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條創作挑戰賽#
1950年4月20日的晚上，客貨輪“新安”號正以7節的經濟航速行駛在夜幕籠罩下的煙台外海（該船最高航速爲10節），該船的産權隸屬于遼東省（遼東省由東北人民政府1949年4月21日批准設立，由現遼甯省大連市、丹東市、遼陽市、營口市、桓仁、岫岩，以及現吉林省的通化、白山等地組成，省會安東，1954年6月19日撤銷）大連市的興隆輪船公司，當時租賃給天津華孚有限公司運營，船員以及平時的維護均歸華孚公司負責，而華孚公司每年付給興隆輪船公司一定數額的租賃費用。
一艘解放前拍攝的客貨輪老照片，當時的客貨輪基本就是這個樣子
“新安”輪購入于1946年，當時二戰剛剛結束不久，各種在二戰時建造的戰時應急商船成了過剩的剩余物資，而當時中國的商船隊已經因爲戰爭而所剩無幾，各輪船公司借此大量低價購買或者無償接收充入商船隊，一部分在戰爭中滯留在中國水域並幸存到戰後的軸心國商船在戰後也作爲戰爭賠償而成了中國商船隊的一員。“新安”輪就是在這種大背景下加入中國商船大家庭中的。
當時的海面上有霧，按照海事規定，爲了航行安全，霧天航行的船只都要打開航行指示燈並控制航速，當時由大連港出發開往煙台港的“新安”輪遵守了這個規定——此時輪船已經接近煙台外海，大約再航行半個多小時就能抵達目的地，快要靠岸對船上的船員和乘客來說是一件非常高興的事情，然而此時此刻他們不會想到，煙台港對他們來說將是一個永遠都到不了的目的地。
與此同時，在距離“新安”輪20海裏的海域行駛著另一艘貨輪——“加利福尼亞金熊”號（船型爲美國在二戰後期大量建造的“C3”型貨輪），該船的船東爲美國太平洋遠東輪船運輸公司，不過當時該船連同船上的美籍船員一起被租賃給天津運通船務行運營，當時朝鮮戰爭還未爆發，美國政府對新生的人民共和國的態度還處在觀望狀態，所以當時中國水域還有不少美國商船在正常運營（一直到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中國奉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這些美國商船才從1950年底至1951年初陸續從中國海域撤離）。
二戰中美國大批量建造的“C3”型貨輪
該船從新加坡出航，此行的目的地是天津大沽口。由于在之前的航程中因故耽誤了一些時間，因此“加利福尼亞金熊”號船長威廉·茂萊不顧海面起霧，依舊保持著14節的高航速航行（該船的最高航速爲15節），只想著盡快抵達大沽口，這樣就不用繳納高額的違約金。
21時20分，“加利福尼亞金熊”號上的導航雷達偵測到了“新安”號的位置，而“新安”號上沒有安裝導航雷達，所以對“加利福尼亞金熊”號的位置一無所知。在海圖上，兩船的航線交叉，有發生碰撞的可能，不過威廉·茂萊估計兩船距離尚遠，至少一個小時的航程，所以沒有放在心上。
22時左右，“加利福尼亞金熊”號的瞭望哨瞭望到了“新安”輪的航行指示燈，判斷了“新安”輪的航向和航速，航海大副和二副都認爲以本船現在的航速和航向，很有可能會和“新安”輪發生碰撞，建議船長改變航向或者減速，但都被威廉·茂萊拒絕，船長反而繼續下令將航速提至15節的最高航速全速航行，仗著本船航速快的優勢希望提前通過兩船的航線交叉點（俗稱“搶道”）。
死亡之門就此打開，而“新安”號依然渾然不覺。
22時18分，當兩條船已經相互肉眼可見對方模糊的輪廓時，剩下的距離已經不足以避免碰撞，兩船駕駛室裏的人們均大吃一驚，立即采取停車、倒車等措施試圖進行避免碰撞的最後努力，但一切都太晚了。
22時20分，“加利福尼亞金熊”號的船首如一把菜刀從側面斜著切入“新安”號的左舷，一下子在“新安”輪左舷水線處切開了一條長長的裂口，海水洶湧而入，由于一側數個水密隔艙的水密性被破壞，超過了“新安”輪設計的抗沉上限，使得“新安”輪在十幾分鍾後就已經向左側傾斜超過45°，這個傾斜角度對一艘輪船來說等于宣判了這條船的死刑。
撞擊也讓“加利福尼亞金熊”號的船首嚴重受損，被迫停船進行搶修，眼見著已經傾斜、沉船已成定局的“新安”輪，“加利福尼亞金熊”號並沒有放下小艇去救援，而是眼睜睜地看著“新安”號越來越傾斜，最終傾覆在海面上並逐漸被海水吞沒，只在海面上留下幾個漩渦。“加利福尼亞金熊”號無視在海面上呼救的幸存者，在處理完本船的船首損傷後繼續向大沽口行駛，直到4月21日16時抵達天津外海時才在和天津航政局聯絡的時候告知在煙台海域與一艘輪船發生碰撞，同時報上了發生碰撞事故的海域坐標。爲了開脫自己的責任，“加利福尼亞金熊”號在彙報中沒有提到“新安”輪是否已經沉沒，只是說碰撞發生的時候“新安”輪“正在下沉”。
接到報告後的天津航政局立即緊急電告大連和煙台兩地的航政部門和水上公安局，後者立即派出船只去出事海域進行營救；同時天津航政局急電塘沽港辦事處，要求他們在“加利福尼亞金熊”號進港靠岸後立即沒收該船的航行許可證，要求該船的船長、大副和二副立即到天津，說明事情的來龍去脈（4月22日上午，該輪抵達大沽口，美方船員隨即就被扣留）。
當大連和煙台水上公安局的搜救船只抵達出事海域時，“新安”輪已經完全沉沒，只留下部分幸存者在海面上隨波逐流、奄奄一息，他們此時已經在海上飄了幾乎一夜又一個白天，水上公安的搜救船救起了包括“新安”輪二副在內的部分幸存船員和乘客，而包括“新安”輪船長、大副、三副在內的70名船員和乘客則隨船遇難或失蹤。
“新安”輪沉船事故是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起涉外海難事故。
4月22日，“新安”輪的運營方——天津華孚公司向天津市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加利福尼亞金熊”號及其所在運營公司——天津運通船務行負責賠償“新安”輪沉沒造成的全部生命、船只、貨物、資財等一切損失，並追究其見死不救的責任。
4月23日，華北航務局、天津航政局和天津市公安局組成的調查組來到大沽口，登上“加利福尼亞金熊”號並著手進行調查工作。
4月25日，天津市人民政府組成了以天津航務局局長靖任秋爲主任、天津航政局馬滌源局長、天津市政府外事處章文晉處長、天津市公安局許建國局長、天津市海員工會主席曾壽龍、國際法專家魏文瀚、海事專家徐祖藩、天津海關總署海務處董鳴岐副處長、天津市輪船業公會主任委員李厚甫爲成員的海事處理委員會接手“加利福尼亞金熊”號撞沉“新安”號的海難事件。
靖任秋全家福
章文晉夫婦
許建國夫婦
徐祖藩全家福
初步調查下來，海事處理委員會認爲本起事故的直接原因系“加利福尼亞金熊”號在距離“新安”號14海裏且航線交叉時並未減速；當兩船距離僅僅4海裏時且聽到了對方船舶汽笛聲時也沒有按照航海規則停車或改變航向避免碰撞，反而加速搶道航行，導致“加利福尼亞金熊”號于22時20分與“新安”號相撞。碰撞發生後，“加利福尼亞金熊”號又拖延塞責，未對“新安”號進行任何營救，造成了“新安”號上的船員和乘客70人溺水身亡的嚴重事故。
另外，根據“新安”輪的幸存者的供述，委員會認爲“新安”輪在本次事故中也存在瞭望不力，對“加利福尼亞金熊”號的航向航線嚴重誤判以致沒有及時采取減速或者改變航向的應對措施，沒有及時采取關閉水密隔艙閘門的預防措施，對事故的發生也承擔一定的責任。
50年代的人民法院開庭的場面
4月27日，天津市人民法院正式開庭審理此案，邊伴山副院長親自擔任本案的審判長，足見對本案的重視程度。庭審中，“加利福尼亞金熊”號船長威廉·茂萊起先試圖遮掩本船在事故中的責任，堅稱自己當時不在駕駛室，不知道是怎麽撞上“新安”輪的。
但是，不肯替船長“背鍋”的“加利福尼亞金熊”號大副和二副在法庭上毫不猶豫、非常“順溜”地將明顯想讓他們背鍋的船長給“賣”了，當庭指證在事故發生前以及發生時，威廉·茂萊船長從始至終一直就在駕駛室裏。在霧天保持高速航行的命令是威廉·茂萊下的，在發現“新安”號的航線和“加利福尼亞金熊”號交叉後全速前進試圖“搶道”的命令也是威廉·茂萊下的，碰撞發生後不放小艇去救援“新安”輪的也是威廉·茂萊，直說得身高達1米90、坐在被告席的小方凳上的威廉·茂萊原本蒼白的臉當場漲得通紅，兩腿發抖，隨後整個人就頹喪了下去。
在事故的調查和案件的審理過程中，美國操縱西方輿論磨刀霍霍，大造“共産黨中國無禮扣押美國船只和美國公民”的輿論，准備掀起一撥反華熱潮，事件有國際化的趨勢——
1950年5月4日，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同志專門發來指示，要求對“新安”輪被撞沉一事的處理應該實事求是，按照海事法一般慣例辦事。不應回避“新安”輪本身的過失，肯定美輪應負八成以上責任，“新安”輪本身的責任不足兩成，這樣對我是有利的。如此方能在國際上取得廣泛同情，便于我海上運輸，亦有利于打擊美帝的驕橫。我方在提出賠償數額時不應超過合理要求，保證金亦然。
周恩來總理
1950年5月9日，威廉·茂萊認罪。承認自己因搶時間而在霧天海域高速行船的危險行爲以及發現“加利福尼亞金熊”號貨輪與“新安”號客貨輪航線交叉、存在撞船風險時下令全速航行意圖搶道的危險行爲並造成兩船相撞、“新安”輪沉沒的犯罪事實。
5月18日，天津海事處理委員會提交了《關于“加利福尼亞金熊”輪與“新安”輪碰撞案海事處理書》，5月19日由天津航政局公布。根據這份海事處理書，邊伴山審判長在同一天宣讀了天津市人民法院刑字第3826號判決書：“加利福尼亞金熊”號船長威廉·茂萊因過失發生船舶碰撞及救助不力致人死亡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兩年並驅逐出境；“加利福尼亞金熊”號的運營方——天津運通船務行賠償“新安”輪的船舶、貨物損失、遇難船員和乘客的賠償金以及“加利福尼亞金熊”號的修理費用一共31.34萬美元（占賠償責任的85%）；“新安”輪的運營方——天津華孚有限公司賠償“新安”輪的船舶、貨物損失、遇難船員和乘客的賠償金一共5.53萬美元（占賠償責任的15%）。
對此，“新安”號客貨輪的船東——大連興隆輪船公司和“加利福尼亞金熊”號貨輪的船東——太平洋遠東輪船運輸公司均表示對判決沒有異議。原“加利福尼亞金熊”號船長威廉·茂萊當庭在判決書和海事處理委員會關于賠償的裁定書上簽字畫押，本案終結。原先已經准備就“共産黨中國無禮扣押美國船只和美國公民”在國際上掀起反華輿論的美國政府和美國國務院在得知判決結果後頓時沒了繼續拱火的理由，只發表了一個簡短的聲明，對此表示“遺憾”。
作爲新中國第一起涉外的海事案件，中方的處理方式體現了最大的靈活性，既維護了國家主權、保護了中國人民的合法權益，又沒有落入敵對勢力設置的陷阱，爭取了最廣泛的國際同情，爲今後處理類似涉外海事案件提供了經典的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