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中國》是由東方衛視出品，複旦大學中國研究院、觀視頻工作室、觀察者網聯合支持的一檔思想政論節目，創新性地采用“演講+真人秀”的模式，從當下國內外老百姓關心的一個個熱點、難點時政問題切入討論。
複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爲教授作爲主講人，以自己深刻的政治觀和獨到的視角，通過演講的方式爲觀衆答疑解惑，並與現場觀衆展開熱烈討論甚至辯論，力圖把中國制度、中國理論、中國道路、中國文化的優勢和先進性傳遞給觀衆的同時，傳達“民族自信”的相關核心精神。該節目于1月7日起每周一21:30在東方衛視播出。
以下是《這就是中國》第三集的演講稿全文。】
《這就是中國》第三集完整視頻
讀懂中國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因爲這個國家太大。我老講中國是一個超大型的國家，如果照人口規模來算的話，歐洲一個國家的平均人口，大概是1400萬左右，中國是接近14億，大致上中國是一百個普通歐洲國家加在一起的規模。
所以讀懂中國往往面臨一個“盲人摸象”的問題。每個人摸到的都是大象的一部分，我摸到它的耳朵，我說它就像一個大的扇子，你摸到象的鼻子，你就說像一個圓圓的圓筒。
究竟如何真的讀懂中國，首先就面臨一個人均的問題。比方說天氣預報說今天新加坡平均溫度35度，那誰都懂，這個國家太小了，大概是北京的二十三分之一，上海的九分之一，因此這個35度肯定是非常准確的。
但如果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今天平均氣溫35度，誰都找不到感覺，因爲這個國家太大了。東北是冰封雪地的時候，海南還是烈日炎炎。
所以有人說我們經濟總量很高，人均GDP還比較低，這種解讀方法其實面臨一些挑戰。
一個挑戰就是我們的社會指標總體上其實是不錯的。比方說中國人的中位家庭淨資産，特別在我們發達板塊人口，已經超過美國了，老百姓的家底比較豐厚。
到2013年的時候，美國中産階級家庭的中位淨資産是122000美元，美國家庭的中位淨資産當然就更低了，是72000美元，折合成人民幣也就是50萬元到84、85萬元這樣一個水平，而且是包括房産的。我想大家根據自己的常識，都可以大概知道拿到中國現在是一個什麽樣的水平。
實際上這些數據全是公開的，我們很多學者用都不敢用，他們不敢相信中國人怎麽可以比美國人富裕。如果在美國生活過，你就會知道這是個常識判斷，很多中國人比美國人生活得好。
另外從人均預期壽命、社會治安、人民對國家的滿意程度來看，也會發現類似的情況。中國人均GDP根據官方彙率統計並不是十分高，但是我們的社會指標和百姓的滿意度，總體在國際比較中還是比較高的。
這可以從多個角度解釋，一個角度是這正好證明了我們制度的優越性。另外還有一種解讀，我覺得也是蠻重要的，即我們GDP的計算方法是有一些問題的，至少跟美國人用的方法不完全一樣。
比如我們農村有大量的經濟活動，過去40年改革開放，我們農民兄弟的房子，從土房變磚房，變瓦房，變樓房。如果你去一些地方，我們農民兄弟有一些還在“種樓”，希望以後在拆遷征地款時候能夠多拿到一點，等等。很多這些活動實際上沒有算進去。
城市裏邊有很多街頭小販，這是很大的一個産業鏈，可能有城管去管一管，但我們也不計入統計範圍，所謂“放水養魚”。但這個在國外是都統計的，比如意大利，連販毒、賣淫這種非正式經濟也全部算進去。所以我想總體上，可能我們的統計方法，由于種種原因，導致對我們自己的GDP有所低估，雖然只是我個人的一家之言。
我有時也在想一個更大的問題：怎麽從西方這個指標體系中解放出來？有很多指標是在西方社會實踐中，或者西方自己的理論中産生的，實際上用到中國，往往會導致各種各樣的誤讀。
比如西方國家經常用的就是出境人數。我們現在正式統計，2017年的中國出境人次是1.3億，這已經是世界最大的出境人數了，但實際上我覺得還是有點保守。因爲我在歐洲長期生活過，歐洲都是小國家。我們從北京到上海，飛機是一個小時四、五十分鍾，這個距離在歐洲至少走十個國家，對不對？所以在中國，嚴格地講，從經濟能力來說，凡是能夠坐飛機、能夠坐高鐵的，都是有能力出境的。特別是用歐洲標准的話。
另外一個我們經常聽到叫“中等收入陷阱”，這是世界銀行提出的概念，我自己從來不用。世行的報告會講，某年13個國家或經濟體已經成功地越過了中等收入陷阱。我去看這是哪些國家，發現居然有赤道幾內亞，還有毛裏求斯。
我就想，這個麻煩了。因爲赤道幾內亞的人均GDP十來年前就超過北京、上海了，達到2萬美元。但是因爲非洲國家我走得多，赤道幾內亞至少15年前時，它的城市居民還是一半連自來水都沒有的。因爲發現了石油，然後一些外國公司去投資了，一下子人均GDP就上來了。所以我覺得非常奇怪，這個跟超越中等收入陷阱有什麽關系？
毛裏求斯也是一樣的，那是很小很小的國家，相當于我們一個縣，靠經濟旅遊一項，它GDP就可以上來。但碰到一場危機，GDP就下去了。
所以我覺得跨國比較要有一個規模的概念，否則恐怕連讀懂中國的門都進不去。把這些小國家跟中國放在一起比，有點像把大象和跳蚤放在一起，然後得出一些結論，這個很難令人信服。
小國家有小國家的長處，也有小國家的脆弱。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是新加坡人，他就說，我們現在人均GDP是挺高，卻如履薄冰。有一個“9•11”這樣的事件，新加坡就完了。真是這樣的。它不像中國，有承受各種各樣災難的能力。像汶川地震這麽大的事情，國家經濟是紋絲不動的。
所以這是大小規模不一樣而産生的特點。中國的特點，我概括爲大國有自己的大國優勢，它的回旋余地特別大。
把大象和跳蚤放在一起進行比較，是得不出正確的結論的，我覺得我們還是要用實事求是的方法。我自己做政治學，實際上在政治學等社會科學裏邊，西方主流學者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還是讀不懂中國。
以政治學爲例，政治學者對中國的預測幾乎都是錯的。西方主流學者不僅沒有准確地預測中國，甚至沒有預測到蘇聯的解體，也沒預測到特朗普的上台。西方主流的經濟學者幾乎都沒有預測到2008年的金融危機。西方各種所謂社會科學想套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套用各種各樣的數學模式，但現在看來無法解決人類社會這種豐富性、複雜性帶來的挑戰。
所以我老說中國學者或者我們整個學界，應該結束爲西方話語“打工”的時代，所謂“破”字當頭，“立”在其中，解構西方話語，建構中國話語。
讀懂中國，需要有一種實事求是的精神和方法，需要超前地研究一些問題。究竟中國現在發展到什麽階段，我們的指標體系要做哪些改進，特別是現在“一帶一路”規劃下，中國以這麽大的規模走向世界。了解發展中國家，了解非洲，了解拉美，了解西方，准確地把握，這樣我們就形成一種真正的定力。這個定力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觀衆提問：張老師好。之前有看過您和亨廷頓的學生福山的論戰，我覺得亨廷頓肯定了中國共産黨在建立政治秩序方面的能力。改革開放40周年來，中國的發展肯定也有很大部分歸功于我們穩定的政治秩序。
但是在此期間，也出現了很多新興利益集團，它們可能有不同的利益訴求。想請問，中國模式是怎麽把這些不同的新興利益集團吸納到現有的政治制度當中去，讓它們的利益訴求得到合理的表達呢？謝謝。
張維爲：很棒很棒，問題很有水平。我想是這樣的：如果你仔細看，實際上江澤民時期提出的“三個代表”，很大程度上就是爲了解決這個問題。因爲其中一個代表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而且中國共産黨是向新社會階層開放的，我不知道馬雲是什麽時候入黨的，但不管怎樣，馬雲也是共産黨員的一員。
葉青林：政協裏面有個界別，就是新社會階層。
張維爲：對，實際上就是新社會階層。
中國用什麽方法把他們納入政治系統，或者我們稱之爲協商民主的系統？
第一就是（使他們成爲）我們協商民主的一部分，最典型的標志當然就是政協本身，包括人民代表大會。
另外我覺得我們黨很好的一個傳統是“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
比方說現在滴滴打車在中國是合法的，但它在德國就不合法。因爲Uber來到德國之後，跟現有的出租車行業形成了沖突。那麽西方的做法典型的做法就是打官司。西方是法制社會，只要在那生活過你就知道，它是有利于既得利益者的。所以一般來說這個官司大概率是出租車司機贏，Uber會輸，于是它就被禁止了。德國、法國我知道現在都是這樣的，沒有異議。
但中國是把Uber合法化了。雖然你有很多問題，但我們在發展中來解決新出現的問題。
這裏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我們有這麽一個協商民主的機制。滴滴可能在政協、在人大、在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都沒有代表、沒有關系，但它反映了一種新的社會需求或者新的利益。這是共産黨要考慮這個問題。
民意來了之後，我們可以有一些專門的途徑。可能是政協提案，可能是針對網上的一篇文章、大家熱議的某個話題進行調研；然後可以把滴滴“請進來”，請到市政府裏邊來座談，包括談一些訴求，然後我們再一次去做調研。這樣幾個來回之後，尋找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法，傳統出租車行業能接受，滴滴也能接受，公衆也能接受，這就是協商民主的成功的案例。
可能之後還會出現很多問題，很多人會去抱怨。但是這些問題之後也會在發展中來解決。我就舉這麽一個例子，說明這個系統有辦法來處理這些問題。
觀衆提問：我想問一下，你研究了中國道路和中國現在的制度，我們能不能避免因爲貧富分化引起的社會動蕩，從而避免重複大國興衰的曆史規律，謝謝。
張維爲：你這個分析是有道理的。我們確實要關注貧富差距的問題。但同時我也覺得，中國基本找到了解決問題的方案，不過這方案還可以完善。
我老是說，首先我們的指標體系要創新，不能完全用基尼系數，要有新的指標體系。如果你換一個角度來看，就發覺中國大致是這樣：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提的是一個完整的概念。一個是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帶動其他地區富起來；一個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所有人實現共同富裕。這是他完整的論述。
你現在回頭看第一部分，“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帶動其他地區富裕起來”，這個我們基本做到了。過去將近20年，整個中西部地區發展都比沿海要快，你可以感覺得出來的。這實際上也帶動了當地貧困人口的脫貧。我們現在是2020年要解決所有的照現在標准的貧困，這是了不起的，我個人認爲是人類曆史上的一個奇迹。中國現在7億4千萬人脫貧了。所以這方面進步很大。
但是在“先富的人帶動所有的人共同富裕”這方面，我們現在還在探索，究竟通過什麽樣的方法能更有效地做到。雖然已經有不同的探索，但還沒有做到最理想的狀態。好在我們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要實現共同富裕，而且在朝這個方向走。
一講到貧富差距，很多人馬上就會激動起來，但你一定要看宏觀的把握，要防止這種很簡單的、激進的思潮。總體上中國是在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在走，多少人命運得到了改變，全世界沒有其他地方可以看到這種變化，而且前景還繼續看好。所以我覺得可以跳出來，如果你說是一種循環的話，是可以解決的。
主持人：包括現在國家還在大力抓精准扶貧，這個也是我們一種特殊的做法，您走過那麽多國家，有沒有地方也這樣去扶貧呢？
張維爲：精准扶貧實際上是很高的一個要求。首先貧困的人數要相對較少，如果有7億人就沒法搞精准扶貧。第二，政府能力要比較強，要能夠管到基層，多數發展中國家現在還沒有到這個階段。
你只要實地考察過就會知道，一個典型的發展中國家，它的中央政府可能就能管一個首都；但我們到貴州最窮的地方，農民貧困戶都有銀行卡，政府可以把錢打到他卡上去。這是現代管理的一個重要標志：數字管理。
所以本身能夠提出精准扶貧，然後做這個工作，實際上是一個很不容易的事情，達到了相當的水平才能這樣做。
馬澤晨：我想追問一下張老師，是不是所有的經濟體，在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會不可避免地使得最頂尖的人快速地獲取財富，但忽略了後面更多人的收入的速度？這是一個無解的話題嗎？
張維爲：實事求是講，如果你算一個總賬，中國過去40年每年是平均增長9.5%。像這樣一個增長率的話，它必然意味著每年都要創造一大批的富人、企業家。
觀衆提問：中國的GDP發展得很快，不少外國人認爲，按照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面臨問題的嚴重性，它早就應該陷入困境。但現實情況是我們不但沒有陷入困境，反而取得了很大的發展，這也被很多西方學者稱爲中國經濟之謎。
想請問張教授，中國是如何在面臨這麽多問題的情況下，仍然取得這麽大的進步？
張維爲：首先是因爲西方讀不懂中國，照西方的邏輯，中國要崩潰過……（思考）我估計基本上每兩三年就有一個大的輿論，說是中國即將崩潰。
最有名的是章家敦，他現在也很尴尬，一出來他就笑。他對中國崩潰的預測是精確到年和月。所以每次都……當時WTO中國加入的時候，2001年他說5年之內中國將崩潰，5年到了，他說還會再晚1年。這現在當笑話講了。
這背後是中國形成了自己一整套的做法，我稱爲中國模式，這是非常厲害的。這個模式不是十全十美，但是以現在這個水平已經可以跟西方模式進行競爭。比方說，我們經濟上是混合經濟，包括進行戰略規劃的中央政府和競爭性的地方政府兩個層面，再加上企業。所以一般的經濟只有兩個發動機，但中國經濟有三個發動機。
觀衆提問：談到貧富差距，我覺得有人現在不問收入，但會問你居住在哪裏。我以前住在黃浦，現在住在航頭。如果你說自己住在南彙、航頭這種郊區，人家就會判斷你屬于中低收入人群。
這會不會體現了貧富差距，所謂有錢人都是居住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沒錢的只能住在邊遠的城市、城郊結合部。
張維爲：你這個問題，實際上涉及到文化層面了。以過去改革開放三四十年的變化，特別是住房情況的變化，實際上說不定以後回頭看，你的選擇是最好的選擇。
因爲你是上海本地人，所以你（對地段）的概念比較強，曆史上一百年前就這樣。上海叫上只角、下只角，就是好地段壞地段。這種現象，英文叫snobbish，就是非常勢利，這是大城市的毛病。
實際上這個是完全可以擺脫的，你看現在新上海人根本不在乎這些東西。我現在住在浦東，40年前上海人誰願意住到浦東，現在浦東是多時髦的概念？我去過航頭，那裏前景很好，還有一個古鎮。等文化資源發掘出來以後，說不定會像今天的周莊，多少人會羨慕你住在古鎮邊上。所以我覺得文化概念真是可以變遷的，而且我們是可以看到它這樣一步步變化的。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