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說的潮汕籍華僑，籍地爲潮汕地區，包括海外華僑和歸國華僑，其來源以東南亞爲主；潮汕農業生産區域，主要指今天的汕頭、潮州和揭陽三市。
饒平大潭水庫
一、近代潮僑熱心潮汕農産品貿易和農業災害治理
潮汕地少人多，資源有限，近代許多僑商，根據潮汕地方需要，從東南亞等地進口大米、木材、水泥、橡膠、香料、熱帶藥材等貨物，銷往潮汕各地農村。潮汕一向缺糧，而泰國盛産大米。早在19世紀八九十年代，泰國陳黉利家族就在汕頭市設立黉利棧，以運銷暹米爲主要經營項目。20世紀20年代初期，汕頭已開設專運暹米銷售的糧商號多家，如陳炳春、成德泰、裕興利、萬興隆等，這些商號都以華僑資本爲主。近代汕頭進口的東南物産，如柚木、水泥、橡膠、香料、熱帶藥材等，也有一定數量。華僑既是東南亞農産品輸入潮汕的主要組織者，又是潮汕土特産輸出東南亞和港澳台等地的推銷者。特別是生柑、鹹菜、雜果、蒜頭、茶葉、魚脯、家禽、土特産等，數量不少。雙向貿易的活躍，給潮汕農業的發展以極大支持。[1]
潮僑從事家鄉農産品貿易能帶來豐厚利潤。近代華僑對于繁榮潮汕地區的對外貿易，並帶動潮汕地區果菜種植業的發展有很大作用。據汕頭海關據估計，1909年、1929年、1931年汕頭港對外貿易輸出額分別爲11 406 072兩、15 782 156兩和14 315 932兩，其中與僑商有密切關系的四個公商（南商、暹商、商郊、和益）組織輸往東南亞及港澳的分別達10 697 950兩、14 217 589兩和11988 403兩，後者與前者的比例分別爲94%強、90%和83%強。另外，近代華僑對潮汕地區外貿事業的經營，促進了潮汕外貿的發展，而外貿發展又帶動果菜種植業的發展，並爲潮汕人民提供更多的生活出路。由于外貿發展和南洋華僑對潮州蜜柑的需求增加，結果推動了潮汕地區柑園面積的擴大，柑農增加，僅潮安一縣，柑園面積2910畝以上，每年外銷收入約70—80萬元，潮汕人民賴此維持生活者約有10萬人左右。[2]
受愛國愛鄉和慈善心理影響，近代更多潮汕華僑參與災害治理，這和農業生産密切相關，舉例：
潮安縣江東的西隴堤，20世紀20年代初數次崩潰，屢修屢決，危害江東民衆生命財産的安全。爲了幫助當地民衆解除水患，新加坡潮安籍華僑廖正興、劉榮豐、楊缵文和馬來西亞澄海籍華僑李偉南等，共捐款2.97萬銀元，作爲修複西隴堤之用。這一修堤工程于1927年竣工，江東民衆爲了紀念華僑捐資修複西隴堤的事迹，特在西隴堤上建“惠蔭亭”一座，撰文記事，連同捐款芳名刻碑于亭中。近代潮汕城鄉，南洋潮僑款修水利的，還有旅泰潮安輔益社，多次彙款協助整修韓江北堤；泰國饒平籍華僑余子亮，曾于20世紀40年代捐款整修黃岡河等。[3]
總之，潮汕華僑對于家鄉的農業生産是關心的，潮僑熱心潮汕農産品貿易和農業災害治理就是例證。所謂“民以食爲天”，傳統中國是農業本位社會，潮僑對于農業生産的高度關注是必然的。
饒平湯溪水庫
二、近代潮僑對家鄉農業生産的極有限投資
據以上內容分析，潮商一方面受商業利益驅動，熱心家鄉農産品交易，另一方面受愛國愛鄉和慈善心理影響，積極進行家鄉農業水災治理。自汕頭開埠至日軍侵汕，潮汕經濟發展基本呈上升態勢。按理，擁有雄厚資本的潮汕華僑應該積極投資家鄉農業生産，但情況恰恰相反，發現一個事實：盡管潮僑關心潮汕農業，潮僑和農業生産投資的關系極微，近代潮汕華僑直接投資農業生産的很少。以下表格很能說明問題：
表格1：光緒十五年至民國38年（1889—1949）華僑投資汕頭地區地業情況[4]
|
行業 |
投資情況 |
民國十五年至民國8年（1889—1919） |
民國9—16年（1920—1927） |
民國17—26年（1928—1937） |
民國27—34年（1938—1945） |
民國35—38年（1946—1949） |
|
工 業 |
戶數（戶） |
4 |
6 |
10 |
3 |
23 |
|
投資額（萬元） |
68.09 |
220.92 |
131.1 |
7.9 |
20.49 |
|
|
商 業 |
戶數（戶） |
73 |
53 |
92 |
39 |
188 |
|
投資額（萬元） |
634.74 |
431.28 |
377.85 |
65.61 |
227.27 |
|
|
農礦業 |
戶數（戶） |
4 |
1 |
|||
|
投資額（萬元） |
30.63 |
3.45 |
||||
|
服務業 |
戶數（戶） |
11 |
27 |
22 |
3 |
17 |
|
投資額（萬元） |
23.44 |
89.47 |
216.74 |
6.3 |
42.34 |
|
|
交通業 |
戶數（戶） |
1 |
15 |
4 |
55 |
|
|
投資額（萬元） |
735 |
158.3 |
6.85 |
118.19 |
||
|
金融業 |
戶數（戶） |
94 |
33 |
34 |
23 |
97 |
|
投資額（萬元） |
424.47 |
428.87 |
210.97 |
87.7 |
69.47 |
|
|
房地産業 |
戶數（戶） |
189 |
365 |
1499 |
222 |
855 |
|
投資額（萬元） |
263.75 |
365.75 |
1465.75 |
186.5 |
857.55 |
|
|
合計 |
戶數（戶） |
376 |
485 |
1672 |
294 |
1235 |
|
投資額（萬元） |
2180.12 |
1539.73 |
2560.71 |
360.86 |
1335.3 |
說明：上述表格數據由專家參照中央工商行管理局的辦法，把原幣值折算爲人民幣。
從以上表格看出，1889—1949年，潮汕華僑投資家鄉農礦業的竟只有廖廖五家，表格沒法看出華僑投資的具體人數。但不管如何，華僑投資農業生産的戶數極少、資金有限是不爭事實。民國十七至二十六年（1928—1937）是潮汕經濟發展的最繁榮階段，上面表格竟然沒有出現一個華僑投資農礦業的戶數。1937年全面抗日戰爭爆發至1949年，潮汕整體農業投資環境惡化，華僑更加不會投資農礦業生産。以下另一表格可和上面表格相參照，以更好說明問題，1919—1927年仍是近代潮汕經濟的良性發展期：
表格2：近代廣東省華僑投資發展階段（1919—1927年）中潮汕地區華僑投資各行業統計[5]
單位：人民幣元
|
工業 |
商業 |
農礦業 |
服務業 |
交通業 |
|||||
|
戶數 |
投資額 |
戶數 |
投資額 |
戶數 |
投資額 |
戶數 |
投資額 |
戶數 |
投資額 |
|
6 |
2209190 |
53 |
4312750 |
1 |
34500 |
27 |
894650 |
|
金融業 |
房地産業 |
合計 |
投資額占全省% |
|||
|
戶數 |
投資額 |
戶數 |
投資額 |
戶數 |
投資額 |
14.77 |
|
33 |
4288650 |
365 |
3657500 |
485 |
15397246 |
在這張表格中，列舉潮汕地區華僑在1919—1927年從事農礦業投資的只有1戶，而投資工業有6戶，投資服務業有27戶，投資金融業有33戶，投資房地産業竟達365戶！說明潮僑在這階段投資農礦業確實極少。潮僑投資農礦業的額約只占總投額的0.00224%，1919—1927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良性時期，潮汕經濟發展也呈上升態勢，潮僑投資農礦業的熱情仍然如此，其他時期潮僑投資農礦業的不足更可想象。
澄饒聯圍
三、近代潮僑不願投資家鄉農業生産的分析
從上面二個表格推論，近代進入潮汕的華僑資本戶數多，投資總量大，分布行業廣，自1889至1949年，華僑投資戶數有4062戶，可是農業投資最多占5戶，數目對比強烈，華僑在潮汕地區的投資集中在商業、金融和房地産領域，究其原因，是因爲商業、金融和房地産行業的資金流轉速度快，而投資收益快，容易收回投資成本。如第二個表格提示，僅1919—1927年潮汕華僑投資房地産的就有365戶，大量房産投資集中在汕頭小公園街區和西堤碼頭一帶。早有研究者指出，華僑在潮汕地區的投資，主要集中在汕頭市區，約占投資總戶數的一半、投資總金額的三分之二。投資的行業結構，以房地産業爲最多，其次爲商業，再次爲金融業和交通運輸業，而生産性的投資（工農業投資）則不多。[6]
與之相反，潮汕農業生産投資的生産周期長，回報收益慢，加上動蕩時局變化，不利氣候因素影響，以及可能帶來的複雜土地産權糾紛，嚴重削弱華僑投資潮汕農業熱情。韓江是潮汕地區的大河，按理對地方農業發揮很大作用，但查近代相關大事，韓江決堤對原本條件良好的農業生産危害很大。以下僅舉例韓江泛濫對農業生産影響的若幹事件，還不是完全統計：
1900年，“六月初六，韓江水漲，北門堤意溪渡頭陷20多丈，東廂竹崎頭堤、江東水頭堤、秋溪蘇寨堤、筆浦堤都崩潰。”[7]1908年，“九月二十日，晨，風雨交加；夜更甚，海潮乘風勢暴漲。隔天風息潮退，各地田園廬舍被淹，沿海船只多受損壞。”[8]1911年“七月十日，韓江水暴漲，十一日加劇，海陽縣江東都的水頭、元兩村兼界堤圍被沖決，鄉村變澤國……十二日夜更甚，南桂都橫砂鄉堤圍也崩潰，韓江下遊田園屋舍多被淹沒。這次韓江暴漲，江水泛濫潮、澄、饒3縣，水勢洶湧爲幾十年所罕見。”[9]1922年8月2日，是日（農曆六月初十）下午3時，台風初起；傍晚，風更急；晚9時左右，狂風震撼山嶽，撥樹毀屋，暴雨傾盆，平地水深1丈多，沿海低下處水深幾丈，不少鄉村被毀，人畜死亡無數。[10]1930年8月初，洪水暴漲，潮州城被水淹，江東區堤圍被水沖決二分之一，全區成澤國。[11]1935年7月20日，狂風暴雨，韓江水大漲。北堤舊隙穿泄，東津堤告急。浮洋至庵埠一帶田園被淹沒。[12]1936年7月21日，飓風暴雨，接連3天，韓江上下遊水漲。下遊的潮屬靠江田園及澄海、汕頭的部分地面被洪水淹沒成一片，水陸交通中斷。[13]
潮汕風光
另外，民國時期中共領導的農民運動對華僑投資農業生産有相當影響。1926年1月11—14日，“普甯縣城地主以農會扣押土劣方廷意等爲由，于19日率流氓打手進攻水龍寨，因此爆發一場農民反抗地主的鬥爭。當時普甯封建頭子方十三（廷珍）會同各區土豪劣紳猛攻農會，農民也群起反抗，潮陽、揭陽、海豐等縣農會則大力予以聲援。19日經東征軍政治部派員調停後才停火。”[14]1927年12月12日，“澄、饒、澳吳少荃保安隊和潮安侯映澄治安隊幾百人進剿澄海抗租暴動的群衆，經2天激戰，抗租暴動失敗。”[15]12月下旬，“中共廣東省委和東江特委先後發布舉行年關大暴動的指示，潮、普、惠農民，接二連三舉行了年關大暴動，處決了一批國民黨分子，沒收了地主大批糧食和浮財，焚燒了田契、租簿，著手進行分配土地工作。”[16]1928年1月27日，“中共廣東省委發出《潮梅暴動工作計劃》，指示各地黨組織要積極鼓動農民破倉取米，沒收地方財産，焚燒田契債約，組織‘抗租、抗捐、抗債、抗繳保安費’准備暴動。根據省委指示，中共潮安縣委發動各區武裝，毀壞鐵路，剪斷電線，捉拿地主豪紳籌款。”[17]再如1929年12月，潮安縣烏洋農民700多人，在鄉農會領導下，開展反對加租、吊佃、增加牛稅的鬥爭。[18]中共的“暴動”和國民黨的“圍剿”十分驚心動魄，1928年4月5日，“潮安共産黨組織工農革命軍和赤衛隊員200多人舉行武裝暴動，圍攻歸仁區登塘鄉郭進元民團。因力量懸殊，暴動失敗。事後，國民黨武裝多次‘圍剿’歸仕區各鄉村，中共黨員莊淑珍、少年先鋒隊隊長陳文光和幹部方立功被捕。7月13日，莊淑珍等3人在潮州南較場就義。”[19]又如6月15日，“中共東江特委在潮安洋佘村召開潮梅各縣縣委書記會議，討論夏收總暴動問題。16、17日，國民黨汕頭偵緝隊先後包圍新鄉和洋佘村，中共潮安縣委書記陳木合、委員姚爲敬等9人被捕。當月，陳木合等5人在汕頭殉難。”[20]又如1935年，2月，中共潮澄饒縣委成立分田委員會。3、4月間，浮鳳區70多個自然村先後進行分田。但5至9月，國民黨軍隊鄧龍光部先後“圍剿”秋溪、上莆、庵埠、登鳳、浮鳳等中共領導下的革命根據地。[21]
總之，在天災人禍的大背景下，海外華僑投資農業生産的風險是很高的。黃燕華認爲，海外華僑對近代潮汕地區農業與農村的積極影響非常突出，海外華僑對潮汕地區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彙款上：一是瞻養性彙款；二是投資性彙款；三是捐贈性彙款。這三類彙款對近代潮汕地區農業與農村社會都有重要的影響。近代潮汕地區，華僑對農業的投資主要體現在農業墾殖方面。“華僑對家鄉的農業墾殖是既出錢又出力，不但有效地開發和發展了農村農業，而且給潮汕農村帶來了先進的農業技術，同時，還爲農民提供了就業的機會。”[22]但按筆者看法，盡管潮汕華僑對于潮汕農業總體貢獻不少，華僑對農業生産的投資卻不能過分高估。
僑批
四、近代潮僑投資家鄉農業建設的廖廖個案
近代潮汕華僑投資家鄉農業建設個案很少，查到潮安縣彩塘鎮潮僑投資家鄉農業的兩位潮僑：
彩塘鎮鄉僑王鎮強，外號“鳝魚”，宣統二年（1910）建瞻槐裏于故裏東裏村，20世紀20年代後半期，歸國經營柑園，種植面積達二三百畝。采用科學管理，連片種植。至1939年6月潮汕淪陷，柑桔銷路斷絕，而改種水稻。另一位潮安縣彩塘鎮旅暹華僑許則通（有傳）在暹京創通和興。1935年，許氏年近花甲而歸梓裏省親，因鑒于宏安農地逼隘，單靠田而獲利有限，故而投資廣辟農場，種植柑桔，爲鄉人倡導。1939年潮汕慘遭日本飛機轟炸，許氏被逼放棄所營，重近泰京。[23]
以上兩個投資案例全以失敗告終，“潮汕淪陷，柑桔銷路斷絕，而改種水稻”是王鎮強的結果，“潮汕慘遭日本飛機轟炸，被逼放棄所營”是許則通的結局。兩個例子適足說明在近代潮汕，投資農業生産的變數極大。有關近代潮州柑的種植困難，還可以陳佳春的研究個案爲例，他指出：“潮州柑是潮汕著名水果品種之一，在中國衆多柑橘品種中聞名遐迩，素有‘柑橘皇後’之美譽。現今潮州市潮安區龍湖鎮下屬鹳巢鄉，面積約2.5平方公裏，近代以來以盛産柑橘而聞名，品種有椪柑、蕉柑、雪柑、朱柑四大類。”[24]“無論是種植還是貿易，近代顴巢柑業發展曾經都有過輝煌時期，爲當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但因時局變化最終陷入困境之中。具體地說，自汕頭開埠後，在海運業迅速崛起，國內外市場對潮柑需求量大的有利條件下，顴巢柑業隨著種植面積與內外貿易的擴大而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九一八事變後，顴巢柑業面臨著諸多困難。在日本侵略潮汕後，顴巢柑業遭受滅頂之災。抗日戰爭勝利後，鹳巢柑業發展有所起色，但因資金缺乏，加之後來爆發全面內戰，導致顴巢柑業發展陷入艱難的境地。透過顴巢柑的發展脈絡，近代顴巢柑業經曆了由盛到衰的過程，揭橥了近代潮汕發展農業現代化道路的艱難。”[25]
再如饒平黃天年的投資受到自然條件制約，比較成功的是余子亮和王浩真的投資。以下舉例饒平華僑的投資農業：
民國初年，錢東紫雲村旅泰華僑黃天年投資，在錢東圍墾南北圍海灘，面積達1 000余畝。其後，海堤被海潮沖垮。抗日戰爭前，該村僑胞耗資2 000擔谷款額（當時饒平每擔稻谷5—6銀元）進行複建，建成後送給村民耕種。抗戰時，錢東下浮山旅港同胞蔡德（奮初）和蔡義轫（海山人）受香港華僑墾殖公司委托，在錢東圍墾德豐埭1 000畝。1946年4月，余子亮投資3 000銀元，大米300包，委托柑桔專家王浩真于饒平塔仔金購地140多畝，創辦饒平華僑柑桔農場。[26]
王浩真是澄海澄城鎮東湖村人，1933年畢業于南京金陵大學園藝系柑桔專業，事任廣州嶺南大學助教，翌年升講師。因撰寫柑桔論文觸怒美國園藝權威高魯夫，被迫轉聘到植物系工作。在嶺大任教時，曾接受學院的委派，先後到潮安鹳巢村和潮陽溪頭村設立柑桔試驗站，進行柑桔蟲病害防治的調查研究，培育柑桔良種。抗日戰爭爆發，應廖公圃之邀，到馬來西亞辦橡膠園。嶺南大學農學院院長李沛文教授曾到塔仔金考察，對王浩真所取得的柑桔科研成果，表示贊賞。[27]
有代表性的華僑投資還有惠來華僑林連登和澄海華僑謝易初，前者開墾農場，後者辦起私人種籽農場：
惠來華僑林連登創辦惠來惠民農場：1938年林連登到家鄉，見荒山禿嶺沒有開發，感到惋惜，便與林家邦、楊茂水、唐振江、林崇聲、方葉興、方世榮等人商議創辦農場，擇定在隆江鎮西南約30裏的荒山上，合股創辦“惠民農場”（現屬國營葵潭農場）。是時投資總額8.5萬元，林連登居一半。農場建造石樓18間（每間長8m，寬4m。其中三層3間、二層15間），開墾荒地35畝，種植油桐、白果、菠蘿、木薯及部分自給糧食作物等。[28]
在推動潮汕農業科研和種籽業發展的貢獻上較有名的，要數泰國華僑謝易初（1896—1982），原名進乾，澄海縣人。1922年潮汕發生“八·二風災”後到泰國謀生，在曼谷越閣開設“正大莊”菜籽店。1937年以後到合艾以及吉隆坡分別創辦“正大棧”，把銷售種籽的業務擴展到泰國南部及馬來西亞等地，在南洋一帶頗有名氣。抗日戰爭結束後，謝易初把泰京的業務交托給弟弟謝少飛掌管，自己則返回汕頭創辦“光大行”。後又只身回到家鄉澄海外砂，租地100畝辦起私人種籽農場，潛心研究園藝和種籽改良。[29]
總體看，近代潮僑投資家鄉農業取得成功的很少。黃天年、王浩真、林連登和謝易初是較成功的投資者，也是筆者竭力搜集到的四個例子，這樣的例子在近代華僑針對潮汕地區的農業投資中並不多見。
五、梅州和福建華僑投資農業生産的參考
上文已經歸納，近代潮汕華僑投資農業戶數少，資金有限，遠不如潮汕華僑對商業、金融和房地産的投資。華僑對近代潮汕農業投資是這樣，和潮汕華僑較有可比性的是福建華僑。如果放眼和潮汕相接的福建，發現福建華僑和潮汕華僑投資行爲類似，同樣不太願意投資農業生産。
1862—1949年，福建籍海外華僑彙入國內的金額總數爲35.1億美元，華僑彙款中的96.35%流入農村，作爲僑眷的生活費用和其它非投資性用款。福建華僑彙款的主體部分爲贍家性彙款和投資性彙款，前者主要流入僑鄉農村，作爲僑眷生活的主要來源和其它用款。後者主要流入城市，投資城市或鄉村各種企業的經營，形成“造血功能”，對社會經濟的發展産生積極影響。華僑彙款絕大部分流入僑鄉農村。[30]
盡管福建華僑彙款絕大部分流入僑鄉農村，投入僑鄉農業生産投資並不多。華僑家庭將生活之外的節余僑彙用于購買田産也是常有的事，其目的是作爲生活資料和貸幣保值的措施，這是一種穩定生活來源的辦法。因此，在福建農村，購置土地便成爲贍家費用以上僑彙的主要用途。[31]然而，購買土地不能視爲農業生産投資，而是一種貨幣保值方式，類似購買房地産。
以下表格針對福建地區23個市縣華僑調查，從中發現，華僑投資集中在工商、金融和房地産，而農礦業投資所占比重有限，投資戶數只有26戶，而全部投資戶數有4 055戶，所占比例不到千分之一，而投資農礦業的資金占全省投資只有9.21%，假如除去可能的礦業投資，農業生産投資的比例就更少了：
表格3：1871—1949年福建華僑投資各行業統計（金額單位：折人民幣元）[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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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戶數 |
投資額 |
每戶平均投次額 |
該行業占全省投資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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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 農礦業 交通業 商業 金融業 服務業 房地産業 |
159 26 26 569 114 45 3 116 |
19 243 268 12 026 988 16 332 743 18 775 730 7 955 466 710 612 63 345 000 |
121 027 493 346 608 202 33 000 69 785 15 800 20 328 |
13.82 9.21 11.73 13.49 5.71 0.51 45.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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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
4 055 |
139 189 807 |
34 352 |
100 |
潮汕華僑、梅州華僑和福建華僑是海外華僑的主體組成部分。爲進一步核實海外華僑投資農業生産的情況，筆者又查閱《梅縣志》關于華僑對國內貢獻的敘述，梅縣是客家中心地區，海外華僑衆多，故梅縣華僑對故鄉的投資有相當代表性。《梅縣志》提及華僑“支持桑梓建設”有四項：（一）興辦工業；（二）開發農業；（三）捐資辦學；（四）興辦公益福利事業。[33]關于華僑興辦工業，《梅縣志》提及，“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松口旅居印尼棉蘭的華橋張榕軒、張耀軒昆仲和謝夢池投資300萬銀元，興建我國首條僑辦鐵路——潮汕鐵路。民國期間，由華僑投資，在梅縣開辦機械修理廠、光耀電燈公司、紡織廠、卷煙廠、玻璃廠，這個些工廠雖然規模小，設備簡單，機械化程度不高，但它促進了近現代地方工業的發展。”然而，針對梅縣華僑開發梅縣農業，《梅縣志》僅記錄1949年後的若幹情況，並且是在1970年代以後，1949年前的華僑開發梅縣農業根本不提及。從《梅縣志》看來，1949年前梅縣客家華僑對于家鄉農業的投資乏善可陳。[34]
潮汕丘陵地帶的果樹
結語：農業投資的收益慢，風險高，這是近代中國農業面臨的普遍難題。投資和捐款不同，前者主要著眼于成本回收和利潤獲得等經濟動機。即使潮汕華僑投資農業，也以商品作物種植爲主，王鎮強、許則真和余子亮投資柑桔種植都是這樣的例子，1949年前潮僑投資家鄉農業並取得成功的例子廖廖可數。
需要說明的是，廣義的農業除了種植業，還包括林、牧、副、漁等。筆者另有專文，說明民國時期，潮汕漁業在全省占重要地位，但漁業生産極不穩定，如漁民人數、漁船數、漁業捕獲量和水産品出口量連年出現很大變動。深入分析，自然災害、苛捐雜稅和日軍侵汕，加上政局動蕩和技術落後，嚴重制約民國時期潮汕漁業的良性發展，民國潮汕漁民生計比較困苦。[35]因此近代潮僑投資漁業也不太可取。
民國潮汕地區漁業發展的動蕩不安，離不開近代中國沿海漁業發展的時代大環境。再從和周邊地區如梅州和福建的華僑投資農業的對比來看，海外華僑普遍存在對沿海地區農業生産投資不足的普遍情形。故潮僑對家鄉農業的投資，要放眼于近代中國的特殊背景下進行審視。潮汕華僑投資農業的動力嚴重不足，和近代潮汕乃至國內外複雜、動蕩的局勢密切相關。
——本文作者陳雪峰，中大史學碩士，潮汕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廣東省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如需引用本文，請以紙質媒體爲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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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翁楚湘、宋升拱著：《潮汕農業》，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第80—81頁
[2]楊群熙輯編、點校：《潮汕地區商業活動資料》，汕頭：潮汕曆史文化研究中心、汕頭市文化局、汕頭市圖書館出版，2003 第353頁
[3]翁楚湘、宋升拱著：《潮汕農業》，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第80—83頁
[4]王琳乾、鄧特主編：《汕頭市志》第四冊，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年，第587—590頁
[5]林金枝、莊爲玑編：《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史資料選輯》（廣東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3—64頁
[6]洪松森：《近代華僑在潮汕地區的投次及其啓示》，《韓山師專學報》，1995年第1期
[7]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編：《潮州二千年》，內部資料，1991年，第90頁
[8]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編：《潮州二千年》，內部資料，1991年，第95—96頁
[9]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編：《潮州二千年》，內部資料，1991年，第96頁
[10]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編：《潮州二千年》，內部資料，1991年，第107頁
[11]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編：《潮州二千年》，內部資料，1991年，第122頁
[12]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編：《潮州二千年》，內部資料，1991年，第127頁
[13]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編：《潮州二千年》，內部資料，1991年，第128頁
[14]汕頭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汕頭大事記》（上冊），內部資料，1988年，第141—142頁
[15]汕頭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汕頭大事記》（上冊），內部資料，1988年，第152頁
[16]汕頭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汕頭大事記》（上冊），內部資料，1988年，第153頁
[17]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編：《潮州二千年》，內部資料，1991年，第119頁
[18]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編：《潮州二千年》，內部資料，1991年，第122頁
[19]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編：《潮州二千年》，內部資料，1991年，第120頁
[20]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編：《潮州二千年》，內部資料，1991年，第120頁
[21]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編：《潮州二千年》，內部資料，1991年，第127頁
[22]黃燕華：《華僑彙款對近代潮汕地區農業與農村社會的影響》，《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期
[23]黃猷主編：《彩塘鎮志》，潮安縣彩塘鎮志辦公室編印，1992年，第481頁
[24]陳佳春：《近代鹳巢柑業發展述略》，《潮商·潮學》，2019年第2期，第15頁
[25]陳佳春：《近代鹳巢柑業發展述略》，《潮商·潮學》，2019年第2期，第17—18
[26]陳科庭、張松樂主編：《饒平華僑史志》，饒平縣歸國華僑聯合會編印，1999年，第92頁
[27]翁楚湘、宋升拱著：《潮汕農業》，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第85—87頁
[28]馬光祖、方文韓：《愛國華僑林連登事略》，載《汕頭文史》第六輯，政協廣東省汕頭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印，1989年，第109—110頁
[29]張興漢、陳新東等主編：《華僑華人大觀》，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480頁
[30]仲微：《東南亞華僑彙款與近代福建地區僑鄉建設研究》，東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第20頁
[31]仲微：《東南亞華僑彙款與近代福建地區僑鄉建設研究》，東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第21頁
[32]林金枝：《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史資料選輯》（福建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5頁
[33]梅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梅縣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89—1090頁
[34]梅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梅縣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89頁
[35]陳雪峰：《民國潮汕漁業的動蕩和分析》，《潮汕史學》，2017年第2期，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