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師饒宗頤。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新京報記者李興麗 趙蕾 實習生 黃钰欽 編輯 蘇曉明 校對 陸愛英
農曆新年到來前，101歲的國學大師饒宗頤辭世了。
在大陸，這是一個令人稍感陌生的名字。香港人熟識饒宗頤，他們說，“在香港，論掙錢，沒人能掙過李嘉誠；論讀書，沒幾人能讀過饒宗頤。”
饒宗頤的故事頗具傳奇色彩——初中休學，依靠自學，學貫中西。從甲骨到莫高窟，從梵文、希臘楔形文，到楚漢簡帛，他無一不曉。
錢鍾書說他是“曠世奇才”，季羨林稱他是“心目中的大師”，法國漢學家稱贊他是“全歐洲漢學界的老師，當代最偉大的漢學家”。
饒宗頤不認同。
2003年的秋天，他把自己全部藏書4萬余冊，捐贈給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又給學術館起了個外文名字，叫The Jao Tsung-I Petite Ecole。petite是小的意思， ecole是學校，合起來是小學校、小學的意思。“我這個地方叫小學，我不敢把自己放大，我還是一個小學生。”
━━━━━
“我每天坐在葫蘆裏”
和饒宗頤先生握過手的人，大多都對那雙“有節奏用力”的手印象深刻。
他手腕有力，身體硬朗。在老友中山大學退休教授曾憲通的印象裏，去年，這位百歲老人剛在巴黎和北京辦了書畫展，前年去了京都，”像個老小孩，怎麽也閑不住，總要去世界各地轉轉。“
媒體上，他銀眉鶴發，清瘦機敏。天氣冷一些的時候，饒先生喜歡帶一條顔色豔麗的圍巾，這是他晚年的習慣。出席活動時，做得最多的動作，是一雙手壓在胸前的圍巾上，頻頻抱拳回禮。
百歲過後，他鮮有露面。
2017年5月份，敦煌研究院副院長趙聲良最後一次拜訪他。那是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辦的一個饒宗頤作品展上，趙聲良應邀出席開幕禮。
“身體不好，饒老坐在輪椅上，不能多說話。”趙聲良向新京報記者回憶，饒老在展廳裏匆匆看了一眼他的畫作，醫生就建議他回家休息了，“那時候已經住院挺長時間了。”
十幾年前，曾有媒體報道，2003年8月他患輕度中風，右手偏癱，不能提筆。他開始左手執筆練字，靠著左右手交替畫畫寫字，恢複了右手的功能。
生活裏，饒宗頤達觀，有童趣。
漢學界一直有“北季南饒”、“北錢南饒”的說法，將他與季羨林、錢鍾書齊名，稱爲大師。
▲饒宗頤與季羨林在一起。圖片來自網絡
“我不是大師，我是大豬（潮州話裏，大師與大豬發音接近），”饒宗頤打趣，“‘大師’是佛家說法，我不是和尚，所以不是大師。”
年近百歲時，不斷有人咨詢養生法寶，他挂在嘴邊的話是，“我每天坐在葫蘆裏。”他引用明代詩人余善的詩句“一壺天地小于瓜”，告訴咨詢者，清靜達觀，身心愉悅，自然就長壽。
談到吃，女兒饒清芬女士說，父親愛吃地瓜，家裏放了許多。他還葆有老家潮州的飲茶習慣，每天從早喝到晚，愛喝茶。他說，“咖啡是刺激性的東西，屬于沖動文化。茶是冷靜的、理性的，屬于和的文化。中國的茶文化講究一個‘定’字。‘定’就是心力高度的集中，內心安甯，才能實現心‘定’。”
高齡後，他甚少出門應酬。每天清晨四五點醒來，寫字、看書、做研究，累了，就回去睡個“回籠覺”，中午在女兒的陪伴下到家附近的一個潮汕餐廳食用午餐。住所在香港的跑馬地附近，陽台外是香港有名的跑馬場。一周兩次，跑馬場會燈火通明。他在躺椅上，俯瞰駿馬競逐。
趙聲良回憶，了解饒宗頤的人無不爲他的廣博“震驚”，“在我們當代的學者看來，能在一方面做透、做出一個好的研究，已經很了不起了，但是饒老涉及的範疇之廣、影響之大，後人難以企及。”
饒宗頤的研究範圍涵蓋上古史、甲骨學、敦煌學、經學、宗教學、史學等十三大門類。從莫高窟，到馬王堆，再到曾侯乙編鍾、雲夢秦簡，都曾集中他的目光。身處香港，他有機會接觸到大量海外文物，並憑一人之力，開辟了多個漢學研究新領域。
饒宗頤最喜歡的一句話是“萬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
記者請他解釋，他說，“不磨”，就是“不朽”的意思。中國人講“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德”是第一，然後立功、立言。“自在心”是在不朽中找你自己一個自在，用現在的話講，可以說是種獨立的精神。
━━━━━
“我令我自己有個天地”
饒宗頤曾在采訪中說過，自己是一個被求知欲吞沒的人。
“每一個問題我要追到，一定打破沙鍋問到底，爲什麽這樣子，所以搞到我的興趣，逼我去搞那麽多的不同的語言，不同的學問去弄一個明白。”曾憲通將之視爲饒宗頤的人生哲學，也是他被尊爲一代國學大師最重要的原因。
在香港訪問期間，曾憲通給饒宗頤訂了《文物》、《考古》和《考古學報》三本雜志，每次收到書，他抱著書一本接一本的看，“半小時全部看完，還能立刻說出新一期雜志闡述的觀點和理論。”
他曾問過饒老，“您是否一目十行，過目成誦？”
饒宗頤笑著擺擺手：“一目十行倒是能做到，過目成誦就誇張了，也就能大概記得住罷了。”
這似乎暗合了此前流傳的一個“神童”故事。
1917年，饒宗頤出生在廣東潮州首富饒家。他的父親饒锷在家鄉建起了潮州最大的藏書樓“天嘯樓”。
饒家家學深厚。饒宗頤的名字是父親起的，希望他能師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頤。母親在他兩歲時過世，父親在生活的沉悶中，訓練他寫詩、填詞、寫字、畫畫。到了14歲，他從初中退學，回到天嘯樓的十萬藏書裏自學。
“我這個人很孤獨，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因爲我自己就有我自己的天地，一早就這樣子，這是我的個性，我不感覺孤獨很奇怪。”饒宗頤在日後接受采訪時坦陳，他很早便知道自己是與衆不同的人，“我要自己找我的，我令我自己有個天地。”
16歲時，他繼承父親遺志，完成了《潮州藝文志》，震驚廣東學界。1935年，19歲時，他應中山大學鄒魯校長之邀，受聘擔任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專志藝文纂修。
在不止一個場合，饒宗頤曾提到做學問的“因緣”。他把1949年，留居香港，潛心學術研究，視爲自己學術生涯中的“因緣”。
在香港，他在大學任教，主講詩經、楚辭、詩賦。之後，他先後前往日本考證甲骨文，再到法國研究敦煌遺迹，赴印度研究梵文。研究的視野也從早期的地方史，轉變爲中國史，繼而擴大到印度、西亞以至人類文明史。
彼時，饒宗頤取得的學術建樹，國內專家是在多年後才逐漸認識到的。
“90年代，有年輕學者發現莫高窟裏的白描畫鮮有著述，提出來想作爲一個領域去研究。”主攻美術史研究的趙聲良回憶，學者後來看到饒宗頤在70年代完成的《敦煌白畫》，感到驚訝，“很多問題，比如敦煌的繪畫、書法、樂譜，饒老在五六十年代，都做了研究。”
▲饒宗頤所著的《敦煌吐魯番本文選》。圖片來自網絡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當國內學者中斷研究時，饒宗頤在巴黎國家圖書館和大英博物館開始接觸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
他在斯坦因掠走的敦煌遺書中，發現了敦煌千佛洞的道教寶典《想爾注》。並于1956年發表了他的第一部“敦煌學”著作《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引起了歐洲人對道教研究的熱潮，也奠定了饒宗頤在敦煌學研究領域的重要地位。
在京都大學，他一件件檢視那些來自中國的甲骨文龜片。1959年，《殷代貞蔔人物通考》全面展現了殷代曆史的面貌，在中外學術界影響巨大。1962年，法國法蘭西漢學院將被譽爲“西方漢學的諾貝爾獎”——儒蓮漢學獎頒給了饒宗頤。
曾憲通向新京報記者回憶稱，1980年秋天，饒宗頤受邀到成都出席第三屆古文字學術年會。會後，他稱自己三十年沒有回國，很想去各地走走，了解不同城市的曆史文化，便自費安排了出行計劃。曾憲通作爲廣東省高教局派出的隨行人員，一路陪同。
兩人從成都出發，一路坐火車去往青海、陝西、河南等地，三個月內共停留11個省市，考察33家博物館。
他興趣勃發，甚至找名家篆刻了一枚印章，寫道：“九洲曆其七，五嶽登其四”，記錄廣泛的遊蹤和高昂的志趣。
那段時間，饒宗頤一家家給博物館發文書、電話，請求近距離了解當地的文物文獻，“有時候爲了感受和了解一件文物，他能站著觀察近一小時。”
那種如幼兒初識世界的好奇目光讓曾憲通畢生難忘，“他說以前只能看到書裏介紹，此次親眼所見，非常激動。”
這些經曆，産生了一個獨特的學術現象——饒宗頤在1978年退休之後發表的文章，比退休前還要多。空前廣袤的治學領域和求索曆史，使得學者評價他：“饒氏治學所涉及的時代，從上古史前到明清，幾乎沒有一個時代是’交白卷’的。”
━━━━━
我這輩子不過就抓住幾只兔子而已
在趙聲良的印象裏，每次到敦煌，饒宗頤都要進莫高窟呆一段時間。
那些壁畫上的花鳥、人物，“他稍加創作，總能畫出全新的畫面感覺。”佛教裏的荷花，也是他喜愛的元素，“他可以想到把傳統的墨線換成金線，靈動、豐富，比大紅大綠多了一份華貴。”
二十多年前，學界都知饒宗頤的學術成就，鮮有人知道他還精湛書畫。隨著年歲日長，他的書畫作品越來越被人們解讀爲“精到的文人畫作”。
▲饒宗頤在作畫。圖片來自網絡
“他的學問和藝術交流得很好，有一個藝術家的童心來探索學問，又有一個學問家的深度來加強藝術。這確實是很了不得的。”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胡曉明評價。
先生謙遜。他說，在做學問上，自己不過是用平常心“守株待兔”。
“我們一般的人是太急功近利，老是想抓幾只兔子，積極追的人未必能夠找到兔子。我比較懶，我就靠在樹底下，當有兔子過來的時候，我就撲上去，我這一輩子也不過就抓住幾只兔子而已。”
在老友曾憲通看來，饒宗頤是被興趣和好奇驅動的“大家”。
1982年，兩人一起研究曾侯乙墓鍾。
這套青銅編鍾共64個編鍾，每個都能發出兩個樂音，音域寬廣，12個半音齊全。饒宗頤對此樂律體系非常感興趣，他不止一次贊歎，“這音樂多美啊！”爲了從曆史、音樂、工藝各個方面去研究編鍾，他特意囑咐曾憲通標注每一個編鍾的音階，用于研究其中的音樂奧秘。
“他看到什麽都想弄個明白。” 曾憲通發現，饒宗頤能從每一個方面發現事物小而美的點，並且放大，“他的求知欲膨脹著，從未畏縮。”
他曾在法國南部的拉斯科住過一段時間，爲了參觀一個兩萬年曆史的洞，研究古代交通，他排了一年隊。在離開拉斯科的前一天，他終于進去看了一個鍾頭，整個牆壁都是動物，裏面有蒙古馬。“我在看這個蒙古馬，隨著古代的人來來往往。”
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在京都研究甲骨文，他就寄住在城市近郊的寺廟裏。
“一個人嘛，我住在三緣寺嘛。三緣寺，我每天都到人文科學的圖書館念書嘛，晚上回來，我也很孤獨的，沒有問題的。我這個人就是不怕孤獨，就是追我的天地。”
見過饒宗頤的人，大抵都對他講話經常在潮州話、粵語、普通話之間切換，印象深刻。除此之外，他還精通英、法、日、德、印度6國語言，對古梵文、古巴比倫楔形文字也頗有研究，
在一次媒體采訪中，談到人才培養，他分享感悟：“我的心得是，首先不要自我設限，保持廣泛的興趣和強烈的求知欲。可先從一個小範圍內的方面做起，如我年輕時先做方志學和地方史，以家鄉潮州爲研究對象。從考古一直到文學、戲曲、陶瓷等都做，特別注重不同領域間的關聯性問題，這樣慢慢就越做越通了。”
▲饒宗頤先生在杭州。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但他很快又意識到現實困境，“我也是這樣教學生的，但願意這樣跟著我長期做的人極少。因爲我們用了理工科的應用主義方法去培養文科的人才，結果是貌似專精而實際狹小，這還已是好的了，我還知道有不少粗疏而虛空的“專家”呢！學者可以先成專家，再追慕會通，終成通人，大概這樣一個過程是可以的。”
饒宗頤95歲的生日是在敦煌度過的。
敦煌研究院借著學術研討會的契機，在莫高窟前搭了台子，給老先生祝壽，“那一天來了很多人，饒老特別高興。”趙聲良記得，彼時，舟曲發生特大泥石流災害，饒宗頤當即決定將160萬壽禮捐贈災區。
在此之前，2003年的秋天，他還把自己20世紀50年代起在香港、新加坡等地任教時購藏所得的全部藏書4萬余冊，捐贈給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他給學術館起了個外文名字，叫The Jao Tsung-I Petite Ecole。petite是小的意思，ecole是學校，合起來是小學校、小學的意思。“我這個地方叫小學，我不敢把自己放大，我還是一個小學生。”
回首自己的學術生涯，饒宗頤以“辛苦待舂鋤”來描述，他把自己比作農夫，耕耘不辍。
2017年6月，先生以百歲高齡，與家人、醫生、朋友一起到巴黎展覽，重遊皇港修道院。
曾憲通關于饒宗頤的消息也停留在那時。他想起2011年8月，南京紫荊山天文台以饒宗頤的名字命名了一顆新發現的小行星。先生高興極了，說，“我天上有星。”此刻，曾憲通相信，那個他陪著周遊了33家博物館的饒宗頤，變成了那顆星星，繼續閃爍著。
值班編輯 張一對兒 一鳴
(更多新聞，請關注新京報微信公號：bjnews_xjb)
本文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使用
歡迎朋友圈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