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國宏觀經濟受疫情影響較大，全國多個城市采取發放消費券措施提振消費。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主任甘犁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專訪時表示，消費券不足以應對當前疫情對總需求的沖擊，建議針對低收入群體發放大量現金，“他們不會把錢存起來。”
截止目前，目前已有7個省20多個地市組織發放了多種形式的消費券，總額接近50億元。其中發放力度較大的城市有：浙江杭州發放5億元消費券，河南鄭州發放4億元消費券，江蘇南京發放3.18億消費券等。
澎湃新聞：本輪地方政府發放消費券的特點是什麽？
甘犁：這次地方性消費券有五個特征：
第一，使用範圍有所限定。多數消費券用于幫扶本地購物、餐飲、旅遊等服務業，有的地區規定消費券僅用于購物，還有的地區專門發放規旅遊消費券、汽車消費券等。
第二，全體性發放居多。多數消費券沒有依據家庭經濟條件劃分受益群體，發放對象爲全體市民。目前，只有銀川、青島、南京、杭州、鄭州五地明確提出針對貧困群體發放消費券。
第三，發放渠道以網絡平台爲主。支付寶、微信是目前主要的發放渠道，另有部分地區使用美團、攜程等電商平台。極少地區工會發放實體超市購物卡。
第四，設立消費門檻。目前各地消費券實爲現金消費的滿額抵扣券。如杭州消費券規定滿300元抵扣45元、滿200元抵扣35元、滿100元抵扣20元。
第五，日常消類額度偏低。目前各地除像購車有大額消費券外，日常消費類的消費券人均發放額度普遍不高于100元，有的甚至僅爲10元。不過有部分地區針對貧困群體發放的額度相對較高，如銀川市西夏區和鄭州市針對貧困群體發放的消費券均達500元/人。
澎湃新聞：南京、杭州等市消費券帶動消費作用已經顯現，你如何評價消費券的帶動作用？
甘犁：我認爲計算方法並不嚴謹。目前的計算方法是將與消費券有關的消費額全部計算爲“消費券拉動消費”，恰當的方法是應該計算使用消費券之前的消費情況和使用後的差距，這才是消費券所帶動的消費。
我們看到這次很多消費者用消費券買米、油等日常生活用品，這些商品不管有沒有消費券，人們都會買，現在只是趁著有“滿減”把今後的消費需求提前釋放了，並不能算是新增消費。
此外，應當注意消費券可能會存在的“擠出效應”。即獲得消費券後，家庭有可能在當期增加所補貼消費項目的同時減少其它消費項目的支出。
消費券補貼了居民消費，但消費券産生的消費支出並不一定都是消費者額外新增的消費，還包括消費者在沒有獲得消費券的情況下同樣會産生的消費。因此，消費券的消費刺激效果不能簡單地用補貼比率來推算，而是要根據補貼力度、需求價格彈性、擠出效應等因素來綜合估算。
澎湃新聞：國際上發放消費券的經驗是怎麽樣的？
甘犁：國際經驗其實表明消費券實際效果是有限的。
目前，有關國內消費券對消費的刺激效果仍然缺少具有說服力的論證。從國際經驗來看，通過發放消費券應對危機的國家或地區較少，影響較大的有日本和我國台灣地區。研究發現，消費券對消費有一定拉動效應，但極爲有限。
如日本爲應對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日本在1999年1至4月分兩輪發放了不限定消費用途的消費券，針對兒童、老人等需要社會救助的人群，每人可一次性領取2萬日元消費券，。從發放對象來看，日本政府發放消費券的主要意圖是爲保障基本民生。
我國台灣地區在2009年爲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向島內民衆統一發放3600元新台幣的“振興經濟消費券”，基本覆蓋當年全部人口。最終據統計顯示，1元面值消費券僅增加了0.164元消費。
此次疫情以來，全球目前基本上沒有一個國家采用消費券的形式提振消費。
澎湃新聞：你認爲本輪消費券政策有什麽不足？
甘犁：現有的消費券政策，在保障民生方面不足。促消費的前提是保民生。只有這些人去消費了，消費才能托住，收入高的人該消費還是消費。
低收入群體受惠不夠、限制使用條件較多、發放額度較低，是目前地方性消費券在落實保民生目標時面臨的主要問題。
可以看到，本輪發放消費券，除了五個地區專門針對貧困群體以外，大部分地區都是針對全體市民無差別發放，有些地區主要針對遊客、購車人群，部分地區則是在工會系統內部發放。
應該注意，低保人群已經享受了社會最低保障，我們應關注本次疫情沖擊下産生的新的困難群體，是因疫情失去勞動收入或生活負擔較重的人群。
而且目前各地發放的日常購物消費券額度一般不高于100元，能購買到的生活物資非常有限，對保障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很難起到實質性作用。
另外一個非常需要引起重視問題是，本輪消費券絕大多數是電子消費券，低收入人群和老年人對電子支付和網絡的接受度相對較低，他們很可能享受不到福利。經過這次疫情，那些不太會用智能手機的低收入人群與他人的距離會逐漸拉大，“數字鴻溝”可能會真正變成無可逾越的鴻溝。
澎湃新聞：那你建議應該怎麽樣保障貧困群體的生活，進一步拉動消費？
甘犁：我建議在全國層面直接給中低收入和生活困難群體發放一次性大額現金補貼。
當前我們也快速出台了一些現金補貼政策，如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對困難群體的價格臨時補貼標准提高1倍，並將孤兒、事實無人撫養兒童和符合條件的參保失業人員納入政策範圍。
這值得稱贊，但是補貼的範圍和力度仍然很有限，由地方政府發放的消費券也是，目前只有40多億，覆蓋範圍和金額都太不夠了，不足以應對當前疫情對總需求的沖擊，我們需要大幅度增加補貼的力度和擴大補貼範圍。
爲應對本次疫情，美國、加拿大、新加坡等國都在全國層面推出了大規模家庭現金轉移支付政策，比如美國對年收入不超過7.5萬美元的個人給予1200美元的支票。
這些國家能做到精准給中低收入人群發錢的一個前提就是數據基礎好，能夠通過精准掌握個稅信息而准確知道每個人的收入，而這點我國在此前是做不到的。
現在個稅體系改革後我們已經可以做到了，我們已經建立起開展下一步個稅改革的“基礎設施”——居民收入申報系統，也就是個稅APP系統。所以我建議借此機會號召全民都填個人所得稅APP，然後根據所填報數據，給中低收入人群發錢。
比如讓包括月收入5000元以下“零個稅”居民也通過填報該系統，享受疫情專項現金補貼。可以根據不同家庭的勞動力數量設定不同的補貼門檻，如對于1個勞動力的家庭，年收入不得超過6萬元；2個勞動力家庭，年收入不得超過12萬元；3個及以上勞動力家庭，年收入不得超過18萬元。
這項工作的發放速度不會很慢，只要填了，就發錢。做起來稍微困難了一些，但是非常值得做。
此外，因爲需要大規模現金補貼的對象，主要是中低收入群體中子女教育、繼續教育、醫療、房貸、房租、養老等民生支出負擔較重群體。這部分群體受疫情的影響相對較大，資金流動性約束較大。
所以我們的補貼設計還可以根據6項專項附加來發放，具體而言：（1）兒童補貼，可將範圍擴大到3歲及以下兒童，包括所有16歲以下的兒童以及16歲及以上仍接受全日制教育的子女。每個兒童給與1200元一次性補貼。（2）接受繼續教育成年人，給與480元一次性補貼。（3）大病醫療，醫療保險自付部分超過15000元，低于80000元的部分給與10%的補貼。（4）首套房房貸，給與1200元一次性補貼。（5）工作城市無自有住房的租房家庭，發放一次性租房補貼。直轄市、省會、計劃單列市，補貼1800元；市轄區戶籍人口超100萬的城市，補貼1320元；其他城市，補貼960元。（6）領取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的老人，通過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賬戶直接發放，補貼標准爲1200元。
這樣的話，根據我們測算，預計將覆蓋全國70%的家庭，3.26億家庭直接受益。戶均補貼額2300元，補貼總額7500億元。這7500億元的一次性補貼，可有效緩解中低收入家庭流動性約束，直接轉化爲5000億元的消費。考慮消費乘數效應，總共將帶來近10000億元的經濟增長，相當于2019年GDP總量的1個百分點。
澎湃新聞：中國人的儲蓄率一直很高，你不擔心中低收入家庭拿到現金補貼會存起來而不花嗎？
甘犁：這是一個談到發放現金時經常被討論的話題。中國的儲蓄率是很高，但根據統計，也是極度不均的，我們看到存錢多的都是相對有錢的人，低收入階層其實沒什麽錢可以存起來。疫情來了，他們難以爲繼。
根據我們在四川做的實驗，收入不高的家庭在拿到現金補助後，首先會花在子女教育和是食品支出上。我們的研究也表明，低收入階層從政府拿到補貼款中，80%的都會花出去，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他們不會把錢存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