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了兩個月的武漢,終于慢慢地開始解封,曾經被新冠疫情的風暴席卷得最嚴重的地方,也開始恢複正常生活了。但作爲一個海外留學生,在爲國內疫情緩解欣喜的同時,我看到的不僅是全世界範圍內的擴散,還有一扇扇關閉的國門——自己國家的,自己所在國的,世界各地的。
美國在中國疫情剛擡頭的時候,就對中國下達了“封國令”——過去14天內到過中國的外國人不得入境;而在2月底、歐洲疫情開始擴散的時候,美國的封國令也擴大到了歐盟以及英國(雖然依然未能阻止病毒在美國的“生根發芽”)。
隨後,早已沒有了國境的歐盟/申根各國,也下令關閉了邊境。而病毒仍然在不分國界地感染著從冰島到阿根廷、從加拿大到南非、從新加坡到迪拜的所有人——
就像我們在遊戲“瘟疫公司”裏看到的那樣。
這幅“閉關鎖國”的景象,在和平的年代還未曾見過。而關上國門,我們就安全了麽?或許現在安全了,但長久看來,未必如此。畢竟,“全球化“于我們而言,既是美好的願景,又是早已不可逃避的命運。
那時,他們說“病”是“從外面來的”
14世紀的歐洲,一種可怕的瘟疫,像上帝的詛咒一般降臨于人類。人們在匆忙無助中死去,一死便是一家、一村的人;而一旦接觸患病的人或者屍體,甚至于靠近他們,自己也會染上這種怪病。人們聚集在教堂忏悔、祈禱,然而死亡只會變得更加風卷殘雲。
腺鼠疫,這種伴隨了人類數千年的傳染病,在14-15世紀消滅了歐洲約1/3的人口,以“黑死病”之名被曆史銘記。
黑死病中的“鳥嘴醫生”
這種病是從哪裏來的?當時誰也不知道——人們不懂疾病的原理,更不懂傳染的途徑,地中海各城市、公國、教皇國各自爲政,更沒有中央政府發號施令。
在威尼斯公國控制下的一個叫做拉古薩(Ragusa)的小城(在今天的克羅地亞)通過了一項法令——外來的商船一旦靠岸,一律隔離30天。後來這個時間擴大到了40天,地中海沿岸各地紛紛效仿,意大利語中的“四十天”(quaranta),也成爲了英語中“檢疫隔離”(quarantine)的來源。
不管如何,人們很早就意識到,病原體是從“外面”傳來的。
疾病與人類一同遷徙、生存
又毀滅了另一群人類
全球化從一開始就難以避免地和病毒捆綁在一起。自從文明展開遷徙的腳步,疫病就乘著人類的腳步,在世界各地紮根。在人類尚未能完全理解病原體和疾病之間聯系的時候,老鼠身上的虱子、帆船上的瘧蚊,就已經隨著人類的生活足迹,向新的地域進發。那些肉眼不可見的病原體,神秘地而又風卷殘雲地奪取大量的生命,有的時候甚至讓社會陷入癱瘓。
曆史上,往往也是全球化帶來的遷徙,讓病原體脫離原有的環境,在新的環境中興風作浪。
病原體——不管是病毒、寄生蟲或者細菌——原本都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在人類和環境千萬年的拉鋸中,免疫系統和入侵的微生物之間一直保持著微妙的平衡。但人類的交通工具把病毒帶到了它從未涉足的地方,使它在沒有免疫力的人中肆虐,甚至能夠左右曆史的進程。
可能很多人都在戴蒙德的《槍炮、病菌和鋼鐵》中,讀到過阿茲台克帝國的故事。比起西班牙軍隊的槍炮,或許是來自歐洲的天花病毒,徹底摧毀了當地的社會。天花傳染力高,一個病人能感染3-6個人(而每個新冠病人會傳染1.5-3.5人),死亡率也超過了30%。但凡在沒有免疫的人群中擴散開,後果不堪設想。南美洲原住民人口因染上天花而銳減,幾乎是爲殖民者踏平了征服的道路。
十六世紀書中所繪天花患者|en.wikipedia.org
不過,殖民者有時候也會因爲這種“有差別的免疫”而吃虧。黃熱病就是一例。
黃熱病是一種源于非洲的病毒,在非洲大陸上已經存在了相當長的時日。全球化帶來的奴隸貿易,將黃熱病捎到了加勒比海地區。殖民者砍伐森林、開墾農田、建造種植園,無意間卻爲黃熱病毒的宿主——蚊子——制造了極佳的傳播條件:失去了森林的保水作用,一旦下雨便雨水橫流;而水塘、水溝、水田等人造的死水,成爲了蚊子的樂園。
更重要的是,從非洲來的黑奴們對黃熱病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免疫,但來自歐洲的莊園主、地方官員和軍隊卻一次又一次地神秘病倒。最後,海地起義中,起義將領盧維杜爾乘著炎熱的夏季,拖垮了拿破侖妹夫率領的4萬法國精銳部隊。
疫病,外來者爲之背上汙名
流行于全世界的疫病,是全球化的寫照,也扮演著全球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除了人與環境的博弈和政治版圖的變遷,還有人們對于“外來”事物的懷疑與汙名。疾病往往與特定的外來人群相捆綁,背負上特定的象征意義——危險的,肮髒的,貧窮的,不懷好意的。
還是前面提到的腺鼠疫——十九世紀末,腺鼠疫在全球範圍內出現了一次爆發發,而這次,矛頭對准了中國人。
1899年,有兩名香港腺鼠疫患者乘坐輪船抵達了舊金山港、並在天使島(Angel Island)上被隔離。然而,輪船上寄生的老鼠,卻很可能保留了鼠疫杆菌,隨著貨箱和行李混入了舊金山,並在不經意間引發了疫情在中國城的大爆發。
恐懼立刻在舊金山開始蔓延。不顧華商群體的反對,更罔顧底層華人勞工的感受,舊金山市政宣布在中國城周圍建立崗哨,將中國城直接“封城”,切斷食品供應,並挨家挨戶排查病例並強制消毒。關鍵是,所有的一切行動都是針對華裔的,歐洲人後裔並不受影響。而華人家庭爲了不讓這些“狼檢察官”(wolf inspector)發現、導致人財兩空,會把家中的病人藏起來,這又加劇了病情的擴散。
“中國人=鼠疫”,在那個年代,用疾病將一個少數族裔汙名化,是“排華”的大背景的反映,也印證著當時的美國人對于華裔移民“肮髒”“易病”乃至“虛弱”的印象。
但“肮髒“與”疫病“的背後,是華工群體整體的社會地位造成的——中國城常年過度擁擠、居住條件糟糕,鼠患橫行,爲疫病創造了傳播的條件;而美國當局對于華人群體的歧視與打壓,又客觀造成了華人群體的不配合,沒有文件的非法移民不得不在潮濕肮髒的閣樓甚至地下室裏蝸居。處于社會底層的舊金山華人,是疫病首當其沖的受害者,卻無法爲此發聲。
“地無完土,人死如麻,生民未有之浩劫,未有甚于此者。”——20世紀初的《東三省疫事報告書》丨zenfolio.com
這種對“外”的恐懼,一直持續到了今天。將疾病蓋上“外來”印章,對所有外來者進行仔細甄別、或者幹脆貼上標簽,有時候甚至是官方授意的。它模糊了對于國民健康的管理,和借機排異、驅逐的界線。早在大放厥詞“Chinese Virus”之前,美國總統川普就曾借用病毒大肆攻擊中美洲難民,認爲“他們會帶來肺結核等疾病”。
這是極其諷刺的——要知道,在兩百年前,肺結核曾經流行于英國、美國東北等人口密集的工業地帶,攜帶肺結核病菌的人口可能超過80%(有的並未發病)。當下,這些工業國家似乎已經“消滅”了肺結核,這種疾病反而和那些“貧窮而肮髒”的國家綁定。實際上,肺結核在美國並未絕迹,甚至可能變得更加棘手。大量抗生素的使用,催生了更加強大的抗藥菌,使得治療成本猛增。而這些抗藥菌株在全球的流動,只會讓發展中國家原本就脆弱的醫療體系更加不堪一擊。
全球流行病,每個人都無法幸免
全球化,在冷戰結束後的三十年變得如此深刻。我們見證了歐盟的誕生和國界的暫時消亡,跨國航空的極大發展,乃至經濟與文化的無國界。國外度假,日常海淘,英劇美劇日劇從不間斷,亦有數十萬留學生在全世界各地學習……但一場疫病,折射出全球化最脆弱的一面:國界,以及國界之間的不平等。全球化爲我們創造了希望與財富,卻又深刻地加劇著不平等。
我們所知道的新冠疫情亦是如此。社會治理條件好、醫療條件好的地區,更能處理危機、並從危機中恢複。而醫療衛生條件不好的國家,則會經曆巨大的動蕩。全球四處飛的商務人士、滑雪客、郵輪乘客,把病毒在無意間帶到了其它地方,壓垮的是沒法遷徙的老弱病殘。
現在歐美各國都呼籲“social distancing”、在家隔離,但“隔離”亦是一個充滿著奢侈的詞彙。你需要有穩定的住所,需要有充足的食物,需要有一份在家能做的工作,這些都不是全世界都能夠享受的。在一些地方,甚至連清潔的自來水都沒有,WHO 所呼籲的“勤洗手”恐怕都是奢侈吧。
全球化把病毒帶到了世界各地,壓垮的是沒法遷徙的老弱病殘|圖蟲創意
再這樣發展下去,當歐美和亞洲一部分國家得以處理好疾病、建立好防疫機制、甚至打上了疫苗,那麽這種疾病又多半會像肺結核一樣,被打上“欠發達”的印記。這是我們想要的結局麽?
或許不是。
我們越來越依靠國界之外的經濟。爲歐洲和美國的疫情幸災樂禍、以爲關上國門就能解決問題的人或許不清楚,全球的疫病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事情。一地經濟的停滯和衰退,會拖垮多地的貿易與交流;而經濟的複蘇,被阻礙交流的繩索捆綁下,也會進行得異常艱難。
但我們有解決的辦法麽?現在來看,可能還很難。
經濟全球化了,疾病全球化了,甚至全球化的“副作用”——排外、汙名、不平等等等——也正在反噬我們、爲抗疫帶來了極大困難。但現在來看,全球範圍內的治理和合作,依然充滿了艱難險阻。
在大流行的疫病面前,寄希望于國界的存在,甚至關掉國門,依舊是我們爲數不多的制造安全感的方法。從埃利斯島上查沙眼的醫生,到如今入境的核酸檢測;從聽診器、溫度計,到追蹤行迹的 App……盡管從十九世紀到現在,層層把關的手段和技術在變化,但到頭來“隔離”的本質,卻並沒有什麽改變。
新冠是一道出給全人類的考題,不是哪個國家能提前交卷走人的。如何跳出國界的框架思考?如何克服對于他者的傲慢(“中國的事情離我們很遠”)和偏見(“美國人就是不行”),跨越語言和社會制度的鴻溝進行溝通?
這道題,說實話,哪裏都沒有作業給抄。
作者:李子
編輯:L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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