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宇/文
國際社會對新加坡的評價很有代表性，而新加坡也常年在全球的科技創新、貿易、金融和投資等領域占據著很高的地位，並在軍事、安全以及政治領域也具有獨特的話語權。因而，許多人如同《新加坡：不可思議的崛起》的作者——美國塔夫茨大學弗萊徹法律與外交學院海洋史教授、全球海事研究中心主任、東亞與太平洋研究專家約翰·柯蒂斯·佩裏 (JohnCurtisPerry)一樣，發出了“我們爲什麽要關注新加坡”的設問。作爲一個發展曆史較晚的近現代國家，新加坡從脫離馬來西亞而獨立建國到發展成爲具有全球重要影響力的發達經濟體，其自身的發展曆程就是一部後發國家實現追趕和崛起的創業史。
新加坡這座“花園城市”有著幾個典型的特征或者“標簽”，例如被稱作”新加坡國父”的已故前總理李光耀，以廉潔和嚴酷的法律制度著稱的政府管理模式，以及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自由貿易港等。這些不同的特征定義從某種程度上凸顯了新加坡在現代化治理方面的特色，融合了東西方文明的特性。如作者在本書所言，許多人一邊批評新加坡在政治上實行威權主義，一邊欽佩其領導人的實質性成就，包括促進人民福祉，向社會開放新思想、創造新機遇，消除威脅社會和諧的因素等等。如何客觀認識新加坡在崛起進程中的經驗教訓值得深入討論。《新加坡：不可思議的崛起》這本書挖掘了新的線索。
海洋革命時期的“淡馬錫”
隨著時代的變遷，現在的年輕世代可能對新加坡的曆史了解的並不多，特別是早期的新加坡曆史，或者更多是來自于一些媒體傳播、社交圈的話題。于新加坡的年輕世代而言，如何適應後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以及如何在複雜多變的世界局勢中進行選擇等等，這些問題已經擺在了眼前。因此，把握未來更有必要從曆史的緯度去重新認識過去的新加坡，而正是曆史和世界潮流塑造了今天的新加坡，並將深刻影響未來的新加坡。《新加坡：不可思議的崛起》從“最早的新加坡”的起源講起，貫穿了新加坡早期的曆史，海洋革命、馬六甲海峽、貿易貨運等成爲了新加坡早期發展的關鍵詞，也是新加坡這樣一個弱小的島國謀求生存和發展的立足點。現在看來，這些無不成爲了新加坡得以在世界占據一席之地的重要支撐，而後來的新加坡精英階層很好地抓住了現有的天然條件和難得的曆史機遇。佩裏沒有采用嚴肅的曆史敘事，而是將深刻的曆史植入了生動活潑的描繪之中，揭示了新加坡崛起的有趣故事。
從西方的視角來看，新加坡並不具備成爲發達國家的基本要素。爲什麽一個來自美國的西方曆史學者會對新加坡的曆史産生較大的興趣呢？佩裏在書中引言部分作了描述，主要有兩點原因：第一點，作者的父母早前即20世紀20年代在東南亞生活的經曆，而父母所遺留的一些珍貴物品喚起了作者兒時對東南亞包括新加坡的濃厚興趣；第二點，作者長期深耕東亞曆史研究，新加坡從起源到崛起的故事極具吸引力，特別是新加坡憑借其特殊的曆史經驗和區位優勢成長爲國際化都市，如作者所言，世界上沒有烏托邦，但新加坡在當代的成就卻如烏托邦一般鼓舞人心。
因此，關于新加坡崛起的故事成爲作者關注的焦點。新加坡的脫穎而出可以說是世界上少有的奇迹，尤其是深入到新加坡早期的悲慘曆史以及曲折發展的進程，新加坡的創始領導層及其所建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治理體系既帶有比較濃厚的西方國家色彩，學習模仿了西方國家的現代治理經驗，但也保留了東方文明的典型曆史和文化特性。
可能外界對新加坡的了解僅限于新加坡20世紀60年從馬來西亞聯邦脫離後獨立建國的曆史，但對新加坡在14-15世紀起源的曆史，即新加坡獨立前的曆史進程卻知之甚少。約翰·柯蒂斯·佩裏花了較大的篇幅去試圖勾勒出新加坡在海洋革命、英殖民時期以及日本殖民時期等鮮爲人知的曆史故事，首先需要明確一點，新加坡起源本身就屬于海洋文明，在特殊的海峽地帶意味著生存的艱難，可能會隨時遭遇海嘯、台風以及龍卷風等極端天氣，但豐富的海洋生命又不斷生長的，如作者所言是充滿活力的，包括新加坡的氣候、自然環境以及特殊區位優勢，最終這些先天條件賦予了新加坡在近現代逐步走向海洋文明，成爲其打造國際貿易港和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基礎。
成爲世界貿易的中心
馬六甲海峽位于馬來半島和印度尼西亞所屬的蘇門答臘島之間，淡馬錫正是位居馬六甲海峽的中心地帶。在14世紀，當時的統治者充分利用戰略位置特殊，加上外來的多元人口，創造了初期的出口能力，在周邊的國際貿易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發展了貿易城鎮淡馬錫，並繁榮起來。經過長期的鬥爭最終適應了變化莫測的國際局勢。15世紀淡馬錫發展成爲了歐亞大陸的樞紐。馬六甲海峽被視爲亞洲的“咽喉”，馬六甲海域的商業活動極大地推動了馬六甲的發展，成爲了裝卸貨物的轉口港，這便是新加坡的前身。
早期曆史中，新加坡吸引了包括華人、波斯人、印度人、海灣阿拉伯人以及猶太人等，這些往來人員充分體現了海上生活的多民族、多文化特征，其中華人移民的影響力最爲深遠。當時的中國商船和貨物大量進入到馬六甲，留在馬六甲的華人與當地人婚配形成了華人文化圈，將儒家文明、華人商業以及更多的機遇帶到了新加坡。作者認爲，散居海外的華人擁有現成的人際網絡，爲貿易的持續繁榮提供穩定支持。同時，歐洲人渴望與中國進行直接貿易，促使他們開辟了通往中國的航道，最終促成了英國政治秩序與中國企業精神的結合，以及現代新加坡的誕生。海洋革命的確爲新加坡帶來了新的發展窗口，全球化的開啓釋放了馬六甲海峽更大的發展活力，而新加坡在現代海洋革命和全球化的重要性逐步得到了體現，直到現在仍是全球重要的貿易轉口港。
全球航海時代興起的時代，馬六甲是丁香和肉豆蔻等香料以及瓷器和絲綢的重要銷售集散地，歐洲的海洋霸權國家紛至沓來。1511年葡萄牙發動了馬六甲圍城戰，奪取了馬六甲蘇丹國的都城馬六甲，但葡萄牙並未在馬六甲保持優勢，荷蘭在1641年奪取了馬六甲，並試圖開辟爪哇島和其他島嶼，而當時的英國人對茶葉的需求大增，貿易的競爭加劇，英國依托東印度公司開展拓展亞洲業務，新加坡成爲了天然的補給良港，並發掘了馬六甲作爲貿易航道的優勢。
英國殖民時期，新加坡成功地開辟了兩條海路航線，一條是長距離的橫貫歐亞大陸的航線，一條是短距離的服務于東南亞半島和群島地區的區域性航線。19世紀50年代新加坡貿易取得了實質性增長，成爲了區域的貿易中心，19世紀60年代英國將新加坡與規模日益增長的全球電纜網絡連接，與法國開通的蘇伊士運河一道，大大縮短了大西洋世界和太平洋海岸的距離，從而加速了貿易、人口和信息流通，新加坡的影響力越來越大，至20世紀初期，新加坡已經跻身世界重要海港之列。同時，新加坡將沿海航運作爲區域轉運港提供的一項至關重要的服務。作者提到了一個重要的曆史問題，即馬來人與新加坡在早期曆史中的“格格不入”，由于馬來文化不具有傳統的企業家精神，許多馬來人對商業和工業缺乏興趣，長期從事的是與農業或海洋相關的傳統職業，在大規模經濟變革時代，馬來人開始落後于其他族群，由此新加坡與馬來人的差距擴大。以海外華人爲主體的新加坡成爲了世界市場和遠洋航運的貨物轉運中心。
戰後獨立和加快崛起的進程
雖然新加坡作爲世界重要海港的地位在不斷鞏固，但海洋革命的激動人心的故事與殖民曆史也同樣植入了新加坡的文明進程。從佩裏的書中我們可以深刻感受到新加坡的曆史處境，以至于在20世紀60年代新加坡更加命運多舛。“二戰”後新加坡結束了日本的軍事占領，作者在書中將1945-1965年新加坡經曆的曆史形容爲“走在剃刀邊緣”。經曆了戰爭的摧殘後，新加坡這座城市也變得破敗，百廢待興，重建所面臨的各種問題接踵而至。對新加坡這座商業港口而言，恢複貿易模式是一個嚴峻挑戰。一方面面對的是周邊貿易港口的破壞，西方航運服務的中斷，另一方面是“二戰”初期軍事政府管理造成的經濟低迷和民怨四起。但是，新加坡在東南亞的地位仍具有獨特優勢，前期積累的發展基礎和條件是其他東南亞國家難以匹敵的。
新加坡作爲英國的遠東貿易中樞和軍事基地，既是殖民統治的受害者，客觀上也受益于此。自19世紀初，英國開始了對新加坡的殖民統治，期間長達一百多年。1819年,英國殖民者萊佛士率領艦隊從海上侵入新加坡,迫使當時的新加坡統治者簽訂條約並割讓新加坡給英國，至1824年新加坡已經完全淪爲英國的殖民地。新加坡在1946年軍事政府的管理結束後，再次成爲了英國的管轄區域，這給新加坡重建帶來了機會。此時，年輕的李光耀不僅接受了英國精英教育，而且目睹了英國的發展式微，觸動了他的內心，後來李光耀成爲了新加坡崛起的核心。在後來新加坡大力發展教育、金融中心建設的進程中，新加坡同樣汲取了不少英國的先進經驗。
隨著新加坡國內精英尋求獨立的聲音越來越大，1959年英國給予了新加坡外交與國防以外的自治權，但以新加坡爲核心、誕生于20世紀50年代末的“人民行動黨”希望獲得完全獨立地位，並與當時已經獨立的馬來亞聯合邦合並。在1963-1965年這一時期，新加坡的精英確立了進口替代政策，通過本地制造的産品來滿足國內需求。1965年新加坡宣布從馬來西亞脫離後開始了真正的獨立進程，卻遭遇到了新的困境，即當地制造業基礎的薄弱、公衆受教育水平的局限以及外部資金的大量缺口等。
以李光耀爲代表的新加坡領導層制定了龐大的發展計劃，贏得民衆支持，對內承諾創建美好的社會環境，著重于識字教育與社會服務，對外積極招攬外國跨國企業，邀請曾經主持戰後荷蘭重建和複蘇工作的專家參與新加坡複蘇計劃。對此，新加坡采取了三方面的措施：一是聯合海內外精英組建了複蘇工作團隊，建立了經濟發展局，負責爲新加坡進行重要的新經濟規劃；二是積極尋求與日本的合作，引進日本企業投資，學習日本企業的經營管理模式，並在後期吸引歐美等企業到新加坡投資，並借鑒了以色列的發展經驗；三是新加坡穩定的貨幣和健全的財政政策爲新加坡的招商努力奠定了堅實基礎，包括投資資本、就業機會以及知識。
後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
在書中作者對新加坡的先進治理模式給予了高度贊賞。早前，新加坡利用自身的優勢發展了銀行和金融等服務，與港口貿易和制造業相輔相成，形成了極具競爭力的經濟發展模式，在這背後源于新加坡領導層所構建的制度環境、社會文化環境以及營商環境。作者關注到了新加坡在現代時期的三大變化。
一是重視環境保護。早前新加坡對海洋生態環境不夠重視，在港口貿易、工業制造等促進增長的領域産生了大量的海洋生態破壞和環境問題，但如今新加坡對現代城市發展的環境治理格外重視，對環境保護極爲關注。例如在新加坡填海造陸工程中，利用焚化垃圾和工業垃圾作爲填海材料的作法就能夠很好地處理創造新的公共空間，並兼顧生態環境保護。
二是創新創業。新加坡領導層意識到了傳統工業模式的弊端和增長困境，因而轉向了開創外部經濟的模式，即李光耀定義的爲新加坡向外輸出其所積累的“軟件”，通過海外投資創造空間，包括鼓勵新加坡人創業。
三則是“亞洲”價值觀。李光耀及同僚推崇亞洲的儒家文化，認可華人群體對新加坡崛起的特殊貢獻，大力推行普通話、重視等級制度和人倫關系，主張幹預主義等均是重要反映，這也體現了新加坡政府領導層的戰略實用主義。例如在早期的海洋革命時期，以及後來的戰後複蘇，以及“冷戰”時期，新加坡領導層就充分利用了戰略實用主義，在激烈的國際政治鬥爭中獲得了生存和發展的機會。回顧新加坡的早期曆史以及屢遭歐洲列強殖民的曆史就能感受到新加坡的“危機感”，也正是這種危機感推動新加坡形成了務實、折中的治理體系。
隨著時代變遷，新加坡的政府治理文化受到了新的挑戰。目前，包括新加坡年輕世代在內，部分民衆對新加坡的政府管理模式頗有微詞，表達了不同的看法。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方面，新加坡表現出了民主、開放的一面，通過優越的執政表現證明其統治合法性，商業文明、制度改革以及社會文化理念等非常先進。作者認爲，新加坡政府以爲人民提供高水平生活的責任來作爲行使管理權的回報。但另一方面，新加坡政府強勢的執政風格卻也受到了各種新的質疑，包括對媒體的審查制度以及對互聯網聲音的言論界限。
新加坡政府認爲經濟健康和政治穩定需要政府中央的規劃和指導，而人民本身不具備做出明智決定的能力，作者將其描述爲“經濟實用主義和政治順從”，比較形象地反映了新加坡獨特的治理特征。作者在書的最後分析了新加坡成爲全球樞紐的可能性。從兩個層面看：其一，新加坡面臨著亞洲國家崛起的機遇，在周邊國家中國、印度等快速崛起的進程中，新加坡有可能從這些戰略形勢中獲得新的優勢；其二。新加坡現有治理模式的可持續性仍存疑，如批評者直指新加坡政府對人民生活和自由的過度幹預，當然，作者據此並未直接展開論述，而是給出了比較開放式的結論。
2015年“新加坡國父”李光耀的去世給新加坡的未來發展留下了巨大的遺産和競爭優勢，但也如作者所言，李光耀的離世意味著新加坡進入新紀元。在經曆了較長期的穩定發展後，處于新世代的新加坡將可能面臨內外部的新挑戰，可能是來自于年輕世代的變革，也可能是源于外部百年大變局和地緣政治的紛繁叠起。2022年8月8日，新加坡現任總理李顯龍在新加坡國慶節前夕發表致辭時提到，“在我們周圍暴風正在成形。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本區域可能不會像目前這樣和平與穩定”。李光耀曾表示“我只對在現實中行得通的事情感興趣”，可見實用主義已經植根于新加坡。爲應對未來紛繁複雜的變化，新加坡仍可能延續這種實用主義的戰略和策略。