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位環衛工人蹲在路邊，像小學生一般緊張地盯著自己的考核結果：一平米內，如果灰塵超過5g就是不達標；有煙頭也會被罰。
這可不是什麽行爲藝術，而是封面新聞曝出的西安市真實存在的狀況。據一位環衛工人稱，基本上每個人都被罰款過，自己則被罰過三次。
消息一出，隨即引發了輿論熱議，不少網友認爲環衛工人本來就很辛苦，這類奇奇怪怪的規定未免太過嚴苛了。而從治理效果上講，試圖通過給環衛工人施壓的辦法實現市容的一塵不染，也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們不可能實時跟在每個扔煙頭的人後面撿煙頭，也不可能像人工智能般，把每平方米的灰塵都控制在5g以內。
不得不說，面對如此要求，環衛工人們實在是太難了。
“鍋”都給環衛工背？
近些年，類似對環衛工人“高標准”“嚴要求”的情況並不鮮見。時間倒回到2017年，西安市印發《西安市城市道路“以克論淨 深度保潔”作業標准(試行)》，就提出在重點區域地面塵土，人工清掃每平方米不超過5克，垃圾路面滯留時間不超過5分鍾等等。這次新聞的發生，也更像是幾年前政策要求的複現。
2019年，鄭州市一位環衛工大爺因煙頭太多而被氣哭的新聞也被廣泛關注。據其講述，在他的工作區域，漏撿一個煙頭會被記1分，這意味著他要被罰7塊錢。本來收入就不高的他，被罰的錢竟是每天工資的3倍還多。
“以克論淨”“一個煙頭罰七塊”，這些要求的初衷，當然是維護市容市貌，讓城市衛生盡可能保持美觀清潔。然而它們之所以會引起爭議，主要是因爲，無論是在權責統一還是在治理思路上，其間的合理性都值得商榷。
首先，這些政策顯得過于嚴苛，超出了正常工作的要求，給環衛工人帶來了“不能承受的責任之重”。在某種程度上，這更像是在以“優秀”的標准進行對他們的“達標”考核。
環衛工人們完成了幾近“一塵不染”的高要求，並不能得到什麽獎勵；相反，要是完不成，本來也屬正常，卻要因此遭受懲罰。缺乏正向的激勵，而是讓處罰的“雷達”過于敏感，不僅會給本來就早出晚歸、栉風沐雨的他們帶來與收入不匹配的壓力，也是對職業榮譽感和職業尊嚴的傷害。
其實，維持市容市貌是一個系統工程，其中包括市民行爲規範、自然環境影響和市政管理規劃、環衛工人處理等各個因素。“以克論淨”“一個煙頭罰七塊”等規定的問題就在于，它們把所有的責任都堆到了環衛工人身上。
對于每日早起、不論嚴寒酷暑都要在外工作、收入也徘徊在低位的環衛工人來說，這樣的要求實在是有點不公平了。所以，理想的城市治理邏輯應該是把責任細化，該誰的責任就是誰的責任，不能讓環衛工人亂“背鍋”。
背後是治理思路問題
從垃圾制造源頭上講，地上煙頭多，最該罰的不是環衛工人，而是扔煙頭的人。正如此前不少環衛工人吐露的苦衷：很多時候不是他們工作不認真，而是前腳撿了煙頭，後腳又有人扔，實在是防不勝防。因此，與其對環衛工人過度加壓，還不如完善地方的環衛政策，加強對扔煙頭者的處罰，從源頭上減少汙染的發生。
當然，有些時候，汙染環境的“板子”也不能全打在扔垃圾者的身上。如果要走動辄七八百米甚至上千米才能找到垃圾桶，對人們的耐心也是極大的考驗。在市政規劃時，如果能夠科學規劃、妥善安排，相信亂扔煙頭等垃圾的情況也會大大減少。
與此同時，環衛工作也要考慮當地的自然環境，因地制宜。西安地處大西北，緊鄰黃土高原，不時會受到沙塵暴天氣的困擾。與東南沿海城市相比，本來就會産生較多灰塵，無形中也增加了環衛工人的清潔壓力。
這當然不是說不能有減少灰塵的追求，而是如何追求的問題。靠環衛工人一個勁地清掃杯水車薪，更根本的方法還是植樹造林，增加城市綠化率，涵養水土，減少揚塵的産生。
梁文道曾引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的觀點，指出現代城市的發展很容易落入概念性的誤區：它們期待城市有四通八達的寬大馬路，光亮整潔的市容，恰到好處的公園和裝飾。整個城市的布局仿佛是爲神而設，好讓它從上到下把一切看得一目了然。
然而，這樣一種烏托邦式的苛求，卻常常讓生活其中的人們感到不方便、不舒適。我們要求市容整潔，歸根結底是激發市民對生活之所的熱愛之情，人人都把自己作爲城市的主人，人人都能自覺地保持衛生，而不是要刻意滿足審美理念上的“一塵不染”。
沒有“以克論淨”的城市是怎麽保持市容的
在封面新聞的報道中，有一個值得關注的細節。一位負責測量的環衛工人說，人都有個惰性，沒有這個要求的話就糊弄過去了。
可是縱觀國內外市容市貌做得比較好的城市，似乎並沒有多少在采取“以克論淨”的要求。它們又是怎麽保持清潔的呢？
相信說到幹淨，不少人都會想到新加坡這個“亞洲最幹淨的城市”。1968年，李光耀啓動了“保持新加坡清潔運動”，早期最核心的舉措就是罰款，不過不是罰清潔人員，而是罰亂扔垃圾者。亂扔垃圾，最低罰款爲300新加坡元，約合人民幣1514元。
在這樣的重罰之下，“以身試法”也就成了太不“劃算”的選擇。在道德上，被罰的人也實在沒有多少辯白的空間，誰做的誰擔責，算不得委屈。
除了硬性的罰款，更爲理想的狀態當然是加強公共教育和宣傳，動員全體市民共同維護市容市貌。走在日本的街道上，其實很少見到垃圾桶，也不常見清潔工人，可是道路上還是能保持得比較幹淨，這與其注重垃圾分類的教育和衛生理念的灌輸是分不開的。
從環衛工人的角度來講，提升這個職業的收入和福利水平，給他們的辛苦付出應有的尊嚴和體面，也是社會和政策溫度的體現。衆所周知，中國清潔工人的收入普遍較低，可是勞動強度和職業危險性卻很高，基本社會保障也存在覆蓋率不足的情況。
在這樣的現狀下，除了合理地爲他們“減負”，減少不必要的績效苛求外，還可以借鑒上海市引入市場競爭機制的方法，讓他們的付出與收入成正比，而不是被一味罰款。這樣做，也能變怨言和壓力爲動力，讓“馬路天使”不再只是句空洞和抽象的誇贊。
總之，讓城市變幹淨的方法有很多，“以克論淨”並非最明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