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媒體曾報告，港珠澳大橋是“現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它是連接香港、珠海、澳門的橋隧大工程，給我國帶來巨大經濟效益，更關鍵的是：中國制造。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這個構想最先是由一位香港富豪胡應湘提出來的。
記者問他：“你所面對的最大阻力是什麽？”
胡應湘：“香港的某些財團。”
這些財團中，反對聲最大之一就是李嘉誠。
爲什麽他要反對？
因爲建橋成功，大量貨品的運輸會從水路改爲過橋，這將大大影響到碼頭生意。而當時香港的20個碼頭中，有13個是李嘉誠的，這無疑是斷他的財路。
對于有利經濟發展的項目，李嘉誠只是簡單回到：“建橋方便來往是好，但也要考慮貨物運輸。”
但他最重視的一把手霍建甯就不同了。
他在香港被稱爲“打工皇帝”，年工資過億，聽到消息後還在加拿大，就直接通過媒體放狠話：“胡先生要興建大橋，他賺到錢，我會恭喜他，他去做他的世界不要緊，不要做我的世界，這是會死人的。”
面對如此強烈的反對聲，胡應湘從容不迫，態度強硬：“好，我就等你的恭喜。哪怕大橋回收期一百年我也要來建！”
其實，不僅僅是港珠澳大橋。早在60、70年代起，胡應湘與李嘉誠就表現出完全不同的“商人方式”。
1935年，胡應湘出生在香港，父親被稱爲“香港的士大王”，香港的所有出租車裏，有近一半是他家的。
讀書時，胡應湘憑著優秀的成績考到美國普林斯大學。因爲對修橋建樓感興趣，就選擇土木工程系。
在他順利完成學業後，美國人勸他留下來發展。胡應湘沒有一絲猶豫，直接拒絕，原因很簡單：我是100%的中國人，我想在祖國做出成就。
回到香港，父親幫忙出資，支持胡應湘創辦建築公司。
這一年，李嘉誠辭去經理位置，開始創業，成立“長江塑膠廠”。
胡應湘建設的項目裏，許多都是自己再三衡量，親自把關，最終敲定的。
因爲不愁資金，再加上自己謹慎用心，胡應湘很快在香港做出了口碑。後來他看到房地産行業趨勢非常好，便跟父親商量，把家裏的主營業務的士轉爲房地産。
這期間，李嘉誠的工廠雖然創辦順利，卻受到廠房租金的嚴重困擾。
這是爲何？
因爲當時香港發展迅速，內地移民人數衆多，房價不斷攀升。業主很清楚這點，所以不肯簽訂長期合同，一到續租就又大大增加租金。
李嘉誠有氣沒地方撒，但同時他也意識到，房地産行業裏潛藏黃金。
隨後，他跟胡應湘一樣，殺入房地産行業“撈金”。
1972年，胡應湘與李嘉誠一起被媒體稱爲“華資地産五虎將”，一篇財經文章寫道：“胡應湘的合和是五虎將中最早上市的公司，股價排名第一，實力最強，俨然是老大哥。”
當時李嘉誠排在最末，胡應湘的資産是李嘉誠的20倍。
但“大哥”與“小弟”，因爲走上不同的發展道路，資産差距不斷拉開。
1978年，北京領導們邀請一批香港富商，參加國慶典禮，其中有胡應湘、李嘉誠、霍英東等。
上頭的這個舉動很明顯，內地想要發展經濟，必須利用外商投資，香港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窗口。
香港富商們的心中也有數，這將是未來幾十年的發財機會。
胡應湘在這期間，走訪了北京、廣州、成都、武漢、大連等多個城市，這讓他非常驚訝：“國內與香港的人才潛力都差不多，怎麽內地那麽窮，難道從深圳過河以後就差那麽多？香港能富起來，國內怎麽就不行？”
一番感慨後，他立即盡自己所能，在內地接連做出大舉動。
他號召鄭裕彤、李兆基、李嘉誠等人一起出資，在廣州建設第一家五星級酒店。
爲什麽建大酒店？
因爲在胡應湘看來，內地想要招商引資，就必須要有好的門面，所以先從接待投資者的高級酒店開始。
從1984年開業以來，這家五星級酒店，成功接待了大量來自世界各地的國家領導與富商，成爲內地連接外商的一扇窗口。
更關鍵的是，酒店在運營10年回本後，胡應湘他們就主動上交給國家，而這只是其中的大項目之一。
另外一個修建高速公路，“要想富，先修路”，這6個字在今天已經是一種共識，可40多年前，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這裏面的巨大經濟價值與社會價值。
以至于胡應湘在1980年首次提出修建高速公路時，遭到所有人的反對，他身邊的朋友勸他：沒必要建高速，耗資大，周期長，根本不賺錢。
甚至有人笑他：老百姓連自行車都買不起，建高速公路有什麽用？
可胡應湘不這麽認爲，他去過美國留學，又是學建築的，很清楚公路是國家發展經濟的必要基礎條件。
他力排衆議，與廣東省公路建設公司合作，投資100多億元建設廣深高速公路，並極具前瞻性地采用六車道方案。
1997年，廣深高速公路順利通車，這條連接廣州、深圳、東莞的大動脈，對後來經濟發展起到巨大作用，被稱爲“珠三角區域的黃金通道”。
這條高速還有另一個稱號“中國最賺錢的高速公路”，早在2012年，收益就高達400多億。
胡應湘並沒有打算賺這些錢，而是把它全部捐獻給國家，虎門大橋亦複如此。
建設虎門大橋時，許多設計與施工方面都是國內首次嘗試，沒有任何參考經驗，全憑工程師們自己摸索。在建設過程中發明的方法，還不少獲得了科技相關獎項。
當時這座大橋前前後後投資近30億元，合和實業在收回投資成本後，胡應湘說服董事們，將大橋捐獻給國家。
從此，他不僅不能從大橋獲取收益，連自己經過時還要交過橋費。
反觀李嘉誠，他跟胡應湘不同，利潤最大化才是他的最終目的。
胡應湘的投資是爲了帶動內地經濟發展，而他是等經濟發展起來，再來賺錢。
爲什麽這麽說？
因爲李嘉誠將他在香港致富的那套模式帶到內地，先是低價拿下核心地段，然後不開發，坐等升值後，再建樓出售獲利。
最經典的案例是1993年，李嘉誠用單價2000元拿下北京一塊地皮項目，捂在手中，故意拖延整整25年不建，最終升值20倍。
本來我們是指望富商拿下地皮，開發建樓帶動周圍經濟發展，李嘉誠反而是等周圍經濟發展起來，再高價出售，賺取巨額差價。
爲了防止李嘉誠這麽做，還專門發布一項政策：買下地皮後必須兩年內開發。
可李嘉誠還繼續這麽幹，他鑽空子，只要有人檢查就動工，沒人查就閑置著，對外宣傳就是一直在開發中。
對于李嘉誠這種行爲，胡應湘多次公開反駁：“我們是要顧及自己與公司的利益，但最主要是顧及社會各方面利益。”
但他們之間最讓衆人所知的“爭議”還是：港珠澳大橋建設。
1983年，胡應湘首次提出建橋計劃，原先的名字叫伶仃洋大橋項目。
之所以叫伶仃洋大橋，是因爲那時香港大嶼山還沒有路，只能在它的最西部建一座大橋到內伶仃島，再到珠海。
胡應湘找到珠海市領導，向他認真闡述細枝末節以及其中利弊。
因爲工程極其大，對方回：這座大橋有關資料至少要兩噸。
技術困難是一方面，最主要還是面臨人的困難。
修建大橋影響到李嘉誠的碼頭生意，還阻擋了其他航運産業大佬的財路，所以他們都極力反對。
就連當時港英領導，也不想造橋，因爲他們不想跟內地有任何瓜葛，想保留大海這道天然屏障。
各方面壓力下，胡應湘不得不停止造橋計劃。
盡管修建大橋被暫時擱置，但有利于經濟發展的項目總會得到重視。
在香港回歸第二年，北京領導正式批准：建造跨海的伶仃洋大橋工程項目，有巨大政治及經濟意義，需盡早安排。
爲了完成建橋計劃，胡應湘還找來李兆基、鄭裕彤、何鴻燊等富豪，集資150億港幣，准備落實具體方案。
但最終這個項目由三地政府投資，胡應湘遺憾未能參與建設，但他依然興奮不已：“有人建橋，目的達到就好，到大陸做事就是爲了能使經濟發展起來。”
經過反複研究，項目最終定名爲港珠澳大橋，並在2009年開始建立。
後來談及爲什麽堅持建設港珠澳大橋時，胡應湘回應道：“美國舊金山灣區人口只有700多萬，跨海大橋卻有5座。在交通不利時，那裏只是一片果園，在交通發達後，1000多家技術企業聚集于此，産生巨大經濟效益。”
他認爲，“粵港澳灣區”比“舊金山灣區”要大許多，建成大橋後經濟效益將不可估量。
在胡應湘的構想裏，他把改革前的內地比作一個“大齒輪”，香港是“小齒輪”。
一開始，小齒輪帶動了大齒輪，但隨著大陸經濟飛速發展，大齒輪越轉越快，小齒輪必須加速才能跟上發展。
港珠澳大橋就是幫助小齒輪加速的最重要項目之一。
港珠澳在建期間，總工程師林鳴專門派人前去拜訪胡應湘，胡應湘也時刻關注著項目的進展。
曆時9年，經過無數艱難困苦，港珠澳大橋正式完成，胡應湘受邀參加開通儀式。
爲了這一天，他等了足足35年。胡應湘看著雄偉的大橋，熱淚盈眶：“中國建築水平在30年裏大大提高，已經達到世界級水平，我對內地工程師由衷感到敬佩。”
在外商拉動內地經濟期間，香港也正值飛速發展時刻，可胡應湘放棄了大好賺錢的機會，跑到大陸建橋、建路、建廠等，據深圳媒體報道，他在內地的總投資超過670億元。
與其說是投資，用“捐贈”來定義更准確，因爲他沒有把任何一項工程占爲己有。
例如，同樣是投資電廠，李嘉誠靠它狂賺上億元，甚至在後期對于投資回報率沒有達標的事情，與有關部門發生爭執，而胡應湘則直接捐獻給國家。
英國《投資分析》的雜志這樣點評合和公司：它是世界上最大、最純粹的以中國爲投資對象的私營公司。
再對比到李嘉誠，無論內地與香港，利潤才是他最終目的。
他曾在2012年說：“我對香港特別有感情，永遠愛自己的國家與香港，並強調長和是不會從香港撤資的。”
可新的《閑置土地處置辦法》一發布，李嘉誠就開始大量抛售核心資産。
從2013年開始2019年，李嘉誠在內地與香港，共賣出20多處資産，獲得2000多億現金。
這些錢他拿去幹什麽？
他買下英國25%的電力、30%的天然氣供應與40%的電信市場，以及大量土地、碼頭等。
在網上有人稱：“李嘉誠買下半個英國”。
抛售資産的行爲讓香港人非常失望，一些人痛心地說：“在香港最艱難的時候，他們卻放棄香港，這種態度每個香港人都記在心裏。”
對于這些議論，李嘉誠回複到：“香港、大陸、大中華、全世界都需要尋找未來，但我需要尋找的只是利潤。”
早在李嘉誠登上香港首富的時候，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就質問：“李嘉誠的資産全是投資地産、超市、電信公司，靠壟斷與結盟的。”
曾經視李嘉誠爲偶像的宗慶後也評論道：“李嘉誠的行爲實際上是壟斷。”
面對爭議，李嘉誠不斷解釋：“希望大家不要給我戴上什麽帽子，無論是高的或矮的，我都不想有，我就僅僅是一個商人。”
在李嘉誠連續16年登上全球華人首富時，曾經高過李嘉誠身價20倍的胡應湘，早已在後來跌出香港富豪榜。
記者曾問胡應湘：“你們放棄一些盈利高、周轉快的項目，選擇去搞基建與能源項目，而李嘉誠則花費很多心思在建樓與賣屋上，不斷積累財富。事後對比，你會不會有點酸溜溜的？”
胡應湘淡淡地說：“我不覺得酸溜溜，能幫助與配合國家發展才是最主要的，特別是高速公路與電力網絡，是發展制造業、旅遊業等的前提。”
有人笑他傻：“竟然放棄在香港賺錢的機會，來到內地修路。”
胡應湘反擊到：“我不傻，作爲一名中國人，有義務也有責任，幫忙國家盡快富強起來。”
新華社社長說：“如果他留在香港，將會是香港首富。”
胡應湘回應到：“搞房地産會賺錢，但我不做。賺錢對我來說，只是身家多加一兩個零，而投資基礎設施可以給社會帶來更大益處。”
對于胡應湘在大陸毫無保留的投入，經濟學家張五常評價：“這不符合經濟規律，這種非市場因素的定義，是投資者的愛國情懷。”
現在胡應湘已經86歲，但他身體硬朗，依然堅持每天9點准時到合和辦公室去工作，香港也正如他所料，由前期小齒輪幫助大齒輪，現在大齒輪飛快轉動，正反過來幫助小齒輪轉得更快。
相比李嘉誠，胡應湘的名氣太低了，低到許多人都不認識他，只知道首富李嘉誠。更無人會去想，如果胡應湘也一心只爲賺取財富，那麽很可能他才是首富，但他沒有這麽做，而是一心報國爲民。
我們所享受的繁華世界，總有人在背後默默付出。
對于胡應湘，有人給出了五個字的評價。我覺得非常合適：“紅色資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