境，富庶的生活，打發了曆史上的數次遷民，其中孟浩然、範仲淹等名人之後，亦先後遷入黃縣。地域文化之間的撞南與融彙使得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大都有知識，善言談，愛說道。黃縣人的“嘴”是數代人曆史文化的沉澱。邑人自古重視教育，崇尚文化。“黃之有學也，肇于唐開元（指官學）”，以後多次增修，明代創建了河濱書院，清代修建了士鄉書院，加上鄉間無數的書房（家學），使得黃縣人掌握了豐富的文化知識。據老年人的回憶，舊時邑人大都能識字，懂算盤，說起話來往往一套一套的。
黃縣人的“嘴”在生意場上得到了磨煉。黃縣可謂“商業之鄉”，善謀生計的老黃縣人不安于掙家門口的錢，于是便“闖關東，赴京師，泛重洋，遠遊經商”，在生意場上，這些人都是掌櫃的、欄櫃頭（班組長）、帳先生（會計）和外情客（供銷員），使嘴上的功夫派上了用場，也得到了提高和發展。再加上膠東人特有的機敏與能幹，至清代中葉，逐步達到鼎盛時期。黃縣人在北京、沈陽（舊稱奉天）、佳木斯等地，乃至日本、朝鮮、泰國、新加坡等許多國家都有舉足輕重的大買賣，“許多人當時在當地的商業界堪稱泰鬥、巨擘。老縣人重禮儀，有文化，多商賈，善交際，在往常年的哈爾濱街上，人們把這一套具有黃縣地方特色的民俗稱爲“黃縣套子”，黃縣也因此落了個“套子縣”的雅號。
老黃縣新龍口，逝去的城市文化是一段遠古的文明，永恒的仿佛人類童年的老照片，一切真實而遙遠。凝固的畫面流動著璀璨如繁星的文明，是龍口五千年逝去的曆史文化與萊夷人碰撞出一首人文與自然的交響曲。讓人們重溫一段曆史，不斷喚起人們心中塵封已久的記憶，深入地尋找曆史所蘊藏的民族智慧，感悟民族精神，傳承中華文明，不同的曆史時期有不同的文化底蘊，龍口正是在歲月的洗禮下一路走來才形成了今天的美麗！那是古典韻味與現代氣息的融合，是一份所有生活在龍口的人都應該珍惜的美。一個城市是人類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結晶，也是一種文化現象。城市既是曆史文化的載體，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需要。文化是城市的靈魂，一個失去靈魂的城市，宛如高價商店陳列品，以一組無意義的數字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而文化其實就是生活，遺棄根與泥土般血緣聯系，城市將是一座空中浮城。
在今天這個快速發展的社會，人們的生活越來越快節奏，其實有的時候，慢下你的步伐，去細細體味一下曾經逝去的歲月，從曆史的興衰變化中感受城市的變遷，其實你會發現很多這個城市別樣的美。而我們也會繼續尋著逝去的曆史文化足迹，讓更多人去了解龍口，了解龍口的曆史，去品味龍口文化，去發現龍口這座古城悠久的曆史和燦爛的文化，在古典與現代的交融中感受歲月滄桑下龍口的曆史變遷和文化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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