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學界對貿易在近現代醫藥産品全球流通中的作用關注日漸增多。有關貿易與健康的學術史，往往采用兩種主要的敘事方式。一是詳細描述商品貿易交換新網絡，如何給醫療帶來創新技術與思想；二是由新的貿易網絡是否會對人們的健康造成破壞性的影響的視角展開貿易被看做是推動醫藥産品全球流通的驅動力。對此，4月11-12日，複旦大學曆史學系、英國華威大學曆史學系與上海中醫藥大學科技人文學院聯合主辦了“近現代以來的世界貿易與醫藥産品國際學術研討會”。試圖在以往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力求更深入地了解醫療産品和貿易之間的關系，這次研討會對長時段、跨地區的醫藥産品，從社會、政治和經濟層面展開了深入研究，多維度展現貿易與全球醫藥産品流通的關系。討論議題涉及到醫藥産品的全球貿易與流通、大黃等醫藥産品的貿易與物質文化史、近代域外醫藥産品與知識進入中國、近現代中外醫藥的對話與溝通、新研究視野與方法的運用等方面。參與研討會的三十余位國內外學者，分別來自于中國、英國、法國、德國、荷蘭、新加坡、哈薩克斯坦等多個國家。學者們的學科背景多樣，既有曆史出身的中外學者，也有中醫與西醫背景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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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此次會議的召集人，複旦大學曆史學系高晞教授認爲貿易在近代醫學知識的産生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研究“近代以來醫藥知識生産”中，高晞教授指出，近代中國醫藥新知識的産生，有一部分是建立在對傳統知識的利用、重新闡釋和解構的基礎上，傳統中藥體系由本草學向現代藥物學轉型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以本草爲基礎的中醫藥材，比如大黃、樟腦、中國根等，自十五世紀之後跟隨全球貿易體系，通過荷蘭東印度公司和英國印度公司進入歐洲市場。同樣的植物，東西方有著不同的名稱、解釋、使用方法，會産生不同的療效。型狀相同的植物如何在兩個不同的知識體系中發生對話？藥品貿易能多大程度上構成了對醫療産品史的改變？我們能否跨越時空的界限追溯醫療産品的全世界流轉？以此探究其對醫藥知識生産和醫學觀念變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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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醫藥産品的全球貿易與流通
醫藥産品如何經由貿易在全球流通，是研究者集中關注的問題之一。英國華威大學曆史學系何安娜（Anne Gerritsen）教授的研究《大黃、貿易與醫學》，從文化史角度追溯了大黃在中西世界的植物特征、功效用法與文化意義。對大黃進入歐洲世界後由藥品到食品的演變過程進行了詳細論述，指出跨國貿易在大黃文化史形成中的重要意義。《福建師範大學學報》的林日杖先生則從疆民族史與全球史的角度，對大黃這種民族特色甚強的藥材在全球化中內涵、形象變遷作了研究。指出貿易對醫療活動的影響是肯定的，但不同時代與地區會有所差別。
早期西班牙語文獻中對大黃的描述，由何安娜教授提供
醫藥産品的全球傳播，改變了人們對外來世界的認知。哈薩克斯坦納紮爾巴耶夫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克萊爾•格裏芬（Clare Griffin）副教授，通過十七十八世紀俄國官方藥品交易記錄及其主要貿易夥伴——英國、荷蘭、德國的相關記錄，並輔助以罕見的俄國醫學手稿，指出十七世紀後期，俄國莫斯科市場上的俄國官方買家和私人貿易商，已經能買到來自世界各地的藥品。十七世紀晚期和十八世紀早期的俄國人，使用的“當地的/自有的”與“外國的/其他的”的藥品分類。她認爲近代早期的俄國人，已經認爲自己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
近代世界貿易中，有一些特定的商品集散地，如近代的中國的廣州。在東南亞，印度尼西亞摩鹿加群島（Moluccas）中的安汶（Kota Ambon）島，是東印度公司藥品貿易的重要集散點。也是商人兼博物學家郎弗安斯（G. E. Rumphius）收集資料的地點之一。在郎弗安斯《安汶草本》（Amboinsche Kruid-boek）中， 記錄了大量植物藥。對此德國科隆大學博士生埃絲特•海倫娜•阿倫斯做了梳理研究，並通過人參和檀香木的案例，從郎弗安斯對植物的記述出發，深入研究不同的地方社區和它們具體的醫療實踐。討論了摩鹿加群島作爲交換和傳播醫療産品知識的市集的作用。
基督教在傳播的過程中，也推動了醫學産品的傳播。來自法國裏昂高等師範學校曆史研究所的博士生薩米爾（Samir Boumediene）以金雞納爲個案，對耶稣會與17世紀歐洲的域外藥物的關系做了梳理，認爲耶稣會士因爲慈善與商業利益的原因推廣了金雞納。
早期西班牙語文獻中關于金雞納皮的論述，由薩米爾（Samir Boumediene）提供。
在全球醫藥貿易中，逐漸出現了藥品中間商。來自荷蘭烏得勒支大學的博士生沃特•克萊因（Wouter Klein），以金雞納與阿魏爲切入點，對18世紀早期在阿姆斯特丹的藥品中間商進行了研究，指出這時中間商不僅舉行藥材的公開拍賣，每周決議藥材的批發價，通過市價表公開。他們還評估舶來品的價值，通過各種公告和報紙新聞來向全國推廣拍賣會，在買賣雙方的交易最終結束之前負責交易中的所有內容。中間商因爲中立的身份受到重視與尊敬。中間商在組織公開拍賣時所展示的産品知識、信任關系和宣傳策略，成爲了商業蓬勃發展的重要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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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藥産品的全球貿易與物質文化史
以物質文化史角度考察醫藥産品的跨國貿易與傳播，是研究的重要路徑之一。這次會議上北京大學陳明教授、香港大學梁其姿教授，對五至十九世紀阿魏（hing/awei/asafetida）相關的知識的生成、擴散、改變、接受或者被無視的過程以及相聯系的區域做了細致的考察，展現長時段、全球史的視野下，阿魏是如何與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族群遷徙、金錢貿易、民俗傳聞、宗教儀軌、醫療和烹饪實踐、科學考察等活動相聯系的。阿魏作爲一種藥物、一種食物或者一種植物的複雜曆史，揭示出單一性的物質所衍生的知識，在整合與分解過程中的不規則性與開發性。同樣以物質文化史的視角，研究藥物作爲食物的研究還有台灣政治大學的陳秀芬副教授，她結合醫學與宗教民俗多種文獻考察明代紫河車，即胞衣的物質文化史，對紫河車作爲食物、藥物與穢物的多元形象進行了綜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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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産品物質文化史的形成，背後有複雜的商業與貿易關系。如十八世紀耶稣會神父拉菲托（Lafitau）在北美洲新法蘭西發現的“西洋參”，借由北美洲與中國之間的商業貿易網絡，以昂貴的價格出現在廣東市場，給歐洲商業公司帶來了不菲的收入。法國巴黎高等師範大學曆史學系的拉胡爾•馬克維奇（Rahul Olivier Markovits），以1750年前後的全球人參投機泡沫爲商品和投機活動的個案，對此進行了細致研究，認爲人參價格完全不是簡單的供需平衡問題，而是伴隨商品化和商業化的一系列誤解與預期而誕生的産物。最重要的一點，人參的價格與廣東商品交易市場的特殊條件息息相關。如果“西洋參”的例子表明昂貴的藥品背後有複雜的商業運作。那麽，浙江中醫藥大學鄭洪教授對“涼茶”的研究，則展現出普通的地方藥品，如何在原有地方知識基礎上，經過商業運作，成爲普及性的飲品。
三、近代域外醫藥産品的傳入與應用
西方的醫學産品進入中國之後，中國人是如何反應與接受？北京大學張大慶教授對“離子導入法（Iontophoresis）”在中國傳播的研究，是回答此問題的一個具體例證。張大慶教授對近代離子導入療法的産生與發展、傳入中國的過程進行了詳細研究。並結合中西醫知識，以豐富的圖片資料展現出中國人對近代醫學産品的接受與改造，肯定了近代中國人對離子導入療法在中國推廣中所發揮的作用。
第一台自制離子導入治療儀，由中國第一位受現代科學訓練的醫生包莅茂制作。由張大慶教授提供
除中國藥品進入歐洲、歐洲藥品進入中國。近代南洋地區的藥品也通過廣告與日益緊密的貿易網進入中國藥品市場。香港浸會大學的羅婉娴女士以仰光華僑胡文虎創立的“虎標萬金油”爲例，描繪了近代南洋藥品輸入中國的曆史圖景。指出創始人華僑胡文虎通過塑造愛國華僑、慈善家的形象，在近代推行國貨的背景下，使得“虎標”藥品成爲國貨的典範，促進了“虎標”藥品在近代中國藥品市場上的流通。
抗生素（antibiotic）的使用是近現代醫學中富有裏程碑意義的事件，由于抗生素對多數感染性疾病均有療效，很快得到推廣。在1950年的台灣，抗生素已經是家喻戶曉。台灣長庚大學張淑卿副教授以台灣地區典藏的報紙信息爲依據，分別以penicillin（盤尼西林、青黴素）、streptomycin（鏈黴素）爲例，從藥物發展、市場需求、管制與生産等面向，對這兩種藥物在二十世紀40、50年代台灣地區的流通、管制進行了探討。指出盤尼西林與鏈黴素雖給人類的疾病治愈帶來希望，但台灣民衆對此類藥物亦有過度期待、濫用、誤用、過敏致死的案件産生。
醫學産品在全球流通的同時，醫學知識也隨之傳播。台灣中研院劉士永教授分析近代中日引進與接受西方營養學知識的差別，認爲營養學（nutritional studies）作爲一門現代西醫知識，其在東亞世界的傳播階段，與其原生地有呼應的關系。同時東亞世界所發展出來的營養學論述與實作，因地制宜的對西方營養學做了調適應，這種調適尤以民間營養品販賣最爲顯著。透過中日民間在二十世紀初期對于營養品認知的重叠與落差，可管窺營養知識全球流通的背景。
四、近現代中外醫藥的對話與溝通
近現代醫學産品世界貿易的發展，不僅帶來中西物質與文化的交流，還爲中西醫學從學科上進行對話提供了前提。
中西醫學有無對話的可能，答案是肯定的。這次會議中，複旦大學中西醫結合研究院的董競成教授詳細介紹了他本人所提出的“大中醫、三分法和五要素”的研究。指出全面認識中國傳統醫學，要包括它的概念內涵、哲學基礎、曆史地位、組成結構、理論、經驗、技術、方法和方藥等，明確它的長處和短處。借助現代科學技術與方法，如流行病學、循證醫學等的方法，進一步確認其理論、經驗、技術、方法、方藥的科學性和有效性，也應該包括不科學與不合理性。
具體而言，中西醫如何對話？成都中醫藥大學王家葵教授是研究本草學的專家，他以中國古代關于致幻劑的記載爲例，指出中國傳統藥物學包含有巫術成分。因爲古今知識範式的不同，使得本草中涉及藥效和毒性的表述，很多時候都不太適合直接的語言學轉換。將藥理學介入這種語言轉換，有助于探明原文獻的本義，減少誤讀。
中西醫藥對話的另一種情況是以西醫理論來種植與研發中藥。抗日戰爭時期曾推行“國藥”“代用西藥”，台灣中原大學副教授皮國立通過梳理“戰時國産藥物的制造與研究”，對“國藥”與“代用西藥”的曆史進行了梳理。認爲總體上戰爭促成了國藥種植與研究的開展，但隨著戰爭的結束，這樣的嘗試也因著各種主、客觀條件而終止了。戰爭壓力使得傳統中藥一躍而登上科學制藥的舞台，而究其曆程，其研究不是立基于傳統中醫理論，而是開創一種植物學、化學研究中藥的研發。所謂研發替代的國産藥物仍是西藥，而非中醫的中藥。背後中醫醫理並沒有在此時被重視，仍是一種經過西化後的制藥概念，而且偏重單味中藥的研究與分析。
絲綢之路是中外醫學傳播與對話的重要途徑。絲綢之路傳播的不僅有醫學與藥品，也有疾病。上海中醫藥大學的王興伊教授通過梳理東漢末年疫病與胡商的關系，認爲此疫病傳染源爲西域胡商的貿易活動，即貿易活動將新的病原體從西域播散至中原。張仲景確立了相對應的“傷寒六經”辨證施治方案，其治療“傷寒”的首方“麻黃湯”當源自西域傳方“還魂湯”，也即貿易活動同時提供了疫病治療方案及藥物“麻黃”。貿易與健康是利弊同在的關系。
絲綢之路上，中國醫學與阿拉伯醫學進行了頻繁的互動。完成《回回藥方考釋》的宋岘研究員，通過對比阿維森納《醫典》，指出明代朱橚《普濟方》眼科方劑所用的可鐵剌、朵梯牙、阿飛勇，是《醫典》眼科方劑中常用的藥：كثيراء ، توتياء ، آفيون ，認爲是研究中外醫學交流，應重視以阿維森納《醫典》爲代表的阿拉伯醫學。
五、新研究視野與方法的運用
現代科技下的數據資源，如何能更好的用于研究，是很多學者比較關心的問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副教授徐源（Michael Stanley-Baker）在這次會議中給出了他本人對此問題的研究與思考。在他的研究中，他以關鍵詞搜索爲例，對古代醫學中藥物的分類做了鳥瞰與總結。認爲豐富的數據庫資源，可以爲了解藥物産生和使用的語境進行更爲全面的研究，並介紹了南洋理工大學在建的數據庫系統。
除從貿易史、物質文化史與中外交流史角度對近現代醫學産品與貿易進行研究。這次會議中，來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藝術設計媒體學院的學者安德裏亞（Andrea Nanetti） 介紹了他與全球各地學者合作進行的海洋史項目：從海洋史的角度將海洋貿易相關的原始資料進行可視化。他以 1205-1533年的歐亞非大陸爲例，通過豐富的海洋地圖資料，從海洋史角度對藥物産品的貿易背景做了研究。認爲海洋史的研究，將有助于打破民族史的界限、打破過去只對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朝代進行曆史研究的傳統。是全球史中非常有價值的研究方法。
最後，本次會議的海外召集人，英國華威大學曆史學系何安娜（Anne Gerritsen）教授總結道：本次會議的30余場報告，每場報告都采用了不同的時間維度與地理維度。地理上既有單個地區的研究，如從上海到東南亞的一個小島，同時也會注重地區之間的聯系。對于藥物的分析既有從藥理學上的解釋，也有從曆史經驗進行的深入討論。從經驗到文本，再到量化研究，爲我們帶來全新的視角。也希望我們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考慮曆史問題在當下的意義，思考中國範圍內的問題能否放置于全球來審視，現在進行的文本研究如何加入量化的分析，這是本次會議給我們帶來的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