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李顯龍曾經在一次演講說過，早期新加坡的很多華人先輩，與自己的原先的祖國保持密切的關系。參與中國革命和經濟活動，並爲此付出了生命。

當時在推翻滿清政府時，新加坡華社出人出力。當30年代日本侵華時，新加坡華社再次組織起來，加入抗日運動。華人領袖陳嘉庚帶頭籌錢，並號召華僑支援中國抗戰。

在新加坡，福建閩南地區*（廈漳泉等傳統地區）人數占新加坡華人的近一半。是新加坡華人社群中，人數最大的群體。以至于在新加坡的福建人，是特指閩南人。福建話就是特指閩南話。

這也是爲何網上，有不少人認爲福建話就是閩南話的一個出處。由于閩南人的文化和經濟，在當地的具有強勢的地位，以至于來自福建其他地區的莆田或者福州等地區的人，都不會自稱福建人，而是用福州人或者興化人之類的稱謂，來辨識自己的身份。日常溝通，也逐漸使用閩南語系。

在古代中國以農業文明爲主流文明的情況，這種四處自動、大規模擴張的情況是極其少見。而福建閩南地區的文明，源自中原文化，在長久的演變過程中，發展成中華文明分支中的海洋文明的源頭。

波蘭尼在其著作《人類的經濟》和《認知與存在》等書中都有指出，古代的長途貿易得以順利開展，是依靠國家的力量，並由國家官員或者以此相當者負責承擔。也就是說他們是以“身份動機”進行的長途貿易，而不是單純的“利潤動機”。

1、身份動機和利潤動機的長途貿易

其實，國家也是在根本上存在“獲利動機”，或者確切地說，從事此活動的官員利用此類活動的主持，可以從君主處那裏獲得財寶和土地。

在中國古代以“身份動機”進行的長途貿易，規模最大和持續時間最長莫過于明朝的“鄭和下西洋”。

古代的長途貿易是有巨大風險的，如果沒有國家的軍事力量進行支持是無法開展，除非私人貿易者通過商團組織起自己的武裝，但這本質上已經可以算是小型都市國家了。

這一點在古代表現最明顯的區域就是長期“下南洋”的福建泉州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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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宋末元初開始，福建的泉州地區就有大量的私人或者私人貿易者，在無國家軍事力量支持的背景下，通過自身的商團組織起穩定的海商武裝集團，對其海上貿易進行保護。

這也是爲何明朝的鄭成功能有力量組織起抗擊在台灣盤踞多年的荷蘭國家正規軍。在古代的福建閩南地區，一直以來都有爲了保護長途貿易的海商利益而組建自己武裝力量的傳統。

當然，這種海洋文明的力量在背靠強大的大陸文明的時候，長期是受到壓制的。在一些特殊的情況下，那些不受規約的武裝集團就會轉化爲爲禍一方的海盜。

2、在大陸文明夾縫中生存並開枝散葉的海洋文明

在東南亞會館中，通常供奉著的是海神媽祖。原來是福建閩南地區的地方神的媽祖，隨著衆多福建移民被帶到了海外，成爲衆多華人精神世界的凝聚力，慢慢地成爲跟海商相關的保護神。

例如在新加坡，地位顯赫的福建人通過捐資助學的形式建立海外最早的華人學校，爲傳統和自身的傳承帶來了保障。而近代南洋的福建華僑也把這種捐資助學和興辦實業的傳統帶回了國內。

近代福建華僑致富仍不忘本的有很多，如在廈門擁有別墅最多的黃奕住，他的傳奇不單是因爲他從一個剃頭匠，通過闖南洋成長爲印尼一代首富，更是因爲他建起遠東第一水廠、廈門第一家電話公司，還利用資金捐助多所學校、醫院、爲國培養各類人才以及多種基礎設施的建設等，還有“毀家興學”的陳嘉庚更是我輩華夏子女的楷模。

近代中國革命的早期啓動資金，很多都有福建華僑的影子，他們以自己的方式爲“爲國爲民”戰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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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福建地區，長期在沒有官僚機構統制的情況下發生海外貿易，他們的海外足迹上至日本，下至南洋全境，遠至歐洲、非洲部分地區。

本來古代國家對于私人貿易者是小看，何況這種長期遊離于正統的海外貿易。

明史記載閩人闖南洋的情形“先是閩以其地近且饒富，商販者至數萬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長子孫”。當時的記載是以“政治事件”的角度來記載的，而不會以商業的視角來看待。

這也是爲何古代朝廷對于海外華人被外國殖民者屠殺也是以“非我天朝子民”爲由，拒絕提供保護。

泉州中山路，圖片來源網絡截圖

據資料記載萬曆和崇祯年間，當地華僑就分別被屠殺過兩次，一次二萬五千人，一次是殺了一萬多人，而作爲明朝廷也只是簡單記載了事。

不過也是沒辦法的事，畢竟閩人下南洋多是爲自己私利自動冒風險的個人行爲，而非像西歐國家那樣，海外事業既是個人行爲，更是政府行爲。

想期待封建專制王朝有經營海外事業的遠略是不可能有的。如果同樣的情形發生在西歐，那麽則是以“開辟”之類的積極視角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