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新聞網
據美國《世界日報》報道，美國紐約蔡太太一提起房租就一肚子火。她現有三棟房子出租，兩棟是住宅，一棟是商鋪。一棟住宅的租客半年不交房租，最後她只好補貼1萬多元(美元，下同)讓其搬走。另外一棟住宅的租客享受政府福利。因爲疫情，政府支付減少，但租客不但不補足減少的部分，也拒付自付的部分。她的一棟商鋪也是半年沒有收到房租，租客明白對她說，“你可以去告我。”她准備等疫情好轉、法庭開門後就起訴。
“紐約小房東”(New York Small Landlords，NYSL)創辦人兼總裁何德鄰說，“紐約小房東”是剛剛成立的保護會員的公司。他根據美國住房擁有率和紐約市華人人口比率，推算出紐約華人屋主約有34.4萬人，其中房東有8.6萬人。“我們群有800多會員，約占紐約華人房東的1%。”他從每月會員調查發現，被欠房租的“比例很高”。在疫情最嚴重的4、5月間，約有一半房東未收到房租；到了10月，雖然情況有所好轉，但10%以上的房租被拖賬。他表示，公司將推出“追租”業務，服務房東會員。
房客拒繳房租：你可以去告我們
蔡太太來自中國香港。她說，她的一棟住宅租給一對西語裔夫婦，這對夫妻又分租給他們的幾個朋友。“過去六年中，他們都是按時繳納房租，有時會遲一點，但還是會交。”不過，今年3月開始，他們就開始拒絕繳納房租。
她去追討房租，這對西語裔夫婦表示，紐約市政府已經發出通知，他們可以不交房租。“他們甚至還說，你可以去告我們。”她去咨詢律師，得知“法庭不開門，你告也沒用”。她沒有去告這對租客，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免費居住。
她想來想去，決定貼錢讓他們搬走，于是和租客商量，給他們再找房子。租客回答“沒有錢”，她就出錢聘請房地産經紀，給這對租客找到一處住房，但是要她支付所有的費用12100元。“我交了經紀費5700元以及押金、房租分別爲3200元。”
但是租客表示，他們不會簽署任何文件。最後，租客在這棟房子裏又多住了一個月才走。租客搬走後，她收到電費賬單，“共有2000多元”。她說，這對租客夫婦有工作，吃得比她好，但是就是不交房租。因此，她收回這棟房屋，甯願閑置，也不再出租。
“房東也很困難，法律保護租客沒道理”
她的另外一套住房租給吃政府福利的家庭。“政府每月支付1722元房租，不足的部分由租客補足。”但是，因爲新冠肺炎疫情，政府把支付的房租減至1690元，租客不願補足少付的32元，而且拒絕支付自付的部分。
她有一個店面出租。租客在政府部門做事，半年不交房租。她找上門，租客說沒錢，讓她去法庭告他。咨詢律師得知，現在沒法告，法律對租客有利。“現在，小房東很苦，但是無人關心。”
她說，紐約州政府去年通過的保護租客的規定沒有道理。由于這個保護租客的法律，法庭對房東租客糾紛的案件都傾向于租客。租客隨便找到一個理由，就能延期法庭審理，使得他們能夠免費居住。“我聽說，有的房東爲此賣房，由于帶著租客，房價很便宜。”
蔡太太40年前移民到美國，她和家人辛勤工作省錢，買下了幾棟房子，指望靠房租安度晚年。但是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政府只考慮租客利益，“實際上房東也很困難”。她說，“遭遇這種情況後，我決定將來回到中國養老。”
“白住八個月，他連水費都不肯付”
同是房東的Michelle說，她不久前投資了一個商業店鋪，並把這個店鋪出租給一個外族裔開酒吧。但是，今年3月酒吧關門，租客從4月起就不付房租。“我找他要，說多少付一點，但他說沒有生意，一文都不付。”“從3月到11月，八個月沒付房租，欠租將近4萬元。”
不付房租外，租客連水費都不付。“我們把水費單拿給他，但他不付，因水費單上是我們的名字，我們只好付。”她說，房東要支付貸款、地稅和保險。有的貸款銀行同意房貸延遲三個月，也有的銀行延遲半年，但是她的貸款銀行不同意延期。目前，她依靠自己的儲蓄支撐，但擔心疫情拖得太久。
她說，租客失業可以領取失業金，仍然有能力支付房租，但他們不付；可是政府對房東沒有補償。
由于華人房東在這次疫情中損失慘重，便開始向市政府求助。10月以來，紐約華人房東已經組織了兩次去市政府門前遊行。“找不到人帶小孩，所以我沒有去。”她聽說，還要組織第三次房東遊行，要求市政府伸出援手。“政府不能這樣，不管我們。”
她說，房租收入是她家的“部分收入來源”。她家也出租住房，租客比較好，疫情以來一直付房租。過去，她總是覺得住宅出租比較麻煩，租客進進出出，不太長久，而商業地産則不同，合約一簽就是五年十年，房東比較省心。于是，她家就投資了這個商業地産。
爲此，她聘請律師告租客，但紐約法庭即使開門，也只接少量案件，她只能等。她說，過去沒有想到會發生新冠肺炎疫情；如果沒有這個疫情，房地産投資的收入相當不錯。房地産可以保值，風險也低。她預計，疫情結束後，房地産會恢複正常，“我對此仍有信心。”
租金主動減一半，“我們只有吃老本”
黃太太投資了住宅、店面和倉庫，現在都有租客。她說，從今年3月紐約市暴發新冠肺炎疫情以後，住宅租客開始拖欠，原因主要是失業。“我們理解租客，把租金減少一半。”到了6月，店鋪沒有生意，她又把店鋪租金減半；她的倉庫沒有租金收入，後來申請了救濟金。
她說，她的租客一半是華人，另外一半是外族裔，有韓國人、西語裔等。她能夠理解租客的難處，主動降租。“我們也沒有工作，只有吃老本。”到了7、8月，租客都准時付租了，個別租客甚至把租金補齊了。她說，總之她損失租金1萬多元。她的店鋪租給一名華人，這名華人還要求再減租。她說：“我們不能再減了，損失不能都落在我們頭上。”
她也曾經與租客發生過矛盾。兩年多前，她的一個家庭住宅租給華人租客。四室一廳的住宅，租客講要與親戚同住。但實際上，他把房間分租了，自己做二房東。“他自己住一間，出租其余的房間。”由于有的租客不交租，二房東撐不下去，就退了租。
二房東要不到房租，自己搬走，把矛盾交給房東。一位70多歲的老先生不交房租。“這名租客不僅不交房租，而且還經常帶不同婦女來此過夜。”由于這個原因，其他的租客也搬走了。她也趕不走這名租客，准備起訴二房東。二房東怕惹上官司，又回來幫她處理這名租客，最後讓這位老先生搬走了。
她估計，未來五年內，新的房地産不多了。新冠肺炎疫情改變了美國人工作的方式，現在，人們可以在家辦公，故商業房地産就會受到影響，如店鋪和倉庫的出租就不行。
“經過這次疫情，不再投資房地産了”
黃太太家過去也是做小生意的，掙錢後開始投資房地産。她與朋友合作，一起投資，“但是，我們作爲房東，還要繳納房貸和地稅，壓力很大。”她表示，經過這次疫情，她今後不再投資房地産了。
房東黃太太說，紐約州推出一個項目，說是幫助房東渡過難關，如果需要可以申請州政府的租金補助。有媒體報道，這個租金補貼共有1億元。近10萬人申請州租金補助，但是只有四成獲得批准。她說，這個申請要租客提出，但有的租客不考慮房東難處。因此，她沒有提出申請。“我聽說，許多房東都沒有提出。”
她認爲，這個補助數額根本不夠。同時，申請手續過于繁雜，讓人望而卻步。她說，有的租客沒有身份，也不敢提出申請。“這個補貼只是做做樣子，解決不了實際問題。”她表示，她的公司申請了失業補助。
疫情期間，還有人冒用他們公司員工名義，申請了失業金，她向政府反映，但是沒有部門管這事。她說，只要申請過失業金，將來員工的失業保險額就會增加。“目前沒有損失，將來會有麻煩。”例如，以後公司申請貸款，難度就會加大。
她說，房東要理解租客，也不要得罪租客；但是，也有租客想省錢，要鑽法律的漏洞。有的租客實際上有能力交租，但是看到政府政策有利可圖，就開始不交房租。她透露，房東最怕租霸，“他們設法鑽法律的漏洞，貪圖占小便宜”。
2017年，紐約小房東群剛剛成立時，她就加入該群。她當時已有房子出租，但是沒有管理經驗，想請教群裏如何驅趕不好的租客。她說，房東們都在群裏交流各自的情況。她發現，有的房東一年收不到房租。
今年75歲的李女士說，她大學畢業後，1974年從中國赴美留學，邊讀書邊打工，畢業後找到工作。因爲要有地方住，她與姐妹共同出資，買下一個三家庭的房子。後來，她們陸續搬走，她就把整個房子買了下來。此外，她還有一個兩家庭的住房和一個合作公寓(co-op)。她說，她的租客都付房租，因爲她的租金很便宜，有的“房租20年沒有漲過”。
“我一提漲房租，他們就垮下臉來”
李女士說，做了30年的房東，見過各式各樣的租客。她的租客來源地很廣，包括中國、新加坡、印度、日本等國，當然還有其他族裔。總之，各地都有好租客，也有差租客，“經常碰到租客不付房租”。現在，她的房子全部租出去，但是租客都住了十幾二十年。“我一提漲房租，他們就垮下臉來。”她心一軟，就不漲租了。
疫情對她的房租也産生了影響。她說，她的二樓過去租給一個日本租客，但是疫情期間租客回到日本。因爲疫情的影響，日本人到美國的少了。她希望這套房子還是租給日本人，但“房子現在還空著”。
她說，她有一個合作公寓，她一說漲房租，租客就不幹，也不搬走。她想，如果要請律師趕人，還要花錢，而且不知道下一個租客怎麽樣，于是就算了。因爲房貸都已經還完，她沒有還貸的壓力，可以不漲房租。
現在，她十幾萬買的房子有的漲到100多萬元，因此，舊房子維修費用很高。紐約市的地稅高，水電費也很貴。“我一個月的水費要300多元。”如果要賣掉，要交將近一半的稅，因此她不賣房子，只好出租。
李女士說，紐約州和紐約市都有保護租客的法律。政府保護租客的法律，苦了房東這些人。她認爲，這個法律就給租客一個借口，可以不付房租，“把租客寵壞了”。如果房東與租客發生糾紛，房東只好請律師打官司。(韓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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