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書旂是中國花鳥畫名家，也是20世紀中美文化外交史上的重要人物。因移居海外，又離世較早，張書旂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幾乎淡出了國人的視野，成爲“中國現代美術史上被過于忽略的重要中國畫藝術家”。
也因此，他早年在廈門集美學校任教的具體經曆更是鮮有人知，如今幾乎所有的“張書旂研究”都對他的“集美時期”一筆帶過，也幾乎沒有將他與福建美術教育相互關聯，成了一段“被遮蔽”的曆史。
張書旂其人
張書旂，亦爲書旗，原名世忠，1900年出生于浙江浦江。1921年考入上海美專，師從呂鳳子。1924年畢業後任教金華七中。1926年任廈門集美學校教員。
1929年到南京任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1932年，他與諸聞韻、潘天壽、吳茀之、張振铎結成“白社”，研習國畫，以振興國粹藝術。1941年秋，張書旂爲宣揚中國藝術文化赴美。1947年回國，兩年後再次赴美便移居。前後旅美（包括加拿大）13年，舉辦了近60場個展和100多場現場觀摩。1957年在舊金山去世。
張書旂早年藝術生涯離不開徐悲鴻的推介和賞識。1928年夏，徐悲鴻到訪福州恰逢其作在當地展出。徐記述道：“張先生書旂，時授教廈門，亦有多量作品參與，其風爽利輕快，大爲人所注意。旋即應聘來中央大學。”（《張書旂畫伯》，1935年）就這樣，在徐悲鴻力薦下，張書旂赴南京任教。1933年，徐悲鴻攜大量作品到歐洲巡展，在巴黎中國美術展覽中，法政府購去12幅，其中即有一幅張書旂《石畔桃花》（與呂鳳子合作）。1934年蘇聯展覽時，徐悲鴻又以張書旂《蠟嘴》一幅贈莫斯科美術館，“其地作者鼓舞”，從此將張書旂藝術推向了國際舞台。
幾乎同期，張書旂在國內亦備受矚目。1935年11月，張書旂在南京舉辦個展，200多幅畫全部售罄。時《藝風》雜志第3卷第11期“特向海內名家征求題字及批評，出爲專刊”。所刊彙集王一亭、徐悲鴻、陳樹人等人的題詞，以及陳之佛、吳茀之、李毅士、李金發、汪亞塵、呂斯百、王祺等爲其特撰之文，整體獲評頗高。接著，1937年教育部第二屆全國美展，張書旂《群鴿》《孔雀》等作品入選。1941年，他精心所繪之《百鴿圖》，又經美駐華大使轉贈美國總統羅斯福，成爲進入白宮的第一幅中國畫。
張書旂之畫，早年所寫，不脫任伯年窠臼，後刻意寫生，自得其法，尤其在寫意花鳥領域成就卓然，蔚爲20世紀代表藝術家之一。然如此之名家，又在閩任教3年，卻未能與福建近現代美術記憶良好複合，實則是對其曆史價值認知不足所導致的研究缺失。
任教集美學校
張書旂1926年至1929年在集美學校任教的履曆，起始于1926年春季學期，在集美學校師範部高級藝術科教授國畫，與廈門美專、新加坡南洋美專創始人之一的林學大，以及莫大元、鄭宏模、張載泗等人互爲同事。其時，高師藝術科于1925年方才開辦。
目前所見有關張書旂集美任職信息的最早文獻，是《集美周刊》1926年第133期的一則“師範部消息”，寫道：“本部圖畫一科，從前各生多習西洋畫，自本學期添聘張書旂先生教授國畫，學生練習甚形踴躍，每日石印室趕印畫稿，殆有應接不暇之概焉。”還原了當時國畫教學之盛況。然“本學期”所指爲何？根據《集美周刊》出版周期推算，以及該刊1926年第129期集美學校女子師範部、商業部、農林部“十五年春季”招生簡章相關內容，這學期即爲當年的春季學期，開學日期爲3月8日。可見，至少在1926年3月初，張書旂既已來廈。
其後，1933年《集美學校廿周年紀念刊》之“全校曆任教職員一覽表”，也明確記錄了張書旂相關信息，曰：“張世忠，書旂，師範部圖畫教員，（到校年月）十五年三月，（離校年月）十八年八月。”于此，張書旂離任集美學校的具體時間可確定爲1929年8月。
若根據1932年修訂的高師藝術科課程設置，國畫課是當時唯一一門貫穿藝術科三年學習的科目，可想其學科影響之盛。而彼時，因“從前各生多習西洋畫”，張書旂國畫課可說是集美學校國畫教學的起點，不僅爲往後教學奠定了重要基礎，也確立了較高的基調。
1926年《集美師範月刊》第3期發表了張書旂《春江水暖鴨先知》一作，可窺探其當時國畫創作之水准。該作題跋曰：“春江水暖鴨先知，丙寅書旂張世忠作于集美。”畫面描繪雙鴨從河畔花叢下水遊玩之瞬間，春花爛漫、水波蕩漾，一幅明媚可愛的春日景象。雖爲單色印刷，墨色層次依稀可見，所作時間與其到校時間相仿，實屬初來乍到嶄露頭角之作。另，1930年上海金城工藝社出版之《書旂畫集》，亦刊有部分張書旂在集美任教期間所作之畫，以花鳥居多，偶見山水，爲當時教學水平帶來側面參考。
除了專業教學，張書旂也從事美育普及工作，他被選爲校美術委員會委員，並在全校美術展覽會中擔任國畫科布置指導員。1929年4月29日，他有一次在集美女子中學的演講記錄，題爲《美與人生》。“首言美與人生之關系，次言集美學校之美，終言在集美學校求學之幸福，對于科學研究，心身修養，當更力求其美。莊諧雜出，妙趣環生，聽衆鹹大歡樂”，與當下對新時代美育的呼籲與實施形成了近百年的關照。
張書旂參與組織的全校美術展覽會最終于1926年6月13至14日舉行。展品分圖畫、手工二類，就圖畫一種，即有中西繪畫700余幅。由于數量衆多，展廳分置于科學館、大禮堂、居仁樓以及師範部工藝室，其中科學館現位于集美大學美術與設計學院園區內，亦屬于張書旂“集美時期”的重要美術遺迹。
教務閑暇之余，張書旂亦潛研畫理，勤奮不辍。其弟張世祿爲複旦語言學家，曾于1981年在《先兄張書旂事略》中回憶道：“時余亦在集美學校教讀，每于傍晚邀其共出遊散，辄拒不出；及余歸來相視，已作品盈室矣。是時將心得寫印面冊，以傳授學子，如今在海外影行留傳之《書旂畫法》等書，殆肇基于此。”
《書旂畫法》即來自張書旂畢生所寫之《翎毛集》畫譜，1960年紐約維京出版社出版。原稿詳細闡釋了各種禽鳥的具體畫法，是張書旂經過多年創作實踐，親自總結出的一份教學筆記，爲花鳥畫領域難得之經典。
由此，“集美時期”在張書旂藝術生涯中的客觀分量自無須多言，而其對于集美學校（今集美大學），乃至于廈門區域美術史的溯源和發展更是意義重大。
他的集美學生
張書旂所有的集美學生中，最爲出名的是沈福文和胡一川。他們雖先後入學，卻是同屆畢業生。1929年7月集美學校師範部畢業生名單可見二人的姓名，當時胡一川仍以“胡以撰”的原名顯示其中。
沈福文、胡一川都是20世紀重要的革命藝術家。20世紀30年代，他們曾加入著名的“一八藝社”，試圖通過美術創作宣揚並推動“反帝反封建”革命。1932年，胡一川創作的版畫《到前線去》更是成爲後來頗具影響力的抗戰宣傳作品，現藏于中國革命博物館。
談及老師張書旂，胡一川曾在手稿《我的回憶》中寫道：“我轉到師範部廿一組，國畫教員也是上海美專畢業，有名的花鳥畫家張書旂，他知道我在師範念書時，經常一早到海邊去畫水彩畫，常到高師去畫石膏像，經常到他畫室看他畫花鳥和經常臨摹他的作品，他看到我對于美術那麽迷戀，看出我在美術方面有發展前途。因此（張老師）當我在師範四年制快畢業前，沒告訴我就自作主張寫信給印尼爪哇一個團體，希望在經濟上給我贊助，當我在集美師範畢業後，設法派我到法國去學畫，結果那個團體取消了。派我去留學的願望雖然失敗了，但張書旂對我的重視被沙拉迪加的鄉親們知道後，可能是通過集資贊助辦法寄了好些錢來，讓我到杭州去考國立藝專，可能也因爲張書旂給潘天壽寫了封介紹信起了作用。”
依此判斷，胡一川在集美就讀時即曾臨摹過張書旂的花鳥，並直接受其指導。字裏行間透露著胡一川對張書旂的感念，也體現出張書旂作爲老師對胡一川的欣賞與栽培。試想，如果沒有集美學校這段張書旂的伯樂之恩，曆史上的胡一川也許並非我們如今所見。另一方面，沈福文在集美學習時也已開始了藝術生活，其“國畫興趣，非常濃厚，頗獲張（書旂）先生之推獎”。
張書旂雖在集美短短3年余，但當時學校的文藝氛圍和師資水平十分優厚。除了他這樣重量級的國畫教師外，學生甚至還能在校聆聽林語堂、魯迅等文學家、思想家的演講報告，這對當時集美學校的人才培養帶來了極大的優勢，也正對應了如今教育界所提倡的“新文科建設”之精神要義。
除沈福文和胡一川外，張書旂任職期內的卓越的藝術科畢業生還有李育成、陳曲水、吳敦仁等，前二者後來也曾從事教育工作。其余諸多畢業生，也許未曾選修國畫，或與張書旂只有“一課之緣”，但張書旂與集美學校播下的那些“美育”種子後來或許都已在不同領域發展茁壯。
有關其“集美時期”的研究，如南國寫生花鳥植被的地緣優勢對張書旂藝術的影響，仍有待學界進一步深入探討。此外，從社會學、文化地理學視角對張書旂集美時期進行觀看，即可發現張書旂及其周圍同事學生都或多或少地與“廈門（集美）—滬杭甯”藝術軌迹之間有所重合。與張書旂同事的林學大後來到新加坡創辦美術學校，間接移植了集美學校的教育制度。
這一特殊現象的發現，引申出我們對福建廈門在中國近現代美術格局發展中的曆史定位的再思考，其是否可以作爲諸多藝術家創作的“中繼站”，甚至是中國與南洋地區的文化藝術樞紐，值得我們持續深入的關注和研究。從此，不僅讓張書旂這位福建美術史上的“失蹤者”重回人們視野，同時也使我們重新認識中國福建在亞洲文明互鑒中的客觀位置和影響。
（作者單位：集美大學美術與設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