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預測，到2050年，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都將居住在城市裏。但在另一方面，噪聲汙染、光汙染、空氣汙染、交通擁堵、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疏離，以及由此導致的無處不在的壓力等城市問題讓人們充滿了苦惱。
在城市生活必然會有損我們的身體健康與心理健康嗎？遠離城市的田園生活才能讓人幸福嗎？長久以來，很多人對城市都懷有一種複雜的態度，一方面被城市裏的資源、機會等吸引，另一方面，又深深爲城市的壓力包括密集擁擠的人群、擁堵的交通、工作生活的快節奏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感、陌生感所累。有的人因爲不堪城市生活壓力之重，主動或者被迫選擇了離開。
電影《迷失東京》（2003）劇照。
德國精神病學家與壓力研究專家馬茲達·阿德裏，引用神經城市學、心理學等的理論，對城市與壓力相關的話題進行了詳盡的探索與分析。阿德裏指出，我們的話語體系一直將城市描述爲令我們緊張並想盡快逃離的地方，城市壓力是一個很複雜的概念，它混雜有情感、經曆以及想法。在某些情況下，壓力會損害我們的精神以及身體健康，由壓力引發的抑郁症已經成爲世界範圍內的常見疾病，城市對此並不能免責。
但與此同時，阿德裏認爲，弄清楚城市壓力的來源，選擇適合自己壓力承受水平的城市，是與城市和平相處的第一步。阿德裏相信：城市對我們是有好處的，只要我們學會把它變成一個宜居的地方。
以下內容節選自《城市與壓力：爲什麽我們會被城市吸引，卻又想逃離？》，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原文作者丨[德]馬茲達·阿德裏
摘編丨安也
《城市與壓力：爲什麽我們會被城市吸引，卻又想逃離？》[德]馬茲達·阿德裏著,田汝麗譯,中信出版社2020年3月版。
壓力下的大城市人的樣子，我們大概在150年之前就已經認識了。一直以來，城市都是一個奔波忙碌和喧囂的地方。但是19世紀後期，大城市的飛速發展創造了一種新的城市生活品質，這種轉變是深遠的，它改變了城市居民。城市研究者和曆史學家談到了當時定居在大城市裏的人的“內心城市化”。
1983年，神經學家威廉·埃爾布寫出了我們這個時代日益增長的緊張不安，並且首先從大城市生活中找到了原因。“加上大城市的飛速發展，包括所有的不良發展，”埃爾布在海德堡大學的同名演講中這樣說過，“大城市中的生活越來越精致、越來越讓人焦躁不安，疲憊的神經在不斷增加的刺激和重口味的享樂中尋求放松，因此讓神經變得更加疲憊。”
各大城市的人口增長
“神經緊張”，類似的進一步表達是“神經衰弱”，這一概念在神經病學和科普類圖書中非常有名，它表達了大城市人的精神狀況，與之相伴隨的是大都市日益增長的人口密度、噪聲強度和越來越快的節奏，以及隨之增長的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感。城市中的“神經緊張”表現在身體和精神的疲憊、情緒的波動及交替的無精打采與亢奮。其誘因據猜測是因爲城市生活産生影響的過度刺激。
在20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裏,精神病學家阿爾伯特·尤倫堡在柏林寫了幾篇關于柏林居民的精神生活的文章［《大城市的精神衛生》（1902）、《緊張的柏林人》（1910）］，描述了在像柏林這樣的城市熙熙攘攘的交通中與不斷增長的“道德”和“不道德”的娛樂選擇之間消磨的精神生活。
當時許多醫生都持這種觀點，而且這種觀點也因此與很多人的主觀經曆相吻合。爲了表達對城市中日益膨脹的噪聲的不滿，潮水般的抱怨和投訴湧向市政府和法院。
交通和娛樂是大城市的徽章，同時也是詛咒。這種新的流行病使當時大量湧現的神經和水療機構出現了意想不到的繁榮。城市研究者格奧爾格·西美爾也記錄下了緊張的大城市人的生活景象，並于1903年寫出了著作《大城市和精神生活》。“神經緊張”的流行概念和現代人的典型形象由此産生。
每一個城市都有自己獨特的生活節奏
事實上，焦慮的大城市人的形象到現在依然存在。就連我們21世紀的城市居民也常常認爲自己是被驅動的，覺得我們的城市是一個一切節奏都快的地方。然而如果你仔細觀察的話，就會發現很大的不同：每一個城市的氣質都是不一樣的，每一個城市都有自己獨特的生活節奏。
一個城市的節奏是其城市氛圍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爲參觀者和遊客，我們大部分人更喜歡都市忙亂和休閑的混合。或許正因爲如此才會有那麽多人喜歡法國的大都市巴黎，它節奏快、人口稠密且經常很忙碌，但同時它也擁有數以百計的風景如畫並通常讓人感覺很浪漫的廣場、胡同和橋，人們可以在那裏遐想、午休、讀報或接吻。而在上班高峰期，會有源源不斷的人流穿過地鐵和大區快鐵站內迷宮般的走廊。
電影《迷失東京》（2003）劇照。
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以一名伊拉斯谟交流生的身份去巴黎學習了幾個月。我離開奧地利的首都，從多瑙河畔來到了塞納河畔。我一下子覺得一切都不一樣了：這個城市的節奏明顯更快。在巴黎期間，我早晨在一家典型的巴黎咖啡館有固定的位置，它位于馬萊區的裏沃利街，早晨站在貢多爾咖啡館前喝著濃縮或奶油咖啡，我能直接感受到這座城市的繁忙。
客人會隔著吧台點東西，他們主要是附近要去上班的鄰居，咖啡師飛快地開關濃縮咖啡過濾器，大聲地敲打著倒掉裏面的殘渣，其間他會將上一位顧客一聲不吭留在托盤裏的硬幣數都不數地收到錢包裏，同時大聲地給他的女助手下指令。那位女服務員爲那些爲數不多的坐在桌旁的客人服務，他們主要是外國遊客，根本不知道在這個時間點人們只會蘸著咖啡吃個牛角面包，以便幾分鍾後迅速消失。那時，我愛上了那個混合著快與慢、繁忙與從容的巴黎。
很難說一個城市的“節奏”是由什麽組成的，但是一個城市的生活、日常、交通和人們的活動是與另外一個城市不同的，這種感覺每個人都了解。維也納、哥本哈根或溫哥華會讓我們感覺舒緩或放松，而紐約、巴黎或孟買又或許會讓我們感覺忙碌且不安。一個城市的節奏由完全不同的部分組成：居民有多匆忙，他們每天是否要在盡可能短的時間裏趕很長的路，城市的人口密度有多高，它的經濟是否繁榮且因此使人們的時間變得“更貴”。
氣候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位于溫暖氣候區的城市節奏明顯比較慢，它們給人的印象是，人們做任何事情都要多花一些時間。究其原因可能是，暖和一些的氣候會讓我們人類覺得放松。也可以說，不同城市的人生活在不同的“時區”。地區不同，時間的價值也會有很大的差別。一些調查顯示，生活在相對溫暖地區的人走路更慢一些，這不管怎麽說似乎也支持了這種觀點。
另外還有對守時的不同態度。在漢堡，十點的約會意味著：十，點，〇〇分。在特殊情況下，比如下雨了，你要去朋友家裏會面，這種情況下可以允許你遲到15分鍾，如果20分鍾過去了你還沒到，就是很失禮的行爲了，尤其是你招呼都不打一聲就讓對方在那裏幹等。越往南，人們對待守時的問題就越不嚴肅，在德黑蘭，一個上午十點鍾的約會很容易推到下午一點鍾才碰面。
與以集體爲導向的文化相比，那些對個體發展和個人幸福高度重視的文化擁有更快的生活節奏。關心自己和核心家庭的幸福是比較浪費時間的。人們必須操心自己的生計、家庭的建立、住房、孩子的教育及個人社會形象的建立和維護，所有這些都需要時間和精力。
在那些集體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會團體中，個人對自我發展的責任比較小，很多事情都是預先規定好的，或者人們根本沒有別的選擇，他們生活經曆的可變性很小，由此便生出了一種等待文化，而最終導致一種較慢的生活節奏，比如與聯邦德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民主德國。在這種走向的文化中，“鍾表走得就慢一些”，個體是否加快速度，對他本身和集體來說最終都沒有什麽明顯的區別。一些曆史學家甚至認爲，對時間的浪費是蘇聯解體的最主要原因。
巴黎給我的體驗是舒適的快節奏，相反，維也納則是真正的慢節奏，太慢，這使我1992年搬出原本就很安逸的波恩時，也經曆了一次必要的節奏轉換。我從一個規模相對小一些的大城市搬到了一個擁有150萬人口的大都市，晚上我從波恩火車總站上了夜班車，它的站台少到用五個手指就能數得過來，早晨我又從維也納火車西站下了車，這是一個終點站，它的站台和軌道就像是從球根裏長出來的一樣。我發現了這兩個城市的巨大不同，不僅僅是規模，還有生活的節奏：維也納明顯更悠閑。
是否城市人的生活真的更快一些？
大多數人直覺地認爲，大城市的生活更快更忙碌，大城市人擁有的自由支配時間和休閑時間更少。但是事實果真如此嗎？或許這只是一種主觀印象，因爲很多人把比較高的事件密度、比較高的音量和比較大的空間局限與速度混爲一談。令人吃驚的是，是否城市人的生活真的更快一些，這個問題迄今爲止幾乎還沒有人系統全面地研究過，不過還是有一些個人研究給了我們一些啓示。
例如，2007年英國赫特福德大學的心理學家理查德·懷斯曼發表了一項研究成果，這項研究測量了世界上32個城市的路人的行走速度。懷斯曼讓居民們在離家比較近的地方走18米，並統計了他們所需要的時間。他用了相同的設計、一個星期中相同的時間和一天中相同的時間段做了一個20年的比較研究。
每個人的測試都是在寬闊繁忙且沒有障礙的人行道上進行的。需要注意的是，參加測試的人員在行走過程中不能打電話，不能拿著很重的包，而且要一個人走。懷斯曼斷定：在20年中，全球的行走速度平均上升了10%。2007年的平均速度爲12.94秒，而20世紀90年代的平均速度是13.76秒。
在懷斯曼的研究中，占據前幾位的是亞洲大城市的居民，最靠前的是新加坡（10.55秒），這兒的行走速度與20世紀90年代相比甚至提高了30%。位于第二位的是哥本哈根（10.82秒），柏林以11.16秒的速度位列前十，緊隨其後的是紐約（12.0秒）。速度最慢的有伯爾尼（17.37秒）和巴林的麥納麥（17.69秒），走得極其慢的是布蘭太爾人，這個馬拉維的城市裏的人走完20米需要31.6秒之久。
這個結果同時也證明了我們對世界上的城市的一系列常見的想法。一些聽起來已經幾乎是帶有偏見的看法：繁榮的亞洲經濟大都市擁有最匆忙的居民，他們幾乎沒有“慵懶生活”，這兒的城市空間主要用作中轉區，最多用作購物區。在伯爾尼，瑞士人在走路時明顯也很悠閑。但在那些個人行爲對自己的經濟收入影響不大的炎熱的大都市，人們走路的速度從很慢到極其慢。在巴林的保稅區，無論個人幹多幹少，經濟都會照常運轉，位于南美的馬拉維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大部分的居民每人每天的生活費低于1美元。
早在懷斯曼之前大概三十多年，心理學家海倫和馬克·伯恩斯坦夫婦就已經發表了世界不同地區的行走速度研究結果。他們的結論也沒有什麽太大的意外：生活在大都市的人比生活在農村的人走得快。他們認爲，城市裏的人走得更快是人在面對人群時一種心理上的防禦和保護反應。
20世紀80年代末期，兩位地理學家再次研究了城市和農村地區居民的不同行走速度。他們的結論證明了伯恩斯坦夫婦的測量結果，但是兩位地理學家並沒有做太多心理方面的說明，而是從國民經濟學的角度解釋了這一結果：城市越大，其經濟績效就越高，因此城市人的生活時間就“更有價值”，其生活就會更快、更忙碌。
電影《西雅圖未眠夜》（1993）劇照。
有關哪些因素會影響城市人的生活節奏的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也有兩位密歇根大學的心理學家對此感興趣。兩位心理學家計算了來自31個國家的行人在晴天的行走速度，還讓他們假裝客戶去郵局買一張標准郵票，並用盡可能小面值的鈔票支付，他們從提出購買請求到拿到找零的時間都被精確地測量並記錄下來。
此外，在每個調查的城市中，兩個人都用15個公共時鍾來計算這些行人到底是怎麽走的——以衡量各個城市中的居民對時間和守時的重視程度。這兩位心理學家的觀察證明了他們最初的猜測：一個城市的經濟實力對生活節奏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此外，氣候和個性特征也是決定性因素，城市越冷，它的居民在路上的行走速度就越快。
該項研究結果顯示，生活節奏最快的城市全部都在歐洲的高收入國家（蘇黎世、伯爾尼、都柏林、法蘭克福、羅馬、倫敦、斯德哥爾摩、維也納、阿姆斯特丹）。在排名前十的城市中，亞洲只有東京和香港。歐洲城市中的一個例外是排在第21位的雅典，紐約的排名在中間，排名最後的是裏約熱內盧、雅加達和墨西哥城。雖然隨著節奏變快，心血管疾病的發病率也在增加，但是住在快節奏城市的人滿意度卻更高，可能是因爲他們總體上都生活在福利水平比較高的國家。
如果說經濟實力會影響生活節奏，那麽能不能反過來說，生活節奏也會影響經濟實力呢？事實上這是我們的出發點，更加忙碌的生活和更高的時間物質價值會帶來經濟效率的提高。另外還有一點：一個重視個性和速度的環境對那些喜歡比較快的生活方式並在這種環境中感覺很舒服的人來說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快節奏的人會吸引相似的人，隨著時間的推移，城市的節奏也因此越來越快。
當然，這樣的研究只能描摹出一個小片段，而現實情況卻複雜得多。
爲什麽我們會覺得噪聲是一種壓力？
今天的城市人比一百多年前的城市人對噪聲的危害要有意識得多。但是爲什麽我們會覺得噪聲是一種壓力？“噪聲是來自他人的聲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現代化的敏銳觀察者庫爾特·圖霍夫斯基是這樣概括的。實際上，他的這種觀點已經非常接近噪聲的科學定義了：噪聲是不受歡迎的聲音。同時，噪聲還是人類主要的環境壓力，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它排在空氣汙染之後，位居第二。在壓力心理學中，長期接觸噪聲是影響健康的壓力。
關于噪聲對人類的影響已經有了很好的科學研究。幹擾性的噪聲會導致腎上腺素、去甲腎上腺素和皮質醇等應激激素的分泌，然後就會開啓機體中有名的應激反應鏈：血壓和心率上升，凝血能力及血液的糖分和脂肪含量增加。這也增加了患心髒病和中風的風險。
順便提一句，在我們不自覺地感知噪聲時，這種反應也會觸發，比如在睡眠中，這種情況主要發生在那些已經有睡眠障礙的人、慢性病人、年紀較大的人和倒夜班的工人身上。再順便提一句：人們面對噪聲越焦慮，應激激素分泌得就越多。除了聽力障礙、睡眠障礙和心血管疾病之外，噪聲對身體健康的最重要影響還有心理方面的，如注意力減退或神經質。
孩子對持續噪聲的反應尤其敏感，因爲他們平衡慢性壓力的能力比成年人差。因此，學術論文中經常會寫到暴露在噪聲中的孩子的注意力問題。在這些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當中，各種影響因素經常會變大，因爲他們通常是來自社會的弱勢家庭和比較差的居住環境。英國科學家研究了兒童獲得閱讀能力的年齡與他們接觸到的噪聲之間的聯系，其結果是：學校和居住地的飛機噪聲每增加5分貝，孩子學會閱讀需要的時間就增加兩個月。
電影《巴黎，我愛你》（2006）劇照。
無法避開的噪聲是特別能給人造成幹擾和對人的心理造成傷害的。我們無法理解它的意義，它幹擾我們的注意力，打擾我們和別人的交流或我們的休息，比如我們住在一條繁忙的街上，或者我們的辦公室在一條滿載的鐵路線旁。我們很難給造成幹擾的噪聲一個通用的界限值，因爲每個人對聲音的評分都是不一樣的。這取決于你是否有意地去屏蔽它或至少去影響它（比如你可以關上門讓自己安靜一些），或者你主觀上是否有不適感（比如當鄰居家的孩子練習拉小提琴的時候）。
只有很少的聲音能讓所有人感到不適，這其中包括尖銳的聲音，比如粉筆或指甲劃黑板的聲音，或者特別粗暴的聲音，比如柴油發動機的轟鳴聲。我們對這些聲音反應特別敏感是有進化的原因的。高頻範圍內的聲音有信號的作用，比如小孩的叫喊聲或同類臨死時的叫喊聲。低頻範圍內的聲音，特別是有穿透力的嗒嗒聲或咆哮聲，它們在我們的曆史發展中指向的是危險的動物，這種聲音出現的時候意味著會有生命危險。
但是爲什麽同樣一個聲音，一個人聽了會不舒服，另外一個人卻不受幹擾呢？確切的原因我們目前還不清楚。一些研究提出，膽小的人對日常環境中的壓力如噪聲、髒汙或氣味更加敏感。有些研究者甚至提出這樣的觀點，天生就對噪聲敏感的人，他們對其他的環境刺激的反應也更加敏感。工業國家中有三分之一的居民屬于這種特別敏感的人群。通常情況下，如果同時存在別的讓人不適的刺激，人們對噪聲的敏感度會更高。
我們常常是在城市的噪聲忽然消失的時候才會注意到，原來它是多麽煩人，也就是說人們的反應經常是反過來的：我們留意到了安靜，沒有留意到噪聲。只有當我們在公園裏散步或周末去郊外遊玩時，才會意識到周圍是多麽安靜。我們習慣了日常的喧囂，只要它沒有超出習慣的範圍。
在日常的噪聲之外還有環境噪聲，它侵入我們的家裏，打擾我們，而且你沒辦法屏蔽它。它會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觸發“領地壓力”。我們回想一下前面章節中提到的把電視聲音開得很大的鄰居，如果一個外部的聲音源發出的噪聲越過我們的邊界逼近我們，我們就會覺得在自己的領地中受到了威脅。很多人把故意發出的噪聲也看作是對領地的侵犯行爲，比如在住宅區街道上轟鳴的賽車。此刻的噪聲不僅是一種聲音壓力，同時也是一種社會壓力。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覺得噪聲源隨時都能關上，就會更願意接受噪聲，讓自己不再繼續受其幹擾。對此，心理學家D.C.格拉斯和J.E.辛格爾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做了一個富有啓發性的實驗。他們發現，被置于城市噪聲中的受試者在校對任務中的注意力明顯下降，但是只要讓他們覺得噪聲隨時都能屏蔽，他們在各方面的成績又會明顯提高，即使他們根本沒有屏蔽噪聲。
城市噪聲有官方規定的標准，它界定了哪些聲音“太大”，會給人造成困擾：不打擾夜間睡眠的聲音在30分貝以下，30~40分貝的聲音會讓睡眠不甯。此處，不同個體之間的敏感度差別很大，55分貝及以上的聲音會讓一大部分人有嚴重的睡眠障礙，從而引發心血管疾病。
如果不想被城市的噪聲幹擾太多，我們可以做些什麽呢？經過驗證，最好的減輕噪聲壓力的方式是去理解一種噪聲是否有意義，有什麽意義。例如與對飛機完全陌生的人相比，機場的工作人員在家裏就很少會受到飛機聲音的打擾。
電影《絕美之城》（2013）劇照。
有時，搞清楚某種噪聲産生的原因就能對我們有幫助，它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噪聲背後的“意義”。親眼看到某一段路需要修整，修完我們才能重新安全、方便地走在上面，這對我們是有幫助的。同樣，如果你能想象到某種噪聲是有時間限制的，比如鄰居家煩人的地板摩擦聲第二天就會消失，這也是有幫助的。知道了噪聲産生的背景，面對它我們就不會那麽無助了。當然，這主要適用于有時間限制的噪聲，如果是持續的噪聲，這個策略就沒那麽有用了，比如家門前一段繁忙的鐵路或高速公路。
太多的選擇讓人精疲力竭，以致最終做不了決定
太忙、太吵——談到大城市壓力的時候，我們經常這樣抱怨。同時我們也很重視城市提供給我們的消遣和各種各樣的選擇。不過豐富多樣的選擇也是個問題。一位對藝術非常感興趣的醫生同事最近抱怨，自從他搬到城市之後，一直感覺自己待的地方不對，盡管有太多休閑、教育、文化的選擇，可他從來都沒有特別滿意過。他每做一個決定，比如去看電影，都會不斷地想，自己是不是錯過了別的什麽重要的機會。這對他來說就是城市壓力。
我確實不能否定他的想法，因爲“更多的選擇”不能自動和“更多的滿足感”畫等號。從某一個點起，更多的選擇就開始意味著壓力。從心理學研究中我們了解到，當我們有各種各樣選擇的機會並需要從中決定選擇哪一個時，我們就會覺得不滿意，因爲隨著選擇機會的增多，要求也隨之提高了。如果我們需要鞋子，而在一家商店裏正好有一雙大小合適的，我們就會很高興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然而如果有一百雙不同顔色不同款式的鞋子，我們肯定就會想要選出最漂亮的，那麽這種尋找就變成了痛苦。
心理學家稱之爲“選擇太多效應”（Too-Much-Choice-Effect）。與有限的可選擇性相比，擁有太多選擇的人會因爲奢侈的選擇性而感覺更糟。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心理學家謝娜·伊耶加和斯坦福大學的馬克·萊珀在一項研究中證明了這一效應。他們在一家超市的入口擺上試吃的果醬，一次是6種，一次是24種。
電影《出租車司機》（1976）劇照。
其結果是：選擇多的貨架前聚集了更多感興趣的人，但是只有3%的人選擇購買其中一種果醬；而當選擇較少的貨架擺出來時，周圍駐足的人比較少，但是卻有30%的人選擇了購買。結論是：選擇太多，動機和決策的快樂就會受到影響。美國經濟心理學家巴利·施瓦茨將其稱爲“自由的專政”，他認爲，太多的選擇讓人精疲力竭，以致最終根本做不了決定。
但是，經濟學家埃琳娜·魯特斯卡亞和羅賓·霍加斯的研究顯示，這並不意味著選擇少就是好的。他們在受試者面前分別擺5個、10個、15個或30個數量不同的裝禮物的盒子，讓他們從裏面給自己的朋友選一個。當有10個可以選擇的盒子時，他們感覺最舒服，當有15個選擇時他們的滿意度就下降了，當有5個或30個選擇時，他們感覺最不滿意。也就是說，滿意度曲線的走向呈倒U形。
隨著可能性的增加，滿意度先上升後下降。
當我們面對很多選擇的時候，最終不滿意的風險就會增加，也就是說，如果電影院的座位太靠前，點的菜不如想象的好，或者從盒子裏拿出來的夾心巧克力不太符合我們的期望，我們馬上就會想到其他的許多選擇，不自覺地就會對自己的選擇更加不滿意。我們擁有的選擇越多，對結果的期望值就越高，而期望值越高，當結果很好但是不夠完美的時候，失望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擁有自由選擇權時要求過高的問題在健康心理學中也是衆所周知的。當今，因爲生病去看醫生的人，幾乎沒有誰能得到一個明確的指示，要做什麽不要做什麽，醫生更多的是會跟我們講明各種治療的可能性、副作用和風險，然後讓我們自己做決定，是做手術還是接受藥物治療，或者可能因爲某種風險什麽都不做。這被稱爲“患者參與決策”。然而在這種情況下患者很少能做出完全自由的選擇，大部分人會問醫生，要是醫生是自己的話會怎麽決定。
最後，我建議因爲城市過多的選擇而倍感壓力的朋友采用“隧道視線策略”，在幾分鍾內，他就可以有意識地因爲自己的選擇而高興。比如當他決定了晚上去看電影，就要將思想和感覺百分之百地集中于此，讓自己“進入隧道”，將所有自己原本感興趣的選擇給屏蔽掉。
本文選自《城市與壓力：爲什麽我們會被城市吸引，卻又想逃離？》，較原文有刪節修改，小標題爲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作者丨[德]馬茲達·阿德裏
摘編丨安也
編輯丨張進
導語校對丨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